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之謎
冷明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但對我家來說不過是一場噩夢的延續。父親戴上反革命帽子有五六個年頭了，輾轉於什麽清河勞改大隊，天堂河勞改農場，茶店勞改農場，新都暖氣機械廠，偶爾回趟家。母親和奶奶沒工作，我們子妹五個上學，大躍進時期院子裏的公共食堂不歡而散，緊接著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年大饑饉，棒子麵窩頭，白菜粥，每月缺十天的糧食，半饑半飽總算熬過去了，我們戴著反革命“狗崽子”、“黑五類”賤民的身份走進了文革。紅衛兵橫衝直闖，肆意衝擊地、富、反、壞、右家庭，打罵是家常便飯，打死人也沒關係，抄完家，再把一家人轟到鄉下。批鬥、抄家像驅不散的陰雲，一家人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年輕學生把當紅衛兵，抄家、打人甚至殺人當成了革命，當成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正念初二，非但參加不了革命，作為一班之長還要在大庭廣眾之下認罪，痛哭流涕地表示要與反革命家庭劃清界線。文革中離奇荒誕的事情層出不窮，為了表達對毛主席的忠心，與自己的父母劃清了界限，恨不能把他們推入地獄，我捕風捉影，添油加醋，羅列了家庭的十大罪狀，寫出了《看一個反革命家庭的真相》，洋洋灑灑十幾張大字報，貼在大院牆上。
1968年8月13日，17歲的我到內蒙古錫盟草原插隊，第二年9月，父母一家四口突然被強製遣返回窮山惡水莽荒未盡的四川酉陽農村。冥冥中早就等待著這個結果，早預料到自己的家有崩潰的一天，我從草原趕回北京整整走了十天，沒有見到父母，冬天，寒風刺骨，心灰意冷，我穿著棉衣返回草原，險些凍死。大姐結婚不久，二姐在一家建築公司當工人，奶奶年事已高，三人留在北京幸免於難，我插隊在外入不敷出，父親在公安人員的押送下回到老家，親戚們唯恐避之不及，沒有房子，沒有糧食，沒有收入，父親要經常接受批鬥。在北京，沒工資，交不起學費，買不起衣服，忍饑挨餓挖苦諷刺，母親忍辱負重，幹零工，和泥搬磚，加工衛生紙，借錢借糧賣血，絕地逢生，仿佛天無絕人之路，在人跡罕至的四川大山，叫天天不應，一家人陷入了絕境。
十四五歲的兄妹倆白天下地幹活，晚上必須親眼看著自己的父親接受全村人批鬥：你個反革命，你交待有沒有電台、手槍！你回不了北京，這輩子也休想回北京！弟弟上山砍柴，滾下萬丈懸崖，幸虧被一棵樹擋住，一條胳膊骨折，保住了小命；體弱多病的小妹病入膏肓；母親的淚流幹了，無數次的爭吵埋怨，眼前是連綿不斷高聳入雲的群山，身處四麵透風的牛棚，恥辱和勞累，一年缺半年糧的農民，兩個可憐的孩子，她絕望地舉起了農藥瓶……
三年後為了活命，我把母親弟弟妹妹陸續接到了草原。草原上危機四伏，一場荒火69名知青命喪黃泉，夜晚耕地拖拉機壓扁過兵團戰士的頭，年輕貌美的女戰士迷路凍掉了手腳，有人掉進冰窟一樣的水井，有人打架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就在我插隊的馳名中外水草豐美的烏珠穆沁草原，幾十條年青的生命永遠留在了那裏。牧區人煙稀少環境惡劣交通閉塞，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滴水成冰，我一個瘦弱的北京人，穿的最不好，走的路最多，無論狂風暴雪，還是烈日炎炎，作為赤腳醫生，為了掙微薄的一點工分，整天騎馬在牧民們中間走呀走，數次迷路遇險，奇跡般地化險為夷。牧區吃商品糧，蒙古族牧民純樸善良，日子雖然窮，總算有了糧食吃。
家庭出身不好注定前途無望，上大學、招工、參軍沒份兒，把母親接來等於公開了我的身世，沒有女人肯嫁給我，後來知青幾乎走光了，我是全大隊最窮的人，衣衫襤褸，瘦骨伶仃，腳上一雙氈疙瘩從冬到春，裂開了嘴，臉上凍得青一塊紫一塊，家徒四壁，經常住在蒙古包，身上滿是虱子，除了不放馬，我是真正的牧人。我的戀愛史與電影《牧馬人》如出一轍，媳婦是農村姑娘，巧的是連名字都一模一樣。弟弟情況更糟，多虧了我媳婦跑回農村老家，把一位遠房親戚介紹過來，才免去了我們弟兄二人光棍之苦。
我們把父親一人留在了四川大山，二姐為了能享受兩年一次的探親假看望父親，堅決不搞對象，直至文革快要結束。
家父單純耿直，膽小怕事，他為什麽成了反革命，是我心中最大的謎，劫後餘生，幾十年的恥辱不堪回首，大家不願再揭開老爺子的傷疤，2011年8月18日88歲的老父親與世長辭，臨終的前一年他道出了坎坷一生的來龍去脈。
我爺爺冷聘漁清末民初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回國後加入段祺瑞北洋部隊。段祺瑞任政府總理時，爺爺在陸軍部供職，官拜少將軍銜。爺爺在戰爭中不幸殞命，從此家道中落。家父冷德驂幼小失去了父親，萬貫家財讓四川老家的叔叔連拐帶騙折騰得一幹二淨，很快淪為貧民。抗戰期間，一家人住進了不要房租專門救濟同鄉的四川會館。
北京南城的四川會館古色古香幾進幾出，是座氣派雄偉頗為講究的大院。當年院裏住著位叫閔步瀛的四川老鄉。閔家是大戶人家，兄妹兩個同在北大上學，住後院三間大瓦房。閔步瀛是共產黨，我父親會日語，跟院裏的日本人熟，時不時給閔幫忙。閔的妹妹有個十分要好的女同學，兩人朝夕相處，發誓終身不嫁，廝守一生，沒想到頻繁往來的女閨蜜看上了高大魁梧的閔大哥，一來二去擦出了愛情火花。小妹聽聞怒火中燒，當時就吵翻了，大罵你是共產黨！會館裏住滿了日本人，人命關天！父親不顧一家人安危，把閔大哥藏在自己家裏渡過了險情。
日本投降後，父親成為閔步瀛手下的情報員。
閔步瀛得知父親的姐夫四川榮縣縣長黃希廉是國民黨第三軍軍長羅立榮的同學，他派父親帶著地下黨要員李錫仁打入第3軍軍部。結果可想而知，國民黨土崩瓦解，軍長羅立榮成了階下囚。
年近九旬的母親回憶說，那年春節在四川會館戲樓底下，一家人揭不開鍋，你爸爸不說去哪，一走半年了無音訊，我們以為死了，大年三十閔步瀛突然闖了進來，低聲說德驂沒死，快回來了，扔下一個金戒指，讓母親當了過年。
戰爭年代經過生死考驗，父親深得閔步瀛信任，北平一解放被他招至麾下，成為市公安局反間諜戰線一員。父親無私忘我不負眾望，多次偵破大案重案，被視為閔的嫡係，不想卻遭同事嫉恨。就在他自我感覺良好，屢立大功，以為就要飛黃騰達的時候，被戴上手銬啷當入獄。
審來審去，同事檢舉揭發的貪汙、通敵等罪子虛烏有，雖然閔局長力保無罪釋放，但其他領導提出，因曆史、家庭問題，讓父親回家自謀職業。
父親在四川會館建立的小工廠自給有餘，不久公私合營，廠子被迫取消。父親分配到有幾個殘疾人的宣武福利廠，廠子連年虧損，眼看就要倒閉。父親憑著一股熱情，領著大夥幹了起來。他大搞技術革新，很快扭虧為盈，生產有了起色，再後來突然掙了大錢，廠子名聲大振，這可不得了，上級領導趕快派來一位廠長。
女廠長是宣武公安分局局長的夫人，很快，廠裏的錢沒了，生產不行了，虧損了，福利廠被女廠長搞垮了，父親與她吵了一架，父親說她就是一個破鞋，結果當天被抓進宣武分局，開除公職，警察來街道宣布戴上反革命帽子，送進勞改大隊。父親被勞改，早與公安二字撇清了幹係，文革初，北京市委的黑幹將、公安局長馮基平閔步瀛之流一一被打倒，關進了他們親手建造起來的監獄，造反派想起了我父親，將他捉了去，夜以繼日逼他交待閔步瀛是叛徒、反革命。
家父實話實說，把與老閔的關係，參加革命前後的經曆，說的一清二楚，一句話，拒不承認他是叛徒。父親是在怎樣的絕望之中啊！蹲勞改他沒怕過，無論酷熱難擋還是寒冷刺骨，挖河，割草，種地，饑餓，死亡，什麽沒見過；家裏八口人沒錢花沒吃沒喝，上有老下有小，隨時有餓死的可能，他沒怕過；日本人他沒怕過，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救出過不少共產黨；戒備森嚴的國民黨軍隊他沒怕過，深入虎穴，戰功卓著；他騙過國民黨，騙過日本人，讓他騙共產黨，讓他出賣崇拜的老上司辦不到！
1979年父親平反回京，關係落在勞改局，算是退休工人，後來進一步落實政策，時為北京市安全局局長的閔步瀛證明了我父親地下工作者的這段經曆，逐改為安全局的離休幹部。
父親被平反，終於掀掉了身上沉重的枷鎖，對於我們生死攸關，文革過後，困難接踵而來，一家人擠在北京的老屋裏，姐姐結婚沒房，妹妹沒地方住，弟弟一家更是沒住處、沒工作、沒特長、沒戶口的黑戶。改革開放雖然乾坤反轉，由於欠債太多，父親還要四處打工。否極泰來喜從天降，緊接著發生的一件事出乎一家人意料。
解放初父親剛剛步入公安，向領導趕緊講明自己的二哥47年去了台灣，難怪公安局的同事、領導總是疑神疑鬼，懷疑父親通敵，文革前人們對海外關係諱莫如深，改革開放後卻成了可遇而不可求的時髦。台灣二大爺來信輾轉找到了我家，他知道老祖母還健在，不斷寄來美元，讓一家人總算擺脫了貧困。
操勞一生的老祖母，從未流露過半點對親生兒子的思念，也許她認為，17歲離開她遠走高飛的那個兒子早死了，也許她始終記得隻要說出有一個兒子在台灣，馬上就會招來殺身之禍。1987年的夏天北京酷熱難耐，老祖母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不吃不喝，送到醫院檢查也沒有什麽器質性病變。幾度病危，竟奇跡般地轉危為安。誰也不知道為什麽，人們感歎九十高齡的老人能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她享受了兒子寄來的冰箱、彩電、美元、港幣，她現在什麽都不需要，她要等兒子。
奶奶命運多舛，年輕時守寡，一生顛沛流離。她最疼愛的長孫17歲去草原插隊，一走22年。她的二兒子17歲去台灣，一別四十載。老三（我父親）不是被抓就是挨整，跟著忍饑挨餓擔驚受怕。小兒子老實巴交，在公安局工作多年，文革中掃地出門，打發到建築公司當工人，突然自殺身亡。同父異母的大兒子解放前北大畢業，我父親被轟回老家，他正在當地中學教書，卻不曾給落魄的弟弟一粒米，對自己的親人恩斷義絕。
父親耄耋之年常常情不自禁地誇讚我的女兒，說像你們的大姑。大姑冷蜀德早在我們這個家庭銷聲匿跡，2001年二大爺在台灣病逝，父親作為唯一法定繼承人，辦理公證手續，公證處一定要故去的所有兄弟姐妹死亡證明，陌生的大姑浮出水麵。
冷蜀德與她的丈夫黃希廉畢業於北京大學，抗戰時期任榮縣女子學校校長，黃希廉時任四川榮縣縣長，抗戰領袖蔣公曾親授其模範縣長光榮稱號。《馮玉祥自傳之我的抗戰生活》一書中這樣寫道：從這裏到榮縣，縣長叫黃希廉，是我辦的西北幹部學校的學生，冒尖的很。在這一縣裏頭，他把本地父老得罪不輕。這位縣長，真是一位找事幹的人，在這一縣各鄉鎮裏頭都修了汽車路……
據史料記載，四川內江鍾鼓樓1945年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而修建，由當時的內江縣長黃希廉募捐募工新建，並作為縣府治所。該樓磚石結構，樓頂為四角攢尖頂，樓基為正方形，分6層至頂，層層內收30公分，各層四麵均開窗，樓高29.7米。古人雲：內江有座鍾鼓樓，半截還在雲裏頭。樓內保存了孫中山、蔣介石、張群等名人石碑楹聯題刻十餘幅。2003年5月，內江市市中區人民政府籌資對鍾鼓樓進行維修。現為內江二十景之一。
黃希廉解放初被鎮壓，不久大姑冷蜀德也被暴民折磨致死。
奶奶心中埋藏了多少悲苦，至今讓人唏噓不已。1988年終於盼來了自己的親兒子。奶奶思維敏捷頭腦清楚，娘兒倆每天促膝長談，什麽三眼井啊，東四啊，鼓樓啊，家中的親朋好友後來的命運啦，說到傷心處，母子倆一塊落淚。四十年，那是怎樣折磨人的四十年啊。那一年冬天，沉默寡言的老人把幾十年前的陳年往事都找了回來。
二大爺要去祭奠早逝的父親。我依稀記得童年時每年的秋天，老祖母都要拉著我的手，到德勝門外祖父的墳地上掃墓。墓地寬敞講究，據說當年買了好幾畝地。中間是高高大大的墳堆，前麵一塊碩大的墓碑，左右兩大排蒼鬆翠柏像是排列整齊的士兵，樹林內外種滿了莊稼。解放前的看墳人仍然住在這裏，是一家忠厚老實的農民。老祖母拿不出工錢，有時送包點心，有時送瓶酒，人家卻客客氣氣地說沒關係，我們會給您看好。六十年代我最後一次跟著老祖母去，許多工人掘開墓，吊起了一口大大的黑漆棺材，幾十年過去了，棺材完好如初。老祖母緊緊攥著我的手在一旁垂淚，我脖子上係著紅領巾，疑惑地望著奶奶。祖父的棺木遷到另一處公墓，文革中也被鏟平種了莊稼。
一天父親拿著《北京日報》對我說：這個人死了。誰？就是整我的那個人。這位分局局長在某大局當局長已經有幾年了，享受死訊上《北京日報》的待遇。我多麽想聽到一個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故事，然而沒有，沒有人給我父親道歉，為我父親平反他都極不情願。掐指算來，父親比這位同齡人多活了近二十年。
人到暮年的父親娓娓向我講述著他年青時的傳奇，渾濁的眼晴裏絲毫沒有勝利者的驕傲，卻好似在向上天懺悔：冷家出了個出類拔萃名副其實的“反革命”——大姐，在你麵前我們都是罪人。
1989年九十多高齡的老祖母無疾而終。1990年我回到了北京。
2016、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