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沒有誰來模仿 中國模式不存在
2010年12月31日 10:57鳳凰網博客馬國川
最近，周有光先生“三喜臨門”：他的雜文集《朝聞道集》榮獲深圳讀書月“2010年度十大好書”，他本人被中華文化促進會評為“2010中華文化人物”，《南方人物周刊》也將他評為“2010年魅力人物”。
周有光 1906年生於江蘇常州，見證了中國一個世紀的曆史。他早年主要從事經濟與金融工作，後專職從事語言文字研究，曾參加並主持擬定《漢語拚音方案》。
在85歲那年，這位“現代漢語拚音之父”離開辦公室，回到家中，開始脫離語言學的專業，閱讀的範圍越來越大，寫作的領域也越推越廣。他居鬥室，閱古今，看中外，孜孜以求，探索真理。他的文章講常識，說道理，思路清晰，判斷明確，沒有粉飾，沒有雕琢，深受讀者喜愛，成為社會尊重的公共知識分子。
著名思想家李澤厚先生曾經說，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跡。因為得享百歲高齡的文化名人不乏其人，但是沒有哪位像周有光先生這樣，105歲的高齡依舊在思考、在寫作。
在獲得 “2010中華文化人物”榮譽稱號之後，周有光先生說，他要繼續思考、繼續寫作、繼續出書。他還幽默地說：“我今年105歲。我活到106歲大概還可能的。我可以繼續工作。”
在筆者采訪時，周有光先生呼籲，身處全球化時代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應該跟著全球化時代的科學和民主前進。”
再過十餘天，周有光先生就將迎來106歲的華誕。我們相信，他會繼續譜寫人間的奇跡。
“要求進步，必須先退出誤區”
馬國川：您是1906年出生的，經曆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對知識分子影響很大，對您個人有什麽影響？
周有光：不是五四運動影響了知識分子，而是知識分子影響了五四運動。知識分子對五四運動的貢獻最大。五四運動不是忽然興起的，而是逐步形成的。從鴉片戰爭開始，一次次的侵略，激起人民的憤怒，驚醒救國的意識。經濟方麵：洋務運動，一戰期間工業萌芽。政治方麵：康有為百日維新，孫中山辛亥革命，推翻帝製，建立民國。文化方麵：提倡國語、切音字、“我手寫我口”。新思潮漸漸蔓延中國大地。1919年五四，受日本侵略的大刺激，猛然躍起，成為全國性的救亡運動。而五四運動又影響了後來的知識分子。
五四時候，我小學將畢業，跟隨老師到茶館演講。個子矮小，茶客們看不見我。一位茶客把我抱起，站在桌子上演講，整個茶館都轟動了。小學生的宣傳，都是老師導演的。
馬國川：五四運動前後，激進思潮傳入中國。尤其是20世紀30-40年代，一大批中知識分子向左轉。您認為其中的原因是什麽？其中有那些曆史教訓值得總結？
周有光：大家反對國民黨的專製。共產黨宣傳要民主，於是知識分子向左轉。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成立了政治協商會議(政協，延續至今)，周恩來代表共產黨參加政協，長駐重慶。他每月舉行座談會，聚集一二十人，商談國家大事。他的秘書許滌新(經濟學家)是我的朋友。我每次都參加他們的座談會。周恩來常說，我們共產黨主張民主。毛澤東的“窯洞對”大家知道，申明共產黨要走民主道路。當時大家信以為真。
馬國川：建國以後毛澤東就提出，要改造舊知識分子。
周有光：毛澤東向蘇聯“一邊倒”；蘇聯否定知識分子，中國也否定知識分子。名為改造，實際是消滅。
蘇聯把舊知識分子趕到北極圈以北，等到赫魯曉夫去救他們時，已經死了一大半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國務院把直屬單位的人員送到寧夏平羅西大灘五七幹校，規定大家宣誓，永不回家。林彪死後，大家才回家。
馬國川： 1949年以後，為什麽知識分子遭遇那麽多磨難？作為一名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知識分子，您怎麽評價那段曆史？
周有光：中國知識分子的磨難，近來共產黨內的學者說：來自俄羅斯。曆史學者認為：蘇聯是俄羅斯的曆史誤區；一邊倒是中國的曆史誤區。要求進步，必須先退出誤區。
馬國川：近年來對20世紀80年代評價比較高，有人說是繼“五四”之後的“第二次啟蒙”。您怎麽評價“80年代”？
周有光：改革開放比毛澤東年代好，但是經濟改革了，政治還沒有改革。外國學者研究說：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達到日本明治維新時的狀況，半封建、半資本。中國想趕上日本，還得走很長的路。
“敢怒不敢言”
馬國川： “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來自西方，中國曆史上沒有“知識分子”這個詞匯。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在黨章上才正式用“知識分子”和“知識階層” 兩詞。1933 年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的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明確規定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階層，屬於“腦力勞動者”。
周有光：在我去過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聽到人們談知識分子問題或者腦力勞動歸屬問題。他們努力使每一個人都能受到大學教育。美國的中產階級占全國人口的80%，都是知識分子。他們有教育問題，沒有知識分子問題。
馬國川：蘇聯雖然解體了，但是蘇聯至今仍然影響著中國，包括蘇聯製造出來的所謂“知識分子問題”。
周有光：毛澤東一度想繼承斯大林，做共產國際的領頭。後來，社會主義國家互相指責，我不承認你，你不承認我。曆史學家定出一條和稀泥標準：誰自稱社會主義，就承認誰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時代，有40個國家自稱社會主義。現在隻剩了六個：中國、朝鮮、越南、老撾、古巴、利比亞。
馬國川：近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形象不佳，有人甚至批評說現在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大學和研究機構裏的知識分子被權力和利益“收買了”。您是否認同這個說法？
周有光：我看沒有被收買。至少是，多數人沒有被收買。他們不敢說真話，不是喜歡說假話，而是“敢怒不敢言”。如果有一天，言者無罪了，他們都會把真話吐出來。
馬國川：在各種批評裏，對教育機構裏的知識分子批評更多。在您看來，中國教育存在什麽問題？
周有光：改革開放，引進自然科學，沒有引進社會科學，經濟學是例外。如果進一步開放，引進先進的社會科學，包括教育學，情況就會改變。
“知識無國界，知識分子也無國界”
馬國川：今天的知識分子和古代的“士”有什麽區別？
周有光：古代隻有中國的傳統知識，“士”的出路主要是做官，“學而優則仕”。今天的知識分子既要有本國傳統知識，又要有國際現代知識，知識麵大大擴展了，就業的方麵多種多樣了。古代知識分子很少，現在大學生以百萬計，情況完全不同了。
馬國川：知識分子與政治應該保持什麽關係？
周有光：在全球化時代，政治學已經成為一門科學，政治工作已經成為科學管理工作，離開了宗教和教條。這一新變化我們還所知甚少。研究知識分子跟政治的關係，要先了解全球化時代的新情況。
馬國川：中國知識分子跟外國知識分子差別是什麽？
周有光：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果能受到先進國家知識分子同樣的教育，中外知識分子應當沒有基本的差別。知識無國界，知識分子也無國界。知識分子有國籍，但是無國界。知識分子應當是國際性的。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科學的一元性”。解放後蘇聯傳來的“科學有階級性”的說法，已經隨蘇聯的消失而消失了。
馬國川：具體到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應該關注什麽？應該具備什麽樣的精神？
周有光：在全球化時代，應該跟著全球化時代的科學和民主前進。要能夠獨立思考，要了解全球化的曆史和新的進展。
知識分子要有獨立人格。知識是人類進化的動力。知識分子既為資產階級服務，又為無產階級服務，既不是資產階級奴隸，也不做無產階級的暴君。獨立特行，自在自明，樹立自己的獨立人格。
馬國川：在您看來，現在中國堅持科學、民主的知識分子多嗎？
周有光：在我看來很多。“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隻是他們閉口不談，為的是明哲保身。
馬國川：現在一些知識分子認為存在著“中國模式”。你怎麽看？
周有光：聽到兩種說法。一種說法：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得到成功，越南模仿中國也得到成功，中國是“從計劃到市場”的模式。另一種說法：美國衰落了，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模式。沒有誰來模仿，這個模式不存在。
馬國川：有些人說，民主不能隨便搞，一民主就亂。美國每一次選舉亂的不得了。 你怎麽看？
周有光：蘇聯瓦解，人人鎮靜，萬馬齊喑，一絲不亂。你要蘇聯的不亂，還是要美國的大亂？
馬國川：和世界一些國家仍然強調民族國家不同，歐洲開始打破民族國家的界限，歐盟一體化，這是成功，還是失敗？
周有光：西歐兩次大戰亂極思治，歐盟一體化取得偉大成功。歐盟是民主製度的新發展，還在繼續前進中。亞洲遊客問法德居民：你們還會打第三次大戰嗎？答：不會。問：為什麽不會？答：過去兩國在同一條馬路上開車，你靠左，我靠右，撞車！現在，大家靠右，不撞車了。
馬國川：看來，您老並不悲觀。一切事情都會漸漸變好的嗎？有人說，中國三十年後實現民主。難道真的還要再等三十年？
周有光：三十年不算長。中國有五千年曆史！
馬國川：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一種樂觀情緒在國內蔓延，部分青年人也有比較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作為一位見證了曆史滄桑的百歲老人，請您給中國的青年一代說一句話。
周有光：好。 “在全球化時代，要從世界看中國，不要從中國看世界。”
(本文經過周有光先生親筆修改審定。本次采訪得到了周有光先生的哲嗣周小平先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張森根先生的幫助，謹致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