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運動中的秦基偉

“三反”運動中的秦基偉

“三反”運動“五反”是讓人聽了膽顫心驚的運動。 三反”、“五反”運動是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的統稱。 但是，我們這一代人真正知道的恐怕不多，都是聽海內外幫閑文人瞎掰。 這是當事人秦基偉自己的回憶錄。

秦基偉
“三反”運動還有一個名字，叫“打老虎”。貪汙上萬元的(折合人民幣)叫“大老虎”，這是要槍斃的。貪汙上千元的(折合人民幣)叫“小老虎”，小老虎要坐牢。有的同誌對政策界限把握不隱，把“打老虎”運動擴大到基層，因而出現一些“假老虎”。

　　“三反”運動後期，集中揭發和批判了官僚主義。我們召開黨委擴大會，最初大家都覺得沒什麽意見好提，會開得寡淡無味。我是軍長，黨內職務又是黨委書記，眼看運動冷冷清清，心裏難免著急，就一次又一次地動員，發動大家給軍黨委提意見。

　　我費了很大勁，講得口幹舌燥，這才把大家積極性調動起來，開始給軍黨委提意見，我們的部隊就這樣，如同打仗，要麽不打，要打火力就很猛。陣勢擺開，首先拿我們當領導的開刀。

　　一些人指著台上說：“提什麽?大老虎都在上麵!官僚主義都坐在台上!”然後大家七嘴八舌。因為我是主要領導，所以火力主要衝著我，有說我官僚主義的，有說我多吃多占的，有說我愛跳舞的。什麽叫多吃多占呢?那時候是供給製，從前管理處給點煙抽，這時候要算帳。解放戰爭時期，打過一些大城市，有時開會，有時同地方同誌發生工作聯係，到飯館吃一頓，這時候也要算帳。有的部隊還有人給他們的首長算出了“三機五皮”。所謂三機，就是收音機、照像機、留聲機;五皮，就是皮鞋、皮帽子、皮大衣、皮手套、皮帶。在朝鮮這樣冬季寒冷的國家作戰，首長的“五皮”是普遍的。新帳老帳一起算，該算的不該算的也一齊算，七算八算，“大老虎”就當上了。

　　我倒是不夠“三機五皮”，但我有一件繳獲美軍的皮夾克，這件衣服熨貼合身，我穿上感覺很舒適，尤其是口袋很多、裝煙裝火柴裝鉛筆很方便。

　　軍直屬隊開會的時候，文工團一位女同誌遞上來一張條子，上麵寫道：“一切繳獲要歸公，請軍長把皮夾克脫下來給我們演戲用。”

　　我看了看，心想，穿件皮夾克，既不算貪汙，也不算浪費。我的個性也是很倔的，所以對這張條子未作理睬。

　　當天會後，文工團員們就議論開了，有的說，軍長態度不好，不接受批評。也有的說，不管怎樣，軍長下回肯定不敢穿這件衣服了。他們哪裏想到，第二天開會，我仍然穿著那件皮夾克。

　　又有人遞上來一張條子：“軍長，請尊重群眾的意見，把衣服脫下來!”我還是沒脫。

　　還有我的警衛員，也給我提了一條意見。說：“原來我背一個洗臉盆，瓷都快掉光了，軍長也不讓換，艱苦樸素哇!可現在倒好，說換就換了。”

　　這次運動，曆時二十五天，團以上領導都作了批評和自我批評，許多人給我提了意見。多數意見是對的，少數意見是誤解，也有個別不實事求是。不管意見提得對不對準不準，我都是虛心聽著。第一，思想上沒包袱。第二，絕不打擊報複。給我提意見的同誌不少是相當級別的領導幹部，有些還是在太行山時就在一起打仗的，他們很受我的信任，平時對我也非常尊重。他們提意見，無非一是覺得有意見要提，二是覺得運動中應該提。

　　戰爭年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是透明，有意見擺到桌麵上來。有意見提出來，一減一等於零，就沒有意見了。有意見不提，積在心裏，一加一等於二，積多了，就成了隔閡，上下就不團結了。

　　大家給我提意見，我也給大家提意見，互相幫助，互相洗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確有益於政治上健康進步。而且有些同誌提意見純粹是出於完成任務，既然是運動，我們又反複動員，坐在會場上，不提兩條，顯得不合適。提上兩條，有對的，也有不對的，完全可以理解。既然是運動嘛，不提意見還叫什麽運動?彭老總動員我們對他開展批評，我們也是毫不客氣的。平時見他都怕，逮住機會，捋他根把胡須也是件得意的事。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戰爭年代就像兩麵幹幹淨淨的鏡子，把領導與被領導者的心都照得雪亮。當然，運動中也有一些過火行為。後來兵團副政委杜義德同誌還專程趕到十五軍，對一些不適當的做法提出了批評，給運動做了總結。“三反”過後，一位在我眼中很有才氣的幹部向我道歉說：“軍長，我們年輕，平時老挨你熊，運動中頭腦發熱，講了一些偏激的話，請你原諒。”我拍了他一掌，說：“什麽偏激不偏激，在家跟父母還磨嘴皮子呐。既是運動，不提意見還叫什麽運動?”這位同誌笑了，一點也沒背包袱，工作中一如既往，進步很快。

作者評論：
三反針對官僚，但是成果有限，類似秦基偉這樣的幹部本來就不是運動的對象，那些真正腐化的幹部與商人勾結，下邊上邊都拿他們沒有辦法。 這是為啥出現“五反“，連同奸商一起反對的。
下邊一段來自薩蘇的血戰種子山，
楊恩起說：“過臨津江的時候，那炮彈打的，把我頭埋在彈灰下麵，然後袁子蘭排長用手把我刨出來，我這兩個腿都讓炮彈崩破了，還好沒崩到骨頭。”

楊老至今雙腿上各有一個大疤，走路頗為艱難。“咱們入朝救治包都是上海資本家生產的，都是爛棉花，包上以後傷口都感染了。”“最後毛主席知道了，把這些資本家的頭頭都給槍斃了，1952年的時候都給槍斃了。”楊恩起說。

類似的情節，周而複在《上海的早晨》中曾經提到。但是，《上海的早晨》畢竟是一部小說，在共產黨已經毫無疑問取得全國政權的時代，在直接為解放軍服務的物資上麵，是否真的有這樣的“黑心資本家”敢這樣沒腦子地去撚虎須，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讀到此處老薩也曾疑慮重重。然而楊老的經曆和傷疤，實實在在地證明了在“誰是最可愛的人”那個時代，確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根據互動百科的記載，武漢福化藥棉廠資本家李寅廷，承製誌願軍急救包，領取好棉花1萬斤，全部換成廢棉，其中還有1000斤爛棉花，這批急救包中有12萬隻沒有經過消毒，帶有化膿菌，破傷風菌，壞疽菌就被送到前線，直接導致了誌願軍戰士非戰鬥傷亡。

李寅廷後確實被處以槍決。

不能不讓人感歎，資本這個玩藝兒，足以讓人瘋狂，讓人失去良心，讓人做出完全失去理智的事情。過去如此，今天，恐怕也是一樣。

這也是真實的曆史。

我曾經問楊恩起，是不是因為袁子蘭救過他，這種特殊的戰友之情讓他在麵對手榴彈的時候把袁子蘭拉在了身後。

楊老迷惘地看了看我，想想才說：“也沒。。。那麽想，他是排長阿，排長要給炸死了，我們這仗還怎麽打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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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資本家如果按我的推斷並非僅僅是為了賺錢。 所以曆史這個東西， 必須自己考證，聽幫閑文人胡吹是要被蒙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