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談寫詩
采訪者：石劍峰
二十年前，北島離開故土開始了海外漂泊之旅，從歐洲到美國，寫詩之外感受到現實生活的壓力和困頓。也許，這才是詩人的正常生活。兩年前，北島終於在香港安定下來，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學的聘書。去年3月，我在香港參加一個文學論壇，坐在北島旁邊，看著他默默批改學生的詩歌作業。 上個月，北島還把他全世界的詩歌朋友拉到了香港，為香港人民帶去了一場“香港詩歌之夜”的係列朗誦會。在香港這樣一個完全商業化的城市定居、寫作，北島覺得“倒是有別的意外收獲”，高度的商業化與都市化，“反而為拓展文化與文學藝術的空間提供了無限的可能”。 兩個月前，北島獲得了第二屆“中坤國際詩歌獎”，夫人甘琦女士代其領獎並發表缺席演講——“缺席”成了他與內地文化界聯係的紐帶。在那次缺席的演講中，北島指出了當代漢語詩歌在過去以及現在遇到的困境。在北島看來，四十年前的中國地下詩歌是“對中華古老文明的源頭的回歸，那就是詩歌的中國”。但四十年過去了，“四十年後的今天，漢語詩歌再度危機四伏。……詞與物，和當年的困境剛好相反，出現嚴重的脫節——詞若遊魂，無物可指可托，聚散離合，成為自生自滅的泡沫和無土繁殖的花草。詩歌與世界無關，與人類的苦難經驗無關，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機更可怕。” “如果把1969年作為中國詩歌的新的開端的話，那麽這場詩歌‘革命’一直到今天，而且會繼續下去。當然和頭二十年的輝煌相比的話，近二十年可謂危機四伏。” 您目前因為各種原因，隻能在香港寫詩創作，在這樣的狀態和環境中創作，帶給您意想不到的收獲是什麽？ 北島：其實詩歌創作跟環境沒什麽關係。在香港定居，倒是有別的意外收獲：由於香港的曆史背景、地理位置與國際地位，由於高度的商業化與都市化，反而為拓展文化與文學藝術的空間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比如，剛剛結束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就是證明：在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推廣非商業化甚至反商業化的“陽春白雪”，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說是成功的。所謂“絕處逢生”，就是這個道理。 您那一輩出來的著名詩人，這些年在創作上似乎都有些停滯，他們有詩歌之外的事業，您覺得他們遇到的困境又有哪些？ 北島：寫詩難呀——可以這麽說吧，你每天都得從零開始，不像別的手藝，熟能生巧。當然有些是寫作以外的困境，各有各的難處。 在這轉型的時代中，中國詩歌能發揮的作用會是什麽? 北島：這個問題應列入國家的五年、十年計劃中。不管時代怎麽轉型，詩歌都應該幸存下去，也必須幸存下去，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靈魂。 帕斯在《另一種聲音》中說，詩歌是介乎宗教與革命之間的另一種聲音，按照這樣一個標準，詩歌在中國（1949年以後的詩歌）哪個時期可能比較符合這樣的界定？為什麽？ 北島：我先說明一下，這是他的論文集《另一種聲音》中的最後一篇，寫作時間是1989年12月，距今整整二十年了。眾所周知，1989年是人類曆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帕斯這樣寫道：“我們經曆著一場時代的轉折：不是一場革命，而是一場回歸，在最古老最深刻的意義上的回歸。一種向源頭的回歸，同時也是一種向初始的回歸。正如一位美國教授所說，我們不能親臨曆史的終點，而是親臨一種新的開始。被埋葬的現實的複活，被遺忘和被壓抑者的重現。正如以往曆史上發生的那樣，匯入一種再生、向初始的回歸幾乎總是混亂：革新，複興。”而帕斯認為，詩歌為這種回歸提供了可能。回顧人類曆史，宗教與革命帶來太多血腥的記憶，在這一意義上，詩歌是“另一種聲音”。談到1949年以來的這六十年，真正可以稱作“另一種聲音”的是始於上世紀的中國地下詩歌，它在七十年代末浮出地表，並產生巨大的影響。其實這就是帕斯所說的那種回歸，對中華古老文明的源頭的回歸，那就是詩歌的中國。
在您看來，詩歌特別是中國詩歌應該離革命和宗教遠一點還是更近些？ 北島：我認為中國詩歌恰好應該遠離革命與宗教。在我看來，革命與宗教有某種共性，那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並依賴組織甚至武裝力量來完成改造人類的目的——“存天理，滅人欲”。而詩歌不同，它純屬個人的想象，自我認知自我解放，無組織無紀律，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強製性與侵略性。 四十年前的詩歌“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是否，既是起點，但沒走幾步就已經是終點了？這是不是您這輩詩人始料未及的？ 北島：談論詩歌，我們需要不同的時間尺度，從《詩經》到現在已有三千年了，按這個尺度，四十年算不上什麽。終點這個說法不對。如果把1969年作為中國詩歌的新的開端的話，那麽這場詩歌“革命”一直到今天，而且會繼續下去。當然和頭二十年的輝煌相比的話，近二十年可謂危機四伏。讓我再引用帕斯在《另一種聲音》中的話：“今天藝術和文學麵臨一種不同的危險：不是一種學說或一個無所不知的政黨在威脅著它們，而是一種沒有麵孔、沒有靈魂、沒有方向的經濟進程在威脅著它們。市場是圓的，無人稱的，不偏不倚而又不可通融的。有的人會說，照他看來，是公道的。或許如此。不過它是瞎子和聾子，既不愛文學也不愛冒險，不知也不會選擇。它的審查不是思想性的，它沒有思想。它隻知價格，而不知價值。”帕斯的話正好概括了這二十年中國藝術與文學，包括詩歌在內的外在危機。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內在危機，那就是我們這古老民族太注重功利，太工於心計，缺乏一種天真無畏的“少年精神”。這一點恰恰從內部消耗了向前推進的動力。 “與民族命運一起，漢語詩歌走在現代轉型的路上，沒有退路，隻能往前走，盡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機緣……” 不久前參加“香港詩歌之夜”的美國著名詩人蓋瑞·施耐德在香港說，現在的中國詩人和詩歌太注重抒情，而忘記了詩歌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批判，中國詩歌是否真的在喪失這一功能？在中國，詩歌的批判性主要可以表現在哪些方麵？ 北島：施耐德說的有道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主要是審美，而審美如果沒有足夠的批判與反省意識伴隨的話，就很容易變質，變得矯飾、濫情甚至腐朽。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現代詩歌正是在與工業化引導的現代化進程的對抗中應運而生的。遺憾的是，如今很多人都忘記了這一基本前提，甚至提倡複古走唯美的老路，那是根本行不通的。
您為“中坤詩歌獎”寫的獲獎感言，和阿多尼斯的獲獎演講，在我看來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你們都談到了詩歌語言，您說“漢語在解放的狂歡中耗盡能量而走向衰竭”；“詞與物，和當年的困境剛好相反，出現嚴重的脫節”，在您看來，這是當代漢語本身的問題，還是因為漢語受到了其他方麵的影響造成的？ 北島：現代漢語的問題大了去了，作為中國作家我們要負很大的責任——對現代漢語的危機缺乏自覺意識。打個比方，有點兒像地下工廠進行批量生產，根本不管質量，隻要盈利就行。除了充斥各種文學雜誌的小說、散文和詩歌，再加上那些媒體網絡泡沫式的寫作，真可以說是一場語言的災難。現代漢語在當代至少遭到兩次毀滅性的打擊。頭一次是從1949年至1979年，那是官方話語的一統天下，也就是我所說的詞與物的關係幾乎完全被固定了。第二次就是1989年到現在，由於商業化與意識形態的博弈與合謀，造成詞與物的嚴重脫節，如今的寫作，如同“自生自滅的泡沫和無土繁殖的花草”。 阿多尼斯講的阿拉伯詩歌目前的問題是：“阿拉伯社會如何擺脫視詩歌為誘惑與迷誤的宗教觀念？”“如何擺脫視詩歌為歌頌、商品或消費的觀念？”這抑或是包括中國詩歌在內全世界詩人遇到的問題？中國的特殊性又在哪裏？ 北島：他說的頭一個問題與我們關係不大，中國基本上是個世俗社會，宗教的影響非常有限。第二個問題，那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性的困境了。說到中國的特殊性，那就是自1840年以來外辱與內患構成了我們複雜的民族情結，而中國的經濟崛起帶來某種“盛世”的幻覺，這既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而上的。在這一幻覺影響下，物欲橫流，眾聲喧嘩，讓本來就很有限的精神資源變得更加貧乏。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詩人麵臨著更大的挑戰。
您同時說“漢語詩歌走在現代轉型的路上，沒有退路，隻能往前走”，這一“再生”，詩人能做些什麽？或者還得寄托於外部環境？ 北島：我想有必要把我在“中坤詩歌獎”獲獎感言中的這段話引全，以免產生歧義：“與民族命運一起，漢語詩歌走在現代轉型的路上，沒有退路，隻能往前走，盡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機緣。” 關於漢語的現代轉型，這是個大話題，在這裏我隻能簡單說說。首先應該承認，現代漢語還是一種年輕的語言，遠沒有達到古漢語的成熟程度。放在世界橫向的坐標軸上也是如此，比如用英語做參照。現代英語的轉型可以說是從莎士比亞開始的，至今已有四百年了。我坐飛機經常隨手抓一本英文間諜或偵探小說消磨時間，不管水平如何，你得承認，文字都還過得去，至少不會造成什麽閱讀障礙。反過來你去看看當今的中文小說，不用說暢銷書，就是那些很有名的小說家的作品，幾乎都難以卒讀。在我看來，一種語言的成熟取決於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規範化，二是試驗性，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就像舞蹈中重心與擺動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活在今天的漢語作家與詩人是有福的。這就是我所說的“再生的機緣”。 目前中國詩歌的問題，是否也與中國目前詩歌翻譯的頹勢有關？而不少西方學者可能認為，正是因為翻譯的介入，中國文學包括詩歌失去了其中國性。 北島：以前我還挺迷信這些西方學者，現在看來都是陳詞濫調。恰恰是由於翻譯的介入，文學才變得豐富多彩。甚至可以說，翻譯文學是本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我的美國作家朋友（也是我現在的詩譯者）艾略特·溫伯格（Eliot Weinberger）說得好，翻譯的黃金時代往往也是詩歌的黃金時代。 關於中國詩歌翻譯的頹勢，我給你舉兩個例子。一個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叢書“詩苑譯林”，總策劃是老詩人彭燕郊。從1983年起到1992年止，在十年的時間共出書五十一種。給你列一下書單，你就知道這套叢書的分量了：《戴望舒譯詩集》、《梁宗岱譯詩集》、《朱湘譯詩集》、《戈寶權譯詩選》、《德語六詩人選譯》（馮至譯）、《德語國家現代詩選》（綠原譯）、《英國詩選》（卞之琳譯）、《蘇格蘭詩選》（王佐良譯）、《英國十四行詩抄》（屠岸譯）、《英國現代詩選》（查良錚譯）、《法國七人詩選》（程抱一譯）、《法國現代詩選》（羅洛譯）、《域外詩抄》（施蟄存譯）、《古希臘抒情詩選》（羅念生、水建馥譯）、《印度古詩選》（金克木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詩選》（飛白譯）、《圖像與花朵》（陳敬容譯）、《紀伯倫：先知，沙與沫》（冰心譯）、《美國當代詩選》（鄭敏譯）等。這是什麽陣容？再給你舉個例子，是自二十一世紀初以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世界詩歌叢書”。不用我多說，隻要掃一眼，你就知道這兩套叢書的天壤之別了。“詩苑譯林”包括八十年代中期我譯的《北歐現代詩選》。湖南人民出版社有一套很嚴格的選稿與譯校製度。首先要和彭燕郊先生協商，提出選題計劃，再由懂外文的資深編輯對譯本作出評估，提出修改建議，並最後把關。如今誰還管這些？有人願意出版詩歌翻譯就算是開恩了，得燒香作揖。 而更多人認為，中國當代詩歌與傳統發生了斷裂。 北島：依我看，中國詩歌千變萬化，隻要仍用漢字，所有的“基因密碼”都在其中。這就是我們和傳統詩學的內在關聯。不過斷裂往往也是必要的，否則就會出現類似近親繁殖的現象。
（ 這篇文章轉貼自倍可親網站 . 本帖最後由 NYLASH 於 2010-1-28 11:53 編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