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強死了，中共官員們就怕了？

7月7日，原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在重慶被執行死刑。據大陸媒體報導，曾經身處高官位置的文強生活奢侈、糜爛，僅其客廳裏的水晶燈價值就達10餘萬元，而且還長期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是六個重慶黑社會組織的保護傘。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如此“作惡多端的官員，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問題是，殺了文強，民憤就平了嗎？非也。現實的情況是：一個文強倒下了，千百萬個文強還立在世間；千百萬個立在世間的文強，已經、正在引起多少的民憤？中共有能力處理嗎？而且有多少老百姓早已對中共的反腐不再抱任何希望？

另一方麵，殺了文強，中共其他官員就怕了嗎？非也。中共官員依舊是“前腐後繼”。僅舉一例。三年前，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因貪汙受賄被執行死刑；三年後的今天，藥監局副局長等一批官員再次落馬，或被雙規，或被批捕。如果這次落馬的官員在鄭筱萸死後懂得害怕，也就不會有今天的下場了。所以文強之死，也自然不會阻止其他官員腐敗的腳步。

是什麽原因使中共官員無視“警示”，而要“前腐後繼”？

一方麵在於官員權力缺乏監督、運作不透明，而且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員均非民選，而是由某個更高級別領導直接提拔錄用的。也就是說，隻要一黨專政還存在，獨立的監督體製就根本不可能建立，中共官員就會利用手中權力不斷牟取私利，想從製度上遏製腐敗也就成了空談。在官員們看來，那些被處以極刑的官員很多不過是權力鬥爭的犧牲品，黨內的權力分配規則並沒有改變。

另一方麵，中共自建政以來，持續破壞傳統文化，泯滅良知，這導致中國社會信仰缺失，道德淪喪，追逐利益不僅成為許多普通人，而且成為諸多官員的最高目標。在當今中國大陸，官員通過官倒、出售工程承辦權、賣官鬻爵等獲取經濟利益的比比皆是。

2001 年原沈陽市市長慕綏新貪汙受賄案中，共牽涉到地方16個“一把手”，當地賣官成風，形成了市長收局長們的錢，局長收處長們的，處長再收科長的“官場潛規則 ”。而黑龍江省的韓桂芝、馬德買官賣官案涉及領導幹部900多人，包括多名省級幹部，上百名地市級幹部。被雙規的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據說是花了3000萬才當上的。而國家級貧困縣河南上蔡縣原縣委書記楊鬆泉，更把官位像古董一樣明碼標價，財政局長40萬元；人民醫院院長30萬元；各鄉黨委書記6萬元至10 萬元不等……

官場商業化，必然導致官員劣質化、流氓化、黑社會化。看來，希望官員們在道德上自律，不做這種齷齪之事根本是緣木求魚。

一個問題是，為什麽中共屢屢的“殺一儆百”卻效果甚微？中共官員們真的不怕死嗎？非也。看看近年來中共處置的政府官員數量，因為貪腐而“東窗事發”淪為階下囚徒的不到3%，可見中共反腐是如何的雷聲大、雨點小了。在官員們，中共高層腐敗不在少數，“上行下效”，自然無可厚非；而且隻要在領導集團內部按權力、身份把利益擺平，就一切OK了。因為大家既有了資本，又有了政績；既合乎了政策，又合乎了法律。而這個利益集團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每個人的利益都與他人緊密相連。

難怪“罪惡累累”、深諳官場腐敗內幕的文強也要不斷喊冤，並說出了“我要死了，誰也好不了”的恐嚇之語。隻是文強沒有想到的是，既然有人要他死，他就一定得死，否則那個幕後的“利益集團”該怎麽辦？文強的死換來的是幕後那些人的平安，也許，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強死的的確冤了些。

此外，不少官員們早已為自己想好了退路：貪夠了，就移民，免得哪天成為中共的靶子。據北京市檢察院公布的數據，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截至2008年年底，中國大陸外逃官員人數高達1.6萬至1.8萬人，外逃攜帶款項達8千億元人民幣。二十年來，檢察機關共批捕26萬餘人，立案偵查的貪汙賄賂案件達1.6萬件。而這個數目迄今依舊是繼續攀升。

或許，正是因為中共官員們抱著“上行下效、法不責眾、貪夠了就移民”的心理而對中共偶爾對官員顯露的“猙獰”視而不見，從而“前腐後繼”了。如今，五十步與百步之間的貪腐官員已經占了絕大多數。

而在目前社會動蕩加劇的情況下，業已喪失了精神上凝聚力的中共，為了維持一黨專製，控製百姓，又不得不任由官員貪腐，所以反腐力度也就是小兒科了。

由此可見，中共官員的腐敗問題在一黨專製下是根本沒有根除的可能，不過，毫無疑問，這些官員們組成的利益集團正在成為中共的掘墓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