| 周舵： 血腥的黎明 （ 轉載） 血腥的黎明 周舵 聽過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命運”的朋友，應當都知道貝多芬的名言，“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我深愛貝多芬，當然，也就深受這句話的鼓舞。加上湖南人的熱血，胸懷大誌的家庭和學校教育，就以為命運是可以由人掌握的。現在想來，這是多麽淺薄狂妄啊 ( 我是說我自己，不是說貝多芬 ) ！ 不是說人不能有所作為。我是說，你做的事再大，也隻是我們人類眼中的大罷了。孫猴子一個跟頭雲十萬八千裏，本事不可謂不大，可他隻不過是在如來佛手掌心裏打轉轉。命運，就是如來佛的手掌啊！我下麵要講的六 . 四親曆記，你可以看作是對於“命運（神意）與人的自由意誌”這個大問題的一個小注腳。 前麵說了，我從小受的是胸懷大誌的教育。我上的中學清華附中，有一個了不起的校長萬邦儒，我還清楚記得他是如何諄諄教誨，讓我們“棄燕雀之小誌，慕鴻鵠以高翔”。但這“大誌”和政治卻毫不沾邊。 我受的家庭教育就是千萬別弄那個東西，那個太危險了。我從小隻有一個誌願，想當科學家。我的目標就是進北大物理係，非常明確，沒有第二個目標。文革一來，把我的夢想打得粉碎，我隻好重新尋找自己的人生道路。好不容易找到了，隨後的“六 . 四”又把我的人生道路徹底扭到了另外一個方向上去，是一個我從來沒想要走的一條道路。居然走到一個 dissident, 持不同政見者這樣一條道路，恰恰是我最不願意做的事。 六 . 四之前，我前麵的路真稱得上是“條條道路通向飛黃騰達”。我本可以在任教的中央團校混入共產黨內——當時的校長正是胡錦濤——以我的教學和科研能力，至少，當今團派出身的大官，會有一大半是我的學生加信徒。現在中國唯一的女省長，就是我當年的學生。我也可以留在北大，作費孝通先生的博士生，然後舒舒服服當一個北大的名教授。或者在四通集團再幹上幾年，發筆橫財，當時我離副總裁的位置隻有一步之遙。總而言之，從我自身的利益考慮，我根本就沒有任何理由去幹六 . 四這件要命的倒黴事。以當今中國的主流價值觀看我這種人，簡直就是瘋子，神經病；或者，準白癡，腦殘。 你問我後悔不後悔？不，絕不！要是我沒幹成最後這件事，我會後悔死，後悔到恨不能以頭搶地。可是鬼使神差，這件事居然幹成了。“六 . 四”我做了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幸運，但也非常偶然。沒有任何人事先估計到，我們能夠就憑我們幾個人的力量，把幾千學生和市民安全帶出廣場。而且我要實事求是，非常坦率的說，上帝是用我的手做了這件事——不信教的朋友，你們可以不信上帝，但你們不能不信“鬼使神差”這句老話。意思是一樣的。是我倡議的，我設計的方案，我拉上的侯德健去跟戒嚴部隊談判。沒有任何人想到，包括我自己，這個事情到最後做得成。真是千鈞一發，馬上廣場上就要大流血的時候。這不是奇跡是什麽，這就是 miracle 。 我還是從頭講起吧。 學生鬧事，是由 1989 年 4 月 15 日 胡耀邦逝世引起的。為什麽是胡耀邦？因為胡耀邦是被 1986 年底的學生鬧事搞下台的，學生們覺得自己的命運和他連在了一起，也覺得對不起他。鄧小平後半生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先後把胡和趙搞下台，親手拆散鄧 - 胡 - 趙這“改革開放三駕馬車”，造成改革派的步步後退，保守派的步步進逼，六 . 四之後，鄧一度幾乎被保守勢力逼入絕境。胡下台，李鵬上來，鄧 - 胡 - 趙變成鄧 - 李 - 趙，這馬車還能跑嗎？李鵬是什麽人？大家都認為他既是個保守派，又是個低能兒，從六 . 四期間他的表現看來，此人治國無能不假，但玩弄權術卻頗有一套——大概是家傳吧！讓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居然野心大到想取趙而代之！六 . 四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李鵬要付最主要的責任——是他在趙出國後帶上李錫銘陳希同到鄧麵前煽風點火，誤導鄧講出一篇昏話，搞出那個要命的“ 4.26 社論”；是他一再阻撓趙對學潮的處理方案，一而再、再而三地激怒學生；是他那千夫所指的極其負麵的形象，激起社會各界對中共決策層的極大反感，讓中共的臉麵掃地以盡！就是這麽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卻在中共這個昏昏然的幹部體製內青雲直上，弄得老百姓全都說，人民討厭誰，共產黨就熱愛誰！我覺得真奇怪，為什麽沒有人到海牙國際法庭用“反人類罪”起訴這個家夥？在李鵬的去留問題上，中共這個體製已經完全喪失了起碼的糾錯能力，對人民的意願沒有絲毫的回應和尊重。李鵬可把鄧小平，把中國共產黨害慘了！或者不如說，是一黨專政這個自封代表人民的專製體製，把中國，把中共，把鄧都害慘了。 學潮起來，我的心理很矛盾。一方麵，我希望學潮能衝擊一下日益坐大的保守勢力，另一方麵，又擔心學生適得其反，反而再把趙紫陽搞下台。 4 月二十幾號，我特地通過北大社會學係原來的同事王漢生，找到北大的幾個研究生，力勸他們這些年齡大，比較成熟的學生介入學潮，引導學潮往有理性、講策略的方向走。我重點告訴他們一定要注意兩條原則：第一，一定要和黨內的改革派合作，矛頭要對準保守勢力；第二，不管對鄧小平有多大的意見，一定不能把他推到對立麵上去。否則學運必敗！ 可惜，沒人聽我這一套。他們告訴我，他們也努力過，沒有用，實際情況是，誰溫和理性講策略，誰被轟下台，越是激進衝動的，越能得到大家的擁護。他們已經失望了，不想再幹傻事。 從北大回來，我決定以《世界經濟導報》和《亞太經濟時報》兩家報紙特約記者的身份，動員新聞界介入學潮，“摻沙子”，改變單一學潮的性質，以便讓更理性成熟的社會力量起到引導作用。 四月底，我和《經濟學周報》的鄭棣，《亞太經濟時報》的柳軍一起，在魯迅博物館發起了五 . 四新聞界大遊行 , 和 1013 名記者的簽名請願。 這是我在六四期間第一階段所做的事，是我主動介入的。 這之後，我決定不再介入，隻做一個旁觀者。如果我什麽都不做，我會問心有愧；但是，繼續介入，一則風險太大，再則，我當時已經看出，所謂“摻沙子”不過是一廂情願而已，學運激進化的勢頭不是我們能夠阻擋的。白白把自己賠上，對社會又毫無益處，這種傻事絕不能再幹了。 萬萬沒有想到，不介入也隻是我自己的一廂情願而已！ 回四通公司上了一個星期班， 5 月 13 號早晨，我一進辦公室——當時我主管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兼管公關部——部下就告訴我，中共中央統戰部六局陶斯亮剛剛來了電話，讓我務必放下手邊的一切事情，立刻趕到統戰部，有急事商量。統戰部在六部口，當時我配有專車，很快就到了。 當天，中共統戰部裏同時開著兩個會。一個是由部長閻明複主持，胡啟立參加的與新聞界的對話會。另一個是由知識分子局召集的想聽取黨外知識分子對時局看法的會。出席這個會的除了知識分子局副局長陶斯亮之外，還有我和鄭也夫、李肅、章立凡（章乃器之子）等人。談來談去，大家出主意說請統戰部出麵，召集各方麵學生代表來對話，勸他們停止絕食，陶斯亮說要請示閻明複。一會兒閻明複從胡啟立的那個會上走過來了，他對大家說要商量個具體辦法。閻明複對在座的人說：“中央領導對目前的局勢很擔心，戈爾巴喬夫訪華是世界矚目的曆史事件，國際上非常關注。學生在這種時候占據廣場，必然幹擾這次重大外事活動，產生很壞的國際影響。青年學生的願望是很好的。遊行示威本來也不是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香港的徐四民曾經去醫院看我。我說，我個人的意見，目前中國正經曆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變的陣痛期。遊行示威應當成為正當現象。我對前途有信心，你愁容滿麵幹什麽？當然，解決問題需要時間，要納入法製軌道。示威是在沒有其它渠道下的選擇，見怪不怪，習以為常就好了。對此一定要大度，應當接請願書。比如說要越過一座山，過去的習慣做法是放炮炸開，但也可以用機器挖隧道。香港有些報道對我不利，是不是要把我抬得很高，然後掉下來摔死？《虎報》說鄧小平反思三件事：反自由化、物價闖關和學潮，說是我說出去的。哪有這回事？你們說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這我不同意。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領導是意見一致的。但是對於許多具體問題、具體做法，不在第一線的同誌有許多看法。時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堅持原來的態度。我看北京市是一定要動手的。學生們再鬧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動手，造成全麵的上街。把話說穿：要給那些你們認為是‘改革派’的人以喘息的時機，否則我們都完蛋，都下台。請在座的各位做做工作，勸勸學生識大體，顧大局，先撤出廣場，有什麽要求以後都好商量，通過協商和對話來解決。重大決策總要有個過程，不可能三天兩天馬上就作出決定。事情的發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觀願望為轉移，學生們一味鬧下去，將來難免要後悔。” 閻明複這一番話打動了在座的人。閻明複在吃午飯的時候還跟我們說：“學生們不了解情況，反對鄧小平同誌是不對的。小平同誌實際上是你們所說的改革派的一堵擋風牆。沒有他擋著，許多事情都不好辦。”午飯後繼續談，我們建議閻明複直接和學生代表對話。閻明複當即同意，說事態緊急，最好是今天下午就談。我們都表示來不及，晚上說不定可以。閻問，誰能幫我去聯係學生代表？我看沒人應聲，就說，我去試試吧，您給我配三輛車。然後建議李肅、鄭也夫和我兵分三路去找學生代表。 廣場上學生山頭林立，他們的情況大家都不熟悉，上哪兒去找他們的人，找誰？找來的人能不能代表學生？隻能“摸著石頭過河”，幹起來再說。我建議鄭也夫去《經濟學周報》社找王軍濤，因為我知道軍濤和政法大學的“對話團”有聯係。又建議李肅和我一起跑西郊的八大院校。李肅有事，不久就先走了，我也隻來得及跑了北大、清華和北師大。在這過程中，我才知道，當時學生組織共有三大山頭：高自聯，對話團和絕食團。 去了北大、清華之後，我到北師大找劉曉波，想要通過他找吾爾開希。把吾爾開希找到曉波家，已經將近七點。臨上車，我對曉波假客氣了一下，問他是不是也參加。我原以為他會拒絕的，沒想到他欣然接受了！我心想，壞事了！因為我知道，閻明複是不可能接受他這個頭號“黑手”的，而且很可能連累閻。事實上也果然如此，後來這成了閻被整肅的一大罪狀。 七點半左右，我回到統戰部，各路被找來的學生代表已經到了，有大約十餘人。由團中央的劉延東帶來的共青團和官方學生會代表大約二十人，作為中間人的我、李肅、鄭也夫、王軍濤、劉曉波、閔琦等，加上統戰部的工作人員，共六十多人，把統戰部第六會議室擠得滿滿的。 閻明複坐在長條會議桌一端的主席座位上，右手邊坐著陶斯亮，左邊位子空著。閻見我進來，指指空位，示意我過去。我擺擺手，卻和劉曉波坐在了一起。閻的臉色頓時沉了下來。 閻明複首先做了自我介紹，說自己也是學生出身，長期搞俄文翻譯工作，文革中在秦城坐了八年牢，文革後當百科全書副總編，後來到人大常委會當副秘書長，一九八五年到統戰部。他說學生們的合理要求，政府和中央都在研究。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不可能一夜之間變得盡善盡美。他說當天下午，趙紫陽、胡啟立、溫家寶和他一起已經應總工會的邀請和工人代表進行了對話。下周一準備和學生代表對話。他要求學生們盡快結束絕食，不要做出使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來。接下來是學生代表發言，他們堅持要收回“四·二六”社論，要政府改變“動亂”的提法，承認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否則不會停止絕食。閻明複則反複說服學生結束絕食，以國家大局為重。 閻明複的真誠、坦率、善意和人格魅力感動了大家，但是，學生代表堅持不讓步，而多數中間人的勸說也軟弱無力。會議至午夜方散，大家沒有取得任何一致意見。許多知情者認為，這次會議是整個學運期間，政府官員和學生代表對話中最能充分相互理解的一次，但其結果卻讓人極其失望。 閻明複要趕去開政治局會議，先告辭了。統戰部安排了簡單的夜宵，留下的人邊吃邊聊。劉延東是我的清華附中校友，我和她交換了看法，也是不得要領。看到王丹，吾爾開希，梁二，程真等幾個學生代表要走，我趕過去，把他們攔在會議室門外。因為怕“秋後算賬”，在會議桌上，我們知識分子所講的話都是遮遮掩掩，點到為止，學生們年輕幼稚，領會不了。在私下場合，我可以直指核心。我講了大約 20 分鍾，居然把他們說服了！王丹當麵答應我，回廣場就動員同學撤離。我太高興了，回來就告訴了陶斯亮，她又叫人電話通知了閻明複。我還以為大功告成了呢！ 兩、三點鍾的樣子，統戰部派車送我和劉曉波回家。車開出去沒多遠，曉波說，不行，我還得回廣場。後來他一直埋怨我說，要是那天晚上大家都去廣場勸說學生撤離，是有可能成功的。 回到家，我一覺睡到下午。給統戰部打電話，沒有人接。後來陶斯亮說，到處找你找不到，你跑哪去了！那時沒有手機，座機都很少，聯係極不方便。晚飯後，我約上師弟劉世定去導師於光遠先生家；從於先生家裏出來，我們去了廣場，才發現廣場上已經人山人海！我很生氣，心想這王丹兔崽子怎麽搞的！費了好大勁把他找出來，我責問他為什麽說話不算話，他很為難地說，我有什麽辦法？戴晴下午和十幾個老師來勸了一大通，不也是沒勸成嗎！ 回公司上了兩天班， 5 月 16 號早晨，剛進辦公室，就接到陶斯亮的電話，又是讓我立即趕到統戰部。我有點不耐煩了，我說，不是該做的都做了，該說的都說了嗎？還幹什麽？她急了，說你就別囉嗦了，趕緊來吧！ 到了統戰部，陶斯亮讓我再辛苦一趟，去把學生頭們找來，閻部長還要再做一次努力。我拿著學生糾察隊發給我的特別通行證進了廣場，把當時的幾個主要的學生領袖領到統戰部。這回，閻明複對他們的態度大變，冷冷的，很嚴肅，還讓他們在傳達室坐了好一會冷板凳。當然，還是毫無成效。學生們仍然堅持不肯讓步。 午飯後，統戰部裏聚集了一大群人，亂哄哄七嘴八舌，大家全都既著急又無奈。我們幾個知識分子開始勸說閻明複幹脆直接對廣場上的絕食學生喊話，不要再指望那些學生領袖了。閻開始有些猶豫，問“有用嗎？”我說，現在不是有用沒用的問題，是您自己的曆史定位問題！最終，閻同意試一試。但是，怎麽去，到哪去找廣播器材，閻的安全如何保證？大家又無計可施了。我心生一計，讓統戰部當時主事的張秘書長給急救站打電話，看看能不能坐救護車混進廣場。張說對，立刻叫人打電話。問了幾處，回話都是，救護車都在搶救絕食學生，派不出來！顯然是不買帳。又卡住了。一計不成，我又生一計，問張秘書長統戰部現在有沒有麵包車一類的車？她讓人到院子裏看了看，回來說有三輛車。我很高興，說那就成了！您趕緊叫人準備一隻開水桶，裝上涼白開；再做兩麵旗子，一麵寫上“急救”，一麵寫“送水”，我們假裝送水混進廣場，就用學生的廣播站發表廣播講話！張大喜，立刻讓人準備，當即讓我負責全部行動的指揮。 兩輛車準備好，閻明複走出統戰部大樓，兩邊是夾道歡送的人群，不少人還在抹眼淚，頗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悲壯氣氛！閻是個很重感情的人，看了這番情景也很受感動，竟然冒出一句大逆不道的話：“豁出去了，我當一回中國共產黨的納吉！”我就在他身邊，聽得清清楚楚！ 臨上車，忽然冒出一個人，拚命往車上擠。統戰部的工作人員用力攔住不讓他上車。他說他是記者，這麽重要的事，記者不能失職啊！我被他的敬業精神感動，就放他上了車。此人我後來才知道是唐師曾。 我們從中南海西門進去，穿過中南海，過金水橋，混進廣場直撲廣播站。學生糾察隊湧上來護住我們，王丹、吾爾開希主持，然後，閻說了一番很感人的話，公開報道都有，無須我羅嗦了。他再三勸說學生撤離廣場，再三保證絕不會秋後算賬，如果同學們不相信，他可以做人質，和同學們一起回學校！我看見好多學生都在掉眼淚，但是很可悲，學生們還是不理會，堅持不撤。 閻講完話，忽然冒出一群穿白襯衫的壯漢，一擁而上，把閻明複弄進一輛車，立刻開走了。這是中央警衛局來人保護他的——或者，是來阻止他的？不得而知。 我徹底失望了。回到統戰部，吃過晚飯，我找了一間會議室悶頭大睡。起來之後，百無聊賴地亂逛了一陣，後半夜，照例由統戰部派車把我送回了家。 5 月 18 號下午，我在公司上班，接到鄧正來的電話，約我晚上八點鍾去統戰部會麵。我準時到達，卻沒有看見鄧正來，隻看到他約來的柯雲路等幾個人。天正下著小雨，統戰部裏黑洞洞的。我把六局局長請出來，要求進去避避雨。看得出來，他不大情願，但也不便拒絕，開了一間會議室讓我們坐。幾個人談了一會，問了問情況。我從那位局長的態度和答話，以及各處傳來的消息，判斷趙紫陽很可能已經下台。 王軍濤和陳子明這時也來了，還帶來一輛中巴車。我們出了統戰部，到車上繼續商量。我說，看來趙已經不行了，鷹派馬上就會動手。我們的斡旋徹底失敗，下一步怎麽辦，我們必須重新定位。無非兩個選擇：一是各回各的單位上班，再也不管了。這對我們自己最有利。我們都是共產黨的總書記動員出來勸架的，秋後算賬再怎麽算，也算不到我們頭上。另一個選擇，就是站到學生一邊去。後果是什麽，不必我多說了，坐牢是跑不了的。我個人是要站到學生一邊去的，因為，我們知識分子向來都是在他們後邊指手畫腳，不肯站到第一線去。現在，刀子已經架在學生們脖子上了，這種時候如果我們還是縮在後頭，那我們知識分子也太可恥了！我並不同意學生們的很多做法，但我別無選擇，隻能和他們共命運了。 我的話把眾人都打動了，大家一致同意我的立場，還委托我起草一份聲明。最讓我感動的是，大家還拿出一張紙，我一個字還沒寫，他們就事先把自己的名字簽上了！當然，這份聲明我根本沒寫，因為第二天就宣布戒嚴了，我不想連累這些朋友。 這是我的第二階段，受命斡旋。接下來是第三階段，絕食。 第二天， 5 月 19 號，我們二十幾人在薊門飯店開會，中間陳子明出去接了一個電話，回來神色凝重地說，接到一個非常可靠的消息，今天晚上要實行軍管。你們哪位立刻幫著寫個東西，把消息散出去？劉衛華指著我說，周舵筆頭子快，讓他寫吧。二十分鍾左右，我寫出一個《告人民書》的草稿念給大家聽，眾人提了一點修改意見，陳子明馬上派人送到北大，學生們印成傳單，很快傳遍了全北京城，吳學燦又用它印成了《人民日報》號外。 5 月 28 號早晨，王軍濤來電話，找我去人大附中院內的“中國文化書院”開會，“首都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每天在那裏會麵。席間劉曉波突然提出要去廣場絕食， 然後非拉著我去不可。我不要去幹這個事。我完全想不通為什麽他要幹這個事。我說，你要考慮社會後果啊。社會後果無非就是兩種，一種就是我們四個人——那時候還不知道幾個人呢——去了之後，沒有任何反應，沒有任何響應，你不就跟跳梁小醜一樣嗎？然後自己弄到監獄裏頭不知道要呆多久，這不是大傻瓜嗎？另一種可能，就像 5 月 13 號王丹他們絕食一樣，把大家都煽動起來，然後你控製不了局麵。這兩種結果都是我不願意看到的，我想不出來會有第三種結果。我說為什麽要去幹這個事，他講了一大堆，也沒能說服我。講的那些我就不能公布了，那是我們的秘密。 到了 5 月 29 號晚上 9 點鍾，劉曉波給我家裏打來一個電話，說“你必須今天告訴我，去還是不去”。我又勸他說，你別幹這個。他太太也哭得不行，求他不要去。他說“這事兒我幹定了。我就是這麽一個人，我決定要做的事，誰勸也沒用。哪怕最後就是我一個人去，我這事兒也幹定了。”那我說“好吧”，沒有辦法說服他，我說“這樣，你一個小時後再給我打電話，我給你明確答複。”就這一個小時，我覺得我就像哈姆雷特一樣， To be or not to be 。這是我一生當中最難做的一個決定。我甚至拿了一張紙，中間畫了一道 , 去 ? 還是不去。然後列舉這些理由。我發現我根本沒有理由要去。最後是由於兩個理由，我決定我非去不可。第一，劉曉波從認識我不久就到處跟人說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你一個最好的朋友要去幹一個掉腦袋的事兒，要你陪著去，你能不去麽？我從來就說，我周某人最看重的就是兩個字，叫“仗義”。你沒辦法不去，這是第一。否則你整個人格就垮台了。那是我寧死也不能接受的一個前景。第二個理由就是，我覺得我去之後說不定能影響他。我要是不去，說不定他會幹出什麽瘋狂的事兒。他的太太陶力當著我們兩個的麵——那是第二天了，在他們家，她說“聽說你同意去了，我這心放下一半。也就你的話劉曉波還能聽得進去。”最後事實上也就是這樣，如果沒有我去的話，他們三個一塊死在裏頭，非常非常可能是這樣。總之，我去絕食完全不是我的意願。最後你發現你必須選擇自己不願做的事！就是這麽一個邏輯。 一個小時之後，我給劉曉波回了電話，告訴他我同意去絕食。他樂壞了，我趁勢提出幾個條件，一是一定要發表一篇宣言，說明我們的目的不是去煽動，是勸和，並且要借此宣傳一種沒有敵人的新的政治文化；我還提了兩個口號，“我們沒有敵人”，“中國的社會進步人人有責”。這就是我們《六 . 二絕食宣言》的起因，第二天我擬了個提綱，曉波執筆寫的。再就是要嚴格遵守絕食規則，連糖水都不許喝！他全都一口答應。我問他還找誰，他說準備找侯德健。我問為什麽找他？他說侯名氣大，可以動員群眾！我又問侯什麽態度？他說還沒找到呢，侯還在香港做他的錄音帶。 5 月 30 號晚上，我們去機場接侯德健。他一路上都在問，你們為什麽要幹這種事，有什麽意義？他實在搞不懂。他一個台灣人，對大陸的事情根本摸不著頭腦。我們費了好大勁，最後又把剛剛起草好的《六 . 二絕食宣言》拿給他看，他才同意了。 6 月 2 號下午，我們四個人先在侯德健家裏集合，我看見李雙江也在，李還表示要參加絕食。我說你不想活啦？你是軍人啊，要上軍事法庭的！下午四點左右，我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在紀念碑平台上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先由劉曉波說明，絕食的目的是為了抗議戒嚴和軍管。我們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要以和平的方式來顯示民主力量的堅韌。我們認為戒嚴和軍管是“階級鬥爭”式的，以暴易暴的政治文化的體現。我們為此呼籲全體中國人，從現在開始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要求政府立即結束軍管，並呼籲學生和政府雙方重新以和平談判、協商對話來解決雙方的對立。 有記者問我們這樣做是否考慮到後果。我說，所謂後果，無非是社會後果和個人後果。社會後果我當然擔心，擔心發生過激反應。我希望大家不要為這件事情過於激動。這沒有什麽了不起，不過是四個人來餓三天罷了。至於個人後果，我們很可能會去坐牢。可政府不能關我們一輩子。我說我隻擔心自己的行動會牽累四通公司，希望政府不要因為我個人的行動而加罪四通，並說我已經辭職。侯德健講了他幾天前在香港參加港台百名大明星“民主歌聲獻中華”義演的盛況。三十萬香港同胞為這次義演慷慨損獻了一千三百萬港幣，他還把 T 恤衫上鄧麗君、奚秀蘭、張明敏、成龍等人的簽名指給大家看。高新以一個中共黨員的身份講了他參加這次行動的意義。隨後，我們到廣場廣播站去發表講話。侯德健還大聲呼籲學生們行動起來把廣場清理幹淨。他再次講香港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義演結束後，三十萬香港市民從跑馬場退場如何井然有序，如何沒有在地上留下一片廢紙垃圾。他還說他發現他寫的歌曲“龍的傳人”當中有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為龍的傳人不限於“黑頭發黃皮膚”。他很抱歉犯了這個錯誤，並且決定修改歌詞，我則說，如果政府中的某些人能有侯德健這樣自我批評的精神，中國的事情會好辦得多。後來，侯德健領唱了“龍的傳人”。 六月三日 的白天一直很平靜，我們四個人除了在中午舉行過一次記者招待會之外，一直在帳篷裏昏昏欲睡。傍晚時分，空氣驟然緊張起來。解放軍強行進城，在各處路口與群眾發生衝突的消息不斷傳來。廣場廣播站開始教授學生們防備催淚瓦斯的方法，以及天曉得會不會奏效的，用汽油瓶、棉被（！）打坦克的方法。 十點鍾前後，廣場以外的四麵八方突然槍聲大作，而且越來越密集，尤其是西麵木樨地方向。開始大家都認為打的是橡皮子彈，不久就有人跑來說，軍隊已經真的開了槍，然後不斷有人在廣場廣播站失聲痛哭，控訴當兵的如何殘酷無情地殺人。隻是廣場上暫時還算平靜。幾個學生攙扶著一位滿頭血汙，麵無人色的軍人擠過來，一邊高喊著“別打，別打”。人們剛七手八腳把這人護送上救護車，忽聽得紀念碑西北角人聲鼎沸。劉曉波和我擠過去一看，原來是一群市民敢死隊，帶著幾支衝鋒槍上了平台，說是要在紀念碑上堅守。學生們拚命勸說，讓他們不要以暴力對抗。這些小夥子哪裏聽得進去？他們怒吼著說：“你們不使用暴力，當兵的可不管你這一套！你不殺他們，他們可要殺你！”劉曉波、我和高新三個人和學生們一起把好話說盡，總算把他們請走了。臨走時，這些人怒視著我們大吼道：“好吧，你們這些軟骨頭！我們走！我們為了誰？還不是為了你們？有你們後悔的時候。” 六 . 四淩晨，那時已經打槍打得一塌糊塗了。 午夜一點鍾，一輛裝甲車開進廣場，發出隆隆巨響，繞廣場兜了一圈。槍聲響得愈發密集，四麵的天空這裏那裏不時劃過一道道閃光的彈跡。廣場東北角一片火光，看上去像是一輛公共汽車被點燃了。我們四個人想下去看看，被學生糾察隊堅決阻止。學生們甚至不準我們離開帳篷一步，怕我們中了流彈。這些可愛的、好心的、英勇的、可又是自負的大孩子們，甚至認為他們有責任在這已經發生大流血的夜晚，保證我們這些成年人的安全！ 廣場的大喇叭裏，一邊是學生領袖柴玲在領頭宣誓：“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心裏覺得好笑， 什麽“人民廣場”！立刻讓我聯想起“人民幣”、“人民銀行”、“人民郵電”！什麽“不可丟”，丟了又能怎樣！全是共產黨電影小說裏學來的一套——另 一邊是政府在反複廣播北京市政府的“通告”：“今晚北京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請你們馬上離開廣場，否則一切後果由你們自己負責。”這時，軍隊已經開槍打死了人，留在廣場上的學生們也都準備了棍棒、菜刀和汽油瓶。雙方的一場惡鬥看來已成定局，廣場上眼看就要血流成河了。 突然一個學生，北大的邵江，跑進來蹲在我麵前，我聽那聲音都顫抖了。看不見他什麽表情。他說，“周老師，太可怕了，完全不是大家事先估計的那樣，真的是血流成河了 ! 那些大兵簡直瘋了，跟瘋狗一樣，見人就開槍，根本不管男女老幼”。他說他剛剛從槍聲最密集的幾個地方跑了一圈回來。他說“周老師，求求你，現在能救同學的就是你們幾個老師了。你千萬想個辦法救救大家。”我聽了之後心想，我能救誰啊，我連自己都救不了啊！那天下午就有好多朋友來找我，包括王東、王蘇波，我部隊裏的兩個鐵哥們兒，都是軍隊首長身邊的人，穿上便衣進來跟我講，說你必須要想辦法出去，你不能呆在這兒，晚上要出大事兒。我問什麽樣的大事兒，他說要多大有多大！我不可能走啊，對不對？你自己跑了，像吾爾開希那樣，那是一個人格垮台的事兒。那是不能做的。所以隻有一個選擇，就是兩個字——等死。聽天由命了。邵江說了之後，我先問他“你這個主意跟柴玲說了沒有？”柴玲是“總指揮”啊。他嗤之以鼻，說柴玲？跟她說沒用，根本說服不了她，她也說服不了同學。我心想，我是你們的客人啊，我怎麽能夠去指揮好幾千同學呢？而且你們之間意見分歧對立那麽嚴重，而且這麽情緒化！我心想，我哪有那麽大本事，怎麽能說服你們大家？但是後來我決定，必須要試一試。這是最後一個機會了。我試了，不成功，我盡到自己的責任了。如果上帝要滅這些人，那是天意。但是我不試，我就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再說四個人裏我是老大啊！於是我就下了決心。先說服了高新，高新非常容易跟我一致，他說早就該撤了，就是他不敢說而已。誰說要撤誰就是叛徒。然後我們兩個人再說服侯德健，最後再說服劉曉波。我們四個人意見一致之後，我設計了一個操作方案，一二三四，其中就包括跟戒嚴部隊談判，否則部隊根本不知道你要幹什麽，一陣亂槍就把你打回來了。我們有一大堆學生糾察隊負責保護——也不知道是保護還是控製，因為柴玲私下裏跟身邊的人說“這幾個人都是來奪我的權的 ! ”——不錯，我們就是想奪她的權！所以後來王軍濤設計了一個馬拉鬆絕食，想要凝聚起一批有擔當的知識分子，奪柴鈴的權，否則毫無辦法——這些學生糾察隊一聽說我們要跟戒嚴部隊談判，就說你們千萬不能去！你們去了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爭論得一塌糊塗。最後我急了，就說“沒時間再爭論了，這事兒我說了算！有任何後果我負責任！”然後我做了一個分工，我們四個人分成兩撥。我說“曉波，你和高新留下，繼續勸說同學，”因為同學們根本沒同意撤呢。說“德健你跟我一塊去談判”，因為我心想這猴子等於一張活名片。誰知道什麽周舵是誰，那還不是一槍就把你幹掉了。你要說你是侯德健，他可能會手下留情。你來兩個人，說是代表學生來談判，誰知道你是誰，你有什麽資格來談判？你說話算數麽？所以他必須跟我去。劉曉波還挺仗義的，非要說他跟侯德健一塊去。侯德健就勸他“你這個人脾氣太壞，弄不好跟人家吵起來，咱們全玩完。周舵看上去溫文爾雅，不像個暴徒。還是我們倆去。”侯德健真不錯，你想想這事跟他有什麽關係，咱們好不容易把他弄上這條賊船來了，根本從始至終他都不知道幹嘛來了，現在跟著我去幹這要老命的事兒。然後我們有個保健醫生——我們都是首長待遇——叫宋鬆的一個小夥子，就說“周老師，我們在人大會堂那兒停了一個救護車。我們把那車開來，給你們二位穿上白大褂，就偽裝成紅十字會什麽的，然後去找戒嚴部隊。” 正商量著，幾個學生糾察隊員氣急敗壞地跑進我們的絕食帳篷，說不好了，出大事了，老師們趕緊去看看吧！原來是又來了一批市民敢死隊，帶著一挺從坦克上拆下來的高射機槍，把學生糾察隊趕開，把機槍架在紀念碑西側的漢白玉欄杆上，對準人民大會堂，準備和軍隊拚命。這幾個敢死隊員已經處於半歇斯底裏狀態，手裏拿著鐵棒，誰敢上去就要敲死誰。我們使盡渾身解數勸說他們。這五個人又哭又喊，兩眼通紅，除了一心報仇，什麽也不顧了。他們一邊哭著，一邊講述軍隊如何凶殘：“他們全是野獸，不是人！”講述他們如何看著身邊的夥伴一個個平白無故地給打得滿身窟窿。“回去怎麽向他們的父母交代？”“我也不想活了，拚了！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 劉曉波本來就結巴，此時連打躬作揖都用上了。在勸說中，劉曉波提到廣場上的大學生都是寶貴財富，說他們都應該替大學生的生命安全負責。這些人一聽就火了，又大吼起來：“隻有你們這些大學生是人？我們就不是人？我們為了誰？不是為了保護你們這些人，我們呆著好好的，為什麽要往槍口上撞？你們倒是沒事，可我們的人死了那麽多，就白死了不成？” 我走到一個年紀看上去不到二十的小夥子麵前，此時我們兩人都已經淚流滿麵。我勸那年輕人冷靜，千萬要保重自己。那小夥子哽噎著告訴我，他十九歲，是個體戶。他說他家裏有父母在，還有一個姐姐。我說死了的人沒法再活過來，你去死也救不活他們。你要是出了事情，你的父母親還有姐姐會多難過？我們怎麽向你的父母交代？千萬千萬別衝動，快離開這個地方回家去。 就這樣，好歹勸這些市民敢死隊把槍扔掉了，起初就扔在紀念碑上層的平台上，邵江過來對我說他受過軍訓，問我是不是把槍栓卸掉。我告訴他快去！一會兒，他回來告訴我，已經把槍栓卸掉，扔進垃圾堆裏了。 但是這人群裏頭還有好多搶在裏邊。一旦這裏麵槍聲一響，那就根本不分青紅皂白了，非常危險。當時我設計方案，第一個就是要把所有這些武器都收集起來。是不是真收集起來了，誰也沒有把握。真的是千鈞一發！ 我們四個人回到絕食帳篷裏繼續商量。方案決定之後，立刻開始行動。我們首先找到柴玲和李祿，勸他們盡快組織學生撤離。出乎意料，沒費什麽力氣就把他們說服了。接著由我向廣場上的人喊話。我說：“親愛的同學們，北京市民和各界同胞們，我是四通公司的周舵。剛才我們參加絕食的四個人和學生組織的領導成員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我們一致決定，馬上組織和平撤離。麵對武裝到牙齒的正規軍，抵抗是毫無意義的。血已經流得夠多了，不能再流更多的血了。在這裏的全都是中國的精英，是民族的寶貴財富。我們多保留一個人，多保存一滴血，中國的民主事業就多一份希望。我們強烈呼籲各校同學馬上組織撤退。我們要求同學們馬上集中到紀念碑的周圍，馬上放下手裏的石頭、棍棒，這一切不成其為武器的武器，堅持非暴力，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廣場周圍的解放軍官兵們！你們不是人民的子弟兵嗎？這裏都是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平民。我們強烈要求你們馬上停止屠殺手無寸鐵的群眾，停止自相殘殺。我們正在動員同學們和平撤離，請你們配合，派代表來談判。我們也將派代表去和你們談判撤退。” 我把這番意思反複喊了兩遍，劉曉波、侯德健和高新也都講了話。我們隨即聽見一片呼喊反對的聲音。反對意見最強烈的是紀念碑西南角上的人群。後來才知道那裏大部分是市民。 我和侯德健正要出發去找戒嚴部隊談判，德健忽然說，是不是把柴玲拉上？我說你試試看吧。過了一會兒他跑回來，氣憤地說，媽的，她不肯去，她說她是廣場總指揮，不能離開！ 我們從西麵走下紀念碑，我就讓小宋趕緊去找他說的那輛救護車，我和侯德健就在下麵等他。等了好半天小宋才回來，等得我們心急火燎的。他垂頭喪氣地說“車不見了，衣服也沒有”。正在想怎麽辦的時候，開來一輛中巴，我趕緊跑過去把它截住了，上去跟司機說我們要去找戒嚴部隊談判，你能不能幫個忙。這個司機真不錯，那是多危險的事兒 ! 他把車上人都勸下去之後，就問我們往哪兒開。我心想，我哪知道往哪開啊。除了我和侯德健、小宋，另外還有一個學生糾察隊的學生陪著我們。他就講，聽說天安門前邊金水橋那一帶，停著的都是坦克。那就往那兒開吧！然後就往北開。當時天安門廣場是這樣，大家都知道，這邊紀念碑，這邊天安門，這邊是曆史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這邊是人民大會堂，三麵都是馬路，馬路和廣場之間都有隔離柵欄，把馬路和廣場隔離開來。我們就往北邊的隔離柵欄這邊開。快到的時候，我們在車上正說話呢，司機一下急刹車停住了，說“幾位先生，不能再往前開了。大兵在前麵嚷嚷說再往前開就開槍了。你們幾位自己走過去吧。”沒有別的選擇，就隻能自己走過去了，就從這兩個隔離柵欄的缺口這兒走過去，就是在勞動文化宮南邊，現在這兒有個交通崗。就是往這個方向走，大概比這個交通崗再靠北邊一點。這段路，大概也就 100 多米，我覺得簡直就是走向地獄之路，恐怖之極。你根本不知道會發生什麽，什麽都看不見，黑乎乎的一片。隻知道對麵就是坦克，就是機槍。走到那之後，忽然就呼啦啦跳起一幫人，稀裏嘩啦，你也沒法判斷是什麽聲音，後來侯德健說是拉槍栓的聲音。然後就聽有聲音高喊說“站住！不許再往前！再往前就開槍了！”我們趕緊停下來，扯著嗓子使勁玩命的喊：“別開槍！我們是來談判的！我們是侯德健！”先把名字報出去，“趕緊把你們的指揮官叫出來，我們有非常重要的事兒！”喊了半天，天保佑，真的是天保佑，居然沒開槍。過了一會，跑近來一群人，十幾個，全副武裝，戴著鋼盔，前邊的當官的拿著手槍，後麵大概是警衛員，拿著衝鋒槍。為首的跑近前來，我一看，是一個上校，兩道杠三顆星。先是吵架，吵了一通，他們說我們怎麽來支持暴亂，我們說他什麽人民子弟兵，殺這麽多老百姓。然後我說，不能再吵了，現在時間已經非常緊迫了，我們來就是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你們是什麽態度？他當即就表態說“我個人完全同意，但是我不能作主。”那當然，他當然不能作主。他說“你們幾位就在這兒，千萬別動。我馬上去請示指揮部。”然後這十幾個人就跑回去了。就在我們這幾個人在那兒等答複的時候，廣場上靠近紀念碑原本有一點昏黃的燈光，嘩一下也全滅了，整個漆黑一片。沒多久就見燒起幾堆火。我們也不知道怎麽回事，後來看官方報道才知道，學生把垃圾什麽的點著了，怕部隊來偷襲他們，照明用的。他們三個就有點緊張了，問我怎麽辦。我說“沒辦法，必須在這兒等著。估計這就是開始清場的信號。”過一會他們跑過來了，說“你們趕緊回去，指揮部已經同意了，給你們在東南角留了通道。你們趕快回去帶學生出去。”我們連滾帶爬跑回去，因為我拖著侯德健，侯德健已經——他大概身體很壞，有胃病，平常又不大鍛煉，我還經常跑個萬米什麽的，又絕食——他已經跑不動了，好不容易把他架回去。然後就開始動員學生，在廣播站裏廣播。我就把學生嚇唬了一大通，就說“不要抱有任何幻想。跟我們談判的部隊講得非常清楚，得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價，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一定要在指定時間到達指定地點。”我隻差沒說，如果不撤出去的話，你們一個個都會死在這裏頭！我不敢說這個話，因為說不定這成為我將來一個反革命罪行。但是我覺得我已經把信息傳達過去了，這話本身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因為在那之前，大家都以為，無非是來一大幫子人，把大家一頓臭揍，槍托子什麽的，架走就完事了。根本沒想到是這種結果，真的是機槍橫掃，不分男女老幼，誰也沒想到是這種結果。我們在廣播裏反複動員，我先講，然後侯德健、劉曉波、高新全講了，一定要讓大家撤。學生還在爭論撤還是不撤，把我急壞了。我就跟侯德健說，“不行，咱們能不能再去一次，看看他們能不能推遲行動的時間，哪怕給我們半個小時也好。”我們又跑回去，這時就剩三個人，小宋還跟著我們，又重複這個過程，又跟他們講了半天。他們說沒有任何可能。軍令如山，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又說，你們趕快，如果學生不撤，奉勸你們幾位自己趕快走，否則不能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侯德健跟他們說，你們大概已經聽見了，我們已經在廣播上講了，我們一定最後走，哪怕廣場上還留下一個學生，我們也不會走。分手時很客氣，我記得還握了握手。 我們趕快跑回去，回去的時候才發現，學生已經開始撤了。我那顆懸著的心總算落了下來！學生們打著旗唱著歌，非常荒誕的是唱著《國際歌》，唱著共產黨的黨歌。當時那個場麵確實很悲壯。我們倆趕緊往紀念碑上跑，跑到第一層平台上，然後，因為也沒仔細看，就被一個大兵拿槍一橫就把我們攔住了。這個時候我一看，整個頂層平台上一片鋼盔的反光，早已被部隊占領了，在往下趕人。小宋趕緊上去跟他們解釋，“談判代表，剛跟你們達成協議了”等等。他也就沒怎麽樣，反正不能讓我們再往前走。我們是想去找劉曉波和高新。我們就回過頭來，站在欄杆後麵，麵朝東，朝著曆史博物館方向。正在想怎麽辦呢，我們三個人，小宋還一直跟著我，就看見那些學生，很悲壯的，慢慢地往東南角撤。後來才知道，是封從德說大家表決，同意撤的就喊“同意”，不同意撤的就喊“不同意”，哪邊聲音大就按哪邊辦，少數服從多數。最後他說是同意撤的聲音大。其實這是個好辦法，這個時候你就不能太教條主義。如果你在下麵，你怎麽知道哪邊聲音大？隻有在上邊才聽得出來哪邊聲音大。他就非說是同意撤的聲音大。就這樣才說服了學生撤。 我們正在這兒站著看，正在想怎麽辦呢，突然學生們停住了——這時天開始微微有點亮了——然後有個學生喊“侯德健，一塊走！”，他們把他認出來了。不知道是不是他們擔心我們被大兵俘虜，反正意思就是跟他們一塊走，別再留。我們拚命勸他們快走，他們也不聽。這樣我們就趕緊跑下去，順著學生隊伍往隊尾走，因為我們不是說了要最後走嗎。轉到紀念碑的北邊，因為我們朝東站的，從東邊跑下去，到北邊一看，居然還有大片大片的學生，有的坐在草地上，有的坐在紀念碑的台階上，就是死不肯走。少數服從多數，他們也不服從。把我急壞了。我和侯德健分頭去勸，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連哄帶罵，連拉帶扯，我剛把前邊那個學生說服了，拉起來要走，後邊就有一個聲音喊“不許走！誰走誰是叛徒！”他馬上就坐下了。把我氣得當時就開罵了，把他臭罵一頓，大意是說，你可以死，這是你的權利，你的自由，但你有什麽權力強迫其他同學死？萬一你沒死，你將來怎麽向這些同學的父母交代？講了很多，最後他不說話了。過了一會，他說了一句“走！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他還是要找個理由。這樣才大家全起來跟著走了。我正要跟著走呢，突然抬頭一看，前麵一大群軍人，離得非常近了，挺著刺刀就過來了。我也沒來得及多想，趕緊就跑過去，一邊跑一邊喊：“別開槍！別動手！同學正在撤退，”等等，喊的什麽我現在也記不太清楚了。結果話音沒落，一個東西就捅過來了，我也看不清楚是什麽東西，一下子就捅在我這邊，就在心髒旁邊的肋骨上。當時我就要窒息了，差點坐在地上。小宋跟著我，趕緊把我扶住了，然後就跟他解釋，說這是周老師，談判代表什麽什麽，當兵的根本不理這一套，嘴裏罵著髒話照著他就是兩下。後來小宋拿自行車把我馱到我家門口，我們兩個還互相撩起來看傷。都在這裏，非常準，就在心髒旁邊這個肋骨上。後來聽說那就是從越南前線下來的特種兵。不知道是什麽東西捅的，我現在還留著疤呢。然後趕緊，小宋就拉著我回過頭，走在隊伍最後，一點一點往前走，很慢。走了一段之後，小宋就使勁把我往人群裏頭推，還不斷往後麵看。我回頭一看，頓時毛骨悚然，後麵那槍口就對著我們後心！小宋就怕他們，你不管是什麽，不小心走火還是什麽，我們就沒命了。他趕緊把我推到人群裏。裹在人群裏走了一段之後，我就從東邊鑽出來。這時候我和侯德健也失散了。我就想去找他們三個人。就見一輛坦克開過來，離得非常近，大概也就是三四十米這樣 , 冒著濃煙。然後到這裏它就停住了。停住之後，這些衝動的學生還在地上找瓶子找磚頭要砸坦克。我趕緊把他們摁住，一邊看坦克前邊的艙蓋裏鑽出來一個坦克兵，做這個手勢——估計大概就是說，別廢話，趕緊走吧。沒開槍，也沒扔催淚瓦斯什麽的。因為我們已經在撤了。我順著隊伍來回跑了好幾趟，想要找他們三個，誰也沒看見。 我和小宋從廣場出來，這時候天已經亮了。陸陸續續就有一些市民出來。人不多，站在馬路邊上，人人都在掉眼淚。然後跑過來一個中年人，像是 30 多歲的樣子，一邊哭著一邊跟我講，“實在對不起，我們真的是頂不住了！”我一聽，眼淚就掉下來了。他一定是這整個那天晚上就是在拚命阻擋那些軍隊，他還跟我說對不起，我們沒把他們擋住！ 我和小宋從前門大街走到北京音樂堂，然後到六部口。到六部口那個路口，還是西單路口，記不清了，我在那兒站了半天，看一輛燒焦了的裝甲運兵車。我還直納悶，這麽一個鐵家夥怎麽就被燒了呢。然後穿過馬路就快到西單了，就在電報大樓附近。這時候，就從東邊開來一輛坦克。後邊坦克我沒看見，後來才知道不止一輛。開得非常快，就在緊靠著人行道的馬路上。我那時候也衝動了，也在拚命找磚頭砸坦克，打得坦克乒乒乓乓的。幸好沒開槍，一個催淚瓦斯扔過來；我們所有人在廣場上都發了濕的口罩，我趕緊掏出來捂著鼻子，嗆得一邊咳嗽一邊跑。這時候我才低頭看見，整個馬路人行道上都是血，半幹的血跡，一灘一灘，一溜一溜的。那是我第二次看到流血。第一次是我去發表廣播講話。我說了還沒兩句，廣播器材壞了。我坐在那兒等著他們學生滿頭大汗在那修的時候，想起來有一個學生送給我一頂鋼盔，給我作紀念品。我就掏出來一看，裏麵全是血，估計是磚頭砸的。把我惡心壞了，一甩就給丟到鬆牆那邊去了。第二次就是在西單路上看到的血。這輛坦克開到西單路口，一個急轉彎，從那邊又開過去。後來聽了很多見證人說，不知道這輛還是後邊從東邊開來的坦克，就在六部口那個路口，壓死了 13 個學生。我認識的一個北大姓劉的職工子弟，一直不斷跟我聯係，他就是在那裏被輾掉一隻胳膊，現在裝的是假肢。因為坦克開過來之後，學生們都排著隊，這個十字路口所有的四邊上，也有很高的隔離柵欄。所以坦克開過來的時候，就把他們擠在坦克和隔離柵欄之間了。前後都有人擋著，中間這些學生就根本沒有地方跑，連輾帶擠壓，據說是死了 13 個學生。高新說他當時就在離我後邊不遠，他剛剛跑到這個路口，親眼看到學生死傷。所以死人都是發生在廣場的外圍，唯獨沒有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後來許多人胡說八道，我 6 月 5 號上午還在街上看，就看到有人貼出來的傳單，說一個自稱清華大學的學生，他已經跑到香港了——真神速啊，可能是坐火箭——說他如何如何在廣場裏頭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等等。不是柴玲說的，柴玲很晚才跑出去的。老外又根本不知道天安門廣場是怎麽回事，北京市地形他也不知道，一說“六 . 四”就是天安門事件、天安門大屠殺，那一定是在天安門。完全不對。這就像一個台風一樣，周圍是 12 級台風，就這個台風眼是風平浪靜的。因為在部隊還沒有大開殺戒之前，我們就把學生和平的撤出來了。他們不是為了殺人，是想把我們這些人都趕走。沒有必要在廣場上再殺人了。 到了西單路口，小宋他家就住在西單，他說他從家裏找個自行車把我馱回家去。從西單這個路口拐過來往北走——那是我第二次流眼淚——我站在那兒愣住了。我根本沒想到這種情形！這是一個鮮明的對比：馬路當中是一片狼藉，就像經過一場大混戰一樣，廢磚爛瓦，什麽爛鐵條自行車，亂七八糟一塌糊塗。但是你看兩邊商店的櫥窗，沒有一塊破玻璃，就像什麽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我當時心裏就在想，天底下哪有這樣的“暴亂”啊！沒有一個人砸玻璃，到裏頭偷東西搶東西！你再想想看，比如說，我去美國之前，就在 92 年，洛杉磯大暴亂，你看看那是什麽景象 ! 那些人要搶南韓人的商店 , 韓國人在房頂上架著機槍跟他們對著幹！天底下哪有北京六 . 四這樣的“暴亂”啊！我心裏想，北京人真是了不起，太偉大了！後來，每當我有點動搖，心情沮喪的時候，就用這件事激勵自己，告訴自己說，我們中華民族一定會大有希望！ 以上所說，就是我的六 . 四親曆記。 二十年過去了。每年六四，我都要例行絕食一天，紀念這個永世難忘的，慘烈的，血腥的黎明。 （本文引用了羅點點《天安門廣場最後的故事》部分文字。該文的素材係由我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