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離蘇聯還有多遠？

昌海博客

2010年6月28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王秦豐介紹說，截至2009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為7799.5萬名，比上年淨增206.5萬名。中共早成為世界上擁有黨員最多的政黨，也是曆史上黨員最多的執政黨。此消息引起國內外廣泛注意，評論紛紜。不過，筆者卻想起前蘇聯共產黨。蘇聯共產黨在曆史上，也曾經是世界上在第一大國裏第一個執政、擁有近2000萬黨員的共產黨大黨。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執政的共產黨大黨，在經曆了74年的輝煌之後，突然在一夜之間垮台、分崩離析。

蘇聯共產黨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執政黨實行高度極權的體製和沒有實行黨內民主。很多人認為，蘇共亡黨是自身造成的，和西方世界的“ 和平演變”關係不大。例如《蘇共亡黨十年祭》中指出，“蘇聯共產黨不僅是被國內外的反共勢力所搞垮，也是被它一直宣稱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所拋棄。而這後一點，是導致蘇共亡黨的決定性因素之一。”這樣的分析無疑是正確的，但尚不夠深刻。蘇共實行高度極權製和黨內沒有實行民主的事情，使權力從根本上失卻了製約和監督，以至黨走向了人民的對立麵。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蘇聯共產黨模式”的執政體製有如下特征。

1，“蘇聯共產黨模式”在執政體製方麵是黨政合一體製。黨政合一體製，也就是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以黨代政，以黨治國。幾十年實踐的教訓說明，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有很大的弊病。而世界上能夠進行良性運轉的執政體製，均為黨政分開的執政體製的。毛澤東、鄧小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都嚴厲批判了國民黨的“黨國”體製。

2，“蘇聯執政黨模式”在幹部製度方麵，一是搞幹部職務終身製；二是搞幹部層層挑選任命、委派製。蘇共最高領袖沒有任期製，斯大林在總書記的位子上坐到死為止。至於各級黨的幹部，雖然蘇共黨章規定“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從下到上都由選舉產生”，但是，幹部的任免權實際上掌握在黨的各級主要領導者手中。領袖終身製和幹部層層挑選任命製的存在，導致了黨內民主的缺失，破壞了民主選舉製度。

3，“蘇聯共產黨模式”在決策體製方麵是高度極權製。“蘇聯執政黨模式”的決策往往由少數人，甚至一人拍板定案。按照蘇共黨章規定，製定黨的政策、決定，要通過辯論，要保證黨員自由地發表意見。但實際上蘇共在黨內不允許自由地討論問題、發表不同的意見。政治高壓的氛圍，已經使絕大部分的黨員噤若寒蟬，消滅異己的殘酷手段，更使人人危在旦夕。在黨代會上，報告、決定都是早已擬就，不容懷疑，隻待宣讀；然後出現的是暴風雨般的、經久不息的掌聲和“完全一致”通過的情景。

4，“蘇聯共產黨模式”在權力製約體製方麵沒有對領導幹部的監督。在權力製約體製方麵，實際上最高權力、層層的一把手和領導幹部無法得到監督。雖然早在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舊作出了《關於監察委員會的決定》，明確規定監委與黨委“平等地行使職權”，又賦予檢查委員會對中央機關、俄共中央書記處、組織局、各書記、部長的檢查權、質詢權。但到了斯大林手上，把黨的監察委員會由與中央委員會平行的關係變成為受中央委員會的領導，降到下級的地位。黨的領袖和各級“一把手”以及主要幹部成了“特殊黨員”，處於“虛監”、“失監”的狀態。

蘇聯共產黨由於沒有很好地進行上述四項至關重要的黨的體製和製度改革，窒息了黨的活力和創新精神，終在74年後，突然在1991年8月24日一天之內分崩離析。

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一直師法蘇聯，政治體製照搬蘇聯。自1978年起，中國就開始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但30年來政治體製改革進展緩慢；對照上述蘇共執政模式，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變。

至於“蘇聯共產黨模式”的黨內生活，主要有以下特征：首先是在“蘇聯共產黨模式”的黨內生活中，充滿著封閉性和神秘性，上層的事對下隱瞞、封鎖，普通黨員隻有聽命服從的責任和義務。黨內事務除去屬於國家安全機密外，包括黨的領導人的活動，都應該是公開的、透明的；但蘇聯把共產黨的政治變成了宮廷政治，普通黨員和幹部並不知道領導人是怎樣工作和生活的，遑論黨內事務的決策過程。其次，在“蘇聯共產黨模式”的黨內生活中，黨的政策決策不可能被自由地討論，而是少數拍板、“一致”通過；在蘇共黨內，黨員實際上被取消了言論自由，沒有參與議政的權利。第三，在“蘇聯共產黨模式”的黨內生活中，黨的各級幹部並非真正選舉產生，而是假借選舉的形式，實行內定任命製。在蘇共黨內，選舉成了自上而下的暗箱操作過程，候選人名單的提出，實際上是由領導者和組織部門挑選、決定，候選人名單沒有差額，然後交由黨的代表大會表決，此時代表已經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這樣的選舉不過是走過場，事實上是內定任命製，是十足的專製主義。第四，在“蘇聯共產黨模式”的黨內生活中，普通黨員根本無法監督黨員幹部和高級幹部，下級也無權監督上級。在蘇共黨內，隻存在上級對下級的製約、監督，黨的幹部對普通黨員的製約、監督，而不存在普通黨員對黨員幹部和高級幹部的製約、監督，下級機關也根本無權監督上級機關。

對於一個執政黨而言，如果沒有健全的強有力的監督機製，就猶如一部高速運行的車輛而沒有靈敏的掣動係統那樣，隨時可能發生危險。

以上表明，蘇聯共產黨黨內根本沒有民主可言。蘇共在亡黨前，早已成為喊著黨內民主的口號和要求，實則做著背離民主原則、實行極權製的政黨。在這樣長期行使理論與實踐完全背離、黨內專製黨外獨裁的政黨領導下，最後結局必然是：不僅亡黨，而且亡國。

蘇共各級領導人一方麵不願意實行黨內民主，卻一方麵反複地宣講黨內民主，並竭力把黨內生活現狀粉飾成已經實行了黨內民主。之所以出現這樣怪現狀的原因，一是權力具有腐蝕性，斯大林及其之後的所有蘇共領導人，無一不貪戀領導權；二是在極權專製惡名遠播，民主思想深入人心的情況下，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蘇共當權者最好的當然是采取一麵講著黨內民主，一麵行著極權專製的方法；三是蘇共當權者不願意相信民主，自信沒有民主，黨也能很好地生存下去，甚至錯誤地認為如果真正實行民主，反而會使黨大亂特亂。

其實，如果客觀冷靜地分析，即使是中國執政黨內，也有很多人都會認為，現在的黨內民主，幾乎和前蘇聯共產黨一樣，也沒有根本的改變。持這種看法的，不僅有普通黨員，更有已經退休、從而敢於直言不諱的高官。

那麽，中國社會的情況又怎麽樣呢？也有評論認為，今天的中國與昨天的蘇聯，情況出奇的類似。早在1974年12月14日，《人民日報》曾發表《蘇聯階級分化日益加劇》一文，開門見山指出：“在今天的蘇聯，由於資本主義複辟，階級分化加劇，貧富懸殊的鴻溝越來越深。”指出蘇聯在1970年代已通過修正主義道路，在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各地農莊、工廠，複辟了一個資產階級統治集團，他們在各地工業部門、集體農莊、國營工廠、高校、法院都有自己的人員，占據著各級黨、企業和組織的領導地位，肆意揮霍勞動人民創造的財富，活在吃喝玩樂中，窮奢極欲。在這些新沙皇時代特權階層分子的壓迫和剝削下，廣大工農男女群眾工作艱難、賦稅沉重、生活困苦。蘇聯的昨天，幾乎與中國的今天一模一樣。在今天的中國，權貴集團憑借黨政大權，掌控城鄉資產和生產資料，享受著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和各種津貼，以紅頭文件而黑箱操作的政策欺壓憲法和法律，通過營私舞弊、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和敲詐勒索的途徑先富起來，組成一個通過政府權力壟斷國家企業資產的特權階層。他們分布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個領域，擔負黨和政府與各類企業、組織的領導職務，追逐世俗的名利情欲，周期性地在人民中間製造敵人群體，甚至把警察變成黑社會，在各省市縣鎮以文件政策濫用職權，製造和操控盜竊、搶劫、炒作、賄賂、投機、盤剝、殺人等各種大案、要案，牟取“宅旁園地、住房和別墅”並分享這些工程建造中的暴利，製造假冒偽劣的商品；蘇聯人隻搞過的假“水果汁”，中國權貴們卻搞起了假酒、毒奶粉……等等。這些權貴上下合謀致富的犯罪活動，遍及工農文教各行各業的工廠、農場、旅行社、院校、醫療、司法等領域。這些黨政官員串通一氣、合夥分贓、敲詐勒索，權大即天、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在“很短時期內”就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豪；而中國老百姓的體力和腦力等各種勞動創造的大部分財富，被他們及其家人掌握和揮霍。

《蘇聯階級分化日益加劇》一文中的“資產階級特權分子”是毛澤東思想意識形態的黨文化術語，其實就是指1970年代蘇聯的“房產主”、“機關官員”、“企業廠長”、“農莊主席”等權貴們。他們居住帶有華麗的客廳、彈子房、遊泳池”和帶噴泉的花園、精致的雕塑、“大理石樓梯和洗澡間”的豪華的私邸和別墅；並在蘇聯修建惟有權貴階層才能享用的“餐廳、電影院和特殊商店”。在這些專設的特殊商店裏，他們每月廉價選取精美食品，包括“俄國傳統的美味食品”和“所有西方百貨商店能買到的東西”。他們還可以到“造價昂貴”的高級飯店大吃大喝，一餐花掉數百、數千盧布的筵席、一國營農場官員公款吃喝，每周辦公室裏有“幾麻袋酒瓶子”，集體農莊、國營農場、機關和企業經常“沒完沒了的豪奢飲宴，酷愛進口轎車、英國的西服、意大利領帶和外國香水”等。這些人因人性貪婪而憑借黨政權力謀取特殊利益，手裏集中了“大量的收入”，做官就是“如何撈錢，如何發橫財”。他們“過著非常闊氣的生活，購買了私人住宅和別墅，輕而易舉地買到了汽車，修了汽車庫，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他們“被選進黨和蘇維埃的領導機關”。這些人享有特權卻缺德，絲毫沒有真正資產者的富貴不淫的精神。

蘇聯現代化和城市化在二戰後重建，赫魯曉夫統治時期普及全民“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生活。但當權者貪婪無度，以權謀私；一方麵居民稅不斷增加，從 1960年56億盧布增加到1972年150億盧布，同時城市食品價格普遍上漲；另一方麵當權者在特殊商店裏可每月廉價選取俄國的傳統美味和西方的現代百貨。從1970年代，蘇聯工廠的工人工作和生活逐漸開始沒有保障；按照那時候“經濟新體製”的規定，為了追逐利潤，拉動GDP，廠長經理“可以自行決定招收和解雇工人，自行確定工資標準，並有權對職工進行獎勵和懲罰”。勞動力在蘇聯重新成為商品，每年有大量職工被解雇。莫斯科市的謝基諾化學聯合企業，通過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和勞動強度，在短短幾年內就解雇工人1300多名，這種“謝基諾經驗”被在全國推廣；比如波多爾斯克市機械化工程管理處主任經常辱罵工人，所有不順從他的人都被他解雇，管理處350人卻“總共有318人離職”，車裏雅賓斯克一工廠總共150人，“一年內就有120人被解雇”。杜尚別紡織聯合企業的領導人將不順從的加麗雅趕出工廠，並奪其公民證，使之找不到工作和生活出路而被迫自殺；蘇聯出現大量失業工人。蘇聯公民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克格勃和秘密警察隨時可以將公民以莫須有的罪名進行關押；……。

以上遭遇，蘇聯老百姓昨天經曆過，中國老百姓今天正在經曆。

而1974年《人民日報》所批評的蘇聯修正主義日益加劇的所謂階級分化，實際上是貧富分化；這種狀況在中國，1994年就開始全部出現，甚至更嚴重：工人大規模下崗，物價大幅度上漲，稅收項目幾十成百地增加；……。

從各種現象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和蘇聯的距離，隻有一步之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