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依然活著？(轉帖）

前一段萬維來了一位大媽，發表了不少宏論，試圖為文革翻案。可惜“革命”沒有成功，於是發表了一番感言，悻悻然卷鋪蓋卷回家去了。據說要回國鬧革命，又據說此人在國內擁有十幾處房產需要打理，想來不必為吃喝發愁，不屬於無產階級，鬧革命可能隻是因為政治上不得誌。不知道現在“革命”發展得如何了。最近萬維又掀起一陣狂潮，鬧得天昏地暗，到現在還是餘音嫋嫋，不絕如縷，枯枝敗葉，一片狼藉。有人把這場風波命名為“海外華人博客的2010紅色風暴”， 並模仿文革語言，對這場風波的來龍去脈加以追溯、描述，給卷入這場風波的人物分派角色。該劇作者認為，事態的發展與三十多年前發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非常相似，這大概並不是一個人的感覺。二十世紀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最大的劫難當屬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和十年文革浩劫。二者都將人性的野蠻、醜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們帶給中國人民的心靈創傷至今仍沒有愈合。兩場劫難都各自持續了大約十年時間。十年，在人類曆史的長河中，隻不過是短暫的一瞬。但對於經曆劫難的中國人來說，則是度日如年，血淚交流，生不如死。日本侵略軍這台“野獸機器”所到之處，留給中國人民的是血淋淋的屍體和刻骨銘心的傷害；而文革狂潮席卷全中國每一個角落，留下的則是傷痕累累的不再健全的心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世界範圍內展開了清算法西斯戰爭罪行的運動。從紐倫堡國際法庭到遠東國際法庭，對罪大惡極的戰犯判處死刑後，他們的屍體要燒成灰，用軍艦拋撒在海上，任其隨風飄去，使其無蹤跡可尋，以避免未來新的法西斯主義者借屍還魂，再次荼毒人類。德國和日本都對戰爭罪行進行了反省，但是其態度和做法卻截然不同。在德國，是整個民族的反省，懺悔，政府舉辦展覽，製定法律，以徹底杜絕法西斯主義死灰複燃。而日本卻有所不同，在日本的一個紀念館, 每天接待很多中小學生, 老兵在義務講解日本軍人駕機撞艦的行為時，特意指出，神風隊員雖然行為錯誤，精神卻很勇敢。文革十年浩劫，舉國瘋狂，數千年積澱的古老文明和傳統道德被連根拔起，善與惡，美與醜，高貴與卑賤被徹底顛倒，靈魂深處爆發的“革命”摧毀了一切，堅毅的 變為懦弱，誠實的變為詭詐，文靜的變為瘋狂，善良的變為陰毒。整人，被整，揭發，被揭發，批判， 被批判，人人自保， 又人人自危，製造恐怖，又陷入恐怖之中。文革時語言暴力登峰造極，曠古未有：“牛鬼蛇神”、“打倒XXX”、“油炸XXX”、 “火燒XXX”、“砸碎XXX的狗頭”、“打退XXX瘋狂進攻”，“把XXX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諸如此類的暴力語言強烈地轟擊著中國人的神經長達十年之久，更對中國人的心靈造成了持久的傷害。應該說，文革之慘烈並不在於它的武鬥、傷人和殺人，而在於它對一個民族靈魂的荼毒。一切能夠彰顯人性價值和尊嚴的部分，都在文革中遭到大肆踐踏，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的人格被嚴重扭曲，至今仍未複原。文革不僅使中國陷入了物質的極度貧困，更使中國人的思維陷 入了極度貧乏、極端和野蠻狀態。文革為什麽發生？僅僅用領導人的錯誤、盲目崇拜、紅色恐怖、和洗腦就能解釋這場浩劫的發生原因嗎？作為一個民族應該從中吸取什麽教訓？作為一個人是否應該從人性的角度進行反思、懺悔？文革剛剛過後的時候，受盡愚弄的國人曾一度陷入迷茫和困惑之中。正如梁小斌在《中國，我的鑰匙丟了》中所表達的那樣：中國，我的鑰匙丟了。/那是十多年 前，/ 我沿著紅色大街瘋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歡叫，/後來，/ 我的鑰匙丟了。// 心靈，苦難的心靈，/ 不願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拉開抽屜、翻一翻我兒童時代的畫片，/ 還看一看那夾在書頁裏的/ 翠綠的三葉草。/ 而且，/我還想打開書櫥，/ 取出一本《海涅歌謠》，/ 我要去約會，/ 我向她舉起這本書，/ 　作為我向藍天發出的 / 愛情的信號。/ 這一切，/ 這美好的一切都無法辦到，/ 中國，我的鑰匙丟了。/ 天，又開始下雨，/ 我的鑰匙啊，/ 你躺在哪裏? / 　我想風雨腐蝕了你，/ 你已經鏽跡斑斑了。/ 不，我不那樣認為，/ 我要頑強地尋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陽啊，/ 你看見了我的鑰匙了嗎? /願你的光芒，/ 為它熱烈地照耀。/ 我在這廣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著心靈的足跡尋找，/那一切丟失了的，/ 我都在認真思考。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人啊！你找到了那把“鑰匙”了嗎？沒有！中國人並沒有花時間去尋找那把“鑰匙”，而是選擇了集體“遺忘”，劫難過後，從未有過刻骨銘心的真正反思，從未有人真心懺悔過。大量從“紅衛兵-知青”視角講述的文革故事, “荒誕敘述”，其主題竟然驚人一致，且始終如一: 我或許錯了, 但決不懺悔!因為“很多好人會做壞事”。而有些作品的寫作目的則是為了達到一種“為了忘卻的記憶”，對於個人來說, 是以講述災難故事來醫治心靈的創傷；對於國家來說，則把災難敘述成“少數壞人迫害多數好人”而且最終“壞事變成好事”，於是大家基本上都沒有責任，都不需要反思、懺悔。剛剛粉碎“四人幫” 的時候，曾清算了一些所謂的“三種人” , 中央做出了決議。此後，“ 文革”不再被提起，即使談到“文革” ，很多人也都是一臉無辜， 好像所有的罪惡都是“四人幫”和“三種人” 幹的，所有的批鬥、告密、揭發、噴氣式、陰陽頭都和自己沒有關係。即使自己幹過，也不應該承擔責任，因為那是“時代”大氣候使然。一個具有反思和懺悔意識的民族，才可能清醒地認識自己的不足，並尋求彌補之道；一個能夠清醒地認識到曾犯下“集體性罪惡” 的民族，才可能積極采取措施，避免發生同樣的罪惡。可是，對於“文革”，除了官方的一紙決議以外，再沒有任何動作，更沒有人從靈魂深處進行過任何反思、懺悔。一位在文革中打過人的“知青”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為什麽我可以幾十年不認錯, 幾十年後才想起來道歉？是因為製度不需要我道歉。”經曆過文革的一代人畢竟經受了信仰破滅的痛苦，噩夢醒來，有了一種被愚弄的感覺，於是對一切美好和崇高的追求嗤之以鼻。中國人在極端實用主義引導之下，迅速滑向了極端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在信仰危機中迅速沉淪。道德淪喪、貪汙腐敗、假冒偽劣產品都與“文革”有著割舍不斷的聯係。文革摧毀了一切舊的傳統的價值係統；文革結束後，中國人又拋棄了一切虛假的價值係統，但卻從未建立一個能夠支撐人們心靈的新的價值係統，中國人背負著文革的沉重包袱，再一次開始在心靈的荒原中艱難地跋涉。“文革”作為一段特殊的曆史正在遠去，但是，文革帶給中華民族的災難性影響並沒有根除，文革的陰魂並未散去。文革在今天的影響突出表現在誠信的喪失和道德的淪喪。文革時期實際上是一個暴民統治，人人自危，逼迫人說假話的恐怖時期，教條主義和個人迷信盛行，法製蕩然無存，任意抓人，打人，批鬥人，甚至殺人， 一個村子的村委會居然有權判處某人“死刑”。人們都習慣於“用階級鬥爭觀點觀察一切、分析一切”，複雜的社會被簡化為壁壘分明的階級陣線，派別林立，每個人都有明確的階級定位。文革留給當代中國人的隻有爭競和仇恨。今天的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缺乏起碼的信任，不願也不敢互相關心，互相幫助。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為官為民都失去了道德的約束，沒有什麽不能幹，不敢幹的。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說，首先應該是誠信經濟，是人們在遵守基本道德規範的前提下來進行資源的有效配置。但是，在道德失範的狀態下，最基本的誠信已經失去，結果必然導致資源的配置失衡，貧富差距擴大，權錢、權色交易盛行。文強，一個農民的兒子，一個打黑英雄，最終竟墮落為一個腐敗分子和護黑罪犯，其墮落有跡可循，而文強隻不過是千千萬萬腐敗官員的代表而已。文強的腐敗當然是缺乏權力製衡和監督機製造成的，但其根源仍可以追溯到文革所造成的靈魂和思想腐敗。如今這些“前腐後繼”的大小貪官們幾乎無一不是吸吮著文革的毒汁長大，又經曆了理想幻滅的一代人中的一員。他們從未經曆過脫胎換骨的心靈洗滌，更因為失去了對崇高信念的追求，靈魂迅速墮落，權錢、權色交易的腐敗便成為必然，幾乎無人可以例外。有人驚呼，“我差一點也是一個文強！”隻要條件具備，人人可以成為文強。從某種意義上說，文革並沒有真正結束，文革的土壤依然深厚，因為那種土壤從來沒有得到蕩滌，文革播下的種子正悄悄發芽，因為那種種子從未得到根除。有不少中國人從未徹底告別“文革”，更有一些人非常懷念“文革 ”。而文革造就的特有的思維與表達方式已經潛移默化，成了人們難以改變的生活和表達習慣。用作家馮驥才的話說，文革已經將猜疑與敵意注射到人們的血液裏。 他說：“從曆史學角度看，文革已經成為上個世紀的“過去”；從文化學角度看，文革依然活著。因為文革是一種特定的文化，它有著深遠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著 ——不僅因為它依靠一種慣性，還因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為我們一直沒有對這塊土壤徹底清除。尤其是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全民的注意力還在文革上。那時如果對文革進行割皮抽筋般的反省與批評，必然會深入人心，積極地影響整個社會。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離開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們關注的視野之 內了。本來，徹底批評文革是使中國社會良性化的必不可少與至關重要的一步，但我們把這大好的曆史時機耽誤過去了。時至今日，做為政治文革的一頁已然翻過去，再不複生；但做為一種精神文化——文革卻無形地潛入我們的血液裏。——惡魔一旦化為幽靈，就更難於應付。”今天，我們看到，一個幽靈，一個文革的幽靈依然盤旋在中國上空，並隨著互聯網普及，從國內飄到了國外。瀏覽中文互聯網，從國內到國外，文革語言比比皆是。 各種文革時的政治帽子漫天飛舞，用汙言穢語侮辱網絡寫手的人格，聚眾攻擊某一位政見不同、“看不順眼”的網絡寫手，是一些人常用的手法，這大概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網絡現象了，這種現象的根源正在於已被徹底否定的“文革”。可以肯定地說，中國依然存在發生“文革”的充分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