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重慶晚報》2009年11月1日18版，原題：《蔣介石曾同意回大陸任國民黨總裁》
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國共兩黨曾有過三次高規格的秘密和談。其間1965年，蔣介石曾同意攜舊部回大陸，定居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地；蔣經國任台灣省長。
第一次秘密和談 毛澤東提出“和為貴”
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的台灣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過去的單純靠武力解決的方針改變為立足武力伺機徹底解決和力爭和平解放相結合的政策.
1955年5月，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明確提出：“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毛澤東主席也表示，我們跟台灣要“和為貴”，愛國一家。
這些變化對國共對峙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49年參加過北平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代表章士釗向周恩來主動請纓去香港，找他滯留在香港的國民黨舊故，去向蔣介石做工作，爭取實現國共談判。
毛澤東和周恩來同意了章士釗的請求。為此，中共中央專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交章士釗帶到香港，通過關係轉交給蔣介石。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張國共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並提出了兩岸統一的四條具體辦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統管外，台灣的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第二，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補助；第三，台灣社會改革從緩，有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中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希望蔣介石能回故鄉看看。
1956年春，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先生。許孝炎隨即從香港飛往台北，親手將中共中央的信交給蔣介石，並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作了報告。
經過一年的認真考慮之後，1957年初蔣介石決定派宋宜山到北京一行，了解中共的真實意圖。宋是蔣的學生，曾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對蔣介石來說比較可靠。
1957年4月，宋宜山經香港、廣州，乘火車抵北京。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出麵與宋宜山商談，李維漢提出了中共關於合作的四項具體條件：（1）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2）台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3）台灣地區的政權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士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4）美國軍事力量撤離台灣海峽。
宋宜山回到香港後，寫了一篇1萬多字的報告交給蔣介石。由於報告對大陸的成就頗多讚揚之詞，蔣介石大為不悅。再加上大陸此時已開始了反右鬥爭，蔣介石認為國共談判的時機並不成熟，從而中止了進一步接觸。
第二次秘密和談 曹聚仁代蔣為母掃墓
1956年7月，當章士釗為國共和談穿針引線的時候，另一個神秘人物也擔負著同樣使命從香港來到北京，這個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舊中國頗負盛名的文人，與國共兩黨的高層人物有很深的交情。曹聚仁回到大陸，周恩來在頤和園宴請了他。10月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曹聚仁。在談到蔣介石的時候，毛澤東肯定了蔣介石在某些曆史時期的作用，並表示了他準備再次與蔣介石握手的想法。回港後，曹聚仁立即將詳細情況轉告國民黨方麵。
1957年5月，根據台灣方麵的指令，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陸，並代表蔣氏父子到蔣母的墓園掃墓。回港後，曹聚仁立即向蔣經國通報了大陸之行的情況，並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攝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還談了自己對國共兩黨再次合作的看法。不過，國民黨方麵對再次談判采取了一種既不讓曹聚仁放棄，又不具體表態的態度，一拖就是幾年。
1965年，當國民黨二號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陸並受到熱烈歡迎的時候，蔣介石父子也展開了行動。經常來往於香港和台北負責聯絡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蔣經國在近期將親臨香港，接他到台灣商量要事。曹聚仁急忙飛往北京，與中共領導人商討了談判的大綱要目，然後返回香港，等候蔣經國。
一天，王君來到曹聚仁住處讓他上船與蔣經國先生密談。蔣經國讓曹聚仁更多地介紹了北京的情況，希望曹聚仁將雙方情況吃透，以便曹與蔣介石見麵談話時做到時間短，效率高。
不久，輪船抵台，蔣介石在官邸由蔣經國陪同，接見了曹聚仁，並在極秘密狀態下開始談話。整個談話自始至終隻有他們三個人。經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六項共識，其主要內容為：
一、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意即台灣最高長官在中國大陸的起居與辦公之地）。
二、蔣經國任台灣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隻堅持農業方麵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台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洽商。
三、台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按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
四、台灣海空軍並入北京控製。陸軍縮編為4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和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台灣。
五、廈門和金門合並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台北之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師長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
六、台灣現任官員官階和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隻可提高，不準降低。
之後，曹聚仁立即返港，將談判情況及六項條件報告給了中國共產黨。然而，1966年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風浪也波及台灣，蔣介石對國共重開談判產生了疑慮，從而改變了主意，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之事又一次擱淺。
第三次秘密和談 陳立夫邀毛澤東訪台
上世紀70年代初，國民黨代表被趕出聯合國，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發表，中日關係的改善，這些重大事件使台灣的處境急轉直下，形勢對大陸十分有利。因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又把和平解決台灣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仍然需要一個在兩方麵都說得上話的人居中聯絡。由於曹聚仁已於1972年病逝，這方麵的人選一下子成了空白。於是，90歲高齡的章士釗再度請纓赴港與國民黨方麵聯絡。
周恩來得知章士釗的想法，感到十分為難。因為章士釗幾年前從病床上摔下來造成骨折，一直行動不便，隻能靠輪椅代步。如此情況，怎能做長途旅行呢？於是，周恩來便向毛澤東匯報了此事。
毛澤東反複權衡，認為章士釗的作用是其他人無法替代的，於是提出：“如果準備得好一點，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說派個專機去。”最後，在征得章士釗家屬同意後，中共中央決定派章士釗到香港。
經過周密安排，1973年5月，章士釗從北京乘專機啟程赴港，周恩來親自到機場為他送行。
章士釗到香港後不到一個月，因頻繁的活動，過度的興奮及對香港氣候的不適，加之年事已高，7月1日不幸病逝於香港。
章士釗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動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中國共產黨多次發出和談建議和邀請，也出於對台灣的前途的考慮，蔣介石又動了與中共重開談判的念頭。
1975年春節期間，蔣介石將這一使命交給了抗戰前曾主持過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接受任務後，即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台灣訪問的信息。
也許是蔣介石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也許是陳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回音的情況下，陳立夫便寫了“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歡迎毛澤東或周恩來到台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和人民。他特別希望毛澤東能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時期國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麵。
然而，國共兩黨當年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能夠看到國共再次合作局麵的出現。蔣介石在此之後不久，於1975年4月去世。一年半之後，毛澤東也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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