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一個真實的劉文彩。
(2010-06-26 06: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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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彩劉文彩,字星廷,是川西地區集官僚、軍閥、惡霸、地主於一身的臭名昭著的反動人物。他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出生於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劉家墩子,因其橫行鄉裏、作惡多端,被當地群眾稱為“劉老虎”。 目錄[隱藏]人物簡述收租院介紹劉文彩水牢真相對劉文采的另一種解讀有關故事[編輯本段]人物簡述 劉文彩(1887年-1949年10月17日),中國四川大邑縣安仁鎮人,大地主。“西南王”、起義將領劉文輝之兄。其地主莊園(安仁劉氏莊園)至今保存完好,並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後來在改革開放後多傾向於認為,劉文彩在當地事實上發展了西康地區經濟,並為西康的初等教育作出了重大貢獻。西康省在劉文彩發達的時期受到了大額捐助,是西康至今為止發展最快的時期。文革時期對劉文彩的宣傳大都為誇大以符合當時政治宣傳之說。 劉文彩,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劉家墩子。1921年,其弟劉文輝當川軍旅長,駐紮宜賓,劉文彩先後被委任為四川煙酒公司宜賓分局局長、敘南船捐局長、川南護商處長、川南禁煙查緝總處長、川南捐稅總局總辦、敘南清鄉中將司令等職。劉文彩有了財權和軍權,即在川南橫征暴斂,僅敘府一地開征的項目就有四十四種之多,什麽花捐、廁所捐、鋤頭捐等等,無奇不有。從樂山到敘府一百餘公裏就有強收護商稅的關卡三十餘處。他強迫農民種罌粟,繼而收煙苗稅、煙土稅、經紀稅、紅燈捐,對不種罌粟的農民,就收懶稅,使川南人民飽受其害。1927年,劉文彩派兵捕殺了屏山縣領導六千農民抗煙厘捐的農會負責人、共產黨員徐經邦;1928年3月,劉文彩派軍警特務殺害了中共敘府城區區委書記李筱文和敘府縣委候補書記李家勳,並鎮壓了他們領導的抗捐暴動,屠殺共產黨員和農會會員六七十人;1929年冬,又鎮壓了川南工農革命軍,殺害革命軍領導和戰士五六十人;1931年3月,他又製造了震驚全川的“五人堆”事件,中共四川省委特派員梁戈、宜賓中心縣委書記孔方新等五名黨的領導幹部殘遭其槍殺。 1931年夏,劉文輝與劉湘叔侄為爭霸四川,矛盾日趨惡化,劉文彩派刺客去重慶暗殺劉湘未遂,更激起劉湘對劉文輝、劉文彩的憤恨。11月24日,劉湘派飛機轟炸宜賓,劉文彩倉皇逃命,出逃前,他用勒索軍費的命令,僅兩天就在宜賓城內收刮二十萬銀元,連同他過去掠奪的金銀財寶,共裝了四千五百餘個大木箱,用二十隻船運回大邑家中。1933年夏,“二劉”戰爭以劉文輝敗退雅安而結束,劉文彩脫離軍政界回老家安仁鎮,他用蓋有關防的空白官契在華陽、新繁、溫江、崇慶、大邑、雙流、邛崍等七縣,采取霸占民田、買“飛田”、吃“心心田”、買“官田”等手段,豪奪田產一萬二千餘畝,還有銀行字號22處、當鋪5個、街房684間、碾子10座、公館29個,家藏大量金銀珠寶。從此,他開始過起了殘酷剝削農民的惡霸地主生活:農民租種他的一畝田,先要交二鬥黃穀作押金,由於通貨膨脹,押金往往貶值,他便采取奪田另佃或換訂新約的辦法要佃戶重交押金;他還特製量鬥,用大鬥進、小鬥出的辦法,在農民交租、購借糧時進行盤剝。劉文彩妻妾成群,還強奸女青年多人。他家有二十口人,常住安仁鎮家的有六個,可是侍候他家的奶媽、丫頭、雇工就有六七十個,這些人飽受虐待和折磨,甚至眼瞎身死。劉文彩豢養了一連的武裝家丁和一批打手刺客,他心狠手毒、肆意濫殺,就連自己的親戚、劉文輝夫人的族侄楊炳元,也因醉酒後對他評頭論足,而被他派人槍殺於雅安鬧市。為了擴張勢力,劉文彩於1941年建立了袍哥組織公益協進社,各地的袍哥大爺、惡霸地主、土匪頭子趨炎附勢,在他的卵翼下為非作歹。 從1947年7月開始,解放戰爭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蔣軍節節敗退,解放軍已進入了戰略反攻階段。這時,早已聯共反蔣的川軍將領劉文輝,更加堅定了與共產黨合作、推翻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立場。而劉文彩這個土豪惡霸卻鼠目寸光,不但不反悔自己殘殺共產黨人和殘酷剝削、鎮壓人民群眾的罪惡曆史,改惡從善,反而一意孤行,繼續在大邑一帶稱王稱霸,與共產黨人作對。劉文彩曾企圖利用肖汝霖組織的大邑青年會來與陳少夔爭霸,當發覺不能駕馭時,就斷了對青年會的支持。後來,劉文彩又查出中共地下武裝拿走了他的武器,並在寶興縣山區擊潰了他所豢養的大土匪郭保之的隊伍,便開始預謀對地下武裝進行瘋狂的血腥鎮壓。 1949-10月,病危回安仁鎮途中,在雙流縣地界病死。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作為中國舊時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已經作古的劉文彩可謂出盡了風頭。據人講:劉文彩是四川大邑縣安仁鎮的惡霸大地主,住在豪華的地主莊園裏,過著驕奢淫逸的腐敗日子。他殘酷剝削當地農民,搞得鄉鄰家破人亡。印象最深的是劉家的水牢,不知害死了多少勞苦大眾;還有就是劉文彩六十多歲了,強迫青年婦女給他喝人奶…… 總之,劉文彩可謂罪行累累,欠下了很多血債。事實上,1949年劉文彩就去世了。解放後,劉家的財產全部充公,生產資料全分給了當地的農民。在大躍進時期,劉文彩的墳墓被鏟平,屍骨丟在野外,連棺材也被一個孤寡老人利用起來,成了別人的葬身之所。劉文彩的地主莊園由當地政府利用起來,成了“大邑劉氏地主莊園博物館”,作為階級鬥爭的活教材,向世人開放。在人們眼裏,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曆史有時愛開點玩笑,事實勝於雄辯,劉文彩也許就是這樣的一個喜劇性人物。曆史內篡改了![編輯本段]收租院介紹 正值夏季,我們冒雨來到劉氏地主莊園參觀。門票50元,包含老公館,民俗館,珍品雕刻館和劉氏祖居四個景點。大邑安仁,在近代四川曆史上,注定會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因為四川軍閥劉湘,劉文輝相繼出生在這裏,而劉文輝是劉文彩的兄弟,劉湘是二者的侄子。感謝文革將劉氏地主莊園作為一個階級鬥爭的標本保留下來,不然我們今天到哪裏去探尋幾十年前的川西民居,安仁鎮也不會有這樣一個響當當的旅遊景點。 劉氏祖居隻是一個普通的農家院落。前院是一個曬壩,兩邊栽著一些農村常見的花草。裏邊的房子是一個四合院的布局,房子也並不高大,連殷實人家也算不了。劉文彩父母的寢室,堂屋,佛堂,灶房都還按原樣保留著,特別是灶房,就跟我老家的一模一樣。灶房前後開門,靠前門排著幾口柴灶,鍋也在,鍋裏有些積水,像是上頓飯吃過後沒有用抹布把鍋擦幹。灶口放著一根又寬又矮的長凳子,那是燒火人的座位。要是從房頂的檁子上再吊下來一個陶製茶壺,懸在灶口上,那就更符合解放前農村的生活場景了。 老公館就大不一樣了,這是劉文彩花巨資陸陸續續修建起來的。劉文彩通過兄弟劉文輝的關係,在敘府做投機生意,擔任煙酒專賣局局長,同時兼任十幾個公職,掙到了大筆錢財。他最後回到大邑安仁鎮,投資土地,據1949年香港某報統計,在四川的大地主中,劉文彩排名第33位,共有8091畝土地。土地多了,肯定要請長工,劉家的長工每天吃飯時都有四五桌,也就是40人左右。長工們一個月打兩次牙祭,生活還過得去。農民種劉家的田,當然要交租,數量大概是收成的一半。遇上收成不好,農民還可找劉文彩協商,可以緩交,也可以讓點 。農民去交租時,劉文彩都要求吃了飯再走。這些信息,都是鳳凰衛視的記者采訪當事人得來的,我相信鳳凰人一定是站在一個中立的立場來做這期節目。 可是這些信息,和老公館所表現出來的場景是完全不同的。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泥塑群像《收租院》,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品,《收租院》 受到極高的評價,受到各級媒體的關注,甚至到國外展出過。《收租院》泥塑與音像製品讓一代中國人為之流淚,藝術作品營造的氛圍讓任何人站在它麵前也會忘記懷疑。據“地主莊園博物館”老館長介紹,《收租院》作品公開展出後,全國各地遊客絡繹不絕。每天需要排四路縱隊買門票。在泥塑群像前,遊客打堆堆,既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每天閉館後都要撿到許多雙鞋子,這種場麵當然是文革時候。 〈〈收租院〉〉的創作過程大致是這樣的:首先收集地主剝削農民的文字材料,確定交租,驗租,風穀,過鬥,算賬,逼租,反抗幾個片段,接著請縣川劇團排演,定格動作,製成照片,然後請農民模特實地做動作,最後由美工人員製成與真人等大的泥塑作品。從創作過程看,體現了“文藝作品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原則”,作品生動形象的表現了舊中國農民飽受的苦難和地主及其走狗的窮凶極惡,讓人看後義憤填膺。 最離奇的當然是地主莊園中的水牢了,遇上交不起租的農民,劉文彩就會把他們關在水牢裏。水牢裏的水齊腰深,身體壯實的農民在水牢裏關押幾天,不死也要脫層皮,簡直是人間地獄。誰坐過劉家水牢呢?隻有一個叫冷月英的女人,她說自己因為欠劉文彩5鬥2升租子,坐了9天水牢。至於具體時間嘛,一會兒是1937年,一會兒是1943年。在文革中,冷月英成了紅人,專門做憶苦思甜報告,到1977年,作報告1000場,聽眾達到1百萬人次以上。 可是真實的水牢是不存在的,那是政治宣傳的需要。我們現在就站在了傳說中的水牢前,這是一個地下室,黑幽幽的,兩扇門板足有六厘米厚。我使勁地一推厚實的板門,吱呀一聲,板門緩緩地呻吟著開了,那聲音似乎在訴說著幾十年來的風風雨雨。水牢實際是劉文彩儲存鴉片的地方,上下兩層,上層放煙土,下層常年蓄水,目的是保持煙土的濕潤。 1988年,“地主莊園博物館”經過權衡利弊,本著尊重曆史的原則,摘掉了水牢的牌子。可是在中國一代老百姓的腦海中,劉文彩已經成為了一個政治符號,再也抹不掉了。 劉文彩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我問自己。他是一個大地主,擁有近萬畝土地,有五個老婆。可是他又被稱為“劉大善人”。他告誡人們:什麽三民主義,不如多學三門手藝。他在安仁鎮上修街道,修鋪麵〈前麵商鋪,後麵住家),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給無房住的鄉鄰,從而活躍了安仁鎮的商業活動;他出資修建“文彩中學”(安仁中學的前身),在修學校的過程中,他每天都要上工地監督,檢查質量。他花重金聘請最好的老師來任教,減免貧困生的學費,絕不幹涉學校的教學活動。…… 劉文彩就是這樣一個恪守中國傳統的鄉村士紳,樂善好施,造福鄉鄰。雖然他資本的原始積累有些血腥,但是他還不至於成為一個人人喊打的惡霸大地主。劉氏家族的其他成員就更不用說了,劉湘是抗日名將,病死在抗戰途中;劉文輝解放前率部起義,直接打亂了蔣介石以四川為基地,進行反攻的布局,其人建國後官至林業部長。 1988年,四川有關部門終於下達了“水牢恢複為鴉片煙庫原狀”的複函。於是,地下室的水抽幹了,鐵籠搬走了,地下室門口掛上一塊“鴉片煙室”的木牌。[編輯本段]劉文彩水牢真相 當年曾鋪天蓋地地宣傳過劉文彩剝削和迫害農民的罪行,比較突出的是泥塑《收租院》和“水牢”。記得當年渲染劉文彩地主莊園的“水牢”時,還特地找了一位嚐過“水牢”之苦的老太婆到處講她如何在“水牢”受到殘酷折磨等等,講得有聲有色,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這次趁去四川旅遊,專程到大邑縣劉文彩莊園,看看《收租院》群塑,看看“水牢”。 劉文彩莊園是當年曾統管宜賓地區鹽務和稅務的劉文彩巧取豪奪積累的巨額財富之一。與山西的喬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相比,劉文彩莊園無論是建築麵積(加上劉文彩為其弟劉文輝所建的連片莊園共三處),還是奢華程度(劉文彩的睡床勝過清朝皇帝的龍床),都創下了地主莊園之最。在莊園的廊房裏,布展著聞名全國的大型泥塑群《收租院》。《收租院》藝術再現了殘酷剝削當地農民的血淋淋的事實。我向講解員問起 “水牢”的事,講解員帶我們走到一處像倉庫的地方。她說,這兒就是當年被宣傳為“水牢”的地方。實際上不是“水牢”,是個潤煙池。劉文彩當年除了當鹽官和稅官撈取大錢並在本地收取地租外,還大肆販賣煙土(鴉片)。大煙怕幹燥,每當大批煙貨運進後,需要放在水池上滋潤著,以確保質量和分量。解放後,人民政府接管了這座莊園,也沒有聽說這兒有“水牢”。隻是後來,一部分人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硬是把潤煙池毀掉,又加深加寬挖了一下,建成一處“水牢”。改革開放後,為了還原真實的曆史,又把“水牢”毀掉,恢複原來潤煙池的模樣,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它。我看了一下,這處潤煙池,很像農村一家一戶用的菜窖,隻不過是用水泥建成,以便下麵盛水。摘自《炎黃春秋》2003年第9期馬成廣/文 1999年11月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著《劉文彩真相》一書,該書的問世又為在意識形態色彩中著了重筆的一個典型人物還原了本來的麵目。讀了此書,當年當局塑造的惡霸地主劉文彩的濃墨重彩逐漸褪去,才得知水牢是一個毫無根據的編造,而到處現身說法憶苦的冷媽媽,不過是當時按著當局需要的腳本能進入角色,表演逼真的一個好演員。收租院也是脫離了事實按照意識形態的邏輯層層演繹,甚至康生也介入其中參加編導,完全是按著“階級鬥爭”的模式集體創作出的作品。至此,人們得以明白,60年代以後,在中國大地上家喻戶曉的罪惡的地主階級代表劉文彩,不過是當時意識形態需要下,人工塑造出的一個反麵教員,而且拉出死人劉文彩來批判,也不乏當時的四川當局與劉文彩的兄弟起義將領劉文輝之間的過節。 劉文輝集團與國民黨中央政府和蔣介石的矛盾,並不能證明劉文輝集團是一個中國社會進步力量。盡管劉文輝從42年就與中共上層建立了聯係,甚至讓中共把電台設在其地盤內,但這決不能說劉文輝本人或集團是為了追求救國和進步的政治理念追隨中共的,事實上劉文輝本人和這個家族集團僅是出於恐懼蔣介石消滅自己這個隻為家族利益負責的小集團,出於自保才與中共建立聯係的。劉氏家族集團在國民黨大勢已去之時,公開起義,認為追隨了中共就可保持其家族利益。但他們低估了中國共產黨“與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共產黨宣言)的決心。因此,後來這個集團在觀念上與中共的政策不可能合拍,其悲劇性的命運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當然,劉氏家族的另一支劉湘將軍在抗戰中服從中央軍令率軍出川抗日,病歿於職,自當受後人尊敬,文革中毀墓掘屍,至今找不到遺骨,這實在是對人類文明的褻瀆)。 四川新聞網2004年10月28日消息,中國大陸家喻戶曉的大地主、惡霸劉文彩,他的第五房姨太太王玉清,前日在成都大邑安仁鎮一座的低矮民居裏撒手人寰,享年92歲。 王玉清,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女性,曆史使她成為“中國大陸僅存的最後一個五姨太”;而且還是30年前中國大陸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大地主,大惡霸劉文彩的五姨太。所以她的死和她的平凡又離奇般的悲劇一生,就顯得不那麽尋常,耐人尋味。細品個中的曲直,感悟人生,從中所得到的收益,恐怕對自視為聰明絕頂的現代人都是高額學費都學不到的人生寶貴經驗。 采訪中,當記者提及文革中盛傳的“劉文彩生活糜爛,小老婆王玉清吃鴨子不吃肉,專吃鴨蹼”時,王玉清淡淡一笑道,“那是他們說的嘛!我出身貧窮,過慣了窮人的日子。見別人吃完鴨子,剩下好多爪子,我覺得丟了可惜,就撿來吃了。其實,哪個放到肉不吃,專愛吃爪子嗬?!” 而當記者問及“你覺得解放前你跟劉文彩生活的12年,是否幸福?”時,經過解放後曆次政治運動“洗禮”的王玉清仍然顯出“頑固不化”:“咋個不幸福嘛,過‘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寄生蟲’生活!”記者明顯感到她對從前那段“好日子”的懷念和憧憬。 長期以來,盛傳一種說法是,王玉清是在砍柴時被路經的劉文彩看中,並“霸占”到手的。而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此傳言頗不以為然,甚至生出幾分氣憤。當時的她雙目圓睜道;“我是明媒正娶的!”[編輯本段]對劉文采的另一種解讀 當今主管劉文彩莊園宣傳的要人王治安(四川日報副刊主編)在他的一本名為《莊園秘聞》的書中說,過去"出現過個別不實之事",現在"對虛假的東西已經校正"(見該書104頁)。在此我當一回導遊,帶領讀者到劉文彩莊園去檢驗王治安的"校正"。 劉文彩莊園正門 莫須有的福特轎車 一進莊園大門,第一眼看到的是一輛福特轎車,解說詞說是劉文彩為了自己的轎車能開到成都,就修了大邑到成都的公路(又不是揮霍公款)。這個謊言很不高明,沒有公路之前小車怎能先在大邑呢?事實是劉文彩修公路的時間是公元一九四三年前後,一九四八年劉文彩才買了一輛二手吉普車。現展出的福特車劉文彩從來就不曾有過。在一九四九年劉文彩病重期間用的小轎車都是劉文輝借的。 不過安仁過去確有一輛類似的轎車,那是一九四六年劉文彩向西康省政府要的,要來供"文彩中學"的校長和教師們使用的,劉文彩本人從未享用過。主管部門弄來這輛車其實是為了抵毀劉文彩在抗戰時期為國為民修公路的業績。 雇工院與雇工井 小轎車的左邊是"雇工院"。20世紀八十年代在一次全國文博會議上,當時的館長吳宏遠發言說:當年為了把"雇工院"布置得淒慘,就人為地改建過,降低了房屋的高度......。他的發言是留下了文字記錄的。近日我親耳聽到吳宏遠對采訪者說:過去雇工院是修得很好的,是我們故意把它打爛的......。可見展出的"雇工院"是用來騙人的一個假貨。其實"雇工院"和主人的住房是同一個檔次。即使在極左年代,當年的雇工們也對主管部門的人說:他們和主人吃的飯菜是差不多的。劉小飛還聽莊園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劉文彩曾與雇工合過影。還聽說雇工們空隙時常常玩牌,劉文彩有時還去觀看。 在福特車的對麵有一道門,門裏麵有一口井,解說牌標明"雇工井",說是當年劉文彩家每天殺雞殺鴨的屎尿血水及禽毛全部傾倒在這口井裏,劉文彩就強迫雇工們喝這樣的水。其實劉文彩在的時候沒有這口井,雇工與主人吃的是距此十米遠的同一口井裏的水,劉文彩在時這是他家唯一的水井。劉文彩的莊園在解放後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作戰部隊幹部學校。由於住在莊園裏的解放軍人數眾多,一口水井不夠用,於1951年解放軍幹部學校就請了好些附近的農民來又打了一口井,這就是後來說的"雇工井"。 客廳與臥房 再往前走,右邊分別是"西式客廳"與"中式客廳",這兩個客廳同樣是騙人的假貨。"西式客廳"原本是賬房先生薛副官的寢室,裏麵有兩張普通木床,一張薛用,一張為來客備用。"中式客廳"其實是四太太梁惠玲的寢室。 過了兩個客廳,前麵出現一對紅沙雅石缸,解說詞說這是劉文彩當年從宜賓公園偷運回來的。劉文彩的兩個兒子對我說這紅沙雅石缸根本就不是他們家的。這種紅沙雅石的產地在雅安,這種雅石作品在安仁絕非稀罕之物,而是隨處可見。在莊園前麵的安惠裏就擺放了近百件,莊園右邊的商店門前也擺放了數十件,這種本地隨處可見之物怎麽會是宜賓的東西呢? 向前走就是劉文彩的內花園,裏麵有兩間較大的房間,主管部門當年用重金把它裝修成劉文彩的逍遙宮,以此向大眾宣傳劉文彩是如何的奢侈荒淫。其實這兩間房當年是很平常的,原本是青磚鋪地,如今的木地板是主管部門裝修的。劉文彩在開始一年夏天的白天在那裏乘過涼,晚上不睡在那裏,後來發覺那裏沒有風,以後就不去了,倒是他的三公子常在那裏讀書習字。 又往裏走就到了劉文彩的內院,內院祖堂的左邊有一套一進二的房間,裏間原是三太太淩君如從宜賓撤回來時住的地方(劉文彩偶爾從雅安回來就住在這裏)。外間是劉文彩三個兒子童年時住的地方,以便大人照管。後來淩君如為了爭奪財產在成都借腹生子,回來劉文彩就不準她再住在這裏,而是把她趕到旁邊的廂房去居住。 現房間裏擺了張古式的農家花床,其實這不是劉文彩家的,劉家原本都是西式床。本鎮鄉民李國孝一再公開申言這是他們家的床,說他們家有兩張床擺在劉家莊園裏。 祖堂前麵現擺了一座大屏風,這也不是劉文彩家的東西。 三萬斤大米打造的龍床 祖堂右邊同樣是一進二的房間,解說牌上標明是劉文彩的冬季吸煙室,裏間擺著一張金碧輝煌的大龍床,解說詞說是劉文彩當年用三萬斤大米來打造的。多年來這都是地主莊園裏的重頭戲,以此來證明劉文彩是何等的奢侈。 可是,我聽劉文彩的兩個兒子說那個房間從來就不是他父親的,而是家裏為至親準備的客房。劉文輝兩次回家鄉都住在這裏(一次是劉湘死後,一次是來接收新公館時)。日本飛機轟炸成都時,楊夫人來安仁躲避期間也住在這裏。 書歸正傳,我現在交待那張龍床的來曆。劉文彩的家人都告訴我,說他們家從來就沒有過那樣的龍床。據劉小飛說,20世紀九十年代他回老家向莊園工作人員問及此床來曆時,莊園前辦公室主任周永軒和檔案室管理員楊正等告訴他,這張床是莊園在20世紀六十年代找本地陳木匠、張木匠等人打造的,因陳木匠打造有功還安置了他一個兒子來莊園就業。又聽本地老人劉結熙告訴我,那張床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經濟困難時期,莊園的人找了幾個本地木匠在本地雕匠廖子秋家裏關起門來搞了一年多搞出來的。原來是這樣! 那個時代正是人民沒飯吃的時候,三萬斤大米不給人民吃,卻用去打造一張龍床來栽在劉文彩的頭上,我們的主管部門就專幹這種事情。 珠寶室與佛堂 在客房的對麵有一間小房間,解說牌標明是"珠寶室"。其實最初是保姆的房間,後來又是劉元貴回老家住的地方。我曾看見一些媒體報道,莊園成立初期(一九五八年),上麵撥下十幾萬元到寄買行去購買珠寶來充實劉文彩莊園。據本人所知,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時,社員曾發過幾個月的工資,每人七至十四元不等,全勞力每月最高工資為十四元。上麵撥下的這十幾萬元就是當時一萬個全勞力農民一個月的全部血汗錢! "珠寶室"的右邊是劉元龍的房間,門的上方有一塊匾,落款是黃金榮。莊園裏的工作人員楊正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告訴過劉小飛,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莊園自己製作的,漆水都不是過去年代用的那種。 再往裏走就是後院,那裏布置有一間醒目的佛堂。聽劉家的人說,他們家從沒在此設過佛堂,這是他們家一日三餐吃飯的地方。 佛堂的右邊有一間房,當年是劉文彩家存放全家棉絮衣物類的儲藏室。上世紀六十年代主管部門編造說是劉文彩的女客房,是他玩弄女色的地方,並憑空捏造出李二姐、林奶子等幾個人世間從不曾有過的人物和許多荒唐下流的情節,還牽連進他未成年的三公子。為編這些無恥的性故事,主管部門還逼死一位川劇女角羅某,欠下一條命債。詳情請看後文。 "佛堂"對麵的一個房間標明是"燕窩庫",解說員說劉文彩一家吃燕窩,一頓便吃掉多少人民的血汗。我到本地茶館裏去問那些老人,他們眾口一詞地說:"劉文彩根本吃不得燕窩,他是火體,吃了要流鼻血!" 現在"燕窩庫"又改名"海味室"。 "佛堂"旁邊是王玉清的房間,這才是劉文彩住的地方。[編輯本段]有關故事 殺人霸產故事的由來 再往前走,穿過曾經稱為"刑訊室"、"水牢"、"土牢"(這些事以後再寫文章詳細講述)的地方便到了後花園。花園左邊是一幢西式平房,進到裏麵就看見一組泥塑,牆角還陳列著血衣。解說詞說是劉文彩殺人霸產的地方(原來這裏還有兩組泥塑,一組殺人霸水,一組是圈地霸產)說當年劉文彩指使狗腿子曹克明把正在田裏栽秧的三個貧下中農打死在這裏。 據現居安仁維星街56號的曹克明之子曹登貴說:當年他父親曹克明告訴他,當時有三個四處流竄作案的土匪在唐場搶了綢緞鋪,並把老板家的人槍殺了,縣裏正在通緝捉拿這三個凶犯。有一天這三個凶犯跑到親戚劉益山家中,劉益山和他母親請了好幾個裁縫用搶來的黑色綢緞為其趕製衣服。看到此事的農民就跑到鄉政府去報告,鄉長劉紹武便立即召集人員前去捉拿。到達後劉紹武便叫曹克明進去探虛實,曹進去後土匪就拔槍準備打他,曹為了自衛便立即拔槍射擊,當場打死兩人。一人逃出房外後被外麵的治安隊員開槍打死。 劉益山是劉文彩本家的侄兒,劉文彩原對他很好,但他把家供給土匪作據點使劉文彩很不高興(誰願意和與土匪勾結的人做鄰居呢?)於是就讓他搬到街上劉文彩新修的一套房子裏去住。那套房要寬大許多,又是新房,劉益山不可能吃虧。情況就是這樣。 解放前夕曹克明因此事被抓起來關押了兩年,後查明對方確係土匪才獲釋,但給他帶了一頂反革命份子的帽子。曹殺人屬職務行為,殺土匪而戴反革命帽子非常可笑,難道土匪是革命份子嗎? 曹登貴還告訴我:上世紀六十年代主管部門指使當時的鎮長安海山叫曹克明去談話,強迫他承認自己是劉文彩的狗腿子,強迫他說打死的三個土匪是三個貧下中農,不然就要打他(安仁鎮全是反吊起來打)。並且要他去充當"殺人霸產"故事的泥塑模特。曹克明雖是一個貧民,但他戴有反革命帽子,這種人是沒有任何人權保障的,曹克明除了就範沒有任何選擇。 泥塑完成之後,1966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主管部門指使鎮上的幹部王明軒、李銀鬆前來抓人,把曹克明五花大綁地從家中抓走,罪名是說曹克明造謠,居然說劉文彩家沒有水牢。當晚就把他送交大邑縣公安局。不久縣法院就以造謠罪判處曹克明徒刑十五年。從此劉文彩指使曹克明"殺人霸產"的故事就在這後花園的房子裏展出了。 鄧小平上台後開始平反冤假錯案。曹克明在牢裏請人寫了一封申述,不久法院以量刑過重改判五年釋放了曹,那時他已服刑十四年。 出來後曹克明不服,過去他與劉文彩沒有任何關係,"殺人霸產"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水牢"的故事當局也承認是假的了,那就是說他判罪的依據也不存在了。為此他到縣法院去申述,縣法院不敢受理。他又到地區法院去申述,地區法院也不敢受理。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鳴,悲憤交加的曹克明便在縣法院門口服毒自殺,以生命來作了最後的抗爭!此前他一再對兒子曹登貴說:"你要為我申冤啊!"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問當時的館長吳宏遠"殺人霸產"是怎麽出來的?吳宏遠回答:"當年編出‘殺人霸產'的依據是:劉文彩也許知道(這件事),也許不知道(這件事)"。 當時劉文彩是劉文輝係統的下野官僚,而曹克明抓土匪的治安隊是縣政府係統的,兩者互不相幹,劉文彩知道不知道都與他沒有關係。何況是突發事件,事前劉文彩不可能知道。 主管部門在找不到一個願意出來充當"證人"的情況下,便說門外的一棵柑子樹是當年的見證。而那棵柑子樹根本作不了證。因為那是一棵沙田柚,是劉文彩後來從外地購回的一批樹苗中的一棵,是劉文彩在這件事後種下的,這件事之前本地沒有這種品種。 在王治安的《莊園秘聞》中他照搬了"殺人霸產"的故事,但做賊心虛,沒敢說出曹克明來。 導遊到此,我請求我們的黨政部門不要再讓主管部門把曹克明的塑像放在"殺人霸產"的現場,讓冤魂得到安息,並給曹克明家人一個公道。抹黑劉文彩何必殃及無關的底層弱者嘛! 張冠李戴的風穀機 再往裏走又進了一個房間,這裏放有一些鬥和一架飛輪風穀機。解說員在此詳細地講述劉文彩當年是如何用大鬥換小鬥來剝削農民,又用飛輪風穀機來拚命吹走農民用血汗種出的穀子。因此這些鬥和風穀機曾名震全國。 其實這些都是假的,大鬥換小鬥的故事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被成都曲藝團的郭××在舞台上公開揭露了。飛輪風穀機也不是劉文彩的。聽本地人說,那是本鎮鄉民廖增山的,廖是個機械愛好者,飛輪風穀機是他的一個技術實驗。 而當今《四川日報副刊》主編王治安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名為《轟天絕唱收租院》的書裏是這樣宣傳的:"在劉文彩殘酷盤剝中,更毒的招數,是在風穀機上加鋼珠(飛輪),大鬥大秤,一鬥租穀,隻能算是六七升。請聽用淚水書寫出的一首歌吧:風穀機,鐵滾滾(加鋼珠)。地主用它來收租,五石七鬥幹黃穀,風來隻有三鬥六。年年汗水空長流,一家老小餓斷腸,即使年年大豐收,也受不住這般剝削苦。......" 從這個風穀機的故事就可以看出主管部門向民眾宣傳的劉文彩故事是何等的荒唐可笑。 收租院的故事是如何出籠的 再往裏走就到了"收租院"。雕塑"收租院"的知名度不用我來贅述。其思想性和藝術性曾被中宣部的周揚捧為"建國以來兩大雕塑成就之首(另一個是《人民英雄紀念碑》)。 在此我講一件有趣的事情。 一九九八年三月份,我從縣城趕中巴車到安仁去。上車後司機問我:"你是去地主莊園嗎?"我回答:"我回自己的老家!"司機和乘客都驚奇地問:"你姓劉嗎?"我回答:"我是劉家的後人,怎麽不姓劉呢!"司機又問:"你是老的那邊還是新的那邊的?"本地人稱劉文彩的家為老公館,稱劉文輝的家為新公館。當司機聽我說是老公館的後人時立即激動地說:"我爺爺今年九十五歲了(老人家而今該是一百零五歲了),現在還在。他說的,當年在你們家交公糧的時候(把交租說成是交公糧,耐人尋味),八個人到齊了就開飯,結果編他媽Pi個啥子《收租院》出來!"接著全車的人都說:"當年別個(指劉文彩)是全縣公認的劉大善人,別個當年做了好多好事啊!結果給別個編些啥子喲!" 中巴車破例把我送到莊園辦公室門口。我見到吳館長後就把這些話一字不漏地重複給他聽。吳沒作聲,旁邊的一位本地老人劉澤高立即回答:"是的,有這個事。送糧的人來要請飯在大邑縣劉文彩是首創。說劉文彩是善人有民謠為證,當年的民謠是:‘我們不盼家鄉出貴人,隻盼家鄉出善人!'貴人指的是劉湘,他貴為省主席沒給家鄉辦過實事;善人指的是劉文彩,他回家鄉修公路、修學校把一條街修成七條街......,所以大家公認他是劉善人!"此時吳宏遠立即打斷劉澤高的話,吳說: "現在雖然講實事求是,但還是有紀律,該說的才說,不該說的就不能對外人說!" 在我的一再追問下,最後吳宏遠說:"劉湘抗日、劉文輝起義、劉文彩建設家鄉,這是他們三個人一生中的亮點,但上麵說了,劉文彩是否定了的人物,他在人們心目中已經定型了,就不要改變他了。現在國家的第一大事是安定,如果把實情報道出去,會助長動亂。" 原來當年還有歌頌劉文彩的民謠--"我們不盼家鄉出貴人,隻盼家鄉出善人!" 從上文吳宏遠回答我的那些話中證實,在劉文彩事件上,上麵拒絕實事求是,準確地說是不敢實事求是。 再從上文提到的那位老貧下中農的那句話:"當年在劉文彩家交公糧的時候,八個人到齊了就開飯,結果編他媽Pi個啥子《收租院》出來!"有了這句話,《收租院》所有的思想性和所有的藝術性就通通變得分文不值了! 在此我引用一下劉文彩故事的幕後策劃者馬識途的一段文章,該文透露了人民公社時期四川農民交公糧的情況:"據社員說,那幾年征購糧食征得太多,把他們的口糧也搜刮得沒留下多少了,有的地方簡直是翻箱倒櫃,整得雞飛狗跳。有的地方關係緊張到社員反抗,不得不派武裝去鎮壓,有的社員對我說,連機關槍都對他們架起來了。"(見《龍門陣》1995年第三期第7頁) 這些場景才是《收租院》的真實寫照嘛!怎麽拿來栽在劉文彩的頭上呢? 文章還有:"我們搞‘四清'發動社員訴苦時,社員一訴就訴到自然災害那幾年他們那裏餓死多少人的事,弄得我們啼笑皆非。"(同上文) 文章還有:"中央就向四川多征購20億斤糧食,向中央說了大話,就要兌現,不得不把社員的口糧也征購了一部分,這樣一來,哪有不餓死人的。"(同上文) 既然馬識途的文章提到餓死人的事,那麽那幾年四川到底餓死了多少人呢? 據說省檔案館記錄的是810萬人。但這不真實,據老幹部鄧自力(鄧小平的兄弟)的回憶文章《坎坷人生》中有這樣的記載:"老陳說:‘李井泉才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把四川老百姓害得好苦,1960年死的人上千萬,據公安廳統計的還不止這個數,不敢上報。'"(摘自《坎坷人生》265頁) 那些年大邑縣又餓死多少人呢? 一九八三年出的大邑縣縣誌上有曆年的人口統計,現摘要列出: 從1958年到1962年間人口負增長了65854人。 而劉文彩的罪惡故事就是在那幾年大饑荒年代中著手編造的。也正是在那個民眾大量餓死的曆史背景下,編造出來的劉文彩故事才拿來瘋狂炒作,推向全國,推向世界。 事實證明,現在劉文彩莊園裏的所有展品依然全部都不是他家的東西,全是主管部門栽贓的,解說詞也依然是極左年代用過的那些陳詞濫調。 看來王治安極不老實,在劉文彩故事已經破產的今天,他的《莊園秘聞》就是把秘聞的標簽貼在過去的謊言上,妄圖繼續騙人。 我的導遊到此暫停,現在談談其他事情。 家史演講組編排出的收租院故事 先談當年貧下中農訴苦的事情。 公元一九六四年前後,主管部門組織了"家史演講組",即專業憶苦思甜班子。其中第一人就是冷月英。她剛出來講述坐劉文彩水牢的故事時,很多本地人故意問她:我們怎麽不知道劉文彩家有水牢呢?你是哪裏來的,我們怎麽不認識你呢?麵對這些問話冷月英回答說:"我說的是冤枉話,但這不是我要講的,是上麵叫我來說的。"主管部門得知後十分不安,便立即通知她,除持組織部介紹信的來人外,對任何人不得泄露真相。從此冷月英就不敢再向別人講老實話了。 改革開放以後,在一次縣政協會上,本地老人劉結熙故意問她坐水牢是怎麽一回事,她回答:"不是我要講的,是上麵教我那樣講的,當時不那樣講也脫不到手!"可見冷月英是在壓力下才扮演這一角色的。 本地老人劉澤高講,在本縣調查水牢真偽時,冷月英對本地的許多老人講,一個姓郝的幹部(主管部門的人)找到她,要她把過去坐水牢的訴苦報告重說一遍,他用錄音機錄下來,然後放到莊園檔案館作為證據來阻撓水牢真象的調查,冷月英說:"我都沒說"。她以此向大家表白,過去她所作的水牢報告並非她本人自願,而是上級施壓的結果。她現在不說了,證明她本人並不願去冤枉劉文彩,證明她還是一個有良心的人。時代變了,社會進步了,冷月英才敢拒絕那幫人的糾纏,才敢拒絕她不願充當的角色。 前些年,王治安把持的《四川日報副刊》載文為冷月英"開脫",說她出生貧苦,又曆數她為黨和人民作的種種好事,言下之意她是個好人,讓大家原諒她。其實這是主管部門很狡猾的一招。表麵上他們是為冷月英開脫,實則是把水牢謊言的責任全部推到冷月英一人身上,以便主管部門的那些策劃者,教唆者逃之夭夭。《四川日報副刊》的文章接著又陰陽怪氣地說當時他們搞錯了,不是劉文彩關冷月英的水牢,而是劉文彩的侄兒劉伯華關冷月英的水牢(沒聽見冷月英這樣說過)。 劉伯華何許人也?劉伯華是劉文彩四哥劉文成的獨生子,本名劉元舟,是個天生的癡兒。成人後的劉伯華也談不上任何智商,他成天顛三倒四,滿臉鼻涕口涎,專愛坐在地上。這是劉文成一生的痛心事,他常年把劉伯華關在後院,親戚來了都不讓看。原因很簡單,一是怕別人看了笑話丟了自家的臉,二是怕劉伯華出門走丟了,更怕被壞人綁票,所以劉文成長年把劉伯華深鎖在後院。如果按《四川日報副刊》說的那樣,劉伯華帶著狗腿子去抓冷月英,又把冷月英弄來吊起打,然後投入水牢,要是劉伯華有這等本事,其父劉文成不知會何等高興。 這就是王治安的"校正"。《四川日報副刊》登這樣的文章,真是太無聊了! 再談"家史演講組"的另一要員萬洪雲。萬洪雲原是劉文彩長兄劉文淵家的廚師,因做得一手家常菜而深得劉文淵的賞識。解放後,萬紅雲有一次生病打針打漏了,便在手上留下一道凹痕。這本是一個醫療事故。當到了編造劉文彩故事的時候,主管部門就找到他,要他說手上的凹痕是當年劉文彩打的,並為這個故事專門設計製造了一條恐怖的鋼絲皮鞭。萬洪雲從此就進入"家史演講組",並到全國各地去作血淚控訴,以他手上的凹痕和鋼絲皮鞭為證據,來控訴劉文彩是怎樣壓迫貧下中農的。因此他成了僅次於冷月英的二號明星人物。 冷月英和萬紅雲的"血淚控訴"給階級鬥爭增添了有血有肉的精彩內容,但接下來的事情又給階級鬥爭賦予了絕妙的諷刺,這是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安仁鎮人都知道的事情: 文革中期兩派鬥爭之際,萬紅雲和冷月英各在一派。矛盾激化後就大字報相見。萬紅雲率先寫出大字報,揭露冷月英不是劉文彩的佃戶,更沒坐過水牢。冷月英等人也寫出大字報揭露萬洪雲手上的凹痕是解放後打針打漏了留下的,根本不是劉文彩打的等等。這事讓上麵的主管部門非常尷尬,後來他們考慮到冷月英的影響更大更重要,決定挺她。於是就把萬洪雲驅逐出"家史演講組",又把《收租院》裏萬洪雲挨打的塑像撤了。那條專為萬洪雲量身訂製的鋼絲皮鞭卻留了下來,編成了另一個故事。 主管部門向外宣稱:居然讓劉文彩家的廚師混進"家史演講組"來了,可見階級鬥爭之複雜,今後更要提高革命警惕,把好階級鬥爭這一關。 為了挽救被萬洪雲公開揭穿了的水牢故事,主管部門便把冷月英提升為縣革委副主任,又以清查謠言為名來威脅恐嚇本地民眾,於是人們就不敢公開議論冷月英、萬紅雲互揭老底的醜事了。 再談過去說劉文彩霸占貧下中農房屋的事情。 公元一九四零年前後,劉文彩為劉文輝的反蔣大業而建"公益協進社",聯絡各地實力派共同反蔣,劉文彩準備在鎮上建一個小院來接待外客。他看中本鎮鄉民羅世維的房地,便與羅世維協商,劉文彩用升平街修的新房,而且多一倍的麵積來與他交換。羅世維高興地答應了。在羅全家遷入新居後劉文彩才拆了羅的舊房。劉文彩給建起的小院取名花園,這裏成了他辦公的地方。 一九六四年前後,主管部門要編造劉文彩霸占窮人房屋的故事時,主管部門就找到羅世維做工作,教唆他加入"家史演講組"出來訴苦。要知道加入"家史演講組" 就可以不下地幹活,而且拿工資,還有很多特殊的待遇。可是羅世維堅決不幹,一再拒絕。他說:"別人(劉文彩)讓我搬出去住寬大的新房子,又是我願意的,我有啥子苦訴嘛!"糾纏了羅世維好些日子的主管部門才去外鄉另找了一個叫羅二娘的婦人來充當角色。開始羅二娘也不願意,後來經不起威脅利誘才進了"家史演講組",成了第三號明星人物。 除了這三人,"家史演講組"還有幾位成員,本地人都輕蔑地稱他們是些不要臉的人,全是亂說胡說。本人認為不該怪罪他們,因為全是主管部門使的壞。 關於貧下中農訴苦的內幕暫時講到這裏。 空穴來風的"霸占川劇演員"故事 下麵講一件無聊的事情。 凡是地痞流氓罵街,都要施展他們下流的想象力,編造出無數汙穢不堪的性髒話去侮辱對方。我們的主管部門也不例外。 這些肮髒的故事有很多,下麵選講一例。 過去地主莊園曾展出過這樣一個故事:說劉文彩把一個川劇演員(羅某)關在家中,與自己的三兒子爭相強奸,父子為此事爭風吃醋,提槍對仗。此事在當年被各種媒體炒得沸沸揚揚。 這個故事編出來後,主管部門才派人去新津川劇團找羅某,卻始終沒有去詢問過"當事人"劉元富。本地老人劉澤高說:"這件事根本不可能,因為當時劉元富隻有十幾歲,完全是個娃娃,而羅某已經二十八歲了,又是一位袍哥大爺家養的情婦,劉文彩當時成天忙於各種事務,認都不認識她!" 這是怎麽一回事呢?我為此采訪過劉元富,現把調查的情況寫在下麵。 劉文彩在他三兒子劉元富十歲那年,依照本地舊習為他訂了娃娃親。劉元富不願意,小小年紀的他居然隻身到成都去登報解除了婚約。劉文彩本是很守信用的人,與對方父親又是朋友,所以堅持這門婚約。後來劉文輝回安仁鎮,劉元富把此事告訴他,劉文輝很愛這個侄兒,就勸劉文彩,婚姻的事等後輩長大後自己作主。劉文彩對劉文輝的話沒有不依從的,他就答應了。但劉文彩心裏還是很不高興,劉文輝走後,他生氣地對劉元富說:"我今後再也不管你的事了!" 劉家撕毀婚約在當地引起很大反響,加之俞家小姐又是一個從一不二的舊式女子。鄉長劉紹武的大小姐為此多次勸過劉元富,結果卻是越勸越不聽。大小姐就叫自己的丈夫黃某想辦法。黃某說羅某走的地方多,見識廣,找她出出主意。 羅某何許人也? 聽鎮上老人講,羅是一個川劇藝人,當時是因事情請來鎮上唱戲的,來的一共三位女角,一名叫玉霞,年齡最小;一名叫曲芬,長得最漂亮;還有一名就是羅某。她們三人來後就被三位袍哥大爺瓜分了。其中玉霞後來嫁與安雨晴作了小。三人中羅某年齡最大,容顏也較差,被張海如要了。張本是個花花大爺,喪妻後不再娶,專在外與妓女鬼混。他把羅某帶回家不久,又帶了一個年輕些的叫俞誌堅的女子回家。羅某心裏很不高興但又不敢鬧。羅某也有長處,她戲唱得很好,為人處事也很能討人歡喜,安仁鎮的小姐太太們都喜歡與她交往。 當黃某找她想辦法勸合劉元富和俞家小姐時,羅熱心地說:"隻要他倆常在一起就會產生感情"。黃某和其妻(劉紹武的大小姐)認為是好主意,於是就想辦法安排他倆見麵。一天,大小姐叫來俞家小姐,又叫人去請劉元富,說是來鎮上打牌,地點在劉文彩叫作花園的小院內。 劉元富來時一眼就看見有俞家小姐在坐,當即就想離開,但出於禮貌還是坐下了。在坐的四人是劉元富、俞家小姐,大小姐和羅某。劉元富應付了幾轉牌就起身告辭走了。 事後,守花園的老頭把此事告訴了劉文彩。劉聽後非常生氣,立即叫來兒子責問:"我給你訂的親你死活不從,現在給你退了婚你又背著我去與別人見麵!......"劉元富回答父親,不是他要去的,是大小姐叫他去的。劉文彩又叫來劉大小姐責問,大小姐推說是羅某的主意。劉文彩又叫來羅某,羅當時無話可說,硬著頭皮挨了一頓罵,其間劉文彩叫她滾。第二天羅某就走了,從此再沒有回來。事情就是這樣。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僅有冷月英、萬紅雲、羅二娘等人出來訴苦還不夠鬧熱,還要編出更精彩的故事。於是,主管部門的那些地痞流氓就把一件平常的家庭鎖事編成了前麵提到的劉文彩父子強奸羅某展開槍戰的故事。決定讓羅某進入"家史講演組",製造又一起轟動。 主管部門的思路遠不止此,他們考慮羅某是川劇演員臉皮厚,準備編出更多荒唐下流的故事,讓她配合以親曆的方式講出來。主管部門就是這樣,他們先編好故事,然後再選中一個人,通過威脅利誘,讓對方以親曆或親眼所見的方式講出來,這樣劉文彩的故事就出籠了。 主管部門於一九六六年三月派出一男一女(男的叫熊正甫,女的叫王俊華)到新津川劇團找羅某迫其就範。在政治強勢的威脅和誘逼下,從未在莊園留宿過的羅某被迫說:"我在劉文彩家住了三年"。還說出林奶子、李二姐等人物和許多荒唐的情節來。本人問過劉澤高,他生氣地說:"安仁鎮從來就沒聽說有過這幾個人物!" 在誘逼下,羅某還說出她看見劉文彩的大門上掛著一顆血淋淋的人頭。之後主管部門就在各種媒體上大肆宣傳說當年劉文彩家門上還掛有血淋淋的人頭。 至於劉文彩父子強奸她的故事羅某無法啟齒始終難以配合。世上怎能憑空逼迫一個女人說自己被別人強奸過呢?何況是一個未成年的娃娃強奸一個二十八歲的老娘們的荒唐故事! 主管部門未達到目的,於同年四月又二訪羅某。當時羅早已為人妻,並兒大女大了,她怎能按照主管部門的要求去講那些無比肮髒下流的故事呢?在逼人的淫威下,在羞辱中,最後羅某跳樓自殺。 羅某慘死後,主管部門立即在佛堂右邊的女客房門口部置了劉文彩父子強奸羅某的現場對外展出,這真是對死者的莫大侮辱! 主管部門為什麽處心積慮地要把這個肮髒故事栽在劉元富的頭上呢?在此我要交待一下其中情由。 長年在老公館居住的劉文彩親人中,當時活著的還有兩個人,一個是五姨太王玉清,一個就是劉元富(楊夫人和其他子女一直住在成都)。他兩人是莊園的活見證。主管部門作賊心虛,怕他兩人站出來揭露他們的彌天大謊,為了封他兩人的口,於是編了一個吃鴨蹼的故事栽在王玉清的頭上;又編出上述故事栽在劉元富頭上,使他兩人背上這沉重的黑鍋,自然就無力出來指控他們了。 二〇〇八年十月八日 注 作者劉小飛係劉文彩的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