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到北京探望父母的時候，把他們為我保存了二十年的那個舊書櫃又打開看了一下，發現了不少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買的舊書。其中最讓我驚喜的是一本英文版達爾文的《貝格爾號航海日誌》(Journal of Researches into the Geology and NaturalHistory of the various Countries visited during the Voyage of H. M. S. Beagle roundthe World)。
達爾文於1832到1836年在貝格爾號上航行了四五年，回來後首先參與撰寫三卷《冒險號與貝格爾號1826——1836年間觀測航行報告》（Narrative of the Surveying Voyage of H. M. S.Adventure and Beagle, between the years 1826 and 1836）。其中第三卷《1832到1836年航海誌和評論》（Journal andRemarks, 1832-1836）是他一人所著。這套書首先出版於1839年，後來在1845年他的第三卷經過修改補充後單獨出版，就是這本《航海日誌》。達爾文對本書情有獨鍾，曾經在自傳裏說，我這個第一個文字嬰兒的成功總是比我的其他書籍更能使我振奮。
當時買這本書是為了學英文，可是這回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本倫敦出版商J. M. Dent & Sons，Ltd.和紐約出版商E. P. Dutton & Co.聯合出版的精裝本。此書初版於1906年，1908，1910兩次再版。我的這本，是1910年出版的，如今也快一百年了。扉頁上，有兩個人的英文簽字。第一個人是S. D. Wilson，名字後麵注著：Mar, 16, 12，該是這人買書的日期了。這個名字被劃掉，下邊簽了另一個人的名字，Joseph T. Chang，1952。我想，這本書可能有它自己複雜的經曆。那位姓Chang的，大概就是把它帶到中國來的人吧。由於書上沒有任何其他圖章印信，想來它多半是躺置在某人自家的書架上。外文書，文化大革命被燒了許多，而它卻幸免遇難，不知道怎麽輾轉到了中國書店。書的最後一頁上，有中國書店的售貨章，還有圓珠筆標的價：一塊八。
買下這本書的時間，大概是一九七六到七七年。那時候，我剛插隊回來，在某單位當水暖工。平時修下水道，冬天在鍋爐房燒供暖鍋爐。這是個美差。一個星期隻上四天晚班，其它時間除了睡覺以外，不是上圖書館就是逛舊書店。最常去的圖書館是國子監的首都圖書館，最常去的書店就是西單的中國書店。西單附近有一個澡堂子，早上八點下班，先坐公共汽車到那兒洗個澡，衝去渾身的煤末子，逛一陣兒書店，再回家睡覺。
那是個動蕩的年代。先是天天上天安門去看花圈挽聯，後來情況就不對了。四五那天，我白天還到那兒去跟人討論時局，晚上就有大批“工人民兵”揮棍上場，把人打得頭破血流。之後，各單位都在調查參加暴亂的階級敵人。不久，老毛死了，四人幫倒台，大學要招生了。
上了大學以後，更喜歡逛書攤了。一到周末，就騎車到西單的中國書店去翻舊書，一逛就是半天兒。
周作人有一篇散文叫《廠甸》，裏邊記載了他在三十年代逛舊書攤兒的享受。他娓娓地講述了買古書經過，然後就將起自己的藏書來，講的如數家珍。真正讓我嫉妒的，是那時逛書攤的人能找到各種各樣的好玩意兒。可惜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