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鳳凰周刊》2010年第17期報道，畢生堅持寫日記的蔣介石，給中國，也給世界留下了極其豐富翔實、獨一無二的珍貴史料。《蔣介石日記》將最早今年年底在台灣出版，複旦大學也正在積極爭取大陸版的出版。而蔣介石日記的原稿，已由蔣介石日記連帶蔣經國日記的保存者蔣方智怡(蔣經國三子蔣孝勇之妻)，考慮到“保存管理的能力以及學術環境的公正與否”，於2005年初，將之交付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保存，暫存50年。
細細回味，這樣的情況真叫中國人汗顏。我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我是從蔣介石這個人物及其日記的曆史地位、研究價值方麵說這樣的話的。
蔣介石是哪國人？是什麽樣的人？當然是中國人，而且是不一般的中國人。他是中國國民黨的已故領袖，也是當年中國領導抗日戰爭的中堅力量，是曾經的中華民國總統。這樣一個曆史人物留下的日記，放在哪裏最有意義？放在哪裏最有研究價值？什麽地方的人會對他最感興趣，最想研究？放在哪裏最有利於曆史研究？當然都是中國。那不遠萬裏、風塵仆仆、耗資不菲的第一批趕赴胡佛研究所但對之不能拍照隻能手抄的中國社科院教授、民國史專家楊天石先生，以及來自台灣的一些研究者，應該對此最有體會。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本來都應該能給蔣介石日記手稿留個最安全的地方，作出最有意義的保存的。
然而遺憾的是，蔣方智怡女士衡量了“保存管理的能力以及學術環境的公正與否”之後，將日記手稿選擇了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存放。我等遺憾之餘，又不能不佩服蔣方智怡女士選擇的明智。
作為蔣家後代，對日記的最大願望是什麽呢？是日記能安全完整保存，公正對待，並能體現日記的最大曆史價值。
蔣介石出生於浙江奉化，大陸是蔣介石的根。按中國人葉落歸根的傳統，蔣先生及其日記手稿等遺物的最好歸宿應該是大陸。大陸這邊的“保存管理能力”應該也不差，領導人寫過的一塊黑板字，都會想方設法不計代價打算作“文物”保存下去，一具屍體都能保存“鮮活麵容”三十幾年了。日記手稿的保存應該比之方便得多。但是，蔣家後人敢將日記放在大陸麽？時至今日，“蔣介石”三個字在大陸這邊，仍然是意識形態化了的負麵符號。大陸這邊的諸多曆史記述基本還是 “勝王敗寇”的曆史，蔣介石的著作從未曾公開出版過。其實豈止“蔣介石”？大陸這邊1949年後自己的既有曆史，至今還有諸多“敏#感”區域。巴金老人建議建個“文革”紀念館，獲得輿論熱烈支持，但最終沒有下文。很多曆史檔案早過了解密期卻仍是“國家機密”就是不予解密。很多曆史痕跡，有人都恨不得完全抹去呢。前執政黨總書記的談話記錄、前新聞出版署署長的著作都不能正常出版，前總理的日記都不能出版。這樣的環境，不用說蔣家後人，就是一般大陸人，都不會相信，大陸這邊會有什麽地方可以有“公正的學術環境”以存放蔣介石日記。
那麽，蔣家後人敢將日記放在台灣嗎？曆經一係列重要變革，如今已進入民主憲政、政黨輪替時代的台灣，學術環境當然比過去要開放、寬容，也公正得多了。這固然是台灣的進步，但台灣也有一些人士，因此而巴不得將蔣介石徹底打入另冊“去蔣化”、“去中國化”，以謀取政治利益。台北中正紀念堂牌匾被拆不就讓人記憶猶新？
如此看來，確實隻有美國才是當前蔣介石日記的最佳存放地了。但是，自己國家自己民族的曆史記錄，要靠美國人才能尋求公正，保持公正，這難道不足以讓這個國家的人們汗顏？
真誠、坦蕩地直麵自己的既有曆史，直麵曆史每一個客觀真實的組成部分，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成熟理性的重要標誌。
中國人要學會誠實坦然麵對自己的曆史，麵對自己的曆史人物，真正尊重、愛護自己的曆史文化，還要很長一段路要走。
這也不能不令人想到敦煌文物的保存，當年被斯坦因等西方“探險者”“掠奪者”“不擇手段”運到西方的文物，絕大多數在各大博物館保存得好好的，而留在中國的敦煌文物，卻因戰火、盜賊、貪官燒的燒、偷的偷、吞的吞、毀的毀、丟的丟。如果說，敦煌文物的遭遇體現的是一個民族的短視和功利，那麽蔣介石日記的遭遇則體現了權力者的狹隘與自私。
蔣介石日記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是暫存50年。50年後，大陸或台灣能以“學術環境的公正”迎回蔣介石日記，並在某一處存放並公開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