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暖的陽光
為什麽流浪，為了會飛的夢，和陽光下你溫暖的笑顏。。。。。。
■威廉.施密德[德]黃霄翎(譯)
關於作者
威廉·施密德1953年出生於德國比倫豪森，是一位哲學教授，同時還在瑞士的一所醫院擔任哲學心靈撫慰師。本文摘自他撰寫的《幸福》一書。該書去年在德國出版，雖然隻是薄薄的一小冊，卻引發了廣泛的關注，關於幸福的討論甚至成為一個社會話題。據悉，上海譯文出版社已購得《幸福》中文版權，將於2012年年初翻譯出版。
好運
第一種幸福是人生不斷發生的“好運”，即正巧獲得向往的東西或是有利的結局。現代德語泛指“幸福”的“Glück”一詞源於中古高地德語的“運（gelücke）”。“運”在中世紀指某個巧合，不過原意不單指好的，也指壞的巧合。古希臘和古羅馬人把這種包括雙重含義的“運”敬為神明，希臘文叫 “T倀chē”，拉丁文叫“Fortuna”，法語和英語裏演變成了“fortune”。後來這種“運”逐步演變，直到現代社會才完全變成單指好的、人所向往的巧合和機緣，隻留下了正麵含義。祝某人走“運”就是祝其得到好的巧合，“這回你又走運了”等於說“這回的巧合對你有利”。如果在結果不利甚至很糟時說這話，就是指巧合沒有更糟真是走“運”，是“不幸中之大幸”。最糟糕的情況裏都蘊含著正麵因素。
一個人的出生或許就是巧合，正如此後經曆的眾多事情。這些幸與不幸的巧合有否“意義”，是否預設，答案至今未能找到，估計將來也不會出現。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嗎？那麽誰來定這個“命”呢？畢竟，無論幸與不幸，各種巧合常常呈現驚人的規律，儼然在依照某個計劃進行。比如一兩樁幸事仿佛會產生一種動力，往往引來更多的好事。反之，一次不走運，就會接二連三地“招來晦氣”，似乎巧合的發生遵循一種“秋千規律”，一個巧合輕輕一推，人生就像蕩秋千一般順勢上下，使當事人每回都以為會一直這樣下去。
“好運”最大的特點是可遇而不可求，可求的隻是世人的應對態度：我們既可以開放自己，接受一次相遇、一段經曆和一個信息，也可以把自己封閉起來；既可以在自己的內心或是生活的外界條件上布好羅網等待巧合來投，也可以築好銅牆鐵壁，讓巧合一一跌落。世人真的可以封閉自己，不讓自己遭遇任何不好的巧合嗎？17世紀法國哲學家布萊茲·帕斯卡爾就曾說過：“世上所有不幸均因人不待在自己家中。”而另一個選擇是開放自己，主動地關注、敏銳地感覺到並抓住有利時機，加之平時為迎接良機做足準備。舉一英語格言為例：“好運等於機遇加準備。”準備就緒了，就隻需等待機遇的耐心和當機遇不來或不如意時的堅忍態度。
這種開放態度似乎有助於促使好運到來：好運愛去歡迎它的地方，不願聽到說它“來得不是時候”的怨言。好運仿佛也有生命，能準確地感知哪裏期待它，哪裏嫌棄它。我們不妨對好運采取攻勢，撓撓它的癢癢，即使求不到，也要給它一個機會：希望遇到某人、經曆某事或是得到某個信息的人不妨把心願與人分享，比如跟網友聊聊，心想事成的概率會比把希望深鎖心中大幅上升。
從不摸彩的人自然永無機會中獎，不過即便一舉中了大獎，也遠不意味著真能用好它：一次意外的好運不會自動使生活變得更加美好，因為好運雖然可以改善生活的外在條件，卻會削弱我們內心改善生活的意誌。因此時間可能最終證明一次好運竟是厄運，而厄運或許倒是好運。不管怎麽樣，對於新時代的人來說，比好運更為重要的是第二種幸福。
快樂
新時代人具體追求的幸福大的包括生活安定、身體健康、心情愉快、事業有成、情趣豐富、興致勃勃。也就是說：一切公認的好事。重點追求的是“快樂”，萬一出現“不快”，就要盡快擺脫這種討厭的幹擾。
“快樂”，英語叫“happiness”，法語叫“bonheur”。而德語中卻隻有一個名詞“Glück”泛指各種幸福。語匯豐富、詞意精準的德語突然吝嗇至此，從中我們可以推斷出曆史上德國人對幸福的漠然態度：人生第一要務曆來是責任而非幸福。希臘文的“makariótes”和拉丁文的“felicitas”兩詞似乎已含有這種快樂的幸福之義，而新時代的“幸福”這個概念幾乎純指快樂。
其實新時代人大多不知不覺地追隨1690年首次由英國經驗論代表約翰·洛克對幸福所下的一個定義。該定義的出發點是人天生“趨樂避苦”，而幸福就是“至樂”（《人類理解論》第2章，第21條，第42句）。到了啟蒙主義的18世紀，掀起了關於幸福觀的大討論，出現了一門旨在批量生產快樂的幸福學。1751年開始編纂的法國《百科全書》中，關於“幸福”的詞條中提出了一個問題：人是否生來就有“權”過上自己設想的幸福生活？事實上，首次提出“追求幸福權”（後世往往將其簡化為“幸福權”）的是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英國功利主義創始人傑裏米·邊沁具體描述了幸福的含義。《偶像的黃昏》一書中，尼采在“格言與箭”這一章節的第12條，不無譏諷地寫道：“人並不孜孜以求幸福，隻有英國人才這麽做。”估計就是指邊沁。在法國大革命爆發的1789年出版的《道德與立法原則導論》中，邊沁寫道，幸福是至樂加痛苦極小化甚至毫無痛苦。
幾乎沒有哪種哲學觀點像這種現代幸福觀一樣受到如此普遍的認可。若是沒有對這種特定的幸福的追求，根本無法想象會有現代的享樂社會。希望享樂、不願受苦本身並沒有什麽不好，問題是這種快樂的幸福永遠是短暫的。它總是隻持續一段時間，給你一段“好時光”，幾個快樂時刻。你可以迎接它，也可以親手準備這些時光。這是你去找就能找到的時刻，是你希望“停留”下來的美好時刻。這種幸福可以“定製”，如果它自己不來的話，可以做許多事來促成這種幸福。積累一點經驗以後就能知道它的“配方”，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把它“製造”出來。這種“幸福一刻”是享用一杯香甜的咖啡，是整晚在影院欣賞精彩的電影，是與愛侶和知己促膝談心時，對方真誠懇切、讓你感到舒心無比的傾聽，是按摩、桑拿、SPA等休閑娛樂，是所享用的美味巧克力中，可可的比例越高越好。另外還有新挑戰、新知識、新體驗、新道路、新環境和新工作等等一切能帶來新刺激的事物；還加上對所有這些美好時刻的期待、向往和渴求，它們常常帶來比享樂本身更大、更長久的幸福。
神經生物學家可以測出這種幸福的水平：內啡肽，人體分泌的一種化學物質，如同普通藥物一般，能引起一些作用，但無需花錢。不過，但凡是藥，就有藥的問題：頻繁使用會削弱藥效，隻好不斷提高劑量，而使用過於頻繁就會上癮。血清素、多巴胺等各種“幸福荷爾蒙”不斷射入人腦中的各個“犒賞中樞”，促進神經細胞之間的交流。從事幸福研究的學者從中得出結論：幸福就是腦中的化學物質對勁，我們平時說“營造幸福”主要是指營造優越愉快的生活狀況。可以因為做成某件事、榮獲某項成就而快樂。如果事先經曆了一番辛苦，快樂就更大，若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大功告成，因為缺乏對比體驗，快樂便會縮水。持之以恒的苦練和苦行僧式的努力讓人更容易獲得快樂，因為反複苦練使各人在各自的“幸運領域”越做越好，最終達到完美：完美地烹飪，完美地做愛，完美地從事某項工作，帶來深刻的滿足感，使人獲得長時間的幸福。
這種幸福無疑很有價值，不但有必要利用，而且應該充分利用。但是，要掌握一種哲學式的生活藝術：這種藝術防止你把生活等同於快樂，及時提醒你，生活中還有其他時候，不是每時每刻都能歡天喜地，身體和心理上毫無痛苦是無法實現的。快樂達到極致後又會如何？其實我們每天都能體會到：佳肴可口，連吃三份之後就感到難受了；美酒甘甜，快樂卻不會隨著杯數增加；話語投機，總有談興闌珊的時候。剛剛看來還是極為有趣的東西倏然失卻了魅力。快樂極致化的效果似乎並不好，因為接踵而來的是極大的不快。流行音樂巨星羅比·威廉姆斯喝特濃咖啡感覺特“爽”，為了一直保持這種超爽的感覺，他最後發展到每天要喝36杯，不得不向專業人士求助。持續狂喜的結果必定是精疲力竭。因此我們要做的不是“極致化”，達到最高的程度，而是“優化”，找到最合適的“度”。每件事都有一個“度”，不過對於不同的人，這個“度”也各不相同，隻有經過反複嚐試、糾正錯誤之後才能找到。持續的快樂不值得追求，而且似乎對持續快樂的追求甚至會導致人的不幸，因為快樂這種東西就是短暫：吃喝之樂、床笫之樂是一個個美好時刻，是一種酣暢淋漓的至樂，但是不持久，快樂的本性就是如此。
那麽美好時刻之後的時候、之間的時候怎麽辦呢？新時代人沒有為這些時候做好準備，他們沒想過會有這種“蕭條”的時候，他們難以接受這種快樂暫停的、單調的、灰色的、日常的時間。他們覺得生活就該是一場熱熱鬧鬧的大戲，尤其是美人、富人和名人，儼然包下了持久的快樂，其實他們做不到。於是，很多人練就了一身在人前盡量掩飾這種“蕭條期”的本事。他們不把這種時候當作生活合理的組成部分來接受，他們也不相信人生就是需要不時地休養生息，而是趕緊尋找新刺激和新樂子，為此他們提高藥物劑量，甚至製造痛苦來作樂，並親手將痛苦加諸自身，隻要這種痛苦能讓自己“爽”一下，分泌些許內啡肽。萬一一切都不奏效，那活著就“沒意思”了。要安然接受生活的平常期，的確不是易事。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承認這些平常的時候有權存在，然後相應地創造出一種應對它們的藝術來。
快樂的問題在於：越想過“好日子”，就越難接受“壞”現實。做了樂事後自動產生的期望是永遠無法滿足的，因為會期望再有同樣的體驗，但是同樣的體驗永遠不會再有，因為世上就是沒有一模一樣的事物。同樣的飲食？同樣的夜晚？其實它們從來都不一樣。
快樂的另一個問題是想把痛苦盡量減少甚至消滅痛苦：痛苦根本就不該有，應該從人生中消失。但徹底消除痛苦的努力不僅會導致快樂的對比體驗缺失，而且會讓人生迷失方向。痛苦對於生活至關重要，也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新時代人利用科技手段做了種種努力，卻至今未能徹底戰勝痛苦。痛苦就像針刺，迫使人不斷反省自己的生活；痛苦令人不安，而不安能讓人打起精神重新上路。遺憾的是，快樂無法做到這一點，能做到這一點的隻有苦難造成的壓力。人的肉體、心靈和精神能夠感到痛苦，除此之外，人身上還有一樣東西似乎也長了敏感的神經，也能感受到痛苦，這就是錢包。一定要有一樣東西疼，讓人不安。不僅單個的人如此，整個人類社會亦然。比如，快樂的新時代人早就有條件學習了解生態環境，並調整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技術發展方向以保護環境，而事實卻是，直到環境遭受的破壞開始反過來危害人類生活，世人才如夢方醒。
生活中有高潮有低穀，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這個道理新時代人也懂，但是在他們眼裏，隻有高潮有權存在，而低穀則麵臨新時代最嚴厲的懲罰，應該取消和擯棄。若是恐懼、悲傷、沮喪等造成低穀的緣由無法祛除，新時代人就認為必須竭盡全力走出低穀，而且越快越好，因此不妨借助速效藥品。新時代人認為不快樂是一種病，所謂“快感缺乏症”，必須想方設法治愈，否則就有死亡的危險，主要是社交死亡，因為沒人願意跟“興致不高”的人來往。也許正是這種幸福觀導致世人不幸甚至患病。患病不僅可能源於內因或外因，或許也是源於某些給生活製定了過高標準的概念。標準定得過高，用之來衡量生活，生活別無選擇，隻能失敗。這種新時代幸福觀正是這樣一個把人一步步逼入不幸的概念，幸而幸福觀並非隻此一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