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門檻

　·胡果威·

評論上海人之前，我首先得為自己定位。上海是中國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城市，但是真正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卻少之又少。以我為例，雖然生在上海，父母都是鎮江人，抗戰勝利後才從重慶到上海。我的母語是鎮江話，上海話隻是我的“出生地語”。因為先母講鎮江話，所以鄰居就罵我們家“江北豬玀”，到東北插隊，又成了“小上海”，這對我是抬舉，還是貶低？其實那些鄰居中並無真正的上海本地人，都是移民到上海的江浙人，許多是腋下夾著一把油紙傘，拎著一個小包袱到上海來“學生意”的寧波人，講起“閑話”來比蘇州人“尋相罵”還要難聽。對了，大概因為上海人話多，故稱自己的方言為“上海閑話”。

上海人的“門檻”，其實與門前的那道“檻兒”風馬牛不相及，而是用來衡量一個人的城府和精明程度的標尺，如果一個人的“門檻精”，則說明此人精明能幹，且懂得生活情趣。用另一種說法，此人“拎得清”，如果“門檻交關精”，則是“拎得煞清”。至於拎啥物事？就無從而知了。反之，如果某人“門檻不精”、“拎勿清爽”，那便是“屈死”、“衝頭”、“憨大”、“瘟生”或“阿木林”，當然前麵還要加上修飾詞，如“外地”或“鄉下”。我非常欣賞上海人的直爽，他們非但不忌諱讓人家知道自己“門檻精”，而且還會因“門檻精”引以為榮。

還記得1983年剛到美國留學，因為去晚了，第一學期沒有住進學生宿舍，便向先去的一個留學生分租一件房間。那位二房東是上海人，學理科的，能進哥倫比亞大學，當然是絕頂聰明。一房一廳的公寓，房、廳麵積相同，我和表弟二人住沒有門的客廳，他住有門的臥室，420美元一個月的房租，我們二人出280，他出140。當然那是一個願打，兩個願挨，所以我們並無怨言。

上海的男人以能做家務而著稱，二房東“燒小菜”的本事當然是沒得比的，隨手就能做出一桌豐盛的筵席，若幹道冷盤、熱炒自不必說，外加蟹粉小籠湯包、油炸春卷和“黑洋酥糯米湯團”的點心，飯後還要來一碗蛇羹，所以家裏老是門庭若市，女賓不斷。因為他每天都“開油鑊”，廚房油膩不堪，還有就是每天早上一定要將小分頭吹得像周立波那樣“頭路煞清”，所以他一進廁所，我們至少要等半小時，就這兩點有些“吃伊不消”，此外倒也相安無事。

我和表弟住進去之後，二房東便買了一根電話線，將他臥室裏的電話拉到客廳，三個人合用，月費當然是我們承擔三分之二，這也是公平合理的。一個學期一晃而過，我排隊很快就得到了自己的學生宿舍。搬家前一天的晚上，他非常嚴肅地來找我談話，說為了我們方便，他花了3美元買了一根電話線，現在我們要搬走，必須付2美元的“折舊費”。因為是寒假，閑著無事，我便想逗他一把。我說那還不好辦？我付你3美元，你付我1美元的折舊費，線我拿走不就結了？他急忙解釋道，我不是那個意思，下一個房客進來我還要用，線得留下，你拿走我就吃虧了。我說那好，你也不用付我折舊費，我給你3美元，線我拿走，如果有新房客來，你買一根全新的，那不也就結了？沒想到他還是急，說你聽了半天怎麽還是不明白？我不是那個意思，你付我2美元折舊費就行，但是無論如何你得把線留下。就這樣絮絮叨叨地說了兩、三個小時，反複闡述他的意思。最後我實在困了，給他2美元，問題便圓滿解決。表弟是北方人，不懂上海話，隻是聽他每隔兩三句話便要說“我吃蛆”，事後表弟問我那是什麽意思，我說那就是上海方言裏的“吃虧”。

上海人的精打細算全國聞名，這在上海方言裏叫“做人家”。於是外地人便挖苦上海人（一說是天津人），說是到肉店買一毛錢肉，還要關照“一半精肉，一半油肉”，這當然是誇張了。但是上海人常吃炒肉絲，講究刀工，一定要切得細，北方人則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我去過北方，這倒是真的。

上海曾是半殖民地，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上海人對全國所有的外地人都趾高氣昂，不屑一顧，但對洋人比較謙虛，有自知之明，稱自己吃的中餐為“小菜”，西餐則尊稱為“大菜”，如紅房子的“法國大菜”和淮海路上白俄做的“羅宋大菜”。上海人懂得生活是不爭的事實，遇到老鄉必然要交流廚藝，說到得意之處難免眉飛色舞，口若懸河，以“羅宋湯”為例：“油鑊要燒得熱，先擺兩隻番茄下去煸，要煸到伊紅油出來，再擺洋蔥、牛肉。牛肉頂好是帶筋的腿肉，價鈿強，老格算咯，吃口也好。牛肉燒到八分爛，再擺卷心菜、胡蘿卜，洋山芋要臘末擺。上台子前頭再擺兩勺麵粉著粘，這叫濃湯，阿拉兩個小人老歡喜吃咯，老大一鑊子，一頓頭全吃脫。”上海閑話裏的“吃”念古音“喫”，入聲，抽煙為“喫香煙”，喝茶為“喫茶”，吃屎則為“喫汙”。

上海男人會“燒小菜”，女人更是會“過日腳”。若在馬路上看見別人穿一件新奇的“絨線衫”，一定會打聽什麽部位多少針，“雙元寶”還是“單元寶”，過幾天自己也織一件穿上。若是看見一件式樣別致的衣服，一定會打聽清楚：“師傅，儂格件衣裳勒啥地方買咯？”若是別人自己做的，則一定會追根問底，幾尺布頭，哪能套裁。1980年代中我回國，就曾多次在上海被人攔下問我的衣服是在哪兒買的。

全國各地大量地接觸上海人，應始於文革時的上山下鄉，許多上海人也因此長了見識。不久前在紐約華人聚居的法拉盛聽見一個當年的上海知青講她下鄉插隊的往事。我自己是知青，當然格外留神：“伊個辰光一片紅，一開始伊拉動員我到東北、安徽、雲南、貴州，這排地方哪能好去啊？東北一日到夜喫雜糧，安徽喫山芋幹，雲南、貴州窮得來一塌糊塗，格勿來事咯。伊拉天天來動員，我硬勁頂牢勿去，阿拉娘也勿舍得我去，情願養我勒屋裏蠟喫老米飯，弄得伊拉沒辦法，後手來隻好拿我分到江西去插隊，就靠近南昌格搭，還算好，有得大米喫，到上海乘火車也邪氣便當。後來鄉下頭蹲了兩年看看也沒啥苗頭，我就辦病退，戶口遷回上海，分到生產組裏廂。我有幾個同學就留在外地了，老作孽咯。”看著她說話的神情，既同情，又佩服她“拎得清爽”。

當然上海人裏比那位女士“門檻”更精的大有人在：“叫我下鄉？拆那（我操），談也不要談，我就裝毛病。橫豎阿拉屋裏廂有得僑匯咯，怕啥物事？我就蹲勒上海，拿我哪能？伊拉去下鄉格人憨脫了。口口聲聲長見識、長見識，長啥個見識？長卵個見識，啥個代價？拆那！”與他相比，我這個傻帽居然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東北插隊，實在是個“屈死”、“衝頭”。我雖生在上海，卻不具備上海人的素質，這都得歸咎於我的鎮江基因。

因為我是上海的“江北人”，如果上海人認為我的評論有偏見，不要與我一般見識，權怪我泄私憤、報私仇，幸勿見責。江澤民是揚州人，在上海主政期間，算是為上海的江北人出了一口鳥氣，但遺憾的是，彼時我已出國，沒有機會看到上海人在江書記領導下當子民的情景。不過我想上海人“門檻精”，“拎得清”，絕不敢在江書記麵前指桑罵槐，而“喫眼前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