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雜亂談

·梅　李·

人類自有交流以來，除了實物的交流，就有個翻譯問題，或口頭，或文字。實物的交流，不需要翻譯，眼見實物就能給個名稱，不論對方怎麽叫它。比如土豆，我們曾稱之為“洋山芋”，番茄稱之為“西紅柿”……好比我們在國外到肉店買肉。肉有許多名稱，根據不同部位，不同吃法，肉的名稱也不同，我們往往記不住那麽多名稱，看到哪塊中意的，指著它就買了。買奶酪也一樣，它的種類繁多，僅在法國就有四百多種，真是記不全，但是這裏似乎不需要什麽翻譯，用手一指就行了。但是有的“舶來品”，它們的名稱還是要翻譯的。有的譯名解放前後還經過了一個變化的過程，比如“水泥”，原先叫“水門汀”，那是根據它的發音而來。又如“聯合收割機”，原先簡稱“康拜因”，那也是根據它的發音。這一類的品名翻譯，無非是根據它們的發音或是它們的功能。如果兩者兼而有之，那就是翻譯的上乘了，比如“拖拉機”就是一例。

我們中國和外國交往的曆史悠久，這種交往在翻譯中也留下不少痕跡。

中學時代，讀到宋詞中不少詞的詞牌叫“菩薩蠻”的。當時確實不知其意，因為大慈大悲的“菩薩”怎麽也和那個“蠻”字聯係不上。語文老師也隻是簡單地說一句：“這是詞牌名稱，別無他意“。後來人老了，閑來無事，才在”辭海“中查到：唐宣宗時，女蠻國來聘，見其高髻金冠，纓絡被體，號為菩薩蠻隊，當時優人遂製”菩薩蠻”曲（也有稱此曲早在開元年間就有）。在宋代，稱伊斯蘭教徒為菩薩蠻，即Ｍｕｓａｌｍａｎ的音譯。

範仲淹詞“蘇幕遮”：”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雲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據黃Ｎ說，這首詞題目是“別恨”，但詞牌“蘇幕遮”也是音譯的。據“辭海”稱：“幕”亦作“莫”。“蘇幕遮“為少數民族樂曲。。。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蓋歌舞者有此服飾，因而得名。

以上兩例都是音譯。還有不少”音“，”意“合譯的，比如俄國的”沙皇“，”沙“是音，”皇“是意。至於希特勒德國的”納粹“則是”國家社會主義“音譯的簡稱了。

在現代社會，由於國與國，人與人的交流更加頻繁，交往的手段更是花樣翻新，所以翻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大增加，翻譯中也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現象。它們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開始的翻譯錯了，但是”約定俗成“，也不算錯了。就像一個叫”張三“的人，一開始就被錯認為是”李四“，他也就成了”李四“。大家熟知的例子是”泰晤士報“名稱的翻譯。那個所謂的”泰晤士“根本就不是倫敦的那條河。

地名的簡約譯法，如美國的”洛杉磯“，原名發音要比譯名長一倍。”費城“原名的發音就更長了。這種譯法，便於中國人記憶，而且很上口，所以這類翻譯當然也屬於上乘。但是，這種做法也不可以無限擴大，如果擴大到原名和譯名對不上號，就不好了。有的外國人起中國名字，中國人起外國名字，如果不知情，翻譯時就”回“不去了。比如美國的費正清，原是赫赫有名的，但是如果在翻成英文時寫成”Ｆｅｉ　Ｚｈｅｎｇｑｉｎｇ“，那麽讀者就不明白是誰了。美國商業部長駱家輝，你也不能在英文本上寫成”Ｌｕｏ　Ｊｉａｈｕｉ“。

有一個現象，我始終想不明白，為什麽歐美國家對我們中國人的名字（也包括越南人的名字）總弄錯，把姓和名弄顛倒，在該叫姓的地方叫上了名。這種現象時常出現在報紙和廣播電視中。對於他們，我歸結為是由於他們的無知，傲慢和不虛心。但是近年來，我們為什麽也向他們學習了呢？比如美國外長希拉裏。克林頓夫人，我們在報紙上和其他媒體上也隻稱呼她為”希拉裏“，而不稱她為”克林頓夫人“。是為了回避她丈夫的姓嗎？假如我們的主席或總理，或其他高官的千金有朝一日當了外長（可能性大得很哪），是不是也隻呼其名而不提其姓，隻稱之為”寶寶外長“，”貝貝外長“呢？真不明白，當初稱英國首相倒是謂之”撒切爾夫人“，而沒有叫其為”瑪格麗特“，為什麽而今唯獨對美國的外長格外青睞？

對於某些飲料的翻譯，譯者匠心獨具，”音，意“具佳，妙不可言，令人拍案叫絕！典型的例子是”可口可樂“，還有後來的“百事可樂”。它們既合乎英語的發音，中文的內容又好，難怪當初要給翻譯者授獎了。

有些汽車名稱的翻譯也是極妙的。如德國產的“奔馳”，法國產的“標致”，“雪鐵龍”。既近乎原文的發音，中文又頗有詩意。德國產的ＢＭＷ（巴伐利亞摩托公司的簡稱）車，譯為“寶馬”，亦不失為佳作，因為“ＢＭＷ”在德國確實是名牌車之一，汽車而又名牌，難道不是“寶馬”一匹嗎？

糟糕的是，有些人名，車名的翻譯，透出一股“霸氣”。因為翻譯既不準，卻又通過翻譯者的權力，地位而能通行無阻，造成一經問世，不可逆轉的局麵。比如德國總理Ｍｅｒｋｅｌ，準確的發音是“邁克爾”或“梅克爾”，怎麽也不會是“默克爾”。還有同樣是德國名牌汽車Ｐｏｒｓｃｈｅ　的譯法。Ｐｏｒｓｃｈｅ　（１８７５－１９５１）是該汽車的設計者，所以車以他的名字命名。它的發音是　Ｐｏｒ－Ｓｃｈｅ，其中Ｓｃｈ　三個字母隻發一個音，即“詩”。所以，比較妥當的譯法是“寶舍”，而不是顯得很可笑的“保時捷”。這裏，譯者的傲慢，無知和西方人沒有差別。

對於西語工作者來說，翻譯中，尤其是在口譯中，最麻煩的要數和日本有關的人名，地名和組織名稱了。如果不是死記硬背，簡直沒有辦法。其他國家的人名，地名，要是不知道，在口譯時還能湊合過去，因為譯名和原文的發音相差不遠，唯獨日本的人名，地名，原文發音和中文相差十萬八千裏！比如廣島，日語發音為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長崎，日文發音為　Ｎａｇａｓａｋｉ，人名也一樣，比如田中，日文為Ｔａｎａｋａ。問題在於，如果中方和非日方的外國方麵談話，而又提到日本問題，講到日本人名（比如莊則棟時代的大關行江），翻譯要是沒有準備，那就要命了。還有一點要提及的是：因為日文裏麵有一半是漢字，所以有的概念日本人一字不改地生搬到中文裏，讓人看不懂。比如“大藏省”（好像是財政部），“厚生省”（好像是教育部）。有的組織如“ＸＸＸ株式會社”，在中文裏“株式”根本不成一個概念。還有一些西方概念，如“社會主義”，最早傳入中國的來源是日本，到底是什麽意思，頗費思量。好像和“社會福利”有關，可是在共產黨執政的情況下，“福利主義”是大受批判的。

有一些翻譯，似乎有意無意地牽涉到一些政治色彩。比如天主教的最高領導人在１９４９年前都稱為“教皇”，之後在台灣地區成了“教宗”。西歐地區的民間節日“狂歡節”，原本的譯名比較通俗易懂，後來台灣地區把它稱之為“嘉年華”，這種譯法，雖然發音有所接近，但是毫無內容可言，又有誰能看得懂呢？

到了２０世紀末和２１世紀，現代生活飛速發展，新名詞，新詞匯不斷湧現，翻譯名詞也就層出不窮，諸如原來的‘追星族“改稱”粉絲“了，原來的”帥“，”可愛“改成”酷“了，不管”酷“字在中文裏看起來有多麽可怕。用翻譯的”信，達，雅“標準來衡量，這些翻譯，”信“是信了，但是”達“就差一點，更不用說”雅“了。是由於生活節奏太快，沒有了時間思考，不能琢磨細想，所以就那麽急匆匆拿來用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