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興亡，亡於一相

曆史劫難，血映紅天。千古興亡，亡於一相。

秦朝亡於宰相趙高；漢朝亡於宰相曹操；隋朝亡於宰相王世充；唐朝亡於宰相朱溫；宋朝亡於宰相秦檜等；元朝亡於宰相哈麻；明朝亡於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的魏忠賢；清朝亡於宰相李鴻章。中國封建王朝統一迄今二千多年，所經秦、漢、隋、唐、宋、元、明、清等八大朝代，竟無一例外地全部亡於宰相。

所以，中國老百姓才會概括出一條曆史鐵律：“國之治，宰相賢，國之亂，宰相奸”。宰相成為中國曆朝曆代興衰治亂的曆史關鍵。這是中國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一大特點。

中國社會曆史的這個特點，是由宰相作為官權代表的曆史地位決定的，是由官權與皇權相分離以及與民權相對立的矛盾性質決定的。在由皇權、官權、民權和洋權所組成的權力結構中，由於平時洋權被阻擋在國家政治之外，民權則完全融化在皇權之中，所以在一般情況下，社會矛盾便表現為是官民之間的矛盾，以及官家與皇家之間的矛盾。

官權集團對下與民眾的矛盾和對上與皇家的矛盾，在客觀上把民眾與皇家聯係在了一起，形成了“家天下”的政治基礎，皇家即是天下，天下即是皇家，天下是天子的天下，天子是天下的主子，皇權成為民眾抗衡官權的天然依靠力量，這就是中國曆史上民眾造反往往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曆史根源。

即便是反皇帝，也隻是反對無道昏君，以有道明君代替無道昏君，而絕不反對皇權本身。因為在農業社會即定的曆史條件下，失去皇權中心的民眾比任何時期都更加悲慘。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蒙古進入中原、滿清入關等所有皇權崩潰時期，無一不是十室九空、百裏無雞鳴、千裏無人煙的大規模人口滅絕時期。當初蒙古滅宋，被屠殺的漢族人超過百分之七十；後來滿清入關，被屠殺的漢族人又超過百分之七十。期間剛烈血性的漢族人幾乎全被殺光，剩下的大多是苟且偷生、媚強欺弱之輩，由此漢奸成為中國最大的曆史特產。

所以，中國老百姓才會義無反顧地選擇皇權和維護統一。無論是恪守“士以天下為己任”的文武階層，還是奉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一般百姓，都把天下統一看作是最高道德信條。

老百姓不是不知道誅殺嶽飛的並非隻是秦檜，還有背後的指使者皇帝趙構，老百姓之所以讓秦檜罵名千古而不提趙構，是因為趙構殺嶽飛至少還是為了保住國家（盡管這裏實際要保住的僅僅是個人皇權），而秦檜殺嶽飛則是為了出賣國家。中國老百姓不僅在殺嶽飛的問題上，能夠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在殺自己的問題上同樣能夠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從宋江、嶽飛，到後來的左宗棠以及國民黨諸多抗日名將，這些人幾乎無一不是鎮壓革命和屠殺人民的劊子手，可是中國老百姓不僅沒有記恨他們，還真誠地歌頌他們紀念他們。這就是中國老百姓的民族大義。

中國官權集團在客觀上推動民眾聚集到皇權周圍的同時，他們自身則自發地聚集到了宰相的周圍，因為宰相是官權集團的最高代表，是與皇權相分離的官權集團的政治核心。皇權把天下看作是家天下，看作是皇家私產，因而在主觀上不會禍國賣國，不會形成禍害國家的利益動機；但是官權集團則不同，官權集團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完全是對立的，完全是此多彼少的利益對立關係，出賣國家利益越多，獲取個人利益就越大。在就在客觀上造成了中國官權集團平時搜刮百姓，亂時出賣國家；平時與百姓利益相對立，亂時與國家利益相分離。

由於民眾完全處於無權狀態，皇權又完全依賴於官權統治，這種民權完全空白、皇權基本虛置的曆史狀況，必然造成官權一權獨大，不受任何約束。皇權約束官權的唯一手段，就是依靠官權內部的“窩裏鬥”來實現相互製衡。雖然官權內部的“窩裏鬥”在客觀上起到了鞏固皇權的作用，但是卻把“窩裏鬥”逐步變成了一種民族秉性，摧毀了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摧毀了民族的意誌力和凝聚力。使人口最多的中華民族在任何民族衝突中，都無一例外地成為最軟弱的民族。

由於中國所有資源都集中在官權集團手中，而官權集團又是與國家利益相分離相對立的集團。所以，宋代以後入侵中國的所有外來勢力，都不再想方設法去戰勝中國的軍事、政治和國防力量，而是想方設法去收買中國的官權集團，而收買中國官權集團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收買官權集團的最高代表——宰相。於是，宰相便成為中國興衰治亂、國家安危的曆史關鍵，便成為曆朝曆代所有外來入侵勢力收買的對象，由此也就形成了“國之治，宰相賢，國之亂，宰相奸”的曆史鐵律。

中國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便常常表現為皇權與官權之間的鬥爭，國家統一與分裂勢力之間的鬥爭，以及維護國家利益與出賣國家利益之間的鬥爭。特別是愛國與賣國之間的鬥爭，往往都是表現為皇權與官權之間的鬥爭。每當官權與皇權矛盾激化以及官民之間矛盾激化時，作為官權最高代表的宰相，就必然會走向曆史反麵，成為反動勢力、分裂勢力和賣國勢力的政治代表。國家盛衰興亡的矛盾，自然就集中到宰相身上。這就造成了中國不同於其他任何國家的一個極其特殊的曆史現象，國家強弱興亡不是取決於武將和帝王，而是取決於文臣和宰相。從而形成了千古興亡、亡於一相的悲劇現象。

那位自殺殉國的明朝最後一位皇帝——崇禎皇帝，其雄才大略不亞於開國皇帝朱元璋。在位十七年，勵精圖治、力挽狂瀾。怎奈重振朝綱、複興國家的所有宏圖大略，盡數被宰相化為泡影。不甘失敗的崇禎皇帝，以超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大無畏勇氣，連續不斷地廢黜和更換妨礙國家振興的宰相，十七年間竟然更換了50多個宰相，不屈的決心和意誌可謂是驚心動魄。隻可惜，曆史的規律不可抗拒，這位“生於末世運偏消”傑出帝王連同大明王朝一起，最終還是毀在了宰相代表的官權手中。崇禎皇帝最後在煤山吊死之前不禁悲憤地對天長歎：“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歎罷，引頸自戮，一代明主，就此魂飛魄散。

中國封建王朝最後一位宰相李鴻章，更是把宰相為代表的官權力量禍國賣國的曆史作用，推到了封建王朝的頂峰階段。被當今中國買辦漢奸勢力謳歌為近代中國改革開放先驅的李鴻章，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把洋務運動變成了洋人瓜分中國的運動，在幫助洋人掠奪中國財富的過程中，積累起了富可敵國的四千萬兩家族資產，超過大清王朝許多年份國家一年的財政收入，被當時老百姓譏諷為“宰相合肥天下瘦”。而作為皇權最高代表的慈禧太後，不明白天下權力和資源已盡數落入宰相手中，所謂皇權的統一領導，隻不過僅剩下一副空空皮囊，可她仍然不甘心接受洋務運動已變成洋人瓜分中國的運動這一基本事實，毅然決然對西方列強十多個國家宣戰。宣戰後慈禧太後才發現，皇家軍隊已經變成了國家軍隊，帝王國家已經變成了宰相國家，李鴻章率領各地政府單獨與西方列強簽署和平投降協議，慈禧太後竟無一兵一卒對外作戰，絕望之下，隻能孤身一人逃亡西安。最後連慈禧太後自己那條老命，還是拜托李鴻章請求洋人同意才得以保留下來。

中國後來的買辦漢奸為了給自己保留後路，卻把賣國罪名反手扣在了對外宣戰的慈禧太後頭上。其實，說皇帝賣國，如同說守財奴散財一樣荒謬。可是，中國知識分子居然堅信不疑，不僅自己堅信不疑，還聲嘶力竭地廣為宣傳，從而使漢奸文化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的主導文化。官僚買辦集團豢養的漢奸文人，總是把賣國解釋成是製度問題，中國的買辦漢奸等極端右翼勢力，可以說是無一例外百分之百地變成了馬克思“製度決定論”的擁護者。之所以會出現反馬克思主義者瘋狂擁護馬克思的“製度決定論”這種荒謬情況，其目的就是為了要掩蓋漢奸文化這個真正根源。歐洲二戰勝利後，沒有任何一個人認為叛國是什麽製度問題，而是堅決誅殺叛國者個人，像以色列、韓國等國家，至今仍然在追殺懲辦曆史上的“漢奸”，更是無人認為是製度問題。

李鴻章的賣國可謂是空前的登峰造極，不算其割讓的廣袤土地，僅他親手簽署的對外賠款，就超過當時國家八年的財政收入總和。期間，李鴻章個人獲取了巨大回報，私人資產達到了相當於國家一年財政收入的規模，超過被成為曆史巨貪的和珅一倍，成為在此之前中國曆史上第一巨貪。李鴻章之所以敢無所顧忌地放手賣國、放手貪腐，是因為李鴻章發現了此前任何宰相都沒有發現的一條安全退路——把財產和親屬轉移到國外。正是憑借李鴻章賣國獲取的四千萬兩白銀的家產，李鴻章所有後代子女無一例外地雲遊世界、定居歐美等西方國家，一直過著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正是因為李鴻章開辟了老子賣國、兒子出國的買辦路線圖，後來者才會比李鴻章更加無所顧忌地走上禍國、賣國，乃至最後滅國的罪惡道路。李鴻章也意識到一旦具有了財產和親屬轉移國外這條退路，後來者賣國的程度和規模將會遠遠超過以往所有賣國的總和，所以李鴻章才會由衷慨歎道：“吾輩賣國，非為大也，百年後後生必當與時俱進，後來居上也”，直到最後臨死之前，李鴻章還在安慰周圍的親信和家人說： “今日國人罵我等賣國，殊不知將來賣國者，會百倍千倍地超過我們”。

李鴻章畢竟是智慧超群的一代大政治家，準確道出了賣國根源不在於製度，而在於退路。漢代蘇武留胡十九年，冰天雪地氣節不變，除了源自於個人崇高品格之外，還與漢武帝滅絕被俘投降的李陵全家有關。雖然蘇武身在匈奴，可全部家人都在漢朝。國家，國家，國與家之間不可分割；家在哪裏，國便在哪裏；家在哪國，便效忠於哪國。李鴻章之所以堅信後來者會比自己更加賣國，就是因為他知道後來者向國外轉移財產和親屬，比自己更加方便。在此我們不得不佩服李鴻章卓越不凡的深刻見識。的確，如果中國的買辦也像墨索裏尼那樣屍體倒掛在電線杆上；如果中國的漢奸也像“法奸”那樣，男人被隨便打死，女人被脫光遊街；如果中國也像韓國那樣，時至今日仍然在大張旗鼓地追查懲辦六十多年前的韓奸及其親屬後代；那麽，相信李鴻章寧可回家當賣紅薯的落魄書生，也絕不會當萬人唾罵的賣國宰相。中國也就肯定不會成為買辦當朝、漢奸遍地的肥大國家。

可見，宰相賣國，買辦橫行，漢奸肆虐，既不是社會製度所決定，也不是個人品質所形成，而是根源於民族文化，是漢民族文化內生的毒瘤。中國官權集團創造了一套不殺儒生的文化，科舉取士又決定了宰相大多來自於儒生，這就為宰相代表的官權集團套上了一個曆史護身符，官權泛濫便成為中華民族的悲劇根源。六國不殺儒生，六國為秦國所滅；秦國焚書坑儒，秦國一統天下。滿清入關時沒有不殺儒生的文化，幾十萬滿族人便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後來接受了不殺儒生的文化，四萬萬中國人打不過二萬英法聯軍。西方歐美國家沒有“迫害知識分子”的罪名，無論國家人口多少，全都能夠成為發達國家；中國一個“迫害知識分子”的罪名，把所有“頭上長角，身上長刺”富有血性的中國人，盡數投入監獄或打入十八層地獄，中華民族隨之淪為任人宰割的“國際肥牛”，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李鴻章正是根據漢奸文化發展的內在邏輯，才能十分自信的預言，後來者在賣國規模上，將會百倍千倍地超過他這個有史以來最大的貪官。並且進一步預言，按照這種漢奸文化發展下去，中國將會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如果不身在生死存亡的當今危局之中，很難理解李鴻章三千年概念的深刻之處。中國三皇五帝距今約五千年，夏朝建國距今約四千年，秦朝統一中國距今約二千年；而李鴻章不說五千年之變局，不說四千年之變局，也不說二千年之變局，單單隻說三千年之變局；這反映了李鴻章不僅是此前有史以來最大的貪腐宰相，是此前有史以來最大的賣國宰相，同時也是見解超凡的一代思想大家。建立在禮樂製度和禮義廉恥基礎上的東方文化，就是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形成的。以禮義廉恥為基礎的道德倫理和以禮樂製度為基礎的政治倫理，是中華民族曆經劫難而綿延不絕的兩條曆史紐帶，一旦喪盡禮義廉恥和出現禮崩樂壞，中華民族必將陷入萬劫不複的滅頂深淵。

顯然，李鴻章從當時洋務運動的改革開放中，看到了國民喪盡禮義廉恥和國家出現禮崩樂壞的末日恐怖；從自己的賣國宰相的親身經曆中，看到了一旦官文化與漢奸文化合流並由漢奸文化所主導，亡國滅種的大禍將不可避免；身居宰相高位的李鴻章更是明白，宰相恰恰是官權、買辦和漢奸三種力量互相融合的天然載體；正是據此推論，李鴻章才會發出中國必將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曆史感歎。畢竟，李鴻章是中國曆史上無人能比的權力最大的宰相，把全國資源乃至皇家命運都攥在手中；此前無論是秦朝趙高、宋朝秦檜、明朝魏忠賢，還是當朝宰相和珅，他們無一例外地還都必須以皇帝的名義，從事各種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而唯獨宰相李鴻章，根本不需要借助皇家名義，可以直接決定國家內政外交，西方列強也指定隻有宰相李鴻章有權代表中國。正是李鴻章無人能比的特殊宰相地位，使李鴻章看到了別人所看不到的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曆史前景。

在中國曆史上，由宰相直接掌控國家權力和天下資源的，唯獨是封建王朝最後一個宰相李鴻章；協助西方列強瓜分中國、造成中華民族差點兒亡國滅種的，也是封建王朝最後一個宰相李鴻章；死前預言中國將要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還是封建王朝最後一個宰相李鴻章。

中國第一個封建王朝亡於宰相，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還是亡於宰相。中國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無邊權力和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根本對立，決定了宰相一旦通過 “民主手段”製住皇上，必然會把國家作為換取個人財產的籌碼，哪怕是用國家億萬資產去換取老婆一個戒指，也會十分輕鬆地在所不惜。所以唯獨中國，才會出現千古興亡，亡於一相的曆史現象。

李鴻章是中國有史以來賣國規模最大的宰相，超過以往曆史上所有賣國宰相的賣國總和，可是他卻信誓旦旦地宣稱，百年之後的賣國者，將會百倍千倍地超過他賣國的規模。李鴻章時期，已經把中國從東海之濱到西藏高原，盡數交給了洋人瓜分，僅一場京津大屠殺，八國聯軍就把中國老百姓殺得屍骨成山、血流成河，如果在此基礎上再超過百倍千倍，那將會是何等恐怖的慘烈景象！按照李鴻章的說法，這將是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莫說是三千年間的悲劇有多慘，僅魏晉南北朝以來，死亡百姓超過百分之七十的大亂就不下八次，然而在李鴻章看來，死亡人口超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曆次大亂，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相比，隻不過是小菜一碟。真不知道在經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後，還會有多少中國人能夠活著看到這句話？

最近，常常仰望星空，可是無論將目光投向何方，看到的總是李鴻章這句話，天際間隆隆滾過的聲音，亦同樣是李鴻章這句話。除此之外，天幕上懸掛的就隻有八個大字：

千古興亡，亡於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