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裏良民就是賤民--從李永案談起

李永是用自己的經曆再次證明，有色人種在美國要獲得平等的權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美國的反歧視法隻是規定政府與雇主等不得歧視（還有一些其他具體情形），其他情況下的歧視不在法律管束的範圍。在李永案中，醫生的歧視，就算有，也可能不違法。最後李永案審的局限於醫生的行為是否構成誹謗。

我們在賀梅案中，經過多年的努力，得到了美國主流媒體的關注，美國人民的支持，終於維護了賀家憲法保證的權利，建立了賀梅法案。在這個法案上，很多貧苦的田納西人民的基本權利得到了保障。但是那改變的隻是一個小小的角落。在大部分地方，還是存在普遍的不公。這種不公，當你不幸成為強勢力量的受害者，而試圖尋求司法正義的時候就知道了。有個家夥，平時極為恨中國、反共，結果有天被老美歧視了、罵了CHINK之類，想去告狀，後來呢，可想而知，他這才發現自己根本沒有什麽權利，甚至不如一條被打的狗，媒體對他的那點委屈根本不屑。他反華能給他帶來好處？人家老美跟中國做多少億美元的生意呢！哪個想跟中國做生意的美國人敢公開跟反華分子搞在一起？當然，即使拋開種族因素，普通的白人窮人，也是被壓製的。有一些白人兄弟飽受係統的欺壓，甚至認為隻有一場巨大的變革才能改變這種狀況。當我告知他們我的知識產權案終於經陪審團裁決獲勝，說明美國法治還是有希望的時候，他們的反應是激烈的反對，在他們看來，那不過是一個特殊的例子，普遍的情形是社會弱勢力淪為強者的魚肉。

前天有人說，知識產權不是基本權利，沒有必要太計較。這種思維再次說明中國人缺乏基本權利的概念。知識產權是一種PROPERTY RIGHT。而PROPERTY RIGHT正是西方文明中最基本的權利。比任何權利都更為基本。

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有基本權利。美國黑人以前就沒有權利，因為他們本身是奴隸主的財產。正如美國黑人領袖指出的，權利不是給的，是獲取的。美國白人女性為了獲得投票權，進行了一個多世紀的鬥爭，曾經有人為此自焚。俄國十月革命後，俄國女性獲得了平等，美國女性再次被喚醒，經過多年的鬥爭，才終於獲得了投票權。為什麽美國在1968年的民權法案中賦予有色人種更多的權利？因為1960代年開始，美國各地的黑人進行了激烈的抗爭，不少人倒在血泊之中，其中包括白人，但更多的是黑人。在這種壓力下，美國國會通過了相關的民權法案。

前兩天，我貼了一條美國聯邦法案，內中規定，三人或以上聚眾鬧事，可獲有期徒刑5年。這個法案怎麽來的？正是1968年民權法案的產物。一方麵，美國的主流社會不得不讓有色人種得到更多權利和保障、以減弱暴力抗爭給社會帶來的不穩定因素，另一方麵，他們加強了鎮壓抗爭者的法律武器。

美國黑人對美國社會的公正性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每年紀念馬丁路德金的時候，美國人民-特別是有色人種-都感謝他。相反，美國的華人對美國社會發展的貢獻極為微弱，因為美國華人很多具有傳統的封建奴才思想，他們把自己在美國的那點可憐生存視為白人的恩賜，甚至以為必須完全背叛其母親國、背叛他們的華人社區才能表現對美國的忠心。這種想法是非常錯誤的。這也就決定了很多華人在美國社會永遠隻能處於下層，而不是爭取更多的權利。美國黑人的抗爭使美國有色人種（包括華人）獲得了一定的人權，而華人對美國社會公正的貢獻幾乎為零。綜觀美國華人史，唯一對美國的人權事業有一定貢獻的可能隻有賀梅案。其餘整個華人史，不過是給美國充當勞工、給美國人創造價值而已，過去修鐵路，今天寫CODE、做實驗。勞工對於社會來說，就是可替代的機器而已。

李永第一次上聯邦法院的時候，法官隻用半頁紙就把她踢出來了：根據被告的陳述，案子不成立，結案。連這個案子是關於什麽事情都沒有。後來，經過一係列的抗爭--包括控告法官，她總算得到了巡回法院的一定的關注。後來，相關的案子還進入了陪審團審判---盡管其大部分控告在前麵已經被總結裁判去除，隻剩誹謗一條，但總算見到了陪審團。這與當初比，就是一個進步。

很多華人對李永案的反應是一種奴才心理的表現。他們害怕其他華人的抗爭會給他們帶來不良後果，影響他們的良民形象。卻不知，西方社會裏良民就是賤民。排除弱者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