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和福澤諭吉不同的啟蒙之路（轉貼）

康有為和福澤諭吉不同的啟蒙之路

王 龍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風雨如晦，殺氣騰騰。戊戌變法失敗了，譚嗣同、楊銳、林旭、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等“六君子”在這裏引頸就戮。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就此落下蒼涼的帷幕。
“戊戌六君子”就義之日，京城萬人空巷。可眾多的阿Q們懷裏揣著的，卻是蘸血的饅頭。行刑過程中，圍觀的市民百姓紛紛叫罵：“亂臣賊子，書生狂徒，割了他們的舌頭！不好好讀聖賢之書，跑出來禍亂人心！”有看熱鬧的人等不及了，嚷嚷道：“快殺快殺，別磨磨蹭蹭！”當六君子被逮捕審判時，許多此前與他們有來往的京官噤若寒蟬，多有避忌，就連他們的親友故舊也深恐株連自己，嚇得多日閉門不出。

[轉載]康有為和福澤諭吉不同的啟蒙之路 （康有為） [轉載]康有為和福澤諭吉不同的啟蒙之路 （福澤諭吉）
　　一場初衷為富國強兵、為民謀利的變法運動，最後演變成無人喝彩的政治獨角戲。維新派與一般民眾的隔膜之深，達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最後甚至成為一種敵意。
　　多年來，針對中國百日維新和日本明治維新這兩場變革結局為何出現天壤之別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但我們隻需追根溯源，簡單地對比分析領導這兩場變法的精神“教主”——康有為和福澤諭吉，看看他們在個人背景、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方麵存在的巨大差異，也許就能對中日迥異的近代化道路一目了然。
　　
思想啟蒙、理論準備的天壤之別
　　
　　在日本流通的1萬日元的紙幣上，赫然印著一位目光如炬的男人頭像。他就是帶來啟蒙曙光的“日本伏爾泰”福澤諭吉。他那句“人人獨立，國家就能獨立”振聾發聵的名言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1872年，他發表了轟動全日本的《勸學篇》。福澤諭吉毫不留情地給日本人以當頭棒喝：“試看今天日本的情形，實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無文明之實；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內在的精神。”那麽，什麽是“文明的精神”呢？就是“人民的獨立精神”。他猛烈批判舊道德倫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把個人的獨立看作是國家獨立的基礎，認為隻有具備獨立人格和精神的人，才能關懷國事，承擔國家興亡之責。福澤隻想證明一個觀點：人要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就要“自覺為人”。
　　《勸學篇》創造了當時日本罕有的發行量，並成為學校的教材。他的另一本書《文明論概略》則係統論述西方文明的先進和日本文明的落後，號召日本向近代文明進軍。這些啟蒙思想逐漸被日本民眾所信奉，並成為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主要思想推動力。
　　康有為在理論指導上的局限，從其用來指導變法的精神宣言《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可見一斑。這兩部書都可謂是空前的“翻案”與“革命”，誠如梁啟超所言，如同“思想界之一大颶風”。但康有為沒有提出充分的、有說服力的證據，僅就學術觀點而言，也是重權威而輕實證，堅信念而少質疑，強主見而略客觀。他在這兩本書中所作的考據漏洞百出，提出的觀點片麵偏激。連幫助他寫《新學偽經考》的梁啟超都覺得他過於武斷。翁同龢閱讀此書後說：“真說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已。”由於學術不正引發人品不端的聯想，繼而使人們對康有為改革的動機產生了懷疑。在風氣未開的維新之初，太多的爭論引起太多的混淆與疑懼，徒然增加了意識形態“正邪”之爭的份量，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甚至轉移了問題的中心——變法，從而使得改革者失去了廣泛的支持者和同盟軍。戊戌變法最終演變為改革精英的獨舞。



中日文化心態的根本分野



　　隻有精神站起來的民族，才有可能真正強大。日本的現代化改革一開始就對已然落後的儒教進行了全麵清算，最終落腳於對西方價值觀的全麵認同，而中國的改革卻始於對傳統的拚死捍衛。

康有為始終無法擺脫傳統的烙印，也就注定不可能真正意識到封建製度的弊端。他的目的僅僅局限在解決中國之內憂外患，即便這樣還是“不得已而為之”，至於真正要把千百年來的帝製廢除，在康有為的承受範圍裏是不可想象的。康有為的文化思想是中西文化融貫的首次嚐試，是不成熟的，經不起邏輯的推敲，也沒能夠經得起曆史的檢驗。他主張向西方學習，又不能擺脫封建的束縛；要改革中國封建製度，卻又借助儒學的舊形式。
　　而福澤諭吉一句話就擊中了康有為的要害。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人應當知道究竟是政府為人民存在，還是人民為政府存在。”他認為，文明雖然是人類的唯一目標，但其路徑可以是多元化的，具體到政治製度的選擇上，“假如有利於國家的文明，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的，也可以是共和的”。“美國的民主政府比中國的君主製更好，但墨西哥的共和製卻比不上英國的君主製”。他認為，中國要走向文明，必須推翻清政府。
　　當康有為還陷在儒家的泥潭裏左衝右突難以自拔時，福澤卻早已超越了對日本文化本體的頑固堅持，將目光投向了西方的文明世界。福澤諭吉年少時所受的是儒家和漢學的教育。但在接觸洋學之後就對儒學產生了厭惡，對儒學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批判。他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學就是“事君”，治人與被治的“三綱”“五常”模式隻是在特定條件下偶然形成的，並不是人性中固有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與父母子女的關係相類比。孔子的學說完全為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經驗局限，並非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福澤諭吉在1870年對儒家文化的批判，直到1910年才由胡適、陳獨秀等在中國進行。而這40年，恰恰是中國經曆了最多的苦難和屈辱的40年。

環境、秉性差異決定不同道路

　　福澤諭吉在回憶錄中說，他最不喜歡的就是中國文人的虛偽。“他們宣講四德：忠、孝、仁、義。然而一旦危機來臨，就變成了膽小鬼。他們中有的人過著荒淫的生活，酗酒、作詩、熱衷於書法。”因此，福澤決定不作詩，也不鑽研書法。武士家庭的尚武精神和陽剛之氣深深影響著福澤。他的家中甚至沒有一件樂器，因為樂器被認為是不符合武士精神的。他從不恥於做學士文人通常認為低賤的雜事和體力活，這和四體不勤的中國儒生完全不同，而更多表現出日本武士文化務實的特點。他是一個樂觀的人，沒有太多的感傷情緒和逃避態度。他宣稱，他決心堅持自己，隻按自己的原則做事，其餘則笑罵由人，不喜不悲。他的子女赴美國留學後，福澤在信中說，你們與其回國後成為蒼白虛弱的學究，不如不學無術而身體健康。
　　正是這份健康平和的心態，使得福澤一生都積極但不狂熱，滿足但不自欺，從不懷恨抱怨，也不急於獲得表揚，從而連續穩定地完成了日本民族的思想啟蒙工作。這與康有為從早期的亢奮不已到後來的消極頹廢，從早期的狂熱激烈到後期的進退失據對比深刻。這種個人人格差異的表現，《康南海先生傳》中對康有為總結得很精到：
　　他每天戒殺生，而日日食肉；每天談一夫一婦，而自己卻因無子而娶妾；每天講男女平等，而其本家之女子未嚐獨立；每天說人類平等，而自己卻用男仆女奴。
　　強烈的自信心，幾近於自誇，是康有為最顯著的性格特征。當他“顧盼自雄、舍我其誰”的勁頭無可阻擋，自信之餘，簡直目空一切，“天生我聰明才力過於常人，豈天之私我哉？令我為斯民計耳”。憑心而論，康有為的雄辯激情、滿腹經綸常人實難以匹敵。梁啟超就說過：“先生腦筋最敏，讀一書，過目成誦，一事片言而決，凡事物之達於前者，立剖析之。”康有為的道德勇氣來自於一種信念，他認為是上天給予他一種曆史性的使命。這一點，他與生來就負有天命的孔子完全一樣。在一首詩裏，他提到自己出生時，出現了像帝王降生時的異兆之象：“大火赤流屋，子夜吾生始。”康有為這種惟我獨尊的王者之氣，好奇猛進的“教主”派頭，後來連支持變法一派的大臣疆吏也看不下去了。康黨變法既未得到留學生的直接參與，也未得到實力派李鴻章、張之洞的協調與合作，最終導致非議四起，康梁一黨孤軍奮戰。本來對變法頗為支持的張之洞對康之批評也日漸嚴厲，甚至將其民權、議院等斥為“謬論”。辜鴻銘稱康有為和他的信徒們為“極端派”，“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經驗、判斷力和方向”。錢穆形容他是一“領袖欲至高”之人。連外國人後來的著作中也覺得“很難寬宥康有為的個人動機，以及奪權的欲望”。
　　而福澤諭吉難能可貴的是，他一方麵致力於新思想新文明的傳播，另一方麵從來沒有將自己的工作和自我角色神聖化。他早年學習荷蘭學，後又自修英文。他曾三次遊曆歐美，熟諳西方文物製度，一生致力於傳播西方近代文明，共有60餘種著譯，培養了數以萬計的學生，為日本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他對學者的使命和局限有著清醒而明確的認識：“我不特別地急於證明我的原則是放之四海皆準的，如果它證明有效，很好，如果無效，那就很不幸。我無意對我的立場在遙遠的將來可能產生的結果負責。”福澤既不誇大偉大人物的啟蒙作用，也不強調政府的權威，而是強調全體民眾的智力和“時代精神”。他既肯定啟蒙者的工作，又肯定被啟蒙者的能動。在他看來，文化英雄的作用不在於他們的才能超越了民眾，而在於他們從民眾的要求中汲取能量，匯聚成時代精神。



百日維新的曆史回響
　　
　　其實，當時無論中國或日本，維新運動中的思想啟蒙和政治操作是兩件迥然有別的事情，也是非常繁難的任務。這兩項任務不應該也不能由一種人來同時承擔。日本既有像吉田鬆蔭、福澤諭吉這樣傑出的思想啟蒙家，也擁有像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這樣優秀的政治家。而在中國，雖然也有像嚴複、黃遵憲這樣專心於思想啟蒙的人，但他們的知名度遠不能與上述人相比。思想啟蒙的擔子自然落到了康梁頭上。
　　中國維新派深知啟蒙任務之重。在整個維新運動期間，他們開始也踏踏實實做了一些啟蒙工作，創辦報刊達30餘種，對廢八股、練軍隊，立憲法、設議院都提出了建議，這些對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梁啟超在《時務報》上所寫的文章“洋洋萬言，雅俗共賞。讀時則攝魂忘疲。讀竟成怒發衝冠，或熱淚濕紙”,“對於讀者別有種魔力”。
　　然而，維新派並不甘心長期駐守在並不顯赫的思想啟蒙家的位置上，他們更熱衷於中國傳統的“學而優則仕”，到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為帝王之師，為治世能臣。
　　百日維新與悠悠數千載中國曆史相比，猶如水滴之於江海。康有為當年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後來多“不幸而言中”。他的變法思想，仍不失為解救中國的另一種途徑。他的努力雖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但他“忠實地設法免除人們的痛苦”，仍對近代中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所幸在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幡然醒悟，激憤之下，要“挑戰四萬萬群盲”，終於開始了艱難漫長的群眾啟蒙。此後的魯迅、胡適、陳獨秀……一支支如椽巨筆摧枯拉朽、滌汙蕩濁，振聾發聵。他們利用小說、報紙登高呐喊，把一點一滴的國家、民族及科學常識灌輸給民眾，中國的地平線出現了嶄新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