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史上著名公案 —巴爾的摩事件 by 方舟子

科學史上著名公案——巴爾的摩事件

 				
·方舟子·

 				
（上）

   
巴爾的摩事件稱得上是美國科學史上影響最大的學術不端事件，它使得科學

界的學術不端現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廣泛關注，美國衛生與人類服務部為此成立

了專門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的辦公室。而該案件在反複折騰了10年之後才有官方定

論，但科學界許多人卻認為官方結論不能令人滿意，是是非非至今沒有平息。這

個事件其實應該稱為伊馬尼希－卡裏事件：大衛·巴爾的摩並未被指控有學術不

端行為，受指控的是其合作者特蕾莎·伊馬尼希－卡裏。但是由於做為諾貝爾獎

獲得者的巴爾的摩在伊馬尼希－卡裏受到政府調查時，站出來激烈地為她辯護，

一時成為輿論的焦點，因此喧賓奪主，這一事件通常也就被冠以他的名字。

    巴爾的摩在1975年由於發現反轉錄現象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當時

他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巴爾的摩的社會活動能量極大，在1982年從慈善家埃

德溫·懷特海德那裏獲得一億多美元的讚助，成立隸屬麻省理工學院的懷特海德

研究所，並擔任首任所長。巴爾的摩很快就把懷特海德研究所變成了主導分子生

物學研究的著名機構。

    相反地，伊馬尼希－卡裏則沒有什麽名氣。她是日本裔巴西人，根據其申請

美國衛生研究院科研資金時提交的簡曆（如果提交的簡曆有假，將負刑事責任），

她於1968年從巴西聖保羅大學獲得生物學學士學位，1970年從日本京都大學獲得

發育生物學碩士學位，之後到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攻讀博士，於1974年獲得免疫學

博士學位。但是據京都大學校方在1995年向美國衛生與人類服務部科研誠信辦公

室出具的說明，京都大學從未授予伊馬尼希－卡裏碩士學位，事實上，京都大學

沒有伊馬尼希－卡裏曾經在該校學習或工作的記錄。伊馬尼希－卡裏為什麽要聲

稱自己有碩士學位呢？原來，赫爾辛基大學和某些歐洲大學一樣，隻有有碩士學

位的人才能去讀博士。伊馬尼希－卡裏當時為了能讀博士偽造了學曆，此後就一

直把那個假學位當真了。

    博士畢業後，伊馬尼希－卡裏到德國科隆大學遺傳研究所工作了幾年。1981

年，她到麻省理工學院癌症中心擔任助理教授，繼續從事免疫學研究。此時轉基

因技術剛剛發明，巴爾的摩實驗室就掌握了這一技術，並將它用於研究免疫學問

題，由此開始了與伊馬尼希－卡裏的合作：巴爾的摩實驗室製造轉基因老鼠，而

伊馬尼希－卡裏實驗室則從事血清學實驗，研究這些轉基因老鼠的免疫係統發生

了什麽變化。後來引起爭議的是1986年4月25日兩個實驗室聯合發表在《細胞》

雜誌上的一篇論文（以下簡稱《細胞》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們把一段外源

抗體基因轉入小鼠中，發現它改變了小鼠抗體的組成，新的抗體具有與外源抗體

一樣的特異性，但是總體構造則是小鼠原有抗體（也就是內源抗體）的。這就表

明外源抗體基因片段和內源抗體基因之間發生了相互作用。為什麽免疫係統能夠

產生各式各樣的抗體針對不同的抗原呢？當時有人猜想這是由於不同抗體基因之

間以及抗體基因與蛋白質之間能夠互相反應、相互調節，構成了一個複雜的內在

網絡相互作用。這篇論文似乎首次為這個“網絡假說”提供了證據，如果能夠成

立，將會是一個重大發現。

    伊馬尼希－卡裏據說在1985年之前就獲得了這些重要結果。1985年年初，麻

省理工學院癌症中心的5家實驗室聯合向國家癌症研究所申請資助，伊馬尼希－

卡裏在申請報告中即提及了這些發現。但是國家癌症研究所卻不買帳。國家癌症

研究所資金審閱委員會在實地做了考察之後，於當年夏天拒絕了伊馬尼希－卡裏

的資金申請。這麽一來，伊馬尼希－卡裏無法在麻省理工學院立足，需要另謀生

路。在塔夫茨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同在波士頓）醫學院教授亨利·沃提斯的幫

助下，伊馬尼希－卡裏改到該校擔任助理教授。就在這段過渡時期，《細胞》論

文發表了。

    但是在這篇論文發表不到兩周，就有人懷疑它的真實性。這個人不是外人，

而是伊馬尼希－卡裏實驗室的一名博士後瑪格特·歐圖爾。歐圖爾於1979年在塔

夫茨大學醫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導師正是沃提斯。之後歐圖爾在費城附近一家癌

症研究中心做博士後研究，研究做得並不順利，但也不像伊馬尼希－卡裏的支持

者後來說的那樣是個一篇論文都做不出來的老博士後——根據我的檢索，歐圖爾

在這段時間至少發表過2篇第一作者的論文。1984年底，她的丈夫獲得塔夫茨大

學助理教授職務，她也跟著搬回波士頓。1985年3月，在沃提斯家舉行的聚會上，

歐圖爾首次遇到伊馬尼希－卡裏。伊馬尼希－卡裏向歐圖爾介紹了她的重大發現，

有一名博士後將在6月份離開，歐圖爾是否願意去補這個空缺，對這個發現做進

一步的研究呢？歐圖爾高興地答應了下來，獲得了一年的研究資助，於6月份去

報道。在牟瑪·裏斯布（《細胞》論文的第二作者）的協助下，歐圖爾於當年秋

天獲得了初步實驗結果，是支持伊馬尼希－卡裏的發現的。伊馬尼希－卡裏催促

她趕快寫成論文發表，並在1985年12月送交的《細胞》論文中提及這個未發表的

結果。但是令歐圖爾苦惱的是，此後她一個人做實驗，就再也重複不出該結果。

歐圖爾拒絕發表這一無法重複的結果，伊馬尼希－卡裏對她大發雷霆，斥責她太

無能。歐圖爾要求看裏斯布的原始數據，但伊馬尼希－卡裏沒有給她。歐圖爾無

法再把實驗做下去了。此時是1986年3月，歐圖爾的研究資助還有3個月才結束，

伊馬尼希－卡裏便讓她去養老鼠打發剩下的時間。

    伊馬尼希－卡裏以後將會後悔她做出的這個安排。1986年5月7日上午，在麻

省理工學院一座大樓的地下室養老鼠的歐圖爾需要查一下某隻老鼠的譜係，找來

記載伊馬尼希－卡裏實驗室養的老鼠的譜係的記錄本。記錄本是活頁的，在翻查

老鼠記錄時，歐圖爾意外地發現裏麵夾雜了17頁血清學實驗數據。從這些數據看，

在歐圖爾之前，實驗室已經有人（可能是伊馬尼希－卡裏或裏斯布）做過了伊馬

尼希－卡裏要歐圖爾做的實驗，而且也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看來歐圖爾並不是

那麽無能。這些數據記錄還包括了12天前發表的《細胞》論文中報告的實驗結果，

但是與《細胞》論文報告的卻不一致。例如，《細胞》論文聲稱產生抗體的細胞

用兩個關鍵實驗步驟做了處理，但數據記錄表明並沒有。《細胞》論文又聲稱這

些細胞產生的抗體大部分都不是轉基因的抗體，但是數據表明結果恰恰相反，大

部分都是轉基因的抗體。

    是有人故意歪曲了原始數據，還是犯下了“誠實的錯誤”？歐圖爾此時並不

想指控有人造假，隻是認為《細胞》論文中的錯誤應該得到糾正或撤回論文。她

複印了這17頁數據，兩天後，她到塔夫茨大學醫學院找到她認識的一名研究免疫

學的教授布麗奇特·胡伯，尋求她的意見。胡伯認為此事應該找沃提斯（歐圖爾

的博士導師、把伊馬尼希－卡裏招到塔夫茨大學的人）解決。胡伯、沃提斯和馬

薩諸塞大學教授羅伯特·伍德蘭德找來伊馬尼希－卡裏討論，然後胡伯、沃提斯

又與伊馬尼希－卡裏、歐圖爾舉行了一次會議。這在後來被稱為“塔夫茨大學的

調查”或“沃提斯委員會的調查”。事實上，那不過是個私下的調解，既與塔夫

茨大學無關，也不曾宣布成立調查委員會。塔夫茨大學事先甚至不知道有這麽個

“調查”。參與“調查”的三個人認為歐圖爾與伊馬尼希－卡裏的爭執是由於對

數據的解釋有不同的看法，以及兩人存在個人恩怨，不值得為此對《細胞》論文

做出糾正。

    歐圖爾向沃提斯的上司、塔夫茨大學醫學院病理係主任反映，主任告訴她這

事應該歸麻省理工學院管。歐圖爾找到巴爾的摩，巴爾的摩也告訴她這隻是她和

伊馬尼希－卡裏有不同見解，她可以保留不同意見，但是他不同意她的意見。歐

圖爾找到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學院院長，院長讓癌症中心主任赫曼·埃森處理此事。

埃森要求歐圖爾寫一份詳細的備忘錄。6月（此時歐圖爾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工作

關係已結束），埃森、歐圖爾與巴爾的摩、伊馬尼希－卡裏和《細胞》論文的第

一作者大衛·韋弗舉行會議。埃森後來寫了一份備忘錄向院長報告調查結果。埃

森認為《細胞》論文的確存在錯誤，但是那是個很小的不影響大局的錯誤，不值

得特地向《細胞》投稿更正。巴爾的摩則答應會寫信給所有進行類似研究的人通

報這一錯誤。這個調查後來被稱為“麻省理工學院的調查”或“埃森委員會的調

查”。它的確是由校方指定的調查，但是所謂委員會其實隻有埃森一個人。埃森

被許多人認為是巴爾的摩的敬仰者。

    歐圖爾對這個結果雖然不滿意，但也沒有別的辦法，隻是偶爾會向別人抱怨。

聽過歐圖爾抱怨的人包括伊馬尼希－卡裏原來的一名博士生查爾斯·馬普裏索普。

馬普裏索普在1985年9月獲得博士學位後離開了麻省理工學院，與伊馬尼希－卡

裏處得很不愉快，兩人互相憎恨，吵過架。但是馬普裏索普和歐圖爾關係很好，

兩人保持著聯係。馬普裏索普獲悉歐圖爾的處境後，想起了在1986年4月22日

《紐約時報》上讀到的關於學術造假的報道。從那篇報道，馬普裏索普知道在美

國國家衛生院有兩個研究人員——瓦爾特·斯圖爾特和內德·費德——在私自調

查學術造假案。1986年夏天，馬普裏索普與斯圖爾特和費德聯係，向他們反映伊

馬尼希－卡裏的《細胞》論文存在的問題。當年12月，斯圖爾特和費德給巴爾的

摩和伊馬尼希－卡裏寫信，要求訪問他們的實驗室並查閱實驗記錄，均遭到拒絕。

斯圖爾特和費德這兩位“打假鬥士”並非善罷甘休之輩，他們發表公開聲明，舉

行報告會，給許多人寫信，直指《細胞》論文有假。這件事終於引起了民主黨眾

議員、眾議院能源與商務委員會主席約翰·丁格爾的注意。雪球越滾越大了。

                             （中）

    巴爾的摩決定進行反擊。1987年1月，他主動向美國衛生研究院（NIH）要求

對涉嫌造假的《細胞》論文進行官方調查。一起涉嫌造假的事件的當事人自己要

求官方進行調查，這是沒有先例的。NIH同意了，在當年5月由其外機構研究辦公

室開始調查。經過半年多的初步調查，NIH在1988年1月成立一個由三名免疫學家

組成的委員會審查那篇《細胞》論文的工作，由一家製藥公司的首席科學家約瑟

夫·戴維擔任主席。三名委員中，有兩名與巴爾的摩的關係非同尋常：洛克菲勒

大學的詹姆斯·達尼爾是巴爾的摩的好友，曾經一起編寫過一本教科書；哈佛大

學的弗雷德·阿爾特曾經在巴爾的摩手下做過博士後研究。顯然，這不太可能是

一個公正的委員會，歐圖爾反對這一安排，而巴爾的摩則欣然接受。

    兩個多月後，眾議員丁格爾開始介入此事。丁格爾主持眾議院能源與商務委

員會的監督與調查分會，以調查對政府資金的虛報、濫用、浪費而著稱，曾經因

為揭露國防合同的造假和華爾街公司的腐敗而震驚全美。丁格爾相信政府提供的

科研資金也被濫用了，而NIH沒有能力加以控製。他需要有一個案件來證明這一

點。伊馬尼希－卡裏一案正當其時。

    1988年4月12日，丁格爾舉行第一次有關“NIH資助項目中的欺詐”的國會聽

證會，調查塔夫茨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NIH是如何對待歐圖爾的指控的。歐圖

爾和站在她一邊的人馬——馬普裏索普、斯圖爾特和費德等人都出席作證。馬普

裏索普作證說，他曾經聽到伊馬尼希－卡裏告訴《細胞》論文的第一作者韋弗，

她的實驗出了問題，沒能得到想要的結果——她獲得的實驗結果和後來歐圖爾做

出的是一樣的。

    這也是個一麵倒的聽證會：巴爾的摩、伊馬尼希－卡裏以及塔夫茨大學、麻

省理工學院的人馬都沒有被邀請參加。巴爾的摩極其憤怒。他給幾百名科學家發

去一封信，攻擊丁格爾，宣稱國會對此案的介入完全沒有必要，必須停止。他認

為國會議員們不會關心事實真相，而隻在乎招引公眾的注意和自己的形象，一旦

讓他們插手，事情將變得無法收拾。科學家們紛紛寫信給丁格爾抗議其所作所為。

科學家們的“傲慢”反而激怒了丁格爾。丁格爾向伊馬尼希－卡裏發出傳票，命

令她交出實驗記錄本。伊馬尼希－卡裏拖到7月才交給NIH一大本活頁記錄本。歐

圖爾和其他人在看了該記錄本後，認為其中明顯有假。至此，伊馬尼希－卡裏首

次被指控造假。丁格爾下令財政部特勤處對伊馬尼希－卡裏交出的記錄本用刑偵

手段做鑒定。

    在發現NIH的調查委員會中居然有兩位是巴爾的摩的朋友後，丁格爾宣布該

委員會與當事人之間存在利益衝突，NIH的調查大成問題，必須重來。NIH換掉了

這兩名委員，以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取代，組成新的委員會，仍由戴

維主持。NIH委員會與伊馬尼希－卡裏做過幾次麵談，發現很難和她溝通，因為

她的英語非常糟糕，經常搞不清楚她想要表達什麽意思。如果我們閱讀麵談的記

錄，會覺得她甚至連基本的英語表達能力都不具備。這不能不讓人疑惑，英語水

平如此低下的人，如何能在美國名牌大學當教授？也許，這是對付調查的一種策

略？由於英語溝通出現問題而產生誤會，在後來一再被伊馬尼希－卡裏的支持者

用來做為為她辯護的理由。

    戴維委員會在1988年12月發表調查報告草案，認為《細胞》論文存在重大表

述錯誤和疏忽，令人懷疑其數據和解釋的可靠性，但是沒有證據表明存在有意的

造假。這個結論和麻省理工學院的調查結果相似，不同的是，委員會建議公開糾

正這些錯誤。在報告草案發布之前（11月18日），巴爾的摩、伊馬尼希－卡裏等

人已在《細胞》上發表一封來信糾正其論文中的錯誤，但是委員會認為這一糾正

還沒達到其要求。

    《細胞》論文的作者針對這一報告寫了一篇反駁，不同意其中的一些看法，

但認為這隻是誠實的人對同一事實有不同看法。歐圖爾也對這一報告不滿意，指

出該報告所引用的某些實驗數據當初並不存在。對此，NIH負責人在1989年4月表

示，將重新任命一個委員會調查此案，並解散外機構研究辦公室，新成立“科學

誠信辦公室”專門負責調查學術不端行為。

    丁格爾對NIH的調查結果完全無法接受，認定是巴爾的摩在利用他的勢力左

右調查。丁格爾計劃針對這個案件再舉行一次國會聽證會，這一次他將要求巴爾

的摩出席作證。為了準備這次聽證，巴爾的摩在波士頓和華盛頓都雇了律師當顧

問，並與監督與調查分會中的共和黨議員（丁格爾是民主黨）接觸，試圖爭取他

們。巴爾的摩幾乎成了他所鄙視的政客：他原先的政治立場屬於左派，更傾向於

民主黨。

    這場大戲在1989年5月4日上演。三名來自美國特勤處刑偵服務部的專家出席

作證，報告他們對伊馬尼希－卡裏送交的實驗記錄本的鑒定結果。他們用幾種方

法對實驗記錄紙張、圓珠筆墨、紙帶、打印機墨水等等做了分析，認定實驗記錄

是偽造的。血清學實驗要用到放射性計數器測定放射性同位素的強度，用紙帶打

印出來。伊馬尼希－卡裏聲稱某張紙帶記錄的是她在1985年6月做的實驗，但是

該紙帶上的字體、顏色、墨水都與別人在那個時候獲得的不一樣，更像是在1981

和1982年間的打印機色帶打印的。放射性計數器打印出實驗數據時，會在紙帶邊

緣上打印序列號。在伊馬尼希－卡裏的實驗記錄本上，有兩條貼在一起的紙帶，

她聲稱它們代表了持續兩天的同一個實驗。但是這兩條紙帶上的序列號相距很遠，

表明它們是至少相距三個月的兩個實驗。刑偵專家也對實驗記錄本上的數據做了

統計分析，認為數字分布不符合統計規律，而更像是人為編造的。

    隨後NIH調查委員會主席戴維作證。他認為《細胞》論文中的某些說法並不

是來自實驗數據。例如，在《細胞》論文中，伊馬尼希－卡裏報告做了某個實驗，

而實際上並沒有做。在被問及這算不算不端行為時，戴維承認應該算，隻不過在

報告中委婉地稱之為“嚴重錯誤”。

    萬眾矚目的當然是巴爾的摩的作證。不出所料，聽證會變成了巴爾的摩和丁

格爾兩人針鋒相對的攻擊。巴爾的摩表示，科學家們很擔心這一聽證會對美國科

學產生不良影響，許多人不知道丁格爾想要幹什麽。更讓巴爾的摩不滿的是丁格

爾的調查方式，他認為是典型的先定罪再找證據。巴爾的摩拒絕對刑偵專家出示

的結果做出評價，因為他沒有見到詳細材料。但是丁格爾認為他抓住了巴爾的摩

的把柄。他念了巴爾的摩在1986年9月9日寫給負責麻省理工學院的調查的埃森的

一封機密信件。在信中，巴爾的摩承認伊馬尼希－卡裏造假：“很明顯，證據表

明BET-I抗體的效果並非像論文所描述的那樣。特蕾莎（伊馬尼希－卡裏）對你

說她一直就知道這一點，這很顯然在承認有罪。大衛·韋弗和我都不知道血清有

問題或有不確定性。我不明白，為什麽特蕾莎會選擇使用這些數據並誤導我們兩

人和那些讀這篇論文的人。”在聽證會上，巴爾的摩解釋說，由於伊馬尼希－卡

裏的英語表達能力很差，埃森誤會了她的意思，巴爾的摩是居於錯誤的信息寫的

這封信的，他為此道歉。

    到丁格爾做最後總結時，巴爾的摩忍不住憤怒地打斷他的話，兩人又你一言

我一語吵了起來。一些人認為巴爾的摩滅了丁格爾的威風，非常精彩，另一些人

則認為巴爾的摩是在蠻幹。巴爾的摩那封機密信件對他很不利，而刑偵證據似乎

已很確鑿地證明了伊馬尼希－卡裏造假。巴爾的摩為了替伊馬尼希－卡裏辯護，

宣稱隻要不拿去發表，科學家可以隨便在實驗記錄本上改動原始數據，這更讓許

多科學家齒冷：保證原始數據的真實準確，是科學研究的一項規範。

    伊馬尼希－卡裏也在這次聽證會上作證。她承認自己對待實驗記錄很馬虎，

但是認為自己不至於傻到去造假。對此她有一番煽情的表白：“如果我偽造數據，

那將會誤導科學家，浪費他們寶貴的資源，妨礙他們去努力征服導致我的姐姐死

亡並威脅著我的疾病。”然而，煽情表演隻會給許多科學家留下更糟糕的印象。

哈佛大學教授、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瓦爾特·吉爾伯特本是巴爾的摩的朋友，但

是正是在聽了伊馬尼希－卡裏的這番表白後，改變立場，懷疑她很可能造假。另

一個哈佛大學著名教授、拉斯克醫學研究獎獲得者馬克·普塔什尼原先一直在為

巴爾的摩辯護，現在也認為巴爾的摩在掩蓋真相。他們和幾名哈佛大學分子生物

學家、生物化學家組成一個小組，與歐圖爾麵談，分析《細胞》論文，認定伊馬

尼希－卡裏造假。但更讓他們不滿的是巴爾的摩的所作所為。雖然巴爾的摩本人

沒有造假，但是他試圖利用其地位和影響力來阻撓對案件的調查的做法，讓這些

地位和影響力並不亞於他的著名科學家們無法容忍。用吉爾伯特的話說，“這個

案件更多地是關於正確行為的觀念，而不隻是造假。”此後吉爾伯特通過寫公開

信、作證、接受采訪，公開地譴責巴爾的摩，如此持續了好幾年。

                                  （下）

     1989年秋，美國國家衛生院（NIH）新成立的“科學誠信辦公室”（OSI）

組成委員會，重新啟動對伊馬尼希－卡裏案件的調查。新的委員會除了保留第一

次調查委員會原有的三名委員，另外增加了兩名委員，仍由戴維擔任主席。該委

員會在1991年3月14日完成了調查，寫成調查報告草案。與第一次調查結果不同，

這一次的調查主要根據特勤處對伊馬尼希－卡裏實驗記錄本進行刑偵鑒定的結果，

認定伊馬尼希－卡裏“反複出具虛假和誤導性的信息”，犯下了“嚴重的科學不

端行為”，並表揚歐圖爾追求真理的勇氣，同時批評巴爾的摩沒有認真對待造假

的指控。

    根據程序，調查報告草案送給一些人進行審閱，委員會再根據審閱意見寫成

報告定稿公布。審閱者按要求必須對報告草案保密，但是這完全取決於審閱者的

自覺。事實上，報告草案一交到審閱者手裏，馬上就被人泄露給了媒體記者，迅

速傳開了。《紐約時報》在3月21日頭版報道調查結果，並報道說巴爾的摩將會

撤銷《細胞》論文。美國司法部則宣布計劃起訴伊馬尼希－卡裏騙用聯邦資金

（後來放棄）。

    巴爾的摩與其律師、同事商量了一個月後，給NIH寄去一份聲明。在聲明中

巴爾的摩做了自我批評，讚揚歐圖爾，並對自己一開始沒有重視歐圖爾的舉報而

向她道歉。《自然》雜誌在5月9日刊登了巴爾的摩的聲明，一周後又刊登歐圖爾

的回應。歐圖爾對巴爾的摩的聲明並不滿意，認為他還有些問題沒有說清楚。第

二天出版的《細胞》刊登了巴爾的摩等人的撤稿聲明（伊馬尼希－卡裏和裏斯布

拒絕簽署該聲明）。

    隨後，以哈佛大學教授們為主的巴爾的摩的反對者和巴爾的摩、伊馬尼希－

卡裏及其支持者在《自然》上進行了持續幾個月的論戰。伊馬尼希－卡裏宣稱

OSI委員會委員們沒有看懂其血清學實驗，盡管這些委員們都是資深的免疫學家。

巴爾的摩的態度則再度變得強硬，對歐圖爾的指責一一做了回應，並堅持其《細

胞》論文基本上還是成立的，有後來發表的6篇文獻為證。而其反對者則認為這6

篇文獻並不能用以證明《細胞》論文的結果，而且即便《細胞》論文的結果被別

人證實，也不能說明就沒有造假，科研人員應該自己確保實驗數據的有效性，而

不是讓別人來為自己證明。10月10日，《自然》用一篇嚴厲批評巴爾的摩的社論

終止了這場論戰。

    巴爾的摩的麻煩並沒有結束。巴爾的摩已於前一年的7月離開麻省理工學院，

到紐約的洛克菲勒大學當校長。他是在一片反對聲中走馬上任的。根據民意調查，

該校有三分之二教授反對讓巴爾的摩當校長，其中有半數簽署了請願書。他們不

希望讓一個由於涉及造假醜聞引起爭議，名聲不佳的人來當校長。但是董事會堅

持聘用巴爾的摩。

    巴爾的摩在《自然》的論戰進一步激怒了他在洛克菲勒大學的反對者。該大

學一些著名教授紛紛宣布不願再受巴爾的摩領導，將另謀出路，其中包括諾貝爾

獎獲得者傑拉爾德·埃德爾曼，他在1991年10月份宣布把實驗室搬到加州的斯克

裏普斯研究所。埃德爾曼激烈地批評巴爾的摩，認為其所作所為表明他不是一個

科學家，因為一個科學家如果受到挑戰，就會通過重複實驗來證明自己，自己做

不了實驗就請別人來做，而不是靠爭辯、雇律師、罵人和把證明的責任推給其他

科學家。11月，巴爾的摩宣布他辭去洛克菲勒大學校長職務，並於1994年回到麻

省理工學院。

    丁格爾議員對OSI的工作並不滿意，仍然認為NIH沒有能力調查學術不端行為。

在他的要求下，OSI在1992年被解散，另外成立了“研究誠信辦公室”（ORI），

由衛生與人類服務部直接管轄。ORI繼續調查伊馬尼希－卡裏案件，一直到1994

年11月，OSI正式發布正文長達231頁的調查報告，指控伊馬尼希－卡裏犯有19項

不端行為，建議在10年內禁止她申請聯邦政府的科研基金。隨後，塔夫茨大學撤

掉伊馬尼希－卡裏的助理教授職務，把她降為研究助理。

    伊馬尼希－卡裏向美國衛生與人類服務部提起上訴。衛生與人類服務部組成

一個三人委員會來聽取上訴，其中兩人是該部的律師塞西莉亞·福特（任主席）

和朱迪思·巴拉德，一位是從外麵請來的科學家、匹茲堡大學醫學院退休教授朱

利葉斯·揚格納。這兩名律師此前也在另一個學術造假案上訴委員會任職，推翻

了ORI的調查結論，曾被批評為不懂科學。揚格納當時已75歲，是微生物學家，

而不是免疫學家。由這三個人來聽取伊馬尼希－卡裏的上訴，讓人懷疑是否能夠

勝任。

    按美國司法係統，上訴法庭並不對案件重新進行調查，而是根據已有的證據

做出判決。但是該上訴委員會卻不顧OSI、ORI長達5年多的調查結果，重新啟動

調查，舉行聽證。他們不允許ORI在聽證時出示其調查報告，也不允許出示以前

的調查報告和在國會聽證會上的證詞。1996年6月21日，上訴委員會發布長達192

頁的決定，認為ORI沒能以充分的證據證明伊馬尼希－卡裏有不端行為，推翻了

ORI的調查結論，解除了對伊馬尼希－卡裏的處罰。塔夫茨大學恢複了伊馬尼希

－卡裏的助理教授職務。目前伊馬尼希－卡裏是該校的副教授。

    人們可能會覺得奇怪，難道刑偵鑒定結果還不夠確鑿嗎？上訴委員會認為這

些證據沒有意義，不能證明伊馬尼希－卡裏造假，可以有別的解釋。例如，上訴

委員會是這麽解釋我們前麵提到的那兩處涉嫌造假的證據的：關於紙帶上的字體、

顏色、墨水不符的問題（伊馬尼希－卡裏聲稱某張紙帶記錄的是她在1985年6月

做的實驗，但是該紙帶上的字體、顏色、墨水都與別人在那個時候獲得的不一樣，

更像是在1981和1982年間的打印機色帶打印的），上訴委員會認為也有可能是有

人換了打印機、更換了打印機色帶等等；而兩條據稱是隔天做的實驗的紙帶上的

序列號相距很遠的問題，上訴委員會認為可能是伊馬尼希－卡裏寫錯了日期，無

視伊馬尼希－卡裏是把這兩條很不連續的紙帶當成一個實驗的結果來用的，根本

不是日期是否正確的問題。

    上訴委員會認為伊馬尼希－卡裏沒有造假的動機。這個認定也頗為奇怪。伊

馬尼希－卡裏做這項實驗的時候，正當她向國家癌症研究所申請資助、希望能因

此在麻省理工學院晉升職稱，迫切需要有重大突破發表一篇高檔次的論文。

    因此不難明白，為何上訴委員會在形式上已最終還伊馬尼希－卡裏清白，而

實際上卻沒能使有關此案的爭議從此平息。那些認為伊馬尼希－卡裏造假的人並

沒有因上訴委員會的判決而改變立場。巴爾的摩當初是以維護科學自主權為由而

反對政府機構介入對學術不端行為的調查的，該案最終判決出來後，《波士頓環

球報》發表評論稱該案的結果讓人進一步相信科學仍然有自我糾正的能力。認定

伊馬尼希－卡裏造假的ORI委員會由5名科學家組成，而推翻ORI認定的上訴委員

會由兩名律師和一名已脫離科研的老科學家組成。難道科學的自主性是靠律師的

文字遊戲來保證的？

    與巴爾的摩同年分享諾貝爾獎的威斯康星大學教授霍華德·特閔是巴爾的摩

的老朋友，一直關注此案，但沒能看到這個案件的結局：他於1994年2月死於肺

癌。他在1993年的一次談話中，認為巴爾的摩也犯有不端行為：“巴爾的摩的不

端行為是——當有人挑戰你的實驗，不管挑戰者是誰，你都有責任做核查。這是

科學鐵定的規矩，你發表了論文，你就要為其負責。和俄國、德國和日本的科研

截然不同的是，美國科研有一個強項，那就是，即使是最資深的教授受到最低級

的技術員或研究生的挑戰，也必須嚴肅地對待他們，考慮他們的批評。這是美國

科研最根本的特色之一。”這其實應該成為所有國家的科研的根本特色。

    巴爾的摩後來還牽涉進了另一起學術造假案。他於1997年到加州理工學院任

校長。在此期間路克·凡·帕裏斯在其實驗室做博士後研究。帕裏斯後來到麻省

理工學院當教授。2004年，麻省理工學院根據舉報，對帕裏斯進行調查，認定他

偽造實驗結果，於2005年將他開除。有人發現帕裏斯在巴爾的摩實驗室做博士後

期間發表的論文也可能有假。巴爾的摩辭去校長職務，並要求校方調查此事。

2007年，加州理工學院認定帕裏斯在該校工作期間發表的4篇巴爾的摩做為共同

作者的論文有假，但是是他一個人幹的，與巴爾的摩無關。

2009.2.4,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