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級別：從高校去行政化說起

  鄙人孤陋，總是趕不上節奏，今天才聽說中國高校要去行政化，而且我母校的校長禍從口出，被推上了風口浪尖，成了口誅筆伐的對象。我對中國的行政體製沒有研究，對高校是怎樣行政化的，也了解不多。但既然提到了這個話題，我也想順便說說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
 
  去行政化很好，拿高校來開刀似乎有柿子拈軟的捏的嫌疑。攻城要從敵人防守最薄弱的地方打開缺口，“老九”排行最末，自然最容易拿下。我以為，最應該去行政化的倒應該是那些“壟斷大亨”，他們安享著行政級別的榮耀和權利，又不承擔任何風險就分享高額壟斷利潤。不過這些利益集團都是老虎屁股，一般人是不敢摸的，不像大學校長，多少還講究點兒“斯文”。
  
   將心比心，打球能打成將軍，唱歌能唱到享受軍級（即省部級）待遇，高校的校長們至少有十年寒窗苦至少還要十年冷板凳，學術上至少也得混成個領頭人，這麽一去行政化，風光無限的光環沒有了，優厚的福利待遇沒了保障，的確是夠委屈的。
  
   最早聽說高校行政化而且直指其弊端，大概是在1986年。幾個幹記者的學哥學姐回母校蹲了幾個月，撰出一篇報告文學，題為《傾斜的金字塔》，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那時我才明白，我們的校長是部級，我們的係主任隻相當於處級，中間缺了個司局級。而且還得知，學校的處和處也是不一樣的，有處級處，如學生處後勤處；有科級處，如綠化處（歸後勤處管）；還有什麽級別都靠不上的處，如存車處。文章分析了高校行政化的弊端，揭露了高校裏機構龐雜人事混亂的現象。據說校領導看到這篇文章後，大發雷霆，給報社施加壓力，把這幾個學哥學姐發配到了邊遠省份。
  
   今年初回國時，見到了大學時的一位好友。我知道他前幾年就評上了高級職稱，去年又提了副司。我向他祝賀，他自嘲道，行政級別提了，工資降了。據他解釋，副司以上的高幹，工資按行政級別算，不論其業務職稱；而副司的工資水平要稍低於教授。我說：這是特殊的個案，還是製度不合理？至少在工資水平上，應該綜合考慮，就高不就低，對你這種年富力強的骨幹來講，沒有降工資的道理。他回答道：副司的工資也低不了多少，但和副司掛鉤的其它各方麵的待遇，都是教授根本享受不到的。他最後說，總不能讓誰把好事都占盡吧！



   在老家的縣城裏，幾位兒時的玩伴都說某某人發跡了，近來官運亨通，混成了局級幹部。我聞之愕然。想在北京為官的那位同學，又是攻博又是出洋，兢兢業業，才撈了個副局。縣城的這位老兄隻是個中專畢業（工作後好像又拿了個什麽更高級的文憑），怎麽這麽容易就直上正局啦？況且，縣長大人也就是個處級幹部，難道這裏還有比縣太爺大那麽多的官？繼續聽下去，我明白了，某某人現在官拜縣招商局局長，在縣裏麵的人看來，那是名正言順的正局級幹部。但按正規的行政級別來算，此局應為科級局，此公屬科級幹部，是科長級的局長。聽起來實在繞口，但非得如此不可，才解釋得清楚。

   幾位老友都主張當晚去叨擾局長大人，讓他做東。我通過電話向他報到問好，並告訴他大夥兒的意思。他聽後哈哈大笑，非常爽快地說：你是僑商，也屬我工作管轄的範圍，為你接風洗塵是我的職責。 那天晚上，我們七八個兒釋一起長大的夥伴在縣城最豪華的酒店又吃又喝，又唱又叫，折騰得筋疲力盡，一醉方休。殘局是由局長大人的兩位部下收拾的，包括簽單，包括把我們每個人送回住地。
  
   在經北京出境前，另一位大學同學為我餞行。他在國家某部門任處級主任。我們坐在簋街一家很有特色的烤魚店裏喝酒聊天。
  
   我講述了在縣城的見聞和那位局長朋友，順便問道：你們單位的科級幹部是什麽待遇？他瞪大眼睛，用筷子敲著烤魚的鐵板，說：你真是老外呀，科級也能叫幹部？那是辦事員！我這個級別就是我們單位最小的官。要放到縣城去，那就是縣太爺。

   我又提到那位副局的工資和待遇問題。他告訴我：別看副司和處級就差那麽半格，待遇卻有天壤之別。給你一個最實在最通俗的解釋，那就是副司出門有專車，請客吃飯能簽單。你老哥我今天請你，就隻能掏自己的腰包。

   他端著酒杯，斜著眼問我：你知道我們這屆同學裏誰最早提的副司嗎？我搖搖頭。他說了一個女同學的名字。我差點兒叫起來：不可能，別開玩笑啦！我知道，這位女同學工作後就忙著結婚生孩子養孩子，接著又忙著生病養病，正經上班的時候好像不多。而且，她也不是長袖善舞之輩。處座先生解釋說：她畢業分配在人大常委會的某機關，那是個副部級單位，整個編製就三十幾號人，局級副局級職位多得是，隻要不犯什麽錯誤，升副局比那個部門都容易。我似懂非懂，敷衍道：怎麽會這樣！

   我們出了烤魚店，邊走邊聊，準備坐地鐵各奔東西。我們隨著熙熙攘攘的人流，踩著一級一級的台階往下走。不知怎的，他一腳沒踏實在，打了個趔趄，我趕緊從後麵拽住他。然後聽見他惡狠狠地罵道：“狗日的級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