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浪河
一條小河的岸邊一隻小貓,經常摸石頭過河, 可是有一天
正文
奸相掌軍權是亡國之兆
——也談“宰相與興亡”
雨夾雪
摘要：
我們討論曆史問題時要從當時的曆史條件出發。討論皇權、相權與興亡等問題時我們當然要看到明君與賢臣屬於封建地主階級的本質的一麵，不能把這些人幻想成救世主，但是這絲毫也不否認我們同樣應該看到他們比昏君與奸臣有進步的一麵，在客觀上有有利於人民群眾的一麵，有被爭取改造的可能性的一麵。奸相亂國不是指奸相一個人亂國，而是指奸相為代表的反對“自我抑製”的封建官僚集團反動派亂國，近代以來主要是指以賣國為生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亂國。內朝出身與勾結豪強惡霸鎮壓群眾運動出身是禍國奸相的兩種基本出身。禍國亂國的最高程度就是亡國，亡國的一個重要征兆就是奸相掌握軍權。無論是內朝出身的奸相還是鎮壓群眾運動出身的奸相，無論是有篡位野心的奸相還是沒有篡位野心的奸相，一旦出現奸相和軍權的結合，都表明亡國之日不遠，將給國家、民族和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袁世凱既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位宰相，也是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第一位宰相，而且其禍國賣國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李鴻章，比李鴻章更有奸相的代表意義。
提綱：
一、皇權、相權與興亡
二、奸相亂國的社會基礎
三、禍國奸相的兩種出身
四、奸相掌軍權是亡國之兆
五、袁世凱比李鴻章更有奸相的代表意義
近日來，從張宏良老師的《千古興亡，亡於一相》開始，左派掀起了一個討論“宰相與興亡”的高潮，包括黎陽老師的《奸相當權，天下焉得不亂？》，空心菜的《內朝出身為相者多為奸相》等從各個角度分析“宰相與興亡”的文章。筆者今天也就這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皇權、相權與興亡
很多朋友對張宏良老師的《千古興亡，亡於一相》提出質疑，一個主要的理由是認為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分析方法，皇帝和宰相都屬於封建地主階級，皇權、相權的矛盾屬於封建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
我認為，這些人的說法不是沒有道理，但是事實上忽視了張宏良老師文章的真實含義：皇帝和宰相乃至其他貴族官僚同屬於封建地主階級不等於沒有進步與落後之分，絲毫也不意味著應該把他們不加區別的一棍子打死。
從皇權、相權的來源來看，這兩種權力均來自於原始社會末期的軍事民主製。在原始社會末期，社會發生階級分化，出現了貴族和平民的區別（此時也出現了少量奴隸，但不占主導地位。），從而演變出了由氏族長老組成的議事會，由氏族成年男子組成的人民大會和軍事首長三大權力機構。後來，平民的政治權利逐漸被剝奪，形成了貴族和軍事首長兩種政治勢力。（西方一些國家如雅典表麵上人民大會權力最大，但是實際上階級社會的“人民大會”已經蛻變成少數剝削者的統治工具，實質更接近軍事民主製下的貴族會議而不是真正的人民大會。）在中國，軍事首長經過長期演變變成了皇權，貴族政治經過長期演變變成了官僚政治，其核心是相權。因此，皇帝和宰相都屬於封建地主階級並不能否定張宏良老師皇權帶有相對獨立性的觀點。
當然，一般的說，在封建社會，皇權更多的傾向官僚、地主、商人等剝削者而不是農民、手工業者等被剝削者。但是為了自身統治的需要，一部分傑出的君主也的確對官僚、地主、商人等剝削者進行了抑製，而這種抑製是國治國興的重要條件。相反，如果君主完全站在官僚、地主、商人等剝削者一邊縱容他們對農民、手工業者的剝削壓迫，則是國亂國衰的重要因素。例如，抑製豪強的西漢是一個著名的盛世，其中抑製豪強最堅決的漢武帝時期西漢達到了鼎盛，縱容豪強的東漢則是一個著名的黑暗時代。再如，實行均田製抑製兼並的唐朝前期是又一個著名的盛世，“不立田製，不抑兼並”的宋代則以積弱不振著稱。
其實，不僅僅是皇帝，判斷宰相和其他封建官僚等屬於封建地主階級的任何一個人進步與落後的標準都是看此人是對官僚、地主、商人等剝削者進行了抑製還是縱容他們對農民、手工業者的剝削壓迫。抑製的越多越進步，縱容的越多越落後。
總之，我們討論曆史問題時要從當時的曆史條件出發。討論皇權、相權與興亡等問題時我們當然要看到明君與賢臣屬於封建地主階級的本質的一麵，不能把這些人幻想成救世主，但是這絲毫也不否認我們同樣應該看到他們比昏君與奸臣有進步的一麵，在客觀上有有利於人民群眾的一麵，有被爭取改造的可能性的一麵。
二、奸相亂國的社會基礎
很多朋友對對 張宏良 老師的《千古興亡，亡於一相》的另一個質疑是認為“千古興亡，亡於一相”的說法過於突出個人的作用，忽視了階級的作用。
我感覺持這種觀點的朋友是沒有仔細讀張宏良老師文章。張宏良老師文章並沒有把宰相作為一個孤立的個人來看待，而是作為“中國官權集團”的一個代表來看：“中國官權集團在客觀上推動民眾聚集到皇權周圍的同時，他們自身則自發地聚集到了宰相的周圍，因為宰相是官權集團的最高代表，是與皇權相分離的官權集團的政治核心。”“由於中國所有資源都集中在官權集團手中，而官權集團又是與國家利益相分離相對立的集團。所以，宋代以後入侵中國的所有外來勢力，都不再想方設法去戰勝中國的軍事、政治和國防力量，而是想方設法去收買中國的官權集團，而收買中國官權集團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收買官權集團的最高代表——宰相。於是，宰相便成為中國興衰治亂、國家安危的曆史關鍵，便成為曆朝曆代所有外來入侵勢力收買的對象，由此也就形成了‘國之治，宰相賢，國之亂，宰相奸’的曆史鐵律。”
筆者個人認為，張宏良老師所說的“中國官權集團”，並不是指封建官僚集團中的所有成員，而是指的封建官僚集團中最黑暗、最邪惡、最腐朽的那一部分。否則，哪還有什麽奸相、賢相的區別呢？因此，對於官僚集團進行剖析是弄清奸相亂國的社會基礎的關鍵。
筆者前文已經說了，判斷宰相和其他封建官僚等屬於封建地主階級的任何一個人進步與落後的標準都是看此人是對對官僚、地主、商人等剝削者進行了抑製還是縱容他們對農民、手工業者的剝削壓迫。因此就整個封建官僚集團來看，也可以分成願意“自我抑製”和反對“自我抑製”的兩大派別。前者是封建官僚集團的開明派，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是賢相治國的社會基礎；後者是封建官僚集團的反動派，代表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是奸相亂國的社會基礎。
在少數民族侵擾或外國侵略的時期，由於封建官僚集團的反動派極端邪惡腐朽，和人民群眾尖銳對立，因此自然不可能發動群眾抵抗少數民族侵擾或外國侵略。相反，在把人民群眾看成最危險的敵人的情況下，勾結入侵者共同鎮壓人民群眾，包括對付封建官僚集團的開明派就成了封建官僚集團的反動派必然選擇。於是，秦檜陷害嶽飛之類“奸相賣國”的事件也就順理成章了。
近代以來，從同光新政（同光新政是洋務運動的舊稱，也是比較合適的稱呼。它明確指出這次變革隻不過是清政府的改革，根本不是群眾性的運動。而且，同光新政的含義按照李鴻章的解釋是“外需和戎，內需變法”，也就是說對外妥協投降和“辦洋務”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麵。八十年代以來，有些學者把“辦洋務”獨立出來製造了一個新名詞：洋務運動。我認為這是很不恰當的。因為不僅把同光新政中“辦洋務”和對外妥協投降這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麵割裂開來，而且容易被人誤解成這是一場群眾性的運動。）開始，出現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這一中國有史以來最黑暗、最邪惡、最腐朽的勢力。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以往中國曆史上的一切勢力不同，基本獲利方式是在外國侵略勢力掠奪中國的過程中充當助手和中間人，並從中分一杯羹，更簡單一點說就是以賣國為生。正是這個以賣國為生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構成了李鴻章等禍國奸相層出不窮的社會基礎。
附帶說一點題外的話，許多人認為：倭仁、剛毅、趙舒翹等強調氣節的封建官僚比洋務派買辦官僚更落後，是“頑固派”。其實，這是30年來用不倫不類的“現代化史觀”取代唯物史觀造成的錯誤觀點。這些人和人民確有矛盾，但在近代，中國有淪為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的危險下，中國社會發展的前提是民族獨立，最大阻力是外國侵略者。外國侵略者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國最主要的矛盾，封建地主和人民的階級矛盾服從於民族矛盾。因此應該以愛國還是賣國作為評價曆史人物的第一標準。從這個角度來說，強調氣節的封建官僚無疑比出賣民族利益的洋務派買辦官僚進步的多。正因為如此，在八國聯軍侵華中，出現了愛國清軍和義和團共抗外國侵略者的感人場麵。也正因為如此，八國聯軍可以放過慈禧太後，卻不能放過強調氣節的封建官僚，要求懲辦“禍首”，並屠殺了大批稍有一些愛國之心的封建官僚。
總之，奸相亂國不是指奸相一個人亂國，而是指奸相為代表的反對“自我抑製”的封建官僚集團反動派亂國，近代以來主要是指以賣國為生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亂國。隻有從這個角度，正確區分官僚集團的開明派和反動派，才能真正理解 張宏良 老師的《千古興亡，亡於一相》的意義。
三、禍國奸相的兩種出身
空心菜的《內朝出身為相者多為奸相》通過分析趙高，王莽，王衍，李林甫，蔡京，秦檜等曆史上著名的禍國奸相，有力的論證了內朝出身為相者多為奸相的道理。
內朝出身為相者多為奸相是有必然性的。正如空心菜文中指出的：“（內朝出身的人）缺點也很明顯，脫離基層實際的官僚主義，隻維上而不唯實的奴才心態，最嚴重也是最具備危害性的是在機關尤其是主管機關行政事務出身的人往往都是一些善於陰謀之人。”“在這種環境下熏陶的人，心眼多，城府深，手段狠，擅長玩弄權術。”一個人如果沒有擔任過基層、地方主官而僅僅是圍繞皇帝及少數幾個中央高官轉，那麽幾乎不可能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幾乎不可能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也就自然不會願意“自我抑製”，成為封建官僚集團的反動派也就很難避免了。（內朝出身為相者也經常陪同皇帝及少數幾個中央高官下基層“出巡”，但是在封建社會這種“出巡”其實是一種做秀，根本不可能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
順便說一句，不僅僅是宰相，從皇帝到臣子，不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不了解百姓疾苦的一般都是昏君奸臣。曾經負責高考命題的禦用文人袁騰飛胡說“有哪一個出身高貴，受過良好教育，上台之後搞獨裁的。沒有，是吧，沒聽說過，準都是這麽一幫，之前寒酸，我可有了今天，我折騰死你們。”其實曆史上的真實情況恰恰相反，像漢宣帝這樣流落民間，體驗了百姓疾苦的皇帝是著名賢君，而魏晉南北朝那些“出身高貴，受過良好教育”的門閥士族治下的時代是中國曆史上四大黑暗時代之一。（中國曆史上“四大黑暗時代”第一個是魏晉南北朝，第二個是晚明，第三個是晚清民國。）
當然，這並不是說內朝出身為相者就公開叫囂：“我就是要剝削壓迫占人口95%以上的農民、手工業者等廣大人民群眾。”相反，內朝出身為相者往往更多的裝出親民愛民的樣子，還常常附庸風雅宣稱愛好傳統文化。例如，著名的奸相王莽曾拿出一百萬錢，三十頃地，當作救濟災民的費用，甚至逼令殺了一個奴婢的二子王獲自殺，更熟讀《周禮》等傳統文化典籍，大力宣揚禮樂教化，吟詩作對朗朗上口。但是這些奸相能夠吟詩作對，卻寫不出一篇能夠解決百姓實際困難的文件；一麵去救濟幾個困難群眾，一麵出台一些把更多的群眾推向火坑的政策，這足以證明其真實麵目。其實，這些奸相靠裝出親民愛民的樣子騙取聲望本身就是瞧不起人民群眾智慧的表現，是他們屬於封建官僚集團反動派的如山鐵證。
那麽擔任過基層、地方主官的是否就差不多都是賢相呢？那也不一定，擔任過基層、地方主官確實不可避免的貼近群眾，但是貼近群眾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一種是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主張對官僚、地主、商人等剝削者進行抑製，另一種是感到人民群眾的“可怕”，更加瘋狂的與人民群眾為敵。判斷屬於哪一種情況主要看在基層、地方主官任內幹了些什麽。如果在基層、地方主官任內主抓抑製豪強惡霸，那麽一般是前一種，如果在基層、地方主官任內勾結豪強惡霸，極力鎮壓農民抗租，手工業者罷工等群眾運動，那麽幾乎可以肯定是後一種。這後一種也是禍國奸相的第二種出身的來源之一。
禍國奸相的第二種出身，就是和農民、手工業者等廣大人民群眾有刻骨仇恨的人。包括擔任過基層、地方主官，並在基層、地方主官任內勾結豪強惡霸，極力鎮壓農民抗租，手工業者罷工等群眾運動的人，也包括直接鎮壓農民起義的軍閥，尤以後者為多。例如，後來成為後梁太祖的唐朝末代丞相朱溫就是黃巢起義的叛徒，叛變後又瘋狂的鎮壓黃巢起義。更典型的是晚清的洋務派買辦官僚集團，就是靠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起家的。
總之，內朝出身，不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和百姓疾苦的人與勾結豪強惡霸鎮壓群眾運動，和農民、手工業者等廣大人民群眾有刻骨仇恨的人是禍國奸相的兩種基本出身。
四、奸相掌軍權是亡國之兆
前麵分析了奸相亂國的社會基礎和禍國奸相的兩種基本出身等一些奸相禍國亂國的情況，但是，禍國亂國也是程度之分的，禍國亂國的最高程度就是亡國，亡國的一個重要征兆就是奸相掌握軍權。
從理論上說，奸相掌軍權是亡國之兆也是有必然性的。從政治學的角度看，軍隊作為一個國家政權的支柱，隻能掌握在一把手手裏，如果落到第二、三把手手裏或幾個人各領一軍，必然出現混亂。在中國封建社會，軍權隻能掌握在一把手皇帝手裏。試想，宰相本來就有行政權，再掌握了軍權，可謂軍政大權合一，還會臣服於皇帝嗎？就算本來打算臣服於皇帝，恐怕皇帝也很難不猜忌，最終難免不分道揚鑣。即使是賢相掌軍權也很難不出問題，何況奸相掌軍權呢？
其實，中國古代也注意和防備了軍政大權合一可能帶來的問題。從秦始皇實行三公九卿製開始，就實行軍政分離的製度，宰相隻能擁有行政權，不容許掌握軍權。但是往往到了朝代的末期，軍政分離的製度遭受了破壞，出現了奸相掌軍權的情況，隨即很快滅亡。
具體說來，奸相掌軍權導致亡國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上文已經說了，內朝出身，不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和百姓疾苦的人與勾結豪強惡霸鎮壓群眾運動，和農民、手工業者等廣大人民群眾有刻骨仇恨的人是禍國奸相的兩種基本出身。前一種奸相一般開始時沒有軍權，是當上宰相後才逐步掌握軍權的，後一種奸相特別是鎮壓農民起義出身的一般開始時已經有了軍權，是憑借軍權才當上宰相掌握行政權的。但是無論哪一種情況，一旦出現奸相和軍權的結合，都表明亡國之日不遠。以下各舉一例說明這個問題。
王莽篡漢是內朝出身的奸相掌軍權旋即亡國的代表。王莽出身黃門郎，漢代黃門郎，掌侍從皇帝，傳達詔命，類似於今天的中央辦公廳。漢哀帝去世後，當時已是太皇太後的王莽的姑母 王政 君把王莽宣進朝來，讓他主持喪事，並任命他為大司馬兼任尚書。大司馬掌最高軍權，尚書相當於丞相，掌最高行政權。兩職加於一身，王莽便成為了掌軍權的奸相。王莽迎立年僅8歲的劉衎為帝，即漢平帝。漢平帝在位6年，因覺得王莽可怕，免不得說了些抱怨的話，結果被王莽毒死。漢平帝死後，王莽立年僅兩歲的孺子嬰為皇太子，太皇太後命王莽代天子朝政，稱“假皇帝”或“攝皇帝”。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嬰禪讓後稱帝，改國號為新，西漢滅亡。王莽篡漢不僅使西漢王朝滅亡，給廣大人民也帶來了沉重災難。在王莽掌權的時代大搞評定物價，改革幣製。幣製改了好幾次，錢越改越小，物價飛漲，實際上是對老百姓的搜刮。王莽又征用民夫，加重捐稅，縱容殘酷的官吏，對老百姓加重刑罰，最終引發了綠林、赤眉起義而被推翻。
朱溫廢唐是鎮壓群眾運動出身的奸相掌軍權旋即亡國的代表。朱溫參加過黃巢起義，但他參加起義並非為了什麽勞苦大眾的幸福，更沒有什麽替天行道的思想，而僅僅是出於一種圖富貴、出人頭地的私心，為的是以後做官衣錦還鄉。在黃巢軍中無法混下去時，為了生存為了富貴前途，他聽從謀士謝瞳的計策背叛黃巢而投降了唐朝廷，隨後與李克用等聯兵鎮壓黃巢起義軍。因為追剿黃巢有功，朱溫被加封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使相，封沛郡侯，後又進封吳興郡王，地位顯赫。所謂使相是一種合稱，使指的是節度使，相指的是宰相，而唐朝沒有宰相這一官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職權就相當於宰相，所以朱溫此時稱為使相，實現了奸相掌軍權。天佑元年(904)﹐朱溫迫昭宗遷都洛陽﹐隨即遣人殺之，立其子李裕。天祐二年（905）二月，朱溫又殺李裕等昭宗九子於九曲池。天祐四年（907）四月，朱溫正式稱帝，廟號太祖，國號大梁，史稱後梁。廢 17 歲的昭宣帝為濟陰王，遷往曹州濟陰囚禁。次年二月，將其殺害。朱溫廢唐同樣給廣大人民帶來了沉重災難。朱溫以嗜殺成性出名，在士兵入伍之時，便會在其麵部刺上軍號，以防止其逃走，每逢作戰，凡將校在戰役中身亡，其所屬部隊若是退回，則全部斬首，稱之為“跋隊斬”。最終，作惡多端的朱溫被兒子殺死，後梁也很快滅亡。
有人說了，你說的這些人都是有很大野心的人，是不是沒有篡位野心的人掌軍權就不會亡國呢？並非如此，即使是沒有篡位野心的奸相掌握了軍權，由於他們會利用軍權和行政權胡作非為，一樣會導致亡國的悲劇。南宋奸相賈似道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1259年賈似道任“右丞相兼樞密使”，開始出現奸相掌軍權的局麵，1267年，賈似道出任“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正式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元世祖借口南宋不執行和約，派大將劉整、阿術出兵進攻襄陽，宋軍連戰連敗，賈似道把前線的消息封鎖起來，不讓宋度宗知道。有個官員上奏章向宋度宗告急，奏章落在賈似道手裏，那個官員馬上被革職了。襄陽城被圍了五年，終於被元兵攻破了。這個時候，賈似道要再瞞也瞞不住，就把責任推給襄陽守將，把守將革職了事。元世祖看到南宋這樣腐敗，決定一鼓作氣消滅南宋。他派左丞相伯顏率領元兵二十萬，分兩路進軍，一路從西麵攻鄂州，另一路從東麵攻揚州。這時候，宋度宗病死了，賈似道擁立了一個四歲的幼兒趙顯做皇帝。伯顏攻下鄂州，沿江東下，直取臨安。賈似道一麵帶領七萬宋軍駐守蕪湖，一麵派使臣到元營求和。伯顏拒絕議和，命令元軍在長江兩岸發起進攻，宋軍全線崩潰，賈似道逃回揚州。到了這個時候，南宋滅亡的局勢已經無法挽回了。
古代如此，近代亦然。洋務派買辦官僚集團的一些奸相，諸如李鴻章之類為什麽能夠在臭不可聞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屹立不倒，即使短暫被免職也能很快複出，有愛國之心的官員和廣大人民拿他們毫無辦法？關鍵就在於他們手中有軍權。以李鴻章為例，自1862年3月組建了淮軍之後，一直牢牢掌握著淮軍的大權，甚至他死後淮軍也隻有他兒子李經方才能指揮的動。不僅如此，洋務派買辦官僚集團的一些奸相掌軍權更是近代中國戰敗的重要原因。仍以李鴻章為例，在甲午戰爭中，李鴻章禁止北洋水師出海作戰，致使清政府花重金建立的北洋水師被日本在港內全殲。在八國聯軍侵華中，李鴻章居然夥同張之洞，劉坤一等宣布局外中立，還搞了一個《東南互保章程》，公開幫助列強鎮壓南方人民反抗。試想，如果不是奸相李鴻章等掌握了清朝最精銳的一部分軍隊，而是軍隊有統一指揮能夠團結一致堅定作戰，即使不能說必勝，至少可以肯定不會敗的這麽慘。
這些亡國奸相不僅於國於民危害極大，而且往往人品及其惡劣。例如，賈似道是有名的說謊大王。他在1259年的鄂州之戰中被驚嚇得不敢與蒙古軍交兵，迫不及待地暗自遣使向忽必烈求和。忽必烈起先並不同意罷兵，但是不久南宋合州守將王堅派人告知賈似道蒙哥已亡的消息，蒙古軍也因蒙哥汗身亡而人心浮動。然而這時，賈似道不但仍然不敢伺機反抗，而且又再次派人前去求和。忽必烈由於急於返回漠北爭奪汗位，就順水推舟同意了賈似道的求和要求。賈似道許諾的條件是——“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各二十萬”。 事實是賈似道坐失良機，一味乞和，致使忽必烈抽身北上爭取汗位，然而他卻僅僅憑借乘北軍撤退之機，聽從劉整的建議，讓人追打幾個殿後的士兵，便大言不慚地謊報“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複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再如，王莽的殘忍也令人發指。王莽的兒子王宇以個人名義，寫信給在外地任職的衛寶、衛玄，聯絡感情、互稱朋友。讓王莽知道後十分震怒。王宇說：“為保全父親美名，兒甘願一死。隻是兒妻現有身孕，即將分娩，求你親饒她一命，使兒的這一點骨血得以留存。”不料王莽冷酷道：“與其再生個不肖的孽種，倒不如不生！” 就這樣，親生兒子、兒媳及兒媳腹中的孩子，被王莽殘殺了。當然，最無恥的還是朱溫。朱溫的荒淫，行同禽獸，即使在封建帝王中也罕有其匹。天祐元年張氏病死後，朱溫開始“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征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乾化二年，“太祖兵敗蓨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張全義之子憤極要手刃朱溫，為張全義苦苦勸止。至於朱溫的兒子們對朱溫的亂倫，不僅毫無羞恥，竟然利用妻子爭寵，博取歡心，爭奪儲位，真是曠古醜聞！
附帶說一句，今天有人卻還力圖為這些亡國奸相“平反”。例如，臭名昭著的大漢奸馬立誠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曆史的拐點》中胡說王莽是“中國史上獨一無二的民選皇帝”，並把王莽“下令在長安城中投資建設五個裏共二百個廉租房小區，供貧民居住”拿出來大吹特吹，說什麽“這些改進或改革措施，大概就屬於胡適所說的‘社會主義’”，卻對王莽的改革導致全國房價漲了好幾倍隻字不提。（http://news.ifeng.com/history/1/renwu/200904/0424_2665_1124336.shtml）
總之，奸相掌軍權是亡國之兆，無論是內朝出身的奸相還是鎮壓群眾運動出身的奸相，無論是有篡位野心的奸相還是沒有篡位野心的奸相，一旦出現奸相和軍權的結合，都表明亡國之日不遠，將給國家、民族和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
五、袁世凱比李鴻章更有奸相的代表意義
當然，張宏良老師的《千古興亡，亡於一相》也的確有一些不夠嚴謹的地方，最突出的是文中說：“中國封建王朝最後一位宰相李鴻章，更是把宰相為代表的官權力量禍國賣國的曆史作用，推到了封建王朝的頂峰階段。”其實，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位宰相不是李鴻章而是袁世凱。自朱元璋之後的明朝和清朝都沒有設立過丞相，然而事實上的宰相仍然存在，如明朝的內閣首輔，清朝的軍機大臣等。李鴻章被認為是宰相就是因為其擔任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但是李鴻章1901年就死了，在他死了以後清朝並不是沒有事實上的宰相了。1901年11月，袁世凱繼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實授，成為事實上的宰相。1907年，袁世凱出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1911年11月袁世凱又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可以說，袁世凱既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位宰相，也是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第一位宰相，而且其禍國賣國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李鴻章。因此筆者認為袁世凱比李鴻章更有奸相的代表意義，下麵簡單介紹一下袁世凱的生平。
1859年9月16日，正值第二次鴉片戰爭炮火連天時，袁世凱出生了。其父祖多為清朝顯貴，權重一方。其開始從政時正是“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同光新政高潮期，袁世凱也加入了洋務派買辦官僚集團。他於1881年5月，帶領“其家舊部數十人”往山東登州，投靠淮軍統領吳長慶，從而通過“伯樂”吳長慶和奸相李鴻章搭上了關係。
——也談“宰相與興亡”
雨夾雪
摘要：
我們討論曆史問題時要從當時的曆史條件出發。討論皇權、相權與興亡等問題時我們當然要看到明君與賢臣屬於封建地主階級的本質的一麵，不能把這些人幻想成救世主，但是這絲毫也不否認我們同樣應該看到他們比昏君與奸臣有進步的一麵，在客觀上有有利於人民群眾的一麵，有被爭取改造的可能性的一麵。奸相亂國不是指奸相一個人亂國，而是指奸相為代表的反對“自我抑製”的封建官僚集團反動派亂國，近代以來主要是指以賣國為生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亂國。內朝出身與勾結豪強惡霸鎮壓群眾運動出身是禍國奸相的兩種基本出身。禍國亂國的最高程度就是亡國，亡國的一個重要征兆就是奸相掌握軍權。無論是內朝出身的奸相還是鎮壓群眾運動出身的奸相，無論是有篡位野心的奸相還是沒有篡位野心的奸相，一旦出現奸相和軍權的結合，都表明亡國之日不遠，將給國家、民族和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袁世凱既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位宰相，也是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第一位宰相，而且其禍國賣國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李鴻章，比李鴻章更有奸相的代表意義。
提綱：
一、皇權、相權與興亡
二、奸相亂國的社會基礎
三、禍國奸相的兩種出身
四、奸相掌軍權是亡國之兆
五、袁世凱比李鴻章更有奸相的代表意義
近日來，從張宏良老師的《千古興亡，亡於一相》開始，左派掀起了一個討論“宰相與興亡”的高潮，包括黎陽老師的《奸相當權，天下焉得不亂？》，空心菜的《內朝出身為相者多為奸相》等從各個角度分析“宰相與興亡”的文章。筆者今天也就這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皇權、相權與興亡
很多朋友對張宏良老師的《千古興亡，亡於一相》提出質疑，一個主要的理由是認為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分析方法，皇帝和宰相都屬於封建地主階級，皇權、相權的矛盾屬於封建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
我認為，這些人的說法不是沒有道理，但是事實上忽視了張宏良老師文章的真實含義：皇帝和宰相乃至其他貴族官僚同屬於封建地主階級不等於沒有進步與落後之分，絲毫也不意味著應該把他們不加區別的一棍子打死。
從皇權、相權的來源來看，這兩種權力均來自於原始社會末期的軍事民主製。在原始社會末期，社會發生階級分化，出現了貴族和平民的區別（此時也出現了少量奴隸，但不占主導地位。），從而演變出了由氏族長老組成的議事會，由氏族成年男子組成的人民大會和軍事首長三大權力機構。後來，平民的政治權利逐漸被剝奪，形成了貴族和軍事首長兩種政治勢力。（西方一些國家如雅典表麵上人民大會權力最大，但是實際上階級社會的“人民大會”已經蛻變成少數剝削者的統治工具，實質更接近軍事民主製下的貴族會議而不是真正的人民大會。）在中國，軍事首長經過長期演變變成了皇權，貴族政治經過長期演變變成了官僚政治，其核心是相權。因此，皇帝和宰相都屬於封建地主階級並不能否定張宏良老師皇權帶有相對獨立性的觀點。
當然，一般的說，在封建社會，皇權更多的傾向官僚、地主、商人等剝削者而不是農民、手工業者等被剝削者。但是為了自身統治的需要，一部分傑出的君主也的確對官僚、地主、商人等剝削者進行了抑製，而這種抑製是國治國興的重要條件。相反，如果君主完全站在官僚、地主、商人等剝削者一邊縱容他們對農民、手工業者的剝削壓迫，則是國亂國衰的重要因素。例如，抑製豪強的西漢是一個著名的盛世，其中抑製豪強最堅決的漢武帝時期西漢達到了鼎盛，縱容豪強的東漢則是一個著名的黑暗時代。再如，實行均田製抑製兼並的唐朝前期是又一個著名的盛世，“不立田製，不抑兼並”的宋代則以積弱不振著稱。
其實，不僅僅是皇帝，判斷宰相和其他封建官僚等屬於封建地主階級的任何一個人進步與落後的標準都是看此人是對官僚、地主、商人等剝削者進行了抑製還是縱容他們對農民、手工業者的剝削壓迫。抑製的越多越進步，縱容的越多越落後。
總之，我們討論曆史問題時要從當時的曆史條件出發。討論皇權、相權與興亡等問題時我們當然要看到明君與賢臣屬於封建地主階級的本質的一麵，不能把這些人幻想成救世主，但是這絲毫也不否認我們同樣應該看到他們比昏君與奸臣有進步的一麵，在客觀上有有利於人民群眾的一麵，有被爭取改造的可能性的一麵。
二、奸相亂國的社會基礎
很多朋友對對 張宏良 老師的《千古興亡，亡於一相》的另一個質疑是認為“千古興亡，亡於一相”的說法過於突出個人的作用，忽視了階級的作用。
我感覺持這種觀點的朋友是沒有仔細讀張宏良老師文章。張宏良老師文章並沒有把宰相作為一個孤立的個人來看待，而是作為“中國官權集團”的一個代表來看：“中國官權集團在客觀上推動民眾聚集到皇權周圍的同時，他們自身則自發地聚集到了宰相的周圍，因為宰相是官權集團的最高代表，是與皇權相分離的官權集團的政治核心。”“由於中國所有資源都集中在官權集團手中，而官權集團又是與國家利益相分離相對立的集團。所以，宋代以後入侵中國的所有外來勢力，都不再想方設法去戰勝中國的軍事、政治和國防力量，而是想方設法去收買中國的官權集團，而收買中國官權集團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收買官權集團的最高代表——宰相。於是，宰相便成為中國興衰治亂、國家安危的曆史關鍵，便成為曆朝曆代所有外來入侵勢力收買的對象，由此也就形成了‘國之治，宰相賢，國之亂，宰相奸’的曆史鐵律。”
筆者個人認為，張宏良老師所說的“中國官權集團”，並不是指封建官僚集團中的所有成員，而是指的封建官僚集團中最黑暗、最邪惡、最腐朽的那一部分。否則，哪還有什麽奸相、賢相的區別呢？因此，對於官僚集團進行剖析是弄清奸相亂國的社會基礎的關鍵。
筆者前文已經說了，判斷宰相和其他封建官僚等屬於封建地主階級的任何一個人進步與落後的標準都是看此人是對對官僚、地主、商人等剝削者進行了抑製還是縱容他們對農民、手工業者的剝削壓迫。因此就整個封建官僚集團來看，也可以分成願意“自我抑製”和反對“自我抑製”的兩大派別。前者是封建官僚集團的開明派，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是賢相治國的社會基礎；後者是封建官僚集團的反動派，代表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是奸相亂國的社會基礎。
在少數民族侵擾或外國侵略的時期，由於封建官僚集團的反動派極端邪惡腐朽，和人民群眾尖銳對立，因此自然不可能發動群眾抵抗少數民族侵擾或外國侵略。相反，在把人民群眾看成最危險的敵人的情況下，勾結入侵者共同鎮壓人民群眾，包括對付封建官僚集團的開明派就成了封建官僚集團的反動派必然選擇。於是，秦檜陷害嶽飛之類“奸相賣國”的事件也就順理成章了。
近代以來，從同光新政（同光新政是洋務運動的舊稱，也是比較合適的稱呼。它明確指出這次變革隻不過是清政府的改革，根本不是群眾性的運動。而且，同光新政的含義按照李鴻章的解釋是“外需和戎，內需變法”，也就是說對外妥協投降和“辦洋務”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麵。八十年代以來，有些學者把“辦洋務”獨立出來製造了一個新名詞：洋務運動。我認為這是很不恰當的。因為不僅把同光新政中“辦洋務”和對外妥協投降這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麵割裂開來，而且容易被人誤解成這是一場群眾性的運動。）開始，出現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這一中國有史以來最黑暗、最邪惡、最腐朽的勢力。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以往中國曆史上的一切勢力不同，基本獲利方式是在外國侵略勢力掠奪中國的過程中充當助手和中間人，並從中分一杯羹，更簡單一點說就是以賣國為生。正是這個以賣國為生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構成了李鴻章等禍國奸相層出不窮的社會基礎。
附帶說一點題外的話，許多人認為：倭仁、剛毅、趙舒翹等強調氣節的封建官僚比洋務派買辦官僚更落後，是“頑固派”。其實，這是30年來用不倫不類的“現代化史觀”取代唯物史觀造成的錯誤觀點。這些人和人民確有矛盾，但在近代，中國有淪為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的危險下，中國社會發展的前提是民族獨立，最大阻力是外國侵略者。外國侵略者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國最主要的矛盾，封建地主和人民的階級矛盾服從於民族矛盾。因此應該以愛國還是賣國作為評價曆史人物的第一標準。從這個角度來說，強調氣節的封建官僚無疑比出賣民族利益的洋務派買辦官僚進步的多。正因為如此，在八國聯軍侵華中，出現了愛國清軍和義和團共抗外國侵略者的感人場麵。也正因為如此，八國聯軍可以放過慈禧太後，卻不能放過強調氣節的封建官僚，要求懲辦“禍首”，並屠殺了大批稍有一些愛國之心的封建官僚。
總之，奸相亂國不是指奸相一個人亂國，而是指奸相為代表的反對“自我抑製”的封建官僚集團反動派亂國，近代以來主要是指以賣國為生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亂國。隻有從這個角度，正確區分官僚集團的開明派和反動派，才能真正理解 張宏良 老師的《千古興亡，亡於一相》的意義。
三、禍國奸相的兩種出身
空心菜的《內朝出身為相者多為奸相》通過分析趙高，王莽，王衍，李林甫，蔡京，秦檜等曆史上著名的禍國奸相，有力的論證了內朝出身為相者多為奸相的道理。
內朝出身為相者多為奸相是有必然性的。正如空心菜文中指出的：“（內朝出身的人）缺點也很明顯，脫離基層實際的官僚主義，隻維上而不唯實的奴才心態，最嚴重也是最具備危害性的是在機關尤其是主管機關行政事務出身的人往往都是一些善於陰謀之人。”“在這種環境下熏陶的人，心眼多，城府深，手段狠，擅長玩弄權術。”一個人如果沒有擔任過基層、地方主官而僅僅是圍繞皇帝及少數幾個中央高官轉，那麽幾乎不可能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幾乎不可能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也就自然不會願意“自我抑製”，成為封建官僚集團的反動派也就很難避免了。（內朝出身為相者也經常陪同皇帝及少數幾個中央高官下基層“出巡”，但是在封建社會這種“出巡”其實是一種做秀，根本不可能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
順便說一句，不僅僅是宰相，從皇帝到臣子，不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不了解百姓疾苦的一般都是昏君奸臣。曾經負責高考命題的禦用文人袁騰飛胡說“有哪一個出身高貴，受過良好教育，上台之後搞獨裁的。沒有，是吧，沒聽說過，準都是這麽一幫，之前寒酸，我可有了今天，我折騰死你們。”其實曆史上的真實情況恰恰相反，像漢宣帝這樣流落民間，體驗了百姓疾苦的皇帝是著名賢君，而魏晉南北朝那些“出身高貴，受過良好教育”的門閥士族治下的時代是中國曆史上四大黑暗時代之一。（中國曆史上“四大黑暗時代”第一個是魏晉南北朝，第二個是晚明，第三個是晚清民國。）
當然，這並不是說內朝出身為相者就公開叫囂：“我就是要剝削壓迫占人口95%以上的農民、手工業者等廣大人民群眾。”相反，內朝出身為相者往往更多的裝出親民愛民的樣子，還常常附庸風雅宣稱愛好傳統文化。例如，著名的奸相王莽曾拿出一百萬錢，三十頃地，當作救濟災民的費用，甚至逼令殺了一個奴婢的二子王獲自殺，更熟讀《周禮》等傳統文化典籍，大力宣揚禮樂教化，吟詩作對朗朗上口。但是這些奸相能夠吟詩作對，卻寫不出一篇能夠解決百姓實際困難的文件；一麵去救濟幾個困難群眾，一麵出台一些把更多的群眾推向火坑的政策，這足以證明其真實麵目。其實，這些奸相靠裝出親民愛民的樣子騙取聲望本身就是瞧不起人民群眾智慧的表現，是他們屬於封建官僚集團反動派的如山鐵證。
那麽擔任過基層、地方主官的是否就差不多都是賢相呢？那也不一定，擔任過基層、地方主官確實不可避免的貼近群眾，但是貼近群眾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一種是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主張對官僚、地主、商人等剝削者進行抑製，另一種是感到人民群眾的“可怕”，更加瘋狂的與人民群眾為敵。判斷屬於哪一種情況主要看在基層、地方主官任內幹了些什麽。如果在基層、地方主官任內主抓抑製豪強惡霸，那麽一般是前一種，如果在基層、地方主官任內勾結豪強惡霸，極力鎮壓農民抗租，手工業者罷工等群眾運動，那麽幾乎可以肯定是後一種。這後一種也是禍國奸相的第二種出身的來源之一。
禍國奸相的第二種出身，就是和農民、手工業者等廣大人民群眾有刻骨仇恨的人。包括擔任過基層、地方主官，並在基層、地方主官任內勾結豪強惡霸，極力鎮壓農民抗租，手工業者罷工等群眾運動的人，也包括直接鎮壓農民起義的軍閥，尤以後者為多。例如，後來成為後梁太祖的唐朝末代丞相朱溫就是黃巢起義的叛徒，叛變後又瘋狂的鎮壓黃巢起義。更典型的是晚清的洋務派買辦官僚集團，就是靠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起家的。
總之，內朝出身，不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和百姓疾苦的人與勾結豪強惡霸鎮壓群眾運動，和農民、手工業者等廣大人民群眾有刻骨仇恨的人是禍國奸相的兩種基本出身。
四、奸相掌軍權是亡國之兆
前麵分析了奸相亂國的社會基礎和禍國奸相的兩種基本出身等一些奸相禍國亂國的情況，但是，禍國亂國也是程度之分的，禍國亂國的最高程度就是亡國，亡國的一個重要征兆就是奸相掌握軍權。
從理論上說，奸相掌軍權是亡國之兆也是有必然性的。從政治學的角度看，軍隊作為一個國家政權的支柱，隻能掌握在一把手手裏，如果落到第二、三把手手裏或幾個人各領一軍，必然出現混亂。在中國封建社會，軍權隻能掌握在一把手皇帝手裏。試想，宰相本來就有行政權，再掌握了軍權，可謂軍政大權合一，還會臣服於皇帝嗎？就算本來打算臣服於皇帝，恐怕皇帝也很難不猜忌，最終難免不分道揚鑣。即使是賢相掌軍權也很難不出問題，何況奸相掌軍權呢？
其實，中國古代也注意和防備了軍政大權合一可能帶來的問題。從秦始皇實行三公九卿製開始，就實行軍政分離的製度，宰相隻能擁有行政權，不容許掌握軍權。但是往往到了朝代的末期，軍政分離的製度遭受了破壞，出現了奸相掌軍權的情況，隨即很快滅亡。
具體說來，奸相掌軍權導致亡國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上文已經說了，內朝出身，不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和百姓疾苦的人與勾結豪強惡霸鎮壓群眾運動，和農民、手工業者等廣大人民群眾有刻骨仇恨的人是禍國奸相的兩種基本出身。前一種奸相一般開始時沒有軍權，是當上宰相後才逐步掌握軍權的，後一種奸相特別是鎮壓農民起義出身的一般開始時已經有了軍權，是憑借軍權才當上宰相掌握行政權的。但是無論哪一種情況，一旦出現奸相和軍權的結合，都表明亡國之日不遠。以下各舉一例說明這個問題。
王莽篡漢是內朝出身的奸相掌軍權旋即亡國的代表。王莽出身黃門郎，漢代黃門郎，掌侍從皇帝，傳達詔命，類似於今天的中央辦公廳。漢哀帝去世後，當時已是太皇太後的王莽的姑母 王政 君把王莽宣進朝來，讓他主持喪事，並任命他為大司馬兼任尚書。大司馬掌最高軍權，尚書相當於丞相，掌最高行政權。兩職加於一身，王莽便成為了掌軍權的奸相。王莽迎立年僅8歲的劉衎為帝，即漢平帝。漢平帝在位6年，因覺得王莽可怕，免不得說了些抱怨的話，結果被王莽毒死。漢平帝死後，王莽立年僅兩歲的孺子嬰為皇太子，太皇太後命王莽代天子朝政，稱“假皇帝”或“攝皇帝”。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嬰禪讓後稱帝，改國號為新，西漢滅亡。王莽篡漢不僅使西漢王朝滅亡，給廣大人民也帶來了沉重災難。在王莽掌權的時代大搞評定物價，改革幣製。幣製改了好幾次，錢越改越小，物價飛漲，實際上是對老百姓的搜刮。王莽又征用民夫，加重捐稅，縱容殘酷的官吏，對老百姓加重刑罰，最終引發了綠林、赤眉起義而被推翻。
朱溫廢唐是鎮壓群眾運動出身的奸相掌軍權旋即亡國的代表。朱溫參加過黃巢起義，但他參加起義並非為了什麽勞苦大眾的幸福，更沒有什麽替天行道的思想，而僅僅是出於一種圖富貴、出人頭地的私心，為的是以後做官衣錦還鄉。在黃巢軍中無法混下去時，為了生存為了富貴前途，他聽從謀士謝瞳的計策背叛黃巢而投降了唐朝廷，隨後與李克用等聯兵鎮壓黃巢起義軍。因為追剿黃巢有功，朱溫被加封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使相，封沛郡侯，後又進封吳興郡王，地位顯赫。所謂使相是一種合稱，使指的是節度使，相指的是宰相，而唐朝沒有宰相這一官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職權就相當於宰相，所以朱溫此時稱為使相，實現了奸相掌軍權。天佑元年(904)﹐朱溫迫昭宗遷都洛陽﹐隨即遣人殺之，立其子李裕。天祐二年（905）二月，朱溫又殺李裕等昭宗九子於九曲池。天祐四年（907）四月，朱溫正式稱帝，廟號太祖，國號大梁，史稱後梁。廢 17 歲的昭宣帝為濟陰王，遷往曹州濟陰囚禁。次年二月，將其殺害。朱溫廢唐同樣給廣大人民帶來了沉重災難。朱溫以嗜殺成性出名，在士兵入伍之時，便會在其麵部刺上軍號，以防止其逃走，每逢作戰，凡將校在戰役中身亡，其所屬部隊若是退回，則全部斬首，稱之為“跋隊斬”。最終，作惡多端的朱溫被兒子殺死，後梁也很快滅亡。
有人說了，你說的這些人都是有很大野心的人，是不是沒有篡位野心的人掌軍權就不會亡國呢？並非如此，即使是沒有篡位野心的奸相掌握了軍權，由於他們會利用軍權和行政權胡作非為，一樣會導致亡國的悲劇。南宋奸相賈似道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1259年賈似道任“右丞相兼樞密使”，開始出現奸相掌軍權的局麵，1267年，賈似道出任“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正式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元世祖借口南宋不執行和約，派大將劉整、阿術出兵進攻襄陽，宋軍連戰連敗，賈似道把前線的消息封鎖起來，不讓宋度宗知道。有個官員上奏章向宋度宗告急，奏章落在賈似道手裏，那個官員馬上被革職了。襄陽城被圍了五年，終於被元兵攻破了。這個時候，賈似道要再瞞也瞞不住，就把責任推給襄陽守將，把守將革職了事。元世祖看到南宋這樣腐敗，決定一鼓作氣消滅南宋。他派左丞相伯顏率領元兵二十萬，分兩路進軍，一路從西麵攻鄂州，另一路從東麵攻揚州。這時候，宋度宗病死了，賈似道擁立了一個四歲的幼兒趙顯做皇帝。伯顏攻下鄂州，沿江東下，直取臨安。賈似道一麵帶領七萬宋軍駐守蕪湖，一麵派使臣到元營求和。伯顏拒絕議和，命令元軍在長江兩岸發起進攻，宋軍全線崩潰，賈似道逃回揚州。到了這個時候，南宋滅亡的局勢已經無法挽回了。
古代如此，近代亦然。洋務派買辦官僚集團的一些奸相，諸如李鴻章之類為什麽能夠在臭不可聞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屹立不倒，即使短暫被免職也能很快複出，有愛國之心的官員和廣大人民拿他們毫無辦法？關鍵就在於他們手中有軍權。以李鴻章為例，自1862年3月組建了淮軍之後，一直牢牢掌握著淮軍的大權，甚至他死後淮軍也隻有他兒子李經方才能指揮的動。不僅如此，洋務派買辦官僚集團的一些奸相掌軍權更是近代中國戰敗的重要原因。仍以李鴻章為例，在甲午戰爭中，李鴻章禁止北洋水師出海作戰，致使清政府花重金建立的北洋水師被日本在港內全殲。在八國聯軍侵華中，李鴻章居然夥同張之洞，劉坤一等宣布局外中立，還搞了一個《東南互保章程》，公開幫助列強鎮壓南方人民反抗。試想，如果不是奸相李鴻章等掌握了清朝最精銳的一部分軍隊，而是軍隊有統一指揮能夠團結一致堅定作戰，即使不能說必勝，至少可以肯定不會敗的這麽慘。
這些亡國奸相不僅於國於民危害極大，而且往往人品及其惡劣。例如，賈似道是有名的說謊大王。他在1259年的鄂州之戰中被驚嚇得不敢與蒙古軍交兵，迫不及待地暗自遣使向忽必烈求和。忽必烈起先並不同意罷兵，但是不久南宋合州守將王堅派人告知賈似道蒙哥已亡的消息，蒙古軍也因蒙哥汗身亡而人心浮動。然而這時，賈似道不但仍然不敢伺機反抗，而且又再次派人前去求和。忽必烈由於急於返回漠北爭奪汗位，就順水推舟同意了賈似道的求和要求。賈似道許諾的條件是——“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各二十萬”。 事實是賈似道坐失良機，一味乞和，致使忽必烈抽身北上爭取汗位，然而他卻僅僅憑借乘北軍撤退之機，聽從劉整的建議，讓人追打幾個殿後的士兵，便大言不慚地謊報“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複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再如，王莽的殘忍也令人發指。王莽的兒子王宇以個人名義，寫信給在外地任職的衛寶、衛玄，聯絡感情、互稱朋友。讓王莽知道後十分震怒。王宇說：“為保全父親美名，兒甘願一死。隻是兒妻現有身孕，即將分娩，求你親饒她一命，使兒的這一點骨血得以留存。”不料王莽冷酷道：“與其再生個不肖的孽種，倒不如不生！” 就這樣，親生兒子、兒媳及兒媳腹中的孩子，被王莽殘殺了。當然，最無恥的還是朱溫。朱溫的荒淫，行同禽獸，即使在封建帝王中也罕有其匹。天祐元年張氏病死後，朱溫開始“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征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乾化二年，“太祖兵敗蓨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張全義之子憤極要手刃朱溫，為張全義苦苦勸止。至於朱溫的兒子們對朱溫的亂倫，不僅毫無羞恥，竟然利用妻子爭寵，博取歡心，爭奪儲位，真是曠古醜聞！
附帶說一句，今天有人卻還力圖為這些亡國奸相“平反”。例如，臭名昭著的大漢奸馬立誠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曆史的拐點》中胡說王莽是“中國史上獨一無二的民選皇帝”，並把王莽“下令在長安城中投資建設五個裏共二百個廉租房小區，供貧民居住”拿出來大吹特吹，說什麽“這些改進或改革措施，大概就屬於胡適所說的‘社會主義’”，卻對王莽的改革導致全國房價漲了好幾倍隻字不提。（http://news.ifeng.com/history/1/renwu/200904/0424_2665_1124336.shtml）
總之，奸相掌軍權是亡國之兆，無論是內朝出身的奸相還是鎮壓群眾運動出身的奸相，無論是有篡位野心的奸相還是沒有篡位野心的奸相，一旦出現奸相和軍權的結合，都表明亡國之日不遠，將給國家、民族和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
五、袁世凱比李鴻章更有奸相的代表意義
當然，張宏良老師的《千古興亡，亡於一相》也的確有一些不夠嚴謹的地方，最突出的是文中說：“中國封建王朝最後一位宰相李鴻章，更是把宰相為代表的官權力量禍國賣國的曆史作用，推到了封建王朝的頂峰階段。”其實，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位宰相不是李鴻章而是袁世凱。自朱元璋之後的明朝和清朝都沒有設立過丞相，然而事實上的宰相仍然存在，如明朝的內閣首輔，清朝的軍機大臣等。李鴻章被認為是宰相就是因為其擔任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但是李鴻章1901年就死了，在他死了以後清朝並不是沒有事實上的宰相了。1901年11月，袁世凱繼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實授，成為事實上的宰相。1907年，袁世凱出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1911年11月袁世凱又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可以說，袁世凱既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位宰相，也是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第一位宰相，而且其禍國賣國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李鴻章。因此筆者認為袁世凱比李鴻章更有奸相的代表意義，下麵簡單介紹一下袁世凱的生平。
1859年9月16日，正值第二次鴉片戰爭炮火連天時，袁世凱出生了。其父祖多為清朝顯貴，權重一方。其開始從政時正是“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同光新政高潮期，袁世凱也加入了洋務派買辦官僚集團。他於1881年5月，帶領“其家舊部數十人”往山東登州，投靠淮軍統領吳長慶，從而通過“伯樂”吳長慶和奸相李鴻章搭上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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