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餓不死人，“窮過渡”、“浮誇風”餓死人（轉貼）

大躍進餓不死人，“窮過渡”、“浮誇風”餓死人　　

作者：邋遢道人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所有右派都有一個法寶，就是說毛澤東搞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所有左派都有個麻煩，就是畢竟60年餓死不少人。毛澤東所有“罪行”中，再沒有比發起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情大了。說起來也是，一個專製主義國家，一個人頭腦一發熱搞一場大折騰，全國餓死幾千萬人（有的說3000萬，有的說5000萬），這不是傷天害理嗎？中國曆史上有哪個皇帝幹過這樣荒唐的、慘無人道的事情呢？　　

　 　

貧道就說說這件事。　　

　 　

首先，大躍進時期餓死了人是事實，但是所有論證死了那麽多人的資料來源—— 1960年人口少了1000萬——是個假數字。這一點貧道已經通過國家統計局給出的資料告訴瘋僧了。他顯然對貧道的分析沒有異議。不過貧道這裏不打算再辯論究竟餓死多少人，因為貧道也不能憑空胡說。貧道想說清楚的是，大躍進餓不死人，“浮誇風”和“窮過渡”（大食堂）才能餓死人。毛澤東讚同大躍進，但是反對窮過渡和浮誇風。同時，當時毛澤東處於二線，說話不管用。因此餓死人的事情主要責任不是毛澤東，甚至可以說嚴格來講毛澤東一點責任也沒有。　　

　 　

如果右派認為貧道說毛澤東當時說話“不管用”是假的，這麽個專製魔王還不是一句當一萬句？那麽看看毛澤東大躍進高潮時的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會議上的一段話，以及後麵發生的事情做個比較就知道了。　　

　 　

“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餘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死5000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麽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鬥，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裏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　　

　 　

毛澤東這樣嚇唬中央，但還是沒人聽。　　

　 　

孤證不算，貧道再給你們舉個例子。1959年3月，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說：　　

　 　

“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後，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刮遍全國。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采用贖買政策，怎麽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麽？這樣下去，一定垮台！我代表1000萬隊長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裏告狀！”　　

　 　

看來，毛澤東遠沒有右派估計的那麽“有威信”，“一句頂一萬句”。在萬般無奈情況下，毛澤東最後在1959年四月選擇了直接給各級幹部寫信。信的內容節選如下：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隻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閑時半幹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少的問題……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大躍進沒有錯，提出大躍進也沒錯，日本也有“倍增計劃”，很多落後國家都提躍進指標。問題在於，不能超出實際可能去做事情，尤其是不能隨意變動基本製度，比如不能不切實際地馬上實現“共產主義”，搞按需分配。大躍進時期農村搞大食堂、軍事化、一縣一社平均主義，是斷絕饑荒時期農民度災的關鍵。但這不是毛澤東搞的，是毛澤東反對的。我們還可以看看這個時期毛澤東對此的講話。　　

　 　

1958年毛澤東派田家英和吳冷西下去調查前給他們說：“一縣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損害富社積極性，還是搞“按勞分配”；有利於生產發展的就幹，不利於生產發展的就不幹。供給製隻能搞食堂，但也要粗細、忙閑、幹稀搭配，放開肚皮肯定維持不下去。縣經濟隻能搞集體經濟，不能搞全民。夫妻分開住，是幫國民黨忙。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麽得了？這次鄭州會議要叫大家冷靜下來。”　　

　 　

接著第一次鄭州會議，吳冷西記下以下內容：“現在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這兩條線一定要劃清，不能混淆。他還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質，目前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不少人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商品的差別，沒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現在還是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來做為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的。……有些同誌讀馬列主義書時是馬克思主義，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顯然，毛澤東對當時農村集體經濟的性質是很清楚的，反對平均主義和窮過渡，要求按商品經濟規律辦。他在11月的武昌會議上講：“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不但要具備有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而且還要有國際條件，這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人民公社還是要議一下，總得有那麽個決議，或者搞個指示。杜勒斯、蔣介石他們都說，我們不搞人民公社還不會亡，一搞這個東西，就一定會亡。你不要說他沒有道理。總有兩個可能性，要麽亡，要麽不亡。我腦子裏頭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人民公社究竟怎麽辦才好？經過這次討論，如果是多數人，比如十個人裏頭有六、七個人，都說那個辦法比較好。”　　

　 　

也就是說，但是搞“自己說了就算”的不是毛澤東，毛澤東要求大家討論人民公社體製究竟是不是就是共產主義體製。　　

　 　

在這次武昌會議上毛澤東還說：“現在就是吃窮飯，什麽公共食堂，現在就是太快，要犯冒進主義錯誤。……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必須有生產的極大發展，物質條件極大的豐富，還有一個人民覺悟的極大提高。‘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窮過渡’，不是馬列主義。”　　

　 　

大食堂、窮過渡不是馬列主義，說得夠清楚了吧！　　

　 　

關於浮誇風，思聞不知道從哪裏搞出個東西，說毛澤東相信畝產萬斤的消息。但是，一個人說話總是要一致的，不會今天信明天不信。下麵是毛澤東幾次關於批判浮誇風的言論：　　

　 　

雖然現在汙蔑毛澤東是個風氣，是個時髦，但也要注意邏輯聯係。毛澤東是種過地的，10萬斤糧食多大一堆他是知道的。他怎麽會信這些東西？根據身邊人員回憶毛澤東1958年9月在天津視察稻田，有人說畝產可達10萬斤。說：不可能的事。指著一位領導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是“放大炮”。對著《人民日報》五位小女娃站在稻秧上的照片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麽！11月，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說：我不相信。外國朋友問毛澤東，畝產萬斤糧的奇跡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他一笑置之，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　　

　 　

早在大躍進前，1958年3月成都會議，吳芝圃提出河南今年能搞個豐產年，增產幾百億斤糧食不成問題，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毛澤東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澤東說：“試試看，這種人表麵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對人民日報總編兼社長吳冷西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餘地……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餘地。　　

　 　

四月中旬武昌會議，對吳冷西做5點指示：　　

1、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現在要調整一下，要壓縮空氣。鼓幹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　　

2、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　　

3、……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隻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講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　　

4、現在全國出現高潮，出現許多新鮮事物，但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記者、編輯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對眼前彩色繽紛的現象做出政治判斷，有遠見卓識，這不容易，但應努力做到。　　

5、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　　

　 　

吳冷西回憶錄中記錄了毛澤東這樣的話：“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誌，並報中央書記處。” 吳冷西把毛澤東意見回報有關領導和書記處。陸定一說：“夏天太忙秋後再說。”毛澤東在“秋後”發現問題更嚴重，再次對吳冷西說必須從窮過渡和誇張的宣傳角度轉過去。最後甚至說：“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如果不轉，《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　　

　 　

對於毛澤東這個話，劉少奇說：“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麵轉，而是要逐步轉。”　　

　 　

當時主持工作的人什麽時候轉的呢？直到1959年5月，人民日報上還有關於畝產萬斤的報道。6月初，毛澤東終於坐不住了，責成主管宣傳口日常工作的中央書記鄧小平和彭真，要他們立即研究宣傳工作如何轉向的問題。　6月14日，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彭真同誌召集書記處會議起草了一個關於宣傳上如何轉向的問題通報，6月20日　交政治局討論。毛澤東參加了會議，再次指出：“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新華社也有變成中央社的危險…公開的宣傳，不論新華社或《人民日報》或廣播電台都要來一個轉變，不能像目前這樣不顧左右而言他。”。　　

　 　

而這與他1958年4月就要求做的已經過去了14個月。而全部浮誇風，就刮在這 14個月。　　

　 　

大躍進餓不死人，“窮過渡”“浮誇風”會餓死人。毛澤東從58年春到59年一直反對窮過渡和浮誇風，警告這樣會餓死人，甚至嚇唬中央會餓死幾億人，但是說了不算，沒人執行。後來當事人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七分恐怕也不該扣到毛澤東頭上。　　

　 　

但毛澤東這個時候還是表示責任主要由他負。你說他冤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