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奸”和“忘祖現象”

　·胡果威· 拙文《上海人的“門檻”》貼出僅兩天，點擊逾千，為老朽所有博文中最火爆的一篇，我磚爾玉，不亦樂乎。然而在眾玉之中亦不乏上海老鄉們的“拍磚”，概括起來無非是指責我數典忘祖，背叛了上海對我的養育之恩，有的上海人甚至看了拙文幾乎要吐。用東北話來說，“這事兒可整大扯了”，“這扯不扯？”因為拙文引起眾多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公憤，同時又引起眾多上海人對老朽的公憤，本欲封博免戰，然欲罷不能，意猶未盡，不想憋在心裏。且“門檻”可能不夠全麵，此次或能客觀一些，故再寫一篇，一吐為快。 抗戰時有“漢奸”，竊以為“華奸”似乎更為貼切，因為除漢族之外，我中華民族尚包括數十少數民族，漢奸中既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應是“華奸”。 然而老朽背叛的是中國的精英上海人，故決定自冠“滬奸”，聊以平“民”憤，此處之“民”，並非影射“上海小市民”，幸勿對號入座。 顧名思義，“滬奸”就是上海人中的敗類，或是比較“推板”（差勁）的上海人，老朽即是。“漢奸”與“滬奸”的區別在於，漢奸背叛中華民族，為日本人效勞，而“滬奸”並沒有背叛中華民族，也沒有為外族效勞，隻是跳出了了上海的地域，所以雖大煞風景，尚不可恥。另外的區別，許多“漢奸”是被日本人逼迫而失節的，而老朽淪為“滬奸”完全是自願的，所以更為可恨、可惡。 在上海人的眼中，講“江北話”是一種不可饒恕的“原罪”。兒時在上海被鄰裏的玩伴乃至他們的家長指著鼻子罵“江北豬玀”，幼小的心靈受到創傷。其實玩伴罵我，乃是受他們家長的唆使和縱容而為之。那已不是簡單的“邊緣化”問題，而是赤裸裸的“妖魔化”了。上學後我非常不願意帶同學到家來玩，也不願意母親到學校去開家長會，就是怕同學知道我們家是“江北豬玀”而嘲笑、謾罵我。為了維護尊嚴，我居然還曾與罵人者爭論，鎮江是在江南，而非江北，以正視聽，現在回想起來非常可笑，當年居然會跟那些無知的小市民一般見識。先母的丁家是鎮江出名的書香門第，不信可百度一下： 據《京江丁氏族譜》所記，京口丁氏一世祖丁顗五代自河南清河徙居祥符，北宋末靖康之難，金人擄走徽宗、欽宗及大批官員，6世丁略也在其內。其子7世丁素則隨高宗渡江寓居金陵，後因故死葬鎮江。丁素孫、9世丁煜於南宋後期權知鎮江府事曆，又因祖塋在鎮江，離任後“遂卜宅城東而家焉”，是為丁氏鎮江始遷祖。其後丁氏支係衍增，族丁興旺。南遷江左前丁氏就是官宦世家，南遷後子第也多以習儒從政為出道，中舉或中進士者曆朝不絕。以明清兩朝為例，16世丁璣、丁瓚分別為明中葉成化、正德進士，26世丁紹周及27世丁立幹、丁立瀛俱為同治朝進士。光緒間，丹徒丁立鈞，丁立瀛，丁立幹，以適堂兄弟三人同時入詞館（翰林院），在鎮江傳為美談。丁氏族譜按“紹、立、傳、家、永；賢、良、衍、慶、常”排序，至清末民初著名學者藏書家丁傳靖時已是第28代了。 北洋時期，袁世凱稱帝失敗，丁傳靖隨馮國璋到北京任總統府秘書，替總統撰寫書劄、聯額、祭吊文、褒勳詞及題畫、序書等文字。丁傳靖之子丁瑗是我的三公公，廢除科舉後，1920年在北京參加民國第一屆全國普通文官考試，獲最優等第一名，相當於科舉的狀元。丁傳靖父子捐獻了數萬冊書籍和數百件文物給鎮江圖書館和博物館，鎮江市政府為他們在南山風景區樹碑紀念。又如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原名丁永安，與先母同輩。不幸的是，上海人可不理那茬兒，方言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兒時上海有一首童謠：“鄉下人，到上海，上海閑話講不來，米西米西炒鹹菜”。盡管我的母係家族是儒雅世家，但因為先母“上海閑話講不來”，居然被鄰居（其中不乏文盲和半文盲）當麵或背後罵了五十七年的“江北豬玀”。 更可笑的是，將我帶大的阿姨是清朝宰相阮元的第五代嫡係玄孫女，居然也被上海鄰居罵成“江北豬玀“。阮元是揚州人，當時人稱阮元為“太傅”，有“一代名儒、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之美譽。據說有一次上朝，皇上讓太傅用“阮元”對對子，他立即回答“伊尹”，堪為絕對。揚州是中國曆史上的文化名城，“揚州八怪”出名的時候，上海還是一片灘塗。揚州人看上海人，就像歐洲人看美國人，一個兩百來年曆史的暴發戶，毫無文化底蘊可言。阮阿姨從小在揚州的“太傅街”（今毓賢街）相府長大，享盡了榮華富貴。不幸後來嫁給一個不學好的富二代，因為抽大煙，將家財揮霍貽盡，最後路倒而亡，阮阿姨便屈尊來上海幫忙。在鎮、揚方言中，“那裏”為“那塊”，於是除“江北豬玀”外，鄰居還叫她“那塊阿姨”。其實當年伺候阮阿姨的丫鬟，有如襲人、晴雯，甚至梳頭老媽子和跑腿聽差的，都遠比那些上海鄰居見多識廣。而那些上海鄰居，安於天天早上“蘿卜幹過泡飯”的小康“日腳”，我想連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機會都不曾有過，給阮阿姨提鞋，恐怕都“頭子不夠活絡”（不夠機靈）。有道是，虎落平陽被犬欺，幸好阮阿姨出自名門，宰相之後，肚裏亦能“撐船”，一笑置之。 除了罵“江北豬玀”之外，從外地移民到上海的“上海人”，居然對土生土長的上海人本地人也照罵不誤。兒時在上海，夜間和清早常見到上海周邊川沙、南匯、奉賢、青浦等郊區的農民，無論刮風下雨，蹬著黃魚車到上海送菜，或挑著一些時鮮的菜蔬、魚蝦、剛摘下來的“珍珠米”之類到弄堂裏叫賣。上海的城裏人對本地的農民非常不禮貌，開口就是“阿鄉”，譏笑他們講“今朝轟大來窩”（今天風好大）。上海人買東西挑肥揀瘦，斤斤計較，錢都付了，還要再從擔子裏抓一把“雞毛菜”放在自己的“小菜籃頭裏廂”才罷休。他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父母，當年曾提著包袱，夾著油紙傘，從寧波鄉下到上海來學生意。 其實我所接觸的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並不歧視外地人。初中時與我燒香、磕頭、換帖的拜把子兄弟，就是肇家浜南麵“唐家宅”的本地人。上海大凡以百家姓命名的地方，如“盧家灣”、“董家渡”、“張家花園”、“陸家浜”等，都是當地極其殷實的大戶人家。唐大哥的父親是上海港務局的調度，母親是一師附小的特級教師，待人真誠，溫文爾雅，毫無優越感，更沒有看不起我這個“江北豬玀”。 俱往矣。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我少小離家插隊時，還是被人鄙視的“江北豬玀”，四十多歲老大回已是美國的律師，鄰裏對我自然刮目相看。宴客時讓我坐主桌，貴為上賓，還有要將孩子過繼給我的，將來好出國。見到先母，也唯恐恭維不周：“胡師母，兒子嘎爭氣，儂個福氣好得來。”至於他們背後作何感想？我不敢往好處猜想。以母親上街購物為例，遇到不知就裏的服務員，仍是擺出一副不願意伺候“江北豬玀”的嘴臉。為何母親能從“江北豬玀”搖身一變，成為“胡師母”？道理很簡單，勢利。 戰國策中記載蘇秦的故事，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後來蘇秦佩六國相印，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裏。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 當然，蘇秦的父母、妻、嫂都是河南人，並非上海人。我隻是借用典故說明世態炎涼，希望河南人不要對號入座而生我的氣，更希望上海人不要硬往自己身上攬。 在我的同齡人中，許多人覺得上山下鄉的那段經曆不堪回首。我卻覺得一生中最寶貴的經曆，就是我到東北插隊、務工和上大學的十三年。從小在上海長大，留給我的印象是，上海人認為上海的月亮都比外地圓，情願在上海掃大街，也不能到外地去發展。然而一旦走出上海，到了外地才知道中國之大，才知道上海的弄堂之狹窄，才知道外地人對上海和上海人的看法之複雜。 其實外地人對上海（人）的看法很難一言蔽之，我是學英語的，或許可以用一句英語來描繪，外地人對上海人是“love to hate, and hate to love”。換言之，他們對上海（人）是既愛又恨。 憑良心說，上海人在中國的教育、工程技術、科研、文化、經濟等領域所做的貢獻是無法磨滅的。以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為例，1950年代建廠時，所有的業務骨幹力量，從工程師、技術員到車間主任、工段長乃至技工等，幾乎都是從上海調過去的。1972年我抽調到長春拖拉機廠，當時廠裏有幾十個文革以前大學畢業的“老上海”，還有三百多個知青進廠的“小上海”，其中不乏業務骨幹。文革結束後，我是第一個被“以工代幹”，調到“子弟校”教英語的上海人，此後至少又有六、七個上海人到子弟校教過英文。又如我的母校吉林大學校長唐敖慶，是上海附近的江蘇宜興人。我在吉林大學外文係讀書時，因為英語考分高，有幸被分配在“快班”，教快班英語的許老師和羅老師都是廣義的上海人。我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昆明教英語，凡是到與文化沾邊的地方，幾乎都能聽到帶江浙口音的雲南話和普通話。當然這些廣義的上海人大部分並非上海本地人，而是上海附近的江、浙人，有些是生在上海，在上海受過教育，或是在上海學過生意。這些江、浙人到了外地之後，在外地人眼中都成了“上海人”，有些人即使沒有到過上海，到了外地之後其中也有以“上海人”自居的。 盡管上海人的業務能力強，是技術骨幹，上海人在外地受排擠也是不爭的事實。首先，槍打出頭鳥。人怕出名豬怕胖，業務能力強，又不會裝低調，難免會被同事嫉妒。此外，長春拖拉機廠的上海人裏有許多是像我這樣成分高的。小子，你不是業務能力強嗎？走著瞧，每次運動一來，現成的一頂“走白專道路”的帽子扣在你頭上，你往哪兒跑？此外許多上海人以懂生活情調而自鳴得意，穿著光鮮，頗得外地姑娘的青睞，當地的小夥子自然不爽，所以隻要有機會，便會被外地同事順手扣上“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貪圖資產階級享受”的帽子。為此許多上海人在政治上被外地人“弄慫”，即上海話裏的“捉弄”，說重一點便是“迫害”，因為當時政治掛帥，通過政治整人是“勿好打棒咯”（不能鬧著玩的）。我到東北後，從“江北豬玀”變成“小上海”，就吃過這樣的苦頭。 在經濟上，上海曾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1936年上海的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51%。1950年到1976年，國民收入占全國六分之一，鋼材，機床，棉紗生產量占四分之一，縫紉機三分之二，手表十分之九。1959年到1978年，地方財政收入占全國15.4%，而財政支出隻占全國1.65%，為國家做出重大貢獻。從1950年到1980年的三十年裏，上海向全國所提供的積累相當於全市固定資產淨值的25倍，幾乎是一年上繳一個上海，而國家撥回給上海的基建投資，僅占上海上繳國家數目的7.38%。 此外上海還曾是中國名牌的產地，如：上海牌手表，永久、鳳凰牌自行車，蜜蜂、無敵牌縫紉機，紅燈牌收音機，九寸黑白電視機，都是外地人渴望得到的大件。此外，大到滌卡中山裝、的確良襯衫，小到的確良“假領”，都是上海的質優式樣好。還記得每次回上海探親，廠裏的師傅都往我懷裏揣錢，讓我捎這帶那的，光是購物單就是好幾頁。怪不得外地人對上海（人）是既愛又恨。這種複雜的感情，有點像時下國人看待日本貨，大家討厭日本人，卻又覺得日本貨質優且性價比高，於是買日貨而不買國貨。 上海人對國民經濟做出如此大的貢獻，城市建設在改革開放前卻幾乎停滯，住房擁擠不堪，幾代同堂，弄堂裏對著牆小便，背後的行人插身而過。每天早上聽到的第一聲吼就是“馬桶拎出來！”此後便是竹刷子刷馬桶的交響樂。我小學之前家住南市區，就曾有過這樣的經驗。上海的財政收入，大部分進貢到北京，北京人非但不領情，反而恩將仇報，反唇相譏上海人的馬桶文化，得了便宜還賣乖，這未免欠厚道了吧？ 然而上海人自有惹人討厭的地方。幾個上海人紮堆，一定是說上海話，說著說著冒出一個“老張”、“小王”之類的，其實言者並沒有說人壞話，聽者卻隻能斷章取義地揣測。我在國外生活了二十多年，見到中國人自然說中文。遇到停頓時常會說“那個、那個”來過門。旁邊若有黑人，很可能會誤解成“nigger, nigger（黑鬼、黑鬼）”。如果入鄉隨俗，在當地人麵前說當地的話，就不會產生那樣的誤解了。順便提一句，“江北豬玀”和“黑鬼”，侮辱人的程度相同。 此外，許多上海人不尊重外地人的生活習慣，嫌外地人髒、臭。周立波的清口譏諷北方人吃大蒜，自詡上海人是“喫咖啡”的：“吃大蒜隻管自己吃得香，不管別人聞得臭；喝咖啡是把苦自己吞下，把芳香灑向人間”。現在全國各地都有東北館子，我最喜歡去懷舊，豬肉燉粉條子，小雞燉蘑菇，外加三兩餃子，但不要蒜泥，關照店小二給一頭大蒜，自己邊剝邊“牙搗”，那才叫夠味，自然也就跟店主近乎起來，轉眼便成了“半拉老鄉”。其實隻要上海人放下架子，不就是幾瓣兒大蒜嗎？有什麽了不起，你吃我也吃，那不是就誰也聞不出味兒來了嗎？再說了，上海寧波館子裏的特色菜“臭冬瓜”比大蒜的殺傷力強多了，為什麽就沒有人取笑呢？ 說起咖啡，出國二十多年，我極少喝咖啡，主要還是喝中國茶。然而這並不影響我的語言能力，照樣可以出口成章地援引《獨立宣言》和莎翁戲劇。盡管周立波是典型的上海人，他也照樣拿上海人開涮，如一杯咖啡能“喫”上好幾個鍾頭的“老克勒”，還有換外匯的“打樁模子”。盡管咖啡和外匯都與外國有關，其實他們並不一定懂英文，開口無非是“騷卵、騷卵”（sorry）而已。我是在中蘇交惡後最後一屆清一色讀俄文的中學生，後來低年級開始有英文，我便是反複摹仿“騷卵”的諧音而學會了sorry，幸勿見笑，真的。 在生物學裏有“返祖現象”，如有的人長尾巴或毛發極多者便是。我發現在社會學和人文學裏則有“忘祖現象”。根據我的觀察，許多外地人到上海的第一代就盡力融入上海社會，不願意暴露自己的祖籍，第二代則絕大多數以上海人自居，既不願意與自己的父母講家鄉話，更不願意讓外人知道自己的祖籍。可悲的是，這種“忘祖現象”，在祖籍是“江北人”的上海人中特別普遍。許多從揚州、高郵、泰州、寶應甚至南京等地到上海的人，都喜歡說自己是“江蘇人”，對自己祖籍確切的地理位置諱莫如深。因為鎮江話確實就是蘇北方言的一個分支，非常相似，我與他們講家鄉話，他們都不願意用母語跟我交談。 以我在上海的同輩為例，無論親、堂、表兄弟姐妹，沒有一人願意跟我說鎮江話的，開口都是上海話。我三叔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終身教授，我還修過他的課，在胡家所有的親戚中，他是唯一的一個願意跟我說鎮江話的長輩。甚至連我的四叔和小姑，都是一口京片子，從不跟我講鎮江話，遑論同輩？南京還有一些丁家的母黨，隻有少數幾個願意跟我講南京話，多數都是我鎮江話說過去，他們普通話回過來。在美國的堂、表兄弟姐妹，都是祖籍鎮江，也沒有一個說鎮江話的，至於在美國長大的兩位堂兄，更是連中國話都不肯說了。 無論在家中還是公開場合，包括在上海，我與三叔在一起講鎮江話是最大的樂趣和享受。一個人要克服方言自卑，最重要的是自尊和自強。堂堂哥倫比亞大學的終生教授，學貫中西，底氣自然就足了，說起話來旁征博引，演高級知識分子都不用化妝，無論多大的場麵，都能鎮得住，所以無論說什麽方言，都沒人敢當麵罵他“江北豬玀”。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不講普通話，誰敢放個屁？憋一口帶口音的普通話，遠不如字正腔圓的方言悅耳。 從表麵上來看，我不願以上海人自居，有人則不願暴露自己是鎮江人或江北人，兩者之間並無質的不同。然而鎮江是我的祖籍，上海並非我的祖籍，隻是出生地而已，所以我還沒有到“數典忘祖”的地步。狗不嫌家貧，兒不嫌母醜，盡管先母在上海被罵成“江北豬玀”凡五十七載，我絕不會感到丟人，跌份的是那些罵人的市儈。我固然是生在上海，長在上海，但是因為我們家在上海被邊緣化甚至妖魔化，所以上海對我來說至多是“蠻娘”（後媽）。試想如果後媽既醜，還虐待孩子，孩子長大了，一旦出走，看到了外麵的廣闊天地，義無反顧，何過之有？ 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個夢”的講演中曾說：“我夢想我的四個孩子有一天能夠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中，人們將不以他們的膚色取人，而是以他們的人品取人。（I have a dream that my four little children will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今天我也有一個夢。我夢想上海人將不再以方言取人，而是以人品取人。 沒想到拙文《上海人的“門檻”》“一石激起千重浪”，磚玉混戰，已經天昏地暗。而我仍不鳴金，寧願冒上海天下之大不韙，自然是當定了“滬奸”。然而隻要不動粗口，歡迎筆伐。若有反麵意見之評論，最好不要匿名。上海人固然是精英中之佼佼者，但精英永遠是少數，我則是少數之中之極少數另類、敗類。惟望戰幕落下、塵埃消散之後，是非自有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