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麽落後了？——有感於兩個不同的《勸學篇》（轉貼）

我們為什麽落後了？——有感於兩個不同的《勸學篇》


我一向很佩服和欣賞張之洞（1837—1909年），因為他是個熱心教育的政治家，或者說是有遠見的政治家和教育家。有些人不太喜歡政治家，在我看來，能真正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為國民教育做出點什麽，其實真的不錯，何況張之洞做的還不少。廢科舉，他和袁世凱共同上書，功勞不愧很大；辦新學，進一步學習先進；定學製，勾勒了我國近代學製的藍圖……他的“中體西用”的思想在他的《勸學篇》中得到了係統的闡述。

張之洞的《勸學篇》共24篇，分內篇和外篇。“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內篇講中學，外篇講西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他指出：“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可偏廢。”在這裏，他把“中學”的內容概括為經、史、子、集。其中，張之洞特別注重綱常名教，認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三綱”是“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他針對維新派提倡民權，抑製君權，倡導男女平等的改良主張，針鋒相對地指出：“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關於“西學”，也稱“新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他主張對西學要“政藝兼學”，“政尤急於藝”，而“政”、“藝” 的具體內容是：“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功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西藝也。”從他提倡的西政看，並不指西方政治，而是學習西方的近代學製、賦稅管理、通商辦法等。他所提倡的西藝，有別於洋務運動初期把西藝理解為西方的“堅船利炮”，而認為西方近代生產與技術的發展，都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因而在西藝中增加了自然科學的內容。這無疑是一種曆史進步。

除了張之洞的《勸學篇》外，與張之洞差不多同一時代的日本教育家福澤諭吉（1835—1901年）也寫寫了很有影響的《勸學篇》。但是他在《勸學篇》裏所主張的思想和精神與張之洞卻不相同。

福澤諭吉，慶應義塾的創始者，作為明治時代的啟蒙思想家，給近代日本人的思想形成以巨大影響。尤其是《勸學篇》（第一篇明治五年）更具有重要意義。它是一本揭示近代日本的理想的人的形象的書，貫穿全篇的旨趣是，培養具有獨立精神的、有覺醒的國民意識的國民。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即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來就有貴賤上下之別的。人類作為萬物之靈，本應依憑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取得天地間一切物資，以滿足衣食住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地安樂度日。但是，如果環顧近日的人間世界，就會看到有賢人又有愚人，有窮人又有賤人，他們之間似乎有天壤之別。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理由很明顯的。事實也告訴我們：人要是不學就沒有知識，沒有知識就會成為愚人，所以賢愚之別是由於學與不學所造成的。”（《勸學篇》第一篇）

“生當今世，隻要有愛國心，則無論官民都應該首先謀求自己的獨立，行有餘力，再幫助他人獨立。父兄教導子弟獨立；老師勉勵學生獨立；士農工商都應當獨立起來，進而保衛國家。總之，政府與其束縛人民而獨立操心國事，不如解放人民而與人民同甘共苦”。（《勸學篇》第三篇）

當我們還在尋求表麵製度的改革上時，日本人就在尋找內在人格的獨立。這大概就是我們和日本的區別，就是我們落後的地方。即使我們保留了祖先的“遺產”，學習了“新學”，但是國民沒有獨立意識，健全人格，前進還不是一紙空文，仍擺脫不了落後的命運。

話又說回來，前進是一個過程吧，張之洞以及當時一切有誌之士的做法，無疑推動了當時千瘡百孔的中國的前進，隻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之中落後於別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