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處理政商關係？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紅頂"哲學

文章來源: 鳳凰周刊 於 2011-12-03 13:52:47 -
核心提示 在中國，一個與地方政界絕緣的人很難想象能保持超速成長。商與政“離不開，靠不住”。而如何處理政商關係，既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又是一個技巧性的問題。

該與政治結成怎樣一種關係，每個企業家心中都有一本賬。

商人圈中備受推崇的兩本“經營寶典”是《紅頂商人胡雪岩》和《傑克．韋爾奇自傳》。北大教授張維迎曾預言《紅頂商人胡雪岩》毀了一代中國企業家，而西方管理的傳奇人物則將造就中國新一代企業家。

但是當韋爾奇這個“世界第一CEO”來中國布道時，那些曾自稱是最頂級的追隨者：海爾的張瑞敏、聯想的柳傳誌、春蘭的陶建幸，一個也沒去捧場。

采取“關係戰略”已經成為中國企業家成長的路基。三十年一路走來，有成功者，更多的是失敗者。

大浪淘沙，“紅頂商人”胡雪岩依舊讓今天的中國企業家們念茲在茲，神往不已。或許他們都翻到了一句話，當左宗棠讚譽：“你是生逢其時，財色雙收，官居二品，商界知名。”胡雪岩答曰：“我是天從人願，賭博一生，看似風光無盡，實則如履薄冰。”

雙軌上跳舞

財經作家蘇小和在《中國企業家黑皮書》中說，中國的企業家能夠混出來有名頭的幾率遠遠低於1/256。而這些幸運者的成就和他們的軟肋同樣真實得讓人震驚。他們熱愛市場，但又容易被市場之中無厘頭的冷箭所傷；他們脫胎於製度，卻要像神話中的珀爾修斯一樣試圖擺脫宙斯的陰影。

中國經濟行走在政府與市場雙重擴張的軌道上。雙軌上跳舞的企業家，始終麵臨單軌化的可能。“在政府願意的時候，行政權可以轉化為事實上的產權，這是中國產權製度的一項基本特征。”浙江大學曹正漢教授說。

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2002年當選為省級工商聯會長後，以為過往玩的是單軌遊戲，馬上去征求組織意見：“需不需要把自己的企業賣掉?”但被告知他要在兩條線作戰。

對於企業家的平衡木遊戲，萬通集團董事長馮侖有著細致體認。他在《野蠻生長》中寫道：白天，他們慷慨激揚，晚上，麵對官商雙軌的跑道他們需要思考。一邊是現有軌道的牽製，一邊是他們期待的康莊大道，但卻荒草叢生，他們也常不知何去何從，在兩種價值觀的博弈中，他們邊跑邊思考，以致於他們自己都會發現自己有人格分裂的特征。

蘇小和親曆了很多企業家人格分裂樣本。“他們在和政府官員打交道時，一副畢恭畢敬、點頭哈腰的樣子，轉頭他們就在背地裏罵娘，說在中國做生意真是難。”

那些失敗者們

商與政“離不開，靠不住”。而如何處理政商關係，既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又是一個技巧性的問題。

20年來，一些明星企業家因和政治走得過近而失敗。

1993年，浙江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因嚴格管理而成為舉國學習的活榜樣。政治的光環使得步鑫生放鬆了經營而日日忙碌於演講和開報告會，日後他曾對人說，“當時我有一個錯覺，既然是黨中央把我樹為典型，肯定是不會讓我倒掉的，有什麽事情是辦不成的呢？”而事實卻是，幾年後企業難以為繼，誰也保不了他。

如果說步鑫生發生政治依賴症，牟其中則是染上政治幻覺。1991年，南德集團的牟其中用500車皮小商品換回4架蘇製圖-154飛機而轟動一時，他從此再也沒有認真做過一筆生意，任由思想的翅膀飛進政治家的花園流連忘返。牟其中將身為民企的南德集團的戰略目標鎖定為“為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服務，振興社會主義經濟”，並命人裱成金字標語懸掛於大廳。過強的政治參與意識和超越身份能力的政治謀劃熱情，造成支持力量的真空。盡管一度擁有“中國第一民間企業家”的江湖地位，牟其中從來沒有獲得過哪怕一項來自正統官方機構的榮譽認同，如勞動模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全國或某省市優秀企業家。1999年牟其中因罪入獄後，繼續執著地給高層領導寫信，建言“中美俄經濟大三角”戰略。

近年因官商間走得過近而倒下的商人中，最具衝擊力的當屬國美電器前主席黃光裕。黃光裕出身卑微，沒有權勢背景，憑借敢於闖、膽子大、有豪氣，踏著政策和法律的邊緣左右前衝。2008年黃光裕登頂胡潤中國富豪榜，成為中國新首富。一路積聚的風險也在同年噴發，黃光裕因對商務部法規司郭京毅等人巨額行賄而被批捕。

黃光裕的官員近身戰術，顯然過於低劣而原始，難登大堂。事實上，黃光裕一直沒有什麽大的政治頭銜。財經作家吳曉波觀察到，在一個與某人大副委員長一起的場合，黃光裕自始至終沒有主動與之說一句話。“可看出他不通官場語言，隻有江湖語言，至多加些商業語言。”

如果說，步鑫生、牟其中、黃光裕敗於各種形式的政治過近，那麽，更多企業家則是倒在與政治的疏離上。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民營企業普遍弱小，並不擁有與政府博弈的資格，包括步鑫生、牟其中等，倒下更多是因自身的管理能力和市場意識。進入21世紀，民間資本操作天才不斷湧現，但數年間，華晨產權製度不明晰，格林柯爾經營管理跟不上擴張的步伐，德隆金融資本風險失控，三家名盛一時的民企以各種方式相繼垮塌。這固然有中國企業先天性的製度缺失，但背後仍可理出一個政商關係失控的線頭。

仰融，有商業天賦的企業家，失足於一個政商常識。2001年，“慕馬大案”發生，沈陽官場地震，與政府關係密切的華晨開始規劃南下新建汽車基地。當仰融與英國羅孚、浙江寧波縝密商議中國汽車產業大變局時，他唯一忽略了東北的政府方麵的心態。想做中國底特律的沈陽市政府認為這無異於背叛。這一年華晨被收歸國有，沒有學會妥協的仰融出走美國，兩年後華晨潰敗。2005年，仰融接受大陸媒體越洋采訪說，“我真沒想到把項目放在寧波會惹出這麽多事，要是放在大連，可能什麽事都沒有。”

在中國，一個與地方政界絕緣的人很難想象能保持超速成長。格林柯爾係的創始人顧雛軍信奉負債經營，並把整合對象鎖定為與政府有盤根關係的國有企業，項目遍及國內。偏偏在資本的不規則擴張中，顧雛軍與地方政府關係漸行漸遠。一個久傳的段子是，在一個茶話會上，顧雛軍被安排與某市主要領導一桌用餐，用餐過程中，餐桌上的其他人都給這個領導敬了酒，唯獨顧雛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自享其樂。格林柯爾係遭遇危機後，很快變成一地雞毛。顧雛軍於2005年入獄。

在民企淪陷中，最具震撼性的非德隆集團莫屬。唐氏兄弟在沿著資本慣性滾雪球般全國擴張時，沒能同比例地編織政治避險網。一遇風吹草動，因無援手，緊繃的資金鏈崩塌。這個本最有可能成為中國首個民營金融帝國的企業，於2006年走進了曆史。“實際上，德隆留下的600億元資產中很多都是優質資產。如果能撐到07年，也許結局就完全不同。”一位參與債務重組德隆的人士對本刊記者表示。德隆德恒證券副總裁王世渝公開撰文提及唐萬新如是悔道：“我們遠離政治是一個巨大錯誤。如果今後還有機會，我們一定不去上海，一定就在北京設立總部。”

如果說，仰融、唐萬新是輸在政商技巧上，河北大午農牧集團董事長孫大午則在政商價值觀上“輸”得一幹二淨。軍人出身的孫大午堪稱是政商關係的“破壞者”。他“不屑”與政界人土交往，在對外交往上，公司每年基本沒有什麽招待費。這讓當地政府部門一直感覺很不爽。據報道，一位官員曾毫不避諱地說，“孫大午太出頭了，成了孫大牛了。”

多年言語上的“不檢點”和行為上的“特立獨行”，令其於2003年7月5日被逮捕，不過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政商關係學

過去三十年，企業家中與政界互動良好卻沒有爆發醜聞的，不隻一個人，而是一群人：劉永好家族、魯冠球、徐冠巨、梁穩根、尹同耀、吳仁寶、柳傳誌、沈文榮、尹明善。這些活得好的企業家都是處理政商關係的高手。他們的秘訣何在？

“要比政府還要了解政府，才能善於和政府打交道。在政府麵前，我們始終扮演的是既聰明、又能幹、更聽話的角色。”原江蘇太平洋建設集團董事長嚴介和被商界公認為是政商關係語言大師。

嚴介和建言，企業家要讀書，第一本就是政治學。“我認為，如果資金鏈出了問題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鏈出了問題。政治鏈出了問題，企業要破產，老板要坐牢。”嚴後來下課去職，就是倒在資金鏈上。

中國富豪榜上的“不倒翁”—劉永行兄弟堪稱是中國民營企業家中“聽話”的實踐典範。1982年劉氏兄弟打算到農村養雞之前，特地找到縣委書記詢問，回鄉創業“要不要得”？得到肯定的答複之後，又正兒八經地向單位打報告申請辭職，辭職報告直打到四川省副省長那裏才有了確切的批示。1992年劉氏兄弟計劃成立私營企業集團，也特地向國家工商局打報告，直到國家工商局批準才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私營企業集團—希望集團；1993年劉氏四兄弟有了成立一家民營銀行的想法，就與41位政協委員共同提案，建議政府批準成立一家主要由民營企業家投資、主要為民營企業服務的銀行。直到3年以後國務院才批準，劉氏兄弟才當上民生銀行的主要股東?

具體到與官員的關係接觸，劉永行有時故意退避三舍。因為房地產需要大量的內幕交易，劉永行最後放棄進入地產業。這種“官場哲學”在短期內影響了企業的發展速度和路徑。但劉永行認為，民營企業同當地政府官員拉私人關係是短期行為，企業家的著眼點應該放在如何把企業培養成優秀企業，如何把企業的業績變為地方領導的政績，使二者形成互利關係，這才是企業的長遠策略。

在政商拿捏上可與劉永行並駕齊驅的是浙商魯冠球，創業至今已經40多年卻屹立不倒。查看其曆史，魯冠球的社會觀察一直是以鄉鎮企業為圓心、以中國改革的現實階段為半徑、以自身的企業實踐為基礎而展開的，他提出的諸多觀點在不同的改革階段產生了不同的社會效應，卻基本上與他所經營企業的具體利益無關。魯冠球因此成為各方均樂於接受的企業家代表人物。

在魯冠球政商關係的實踐中，禹作敏入獄事件給了他很大提醒。1993年，禹作敏與天津市政府公開對抗，矛盾激化，與禹關係頗佳的魯冠球去信，安慰禹說政府應會考慮他的改革影響力而投鼠忌器，然而事態發展大大超乎他的意料，事後魯冠球重新思考企業家與政府的互動方式。

就民營企業與政府領導間的互動境界，浙江溫州一位老板打了個形象比喻：“太涼了的時候，就加點熱水，太熱的時候就加一點涼水。”浙江大學一位學者比較各省商人後稱，不過激也不過火，寧可委曲求全也不爭一時之短長，是浙商們能做大做強的原因。

從劉氏兄弟和魯冠球的官場哲學出發，黃光裕顯然是沒有遵守政商關係基本原則：與政府走得近，但不與特定的官員走得近，避免相互綁架。

有意的鬆散結構

懂政治的企業家，不僅需要表現好自身，也不能忽視了自己與其他企業家之間的距離保持。

由於大型企業都被國企占據，大陸民企普遍弱小、分散，無法像韓國、日本、土耳其那樣，少數的大型企業能量大到可以直接通過非正式的渠道影響政府決策。

弱小的企業往往可以借助協會或行會，聯合起來進行組織化遊說。不過大陸一個很象征性的例子是，在溫州政企聯動求解高利貸危機過程中，溫州商會並沒有發揮作用。

原重慶政協副主席尹明善曾抱怨，民營企業家階層是一個非常鬆散的群體，很多人更多考慮個人利益，缺乏群體意識，認同感較弱。

曹正漢也調查發現：進入政治領域發出聲音的民營企業家數量是有限的，且與西方政體中企業家代表階層整體表達意見不同，民營企業家往往以個人名義發出倡議，其公共事務參與的範圍和程度也有限。

既然民營企業主在經濟上是富有的，為什麽政治表現形式上如此鬆散和無力？事實上，中共力圖避免非製度化力量在體製外的集結。行業協會、商會、政協等公共平台擁擠著黨政文件。第一位當選省級政協副主席的民營企業家尹明善稱，不關心政治、研究政治、熟悉政治的企業家難成大器。作為一種無意識的集體選擇，聰明的企業家們在公共平台躲避利益集結和人際聯動。政商雙方私下采取一種心知肚明、不以法律上場解決的互動，形成一種成本與風險最小化的增長聯盟：企業家為地方政府政績提供經濟數據支持，而政府通過稅費和信貸優惠以及贈予政治頭銜，與之達成某種角色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