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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強死了,中共官員們就怕了?

(2010-07-08 18:26:30) 下一個
7月7日,原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在重慶被執行死刑。據大陸媒體報導,曾經身處高官位置的文強生活奢侈、糜爛,僅其客廳裏的水晶燈價值就達10餘萬元,而且還長期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是六個重慶黑社會組織的保護傘。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如此“作惡多端的官員,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問題是,殺了文強,民憤就平了嗎?非也。現實的情況是:一個文強倒下了,千百萬個文強還立在世間;千百萬個立在世間的文強,已經、正在引起多少的民憤?中共有能力處理嗎?而且有多少老百姓早已對中共的反腐不再抱任何希望?

另一方麵,殺了文強,中共其他官員就怕了嗎?非也。中共官員依舊是“前腐後繼”。僅舉一例。三年前,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因貪汙受賄被執行死刑;三年後的今天,藥監局副局長等一批官員再次落馬,或被雙規,或被批捕。如果這次落馬的官員在鄭筱萸死後懂得害怕,也就不會有今天的下場了。所以文強之死,也自然不會阻止其他官員腐敗的腳步。

是什麽原因使中共官員無視“警示”,而要“前腐後繼”?

一方麵在於官員權力缺乏監督、運作不透明,而且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員均非民選,而是由某個更高級別領導直接提拔錄用的。也就是說,隻要一黨專政還存在,獨立的監督體製就根本不可能建立,中共官員就會利用手中權力不斷牟取私利,想從製度上遏製腐敗也就成了空談。在官員們看來,那些被處以極刑的官員很多不過是權力鬥爭的犧牲品,黨內的權力分配規則並沒有改變。

另一方麵,中共自建政以來,持續破壞傳統文化,泯滅良知,這導致中國社會信仰缺失,道德淪喪,追逐利益不僅成為許多普通人,而且成為諸多官員的最高目標。在當今中國大陸,官員通過官倒、出售工程承辦權、賣官鬻爵等獲取經濟利益的比比皆是。

2001 年原沈陽市市長慕綏新貪汙受賄案中,共牽涉到地方16個“一把手”,當地賣官成風,形成了市長收局長們的錢,局長收處長們的,處長再收科長的“官場潛規則 ”。而黑龍江省的韓桂芝、馬德買官賣官案涉及領導幹部900多人,包括多名省級幹部,上百名地市級幹部。被雙規的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據說是花了3000萬才當上的。而國家級貧困縣河南上蔡縣原縣委書記楊鬆泉,更把官位像古董一樣明碼標價,財政局長40萬元;人民醫院院長30萬元;各鄉黨委書記6萬元至10 萬元不等……

官場商業化,必然導致官員劣質化、流氓化、黑社會化。看來,希望官員們在道德上自律,不做這種齷齪之事根本是緣木求魚。

一個問題是,為什麽中共屢屢的“殺一儆百”卻效果甚微?中共官員們真的不怕死嗎?非也。看看近年來中共處置的政府官員數量,因為貪腐而“東窗事發”淪為階下囚徒的不到3%,可見中共反腐是如何的雷聲大、雨點小了。在官員們,中共高層腐敗不在少數,“上行下效”,自然無可厚非;而且隻要在領導集團內部按權力、身份把利益擺平,就一切OK了。因為大家既有了資本,又有了政績;既合乎了政策,又合乎了法律。而這個利益集團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每個人的利益都與他人緊密相連。

難怪“罪惡累累”、深諳官場腐敗內幕的文強也要不斷喊冤,並說出了“我要死了,誰也好不了”的恐嚇之語。隻是文強沒有想到的是,既然有人要他死,他就一定得死,否則那個幕後的“利益集團”該怎麽辦?文強的死換來的是幕後那些人的平安,也許,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強死的的確冤了些。

此外,不少官員們早已為自己想好了退路:貪夠了,就移民,免得哪天成為中共的靶子。據北京市檢察院公布的數據,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截至2008年年底,中國大陸外逃官員人數高達1.6萬至1.8萬人,外逃攜帶款項達8千億元人民幣。二十年來,檢察機關共批捕26萬餘人,立案偵查的貪汙賄賂案件達1.6萬件。而這個數目迄今依舊是繼續攀升。

或許,正是因為中共官員們抱著“上行下效、法不責眾、貪夠了就移民”的心理而對中共偶爾對官員顯露的“猙獰”視而不見,從而“前腐後繼”了。如今,五十步與百步之間的貪腐官員已經占了絕大多數。

而在目前社會動蕩加劇的情況下,業已喪失了精神上凝聚力的中共,為了維持一黨專製,控製百姓,又不得不任由官員貪腐,所以反腐力度也就是小兒科了。

由此可見,中共官員的腐敗問題在一黨專製下是根本沒有根除的可能,不過,毫無疑問,這些官員們組成的利益集團正在成為中共的掘墓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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