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涵平：《曼哈頓》感言

彼岸文心盛，滄海有遺珠

——《曼哈頓的中國村》重版感言               

作者：陳涵平

第一次讀到嬰子(原名哈若英)的長篇小說《曼哈頓的中國村》，應該是2002年底。那時候，我的博士論文選題“北美新華文文學的文化進程研究”，剛剛通過導師組的審議並獲得 認可，隨後我就迅速開始了搜集北美華文文學作品的工作。當年12月的一天，我在廣州的中山圖書館看到了《曼哈頓的中國村》，借回細閱，竟然難以釋手。一口 氣讀完後，深覺此書不可囫圇對待，便將它整個複印下來，留待以後細細品嚐。不過，在後來的研究過程中，我頗為遺憾地發現，這樣一部海外華人寫作的優秀長篇 小說，雖然在國內出版，讀者甚眾（從現在重版即可知此），卻沒有引起國內評論界的多少關注。因為我從網上進行搜索，幾乎沒有發現一篇評論這部作品的文章， 確實令我頓生“滄海遺珠”之憾。

後來細細一想，也知事出有因。一是在此書出版的1990 年代中期，國內對北美華文文學的研究剛剛起步，加之資訊和距離的雙重阻隔，研究者們還來不及對北美這一區域的所有華文作家們予以關注；二是此書作者嬰子 “半路出家”闖進文壇，名頭並不響亮，不像嚴歌苓、盧新華等輩，出國前就已在文學界賺得名聲；三是此書出版時沒有像某些海外華文作品一樣來一番亮麗的包裝 和熱鬧的炒作，而是悄然麵世，如處子般靜默，因而在世紀末浮躁而功利的世風中，難以獲得媒介的垂青；四是作者把寫小說僅看作生活的一種調節，而不是一種刻 意的追求，興之所至便揮灑成篇，意興闌珊則輟筆不繼，因而也就沒有規模效應，不像嚴歌苓、張翎等海外作家有接二連三的作品問世。

好在作品的生命是由時間和讀者延續的。這部小說出版將近十年後，讀者依然沒有忘卻它。此次重版就是在許多讀者的要求下開始籌劃和實施的，而且我便是這許多讀者中的一個。2004 年6月，我的博士論文答辯順利通過，以此為標誌，我真正深愛上了海外華文文學。我不僅感覺到這一文學融進了我的學術生命，而且發現在某種程度上它還改變了 我的生活。因為在獲得博士學位後的一年多時間裏，這種文學還在牽引著我，讓我帶著一種更為輕鬆舒緩的心情和一種“反芻”的心態，重新閱讀我收集的80多部 北美華文作家寫作的長篇小說，並且沉醉其中，與作品裏那些打拚在異域的同胞們一起喜怒哀樂，一起衰榮乖順。人到中年而且作為男性，我已經不易動情，但這些 作品卻讓我產生了許多歡笑、許多淚水。《曼哈頓的中國村》就是這樣的作品之一。

這部小說最先吸引我的是幽默風趣而又極其生活化的語言。 隨手摘出一段：“對苛月來講，最大的收獲是發現了老公一大出色，以前隻聽說他會讀書還是個挑大糞的，這一年暗招全使出來了，還是個木匠、砌匠、油漆匠外加 電工。她就責怪他這個人，怎麽不早露臉讓我愛呢？也省得吵了這兩年架。這一說，老公還真成人物似地教訓起她來了，千錯萬錯全是他媳婦的錯。‘感情是我當初 有眼不識泰山？’苛月瞪著眼睛衝她老公喊，他還越上勁了，說：‘別開你那張嘴，就說那大眼珠子一瞪起來，是人還不給嚇回去幾步？要不是我當初去及時解決你 的困難，你這一大姑娘家的，放在家裏可怎麽辦啊！’他帶著濃重的山東鄉下口音。苛月想，這臭東西，講話從來不知羞恥、不知天高地厚。謝天謝地，我兒生下來 白白淨淨、亮亮光光、忽閃閃的一雙大眼睛，解了他娘心頭之憂。這若隨了他爹，眼鏡脫了還能上街嗎？吵歸吵，居家過日子的活，誰也少不了幹。老熊這一出門， 兩口子小別一段，都還牽腸掛肚丟魂少魄的樣子，沒一天不打電話來。隻是話一上口，就有不像話了，罵得燃情燃火的，可誰說不是一種風情呢？”這樣充滿著機 趣、閃爍著靈氣、洋溢著煙火味的語言在書中比比皆是，總讓人忍俊不禁，而又感覺親切自然。

而一旦進入書中世界，那一個個豐滿生動的人物又開始讓你 牽腸掛肚。熱情能幹、心直口快的苛月，樂觀豪爽、遇事沉穩的老熊，文靜內秀、通情達理的安怡，熱情奔放、細膩多情的高洋、還有堅忍木訥的一鳴、單純聰穎的 仁奇，即使是著墨不多的次要人物，如勤勞土氣、愛管閑事的唐大媽，心事重重、醫術高明的杭大夫，儒雅慈愛、極有主見的林媽媽，都是那麽有血有肉，活靈活 現。這些人物似乎就在我的身邊，伸手可觸，讓人為他們的命運牽掛，為他們的苦樂動情。試看這一情節：高洋千裏迢迢從曼哈頓趕去聖路易斯求學，在眾多競爭者 之中，她是這樣向係主任陳述的：“‘我愛聖路易斯，我的一個女兒不久前埋葬在這裏。’老教授一聽，似乎深為觸動，他給高洋倒了一杯咖啡，等待她繼續說下 去。‘一次偶然的不幸，使我失去了她，她才剛剛十六周。我非常想念她，愛她，我希望能在這兒多陪陪她。我渴望當我想她的時候，我可以在她的墓前送上一束鮮 花，告訴她，媽媽就在這兒，我愛你！’高洋哭了，老教授的眼睛也濕潤了。”看到這樣的情節，我的淚水也奪眶而出。

然而，作為海外華文文學作品，《曼哈頓的中國村》除了具 有上述多方麵的成功之外，它的豐富的文化內涵尤其值得品味。因為作為跨國移民寫就的作品，其所表現的不同文化背景以及因此而導致的特定人物的生存境遇，才 是最能展現此類作品特色的意蘊之所在。盡管《曼》這部小說沒有刻意在此多費功夫，但作為新移民的作者又何嚐能擺脫這種經曆的糾纏。接觸了海外華文文學好幾 年，我敢說這是一部文化意蘊較為深厚的作品。這裏我隻談感觸較深的一點。

小說題名為《曼哈頓的中國村》，這其實是一個值得玩味的題目。“曼哈頓”是美國中部堪薩斯州的一個小城，是沉澱著典型的美國文化的地方。而在20 世紀九十年代，這裏一下子來了許多中國人，中國人聚居在一起，就構成了“中國村”。在這一獨特的環境裏，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曼哈頓”是主，“中國村”是 賓；“曼哈頓”屬靜，“中國村”趨動；“曼哈頓”是強勢的西方文化的象征，“中國村”是弱勢的東方文化的代表；弱勢的“中國村”建在強勢的“曼哈頓”裏， 其生存境況會是什麽樣子？

記得美國後現代主義理論家弗•傑姆遜在其著作《後現代主 義與文化理論》中說過：“文學是一個民族命運的寓言——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個人和力比多趨力的本文，總是以一種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 種政治：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衝擊的寓言。”傑姆遜的觀點可以說是中肯之論，因為“曼哈頓”的“中國村”的命運再一次為 他提供了印證。

小說裏的留學生們不遠萬裏、跨越大洋、來到美國，在這塊 人生地不熟的新大陸，留學生首先依靠的就是先期到達的同胞，“親不親，故鄉人”的傳統觀念依然產生著強大的影響。然而，當他們在異國的土地上重新聚居的時 候，生存境遇的突變、異質文化的衝擊時刻都在動搖著村落的親和力和凝聚力，從而演繹出了“相聚——衝突——離散”的悲情三部曲。

小說著力描寫了“中國村”裏四個家庭的悲歡離合。故事開 始的時候，苛月與老熊這一家先從加拿大來到了曼哈頓，隨後他們接來了一鳴的太太高洋和建法的太太安怡，一段時間後仁奇也回國娶來了太太。四個家庭在一起， 開始時倒也相互依靠、相互幫助。可是不久，家家“那本難念的經”都出了問題：建法因長時間的拿不到學位、找不到工作，心灰意懶，竟皈依了宗教，失望中的安 怡隻好與他分居；一鳴在極為沉重的學業和工作壓力下，情感麻木甚至扭曲，以致妻子高洋投入了美國小夥薩姆的懷抱；仁奇歡天喜地從國內娶回一個美麗的太太， 可是剛剛度完蜜月，太太就跟有錢人跑了；倒是苛月與老熊恩恩愛愛，可是“中國村”裏的同胞們老是來“叨擾”他們，說三道四、評長論短，他們忍受不了這種自 私和偏狹，毅然再度遷徙。在小說的結尾，四個家庭全部離開了曼哈頓，“中國村”不複存在。

毫無疑問，四個家庭的命運是那一代留學生命運的真實寫 照，我也從不懷疑裏麵蘊藏著作者自己的坎坷經曆。但是，正如傑姆遜所言，在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的文化撞擊中，個人的命運其實也是民族的寓言。也就是說，在 這部小說中，“曼哈頓”和“中國村”其實也是一種文化符號，“中國村”與“曼哈頓”的交融，意味著中西兩種異質文化的交匯與碰撞。但是，在20 世紀九十年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事實上是不平等的。西方文化處於強勢地位，基本上霸占了交流的話語權；而中國文化則處於弱勢位置，明顯地犯有“失語症”。正 如上麵四個家庭，來到了“曼哈頓”之後，由於文化的差異、語言的不通、物質的貧乏、生存的困境，凡此種種從本土帶來的先天性缺憾，使得“中國村”無法成為 新生活的樂土，而是在“強勢他者”的重壓下逐漸解體。本土文化在這裏發生了斷裂：建法向宗教的臣服那是信仰的斷裂，高洋向薩姆的投奔那是情感的斷裂，仁奇 太太的蜜月失蹤那是道德的斷裂，老熊對同胞的拒斥那是傳統的斷裂。上述種種斷裂最終累成了“中國村”不可避免的流散結局，而這一過程恰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 代中國向世界開放時所遭遇的文化命運的縮影。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曼哈頓的中國村》透現出非同一般的文化價值。

現在，這部既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的 作品得以重版，毫無疑問，它將獲得更多的讀者。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化時代，人文對文學的期待更添了一層多元文化的訴求，而海外華文文學也因此越來越受到人 們的關注。我深信，當讀者手捧新出的《曼哈頓的中國村》時，他們應該有這樣一種感覺：一個普普通通的新移民出手就有這樣不凡的佳作，我們還有理由漠視這位 作者身處其中的海外華人創作群體嗎？

2005-9-28

陳涵平(廣東教育學院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