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館盛行於明清和民國時期,是一種地緣或業緣性的傳統社會組織。簡單地說,就是同鄉人或同業人在京城或都市裏創建的“聚會寄居場所”,有點像如今各地駐京辦附近的民間會所。舊時的學子、商人、進城闖蕩的漂泊者或打工的民工,都可憑同鄉或同業的關係免費或少費寄居在這裏。陳獨秀、毛澤東、阿英、蔣光慈、王瑩、沈從文、丁玲等一大批人在出名之前,都曾得濟於會館之助。盡管這與我們今天所討論的私人會所差異很大,但俱樂部“人以類聚”的傳統卻是一脈相承。
再說得遠一點,中國的達官顯貴們自古就有建私人會所的傳統。為彰顯自己的財力,或突出個人品位,圈地建宅,極盡奢華之能事,卻不為自己久居,而做呼朋引伴之用。友人們聚在一起,再拉攏幾個文人墨客、青樓佳人,時而飲酒作樂,時而議天下之事,一切本是常態,如此才能符合身份。
待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俱樂部作為舶來品披上了歐美文化的光鮮外衣,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中國大行其道。長安俱樂部等著名的“京城四大”私人會所,長得一副聚寶盆模樣,雍容富態,是否有5000萬元的公司資產成為進入俱樂部最基本參考標準。現如今,擁有5000萬元對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來說實在不算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情,而真正有5000萬元的品位人士,卻開始對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頂級會所挑三揀四。去四大俱樂部請客吃飯,對某些人來說不再是一件格外榮耀的事情,而是透著俗氣和難與時代接軌的“暴發戶”氣質。
“那個時候的俱樂部真是火,尤其是聖誕晚宴和跨年party,真的是一票難求。”趙先生說。趙先生自2000年起加入長安俱樂部,今年30歲出頭,擁有兩家公司,主要從事環保領域產業。回憶起當年加入長安俱樂部時的心情,趙先生依然甚是自豪。
“2000年時,我的申請得到了批準,正式成為長安俱樂部的會員。當時我的家人聽說我花1.2萬美元獲得了長安俱樂部的終身會員資格,而且每年還要交1250美元會費,他們都驚呆了。其實,我申請進入長安俱樂部,並不是因為想滿足虛榮心,也不是為了用這個資格來證明自己的尊貴,而是長安俱樂部裏有的700多名會員個個堪稱是商界的精英,與他們打交道的過程中,就可以偷學到許多真經。這對於學物理而並非學經濟的我來說,實在是太重要的機會了。”
差不多就在那個時候,四大俱樂部的會員構成發生了變化。不再隻有老派的紳士、港商、巨富光臨俱樂部,許多像趙先生這樣,創業有成的中青年也不惜擲重金換會籍,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擺派頭,而是希望能夠憑借這個更高層次的社交平台,結交更高層次的朋友,以便獲得更高層次的商業目的。一時間,高端會所從包攬上流階層的閑暇時光,迅速過渡到充滿濃重的商業氣息。
自國內第一家高端私人俱樂部——長安俱樂部1993年進駐北京以來,京城俱樂部、美洲會、中國會等其他頂級會所都各自為政,誰都不服誰,並強調各自有各自的特點。這種特點在俱樂部宣講多年之後,被大家默認為:長安俱樂部最老牌,政界底子厚;京城俱樂部主打商務,以李嘉誠為首的會員陣容就說明一切;美洲會的會員以外企高管、使館官員居多;中國會則是海歸天下。即便定位有差別,但真正深入其中消費,便會感受到四大俱樂部從裝潢到服務,可以說相差無幾。再加上畢竟曲高和寡,俱樂部雖然已在京經營多年,但利潤卻越來越不樂觀。然而,伴隨著中國新富階層的成長,以及這一階層在奢侈生活方式消費上的大膽與創新,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不禁讓高端俱樂部樂觀地以為屬於他們的時代終於到來了。
事實上,他們的判斷並沒有錯,隻可惜打錯了算盤。俱樂部選擇降低“門檻”,的確換來了短期利益,卻為未來種下禍根;大量引進新生奢侈品牌,的確很快賺到了錢,失去的卻是會員對俱樂部的信任。
2003年的“京城俱樂部事件”就是這種惡性循環累積到一定程度爆發的產物。
“當時,我們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俱樂部當局沒有履行其入會時的服務承諾。”冬夏女士,中凱國際投資顧問公司(香港)歐亞財富投資公司董事長說。
她口中的承諾究竟是指什麽呢?據她介紹,當初的承諾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服務上乘,不僅有各種花樣品種的免費商務早餐,而且每月至少舉辦一次商務交流活動;二是會員數量實行封頂製度,最高不超過1000名。
“1994年就身為京城俱樂部的會員,我有一種自豪感和優越感。在這裏認識了很多朋友,也成就了很多大事,從總經理到員工都非常熱情,無論是宴請朋友,還是組織活動,都很周到。但從1999年以後,一年不如一年,到了2003年感覺更差,不要說請朋友,作為會員,我還感到一種壓抑感。”
冬夏女士舉例說,在SARS期間,給會員的免費早餐隻是麵包加牛奶。當時俱樂部停止舉辦活動,但大部分服務卻照收月會費。如果這在非常時期還可以理解的話,至少這兩點是令人無法釋懷的:一是會員的月費一個勁地漲,從當初每人每月的1000元漲到近1400元;二是會員數量已經發展到目前的1200多名(到2000年就已經有1200名會員)。這些均沒有事先知會會員並征得同意。與此同時,俱樂部管理者在當年7月份還新招收了32名會員,並計劃設置一年製會員和一個月製會員。“這些都是我們始料未及的。俱樂部這樣做必然使我們的會籍價值大幅度貶值。”
SARS的爆發在緩解了會員和管理者矛盾的同時,也激化了會員心中潛藏的不滿。SARS剛過,6月23日,近百名俱樂部會員“揭竿而起”,發起了維權活動,並成立了代表會員利益的5人維權會,中凱國際的冬夏女士被推舉為秘書長。維權會一方麵設置會員聯絡信箱,將會員的要求、建議與感想集中整合,另一方麵就以上情況積極與俱樂部當局和理事會進行鄭重交涉。與此同時,維權會發布公告稱:“鑒於俱樂部當局嚴重違法違約的事實,我們從7月開始停止上繳月費,直到問題解決!”這份傳到俱樂部管理當局的公告上,同時簽滿了92名會員的名字,其中不乏聲名顯赫的大公司老板與駐京首代、大使級官員。
後來,盡管這件事情以一拍兩散不了了之的形式告終,但高端俱樂部在富人們心中的形象卻大打折扣。這件事情造成的影響不僅僅是會員對俱樂部信心盡失,連俱樂部員工的工作熱情亦受打擊。我曾在2004年采訪過京城俱樂部的會籍總監,那時她已在京城俱樂部服務了7年,並表示未來的7年、70年,都還希望能為俱樂部的會員服務。結果,僅僅7個月後,這位總監便悄然離職。
時隔5年,今天的京城四大顯然已經退去了往日的輝煌。上周某夜途經長安街,卻見長安俱樂部大樓上的霓虹彩燈壞了一部分,“長安”兩字光亮不再,隻剩下“俱樂部”獨自支撐。為配合本次對私人會所的報道,特地打電話去美洲會要求采訪,卻被告知美洲會暫停業,據說會在12月重新開業,其他的便無可奉告。
蘭Club內部裝修充滿歐式浪漫複古奢華風格
新貴們的頂級會所
2006年,俏江南集團創建高端會所蘭Club,執行董事汪小菲邀請世界最著名的設計鬼才菲利普?6?1斯達克先生擔當首席設計總監。現在看來,蘭Club更像一間高級餐廳,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會所,但在當時,能夠把世界一流設計師的設計與會所結合,已相當引人注目。
同年,由阿裏巴巴創始人馬雲發起投資建造的會所——江南會也應運而生,並被稱為杭州最最高檔而低調的一家會所。江南會白牆墨瓦,幽藏於西湖虎跑邊,是由艾未未將7幢舊式祠堂和民居改建的園林式會所,金庸題寫了館名。
青春寶馮根生、阿裏巴巴馬雲、網易丁磊及郭廣昌等8位重量級浙商作為發起人的江南會,自稱是一個開會、交流和學習的場所,其會員全部是浙商巨子,非其所在行業翹楚不被邀請,更非房地產、股市等暴發戶砸錢即準入。甚至有人戲言:江南會就是浙江(商界)省委,而此8位堪稱浙江商界的省委常委,影響力卻已非浙江所能承載。
江南會的開門迎客似乎預示著舊式的會所又回來了。據稱,江南會的會員均有一張隻能使用一次的“江南令”,若遇非常難事,隻要發出此令,8位發起人無論身處何地,均會親自趕來或委托實力人物在相應的範圍內出手相助,這等於給了一道“免死金牌”,頗有江湖氣息。
2008年,名聲響當當的香港馬會會所也終於沉不住氣,借著北京奧運會的東風,把唯一一家分店開在了北京金寶街。有趣的是,金寶街的所有者香港女富商陳麗華正是長安俱樂部的創立者。
與此同時,幾年之間各色會所紛紛拔地而起。由於創建目的和創建人的不同,也從某種程度上極大地擴大了會所的外延。比如以高端人群的某項特殊愛好而興建的高爾夫俱樂部、紅酒俱樂部;還有高端別墅、樓盤為配合地產而打造的諸如名流會觀湖國際俱樂部、貢院六號藍寶石餐廳一類的私人會所;當然,還有像道樂蒙恩(北京)國際俱樂部這樣的“超高級澡堂”;另外一類,則是以會所之名昭告天下,但並不實行會員製度,任何人隻要消費得起便可以來用餐、宴客,比如蘭Club、九朝會等等。
新貴們簇擁著新會所,與從前富人們喜歡去會所裏“攀高枝”的心態不同,如今的新貴們不但有資產,也有資曆,各人有各人的驕傲和趣味,也樂得在同一會所中和諧共處,並不以攀比炫富為榮。與會員一樣,私人會所經曆了從“暴發戶”到“上流社會”的演變,不但不在裝潢上鑲金戴銀,服務也更加去功利化,開始注重菜品等實在事。是的,會所的管理者和我們一樣也明白了一個道理:有錢的人錢多,人卻不傻,反而精明得厲害,他們的錢比想象中難賺得多。
蘭Club內部裝修充滿歐式浪漫複古奢華風格
新貴們的頂級會所
2006年,俏江南集團創建高端會所蘭Club,執行董事汪小菲邀請世界最著名的設計鬼才菲利普?6?1斯達克先生擔當首席設計總監。現在看來,蘭Club更像一間高級餐廳,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會所,但在當時,能夠把世界一流設計師的設計與會所結合,已相當引人注目。
同年,由阿裏巴巴創始人馬雲發起投資建造的會所——江南會也應運而生,並被稱為杭州最最高檔而低調的一家會所。江南會白牆墨瓦,幽藏於西湖虎跑邊,是由艾未未將7幢舊式祠堂和民居改建的園林式會所,金庸題寫了館名。
青春寶馮根生、阿裏巴巴馬雲、網易丁磊及郭廣昌等8位重量級浙商作為發起人的江南會,自稱是一個開會、交流和學習的場所,其會員全部是浙商巨子,非其所在行業翹楚不被邀請,更非房地產、股市等暴發戶砸錢即準入。甚至有人戲言:江南會就是浙江(商界)省委,而此8位堪稱浙江商界的省委常委,影響力卻已非浙江所能承載。
江南會的開門迎客似乎預示著舊式的會所又回來了。據稱,江南會的會員均有一張隻能使用一次的“江南令”,若遇非常難事,隻要發出此令,8位發起人無論身處何地,均會親自趕來或委托實力人物在相應的範圍內出手相助,這等於給了一道“免死金牌”,頗有江湖氣息。
2008年,名聲響當當的香港馬會會所也終於沉不住氣,借著北京奧運會的東風,把唯一一家分店開在了北京金寶街。有趣的是,金寶街的所有者香港女富商陳麗華正是長安俱樂部的創立者。
與此同時,幾年之間各色會所紛紛拔地而起。由於創建目的和創建人的不同,也從某種程度上極大地擴大了會所的外延。比如以高端人群的某項特殊愛好而興建的高爾夫俱樂部、紅酒俱樂部;還有高端別墅、樓盤為配合地產而打造的諸如名流會觀湖國際俱樂部、貢院六號藍寶石餐廳一類的私人會所;當然,還有像道樂蒙恩(北京)國際俱樂部這樣的“超高級澡堂”;另外一類,則是以會所之名昭告天下,但並不實行會員製度,任何人隻要消費得起便可以來用餐、宴客,比如蘭Club、九朝會等等。
新貴們簇擁著新會所,與從前富人們喜歡去會所裏“攀高枝”的心態不同,如今的新貴們不但有資產,也有資曆,各人有各人的驕傲和趣味,也樂得在同一會所中和諧共處,並不以攀比炫富為榮。與會員一樣,私人會所經曆了從“暴發戶”到“上流社會”的演變,不但不在裝潢上鑲金戴銀,服務也更加去功利化,開始注重菜品等實在事。是的,會所的管理者和我們一樣也明白了一個道理:有錢的人錢多,人卻不傻,反而精明得厲害,他們的錢比想象中難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