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視角看六四

1989年六四發生時，我已在國外近三年，提供了從另一個視角看六四的機會。我是公派出國，能定期從大使館拿到人民日報海外版。剛出國，拿到報紙親熱得很，幾乎每個字都要看個明白。記得報紙的基調大概從八七年第二季度開始，逐漸向左轉，至八八年初已經引起我這個‘老運動員’的極大不安，怎麽文章的用詞越來越像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流氓地痞腔。在我心中，國內要搞第二次文革的陰影越來越大。

管我們的二等秘書是教育部出身，據說是李鵬的部下，他在八八年執行的政策左得出奇。後來我問過好幾個其他國家的留學生，他們那兒的使館都沒有這麽極端。舉二個例子，大家開下眼界。

一曰，‘不得改變身份’。具體應用的是，出國時是訪問學者，不得改變身份去念博士。有已經在讀的，一律退學；已申請到獎學金的，一律中斷；已有學生簽證的不得延長。使館親自通知各發獎學金的丹麥單位，停止發放，以致丹麥政府有段時間不再給中國留學生獎學金，說，從來沒見識過一國政府來說，不要給本國學生獎學金。所有訪問學者的名字都被送往移民局，中國要求，他們不得延長簽證。筆者是訪問學者，已在哥本哈根大學開始博士課程，並已有獎學金，所以是再清楚也不過了。

二曰，‘不經使館批準，擅自去他國就讀或工作，作叛國罪論處’。有一位訪問學者是黨員，被他國聘為客座教授，因怕去不成，沒請示就去上任了，把一些行李留在丹麥另一位留學生家。這位黨員黨性不錯，在他國越想越不安，畫蛇添足，打了個電話給丹麥留學生黨支部書記。書記勸他自己給二等秘書去說。結果是，他所在的國家收到了通緝令，而那位收留他行李的留學生，犯了隱瞞不報的罪，被勒令停止學習，驅趕回國。

這些事都發生六四前。六四後，轉他國工作或學習是很平常的事。我知道，這位被驅趕的留學生在六四後，又返丹麥繼續他的學業，而對該客座教授的通緝令成了笑話。我在八八年丹麥簽證到期以前，在芬蘭找到工作，因有客座教授的前例，不敢連累別人，終斷在哥大的學業，獨自俏俏地來到芬蘭，直到六四後，才擺托可能被通緝的惡夢。

所以，當時很清楚，黨內保守派勢力越來越大，為了打倒改革派，他們不惜再來一次‘類文革’。之所以‘類文革’沒有搞成，之所以國家繼續開放，之所以我們能自由地在這國那國的學習工作，六四功不可滅，六四必定會記載在中華民族的正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