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日中關係

侵華日軍老兵講述當年暴行 曾吃掉被奸殺的婦女(組圖) CCTV 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5/09/dayoo050911a.html 來源: CCTV 　　 　　今年1月，兩名參加過侵華戰爭的老兵在日本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對著鏡頭講出自己戰時在中國的犯罪，當時，麵對麵地聽到施暴者描述這樣的經過，我們的記者和攝影師都流下了眼淚，60年前的侵略者就在眼前，60年前中國人民的苦難，也就在眼前。 　　一個當年侵華的日本兵鈴木說：“我那時候的經曆是這樣的，當想著去強奸時，我們就進了一個村莊，我們大家是分頭去的，我進屋後，就看見有個婦女抱著個很小的小孩，倦縮在床上，我一把掀開他們蓋的被子，發現這個媽媽懷裏抱著孩子，在不停地顫抖。 　　幹了這件壞事以後，我把房子點火燒了。房子是必須要點火燒的。” 日本老兵講述自己當年的暴行 　　另一年當年侵華的日本兵金子說：“帶我去村子裏的老兵要強奸一個婦女，這個婦女進行了激烈的反抗，她又打又罵又哭，激怒了這個老兵。於是老兵一邊罵著那名婦女，一邊抓著她的頭發，把她拖到了外麵。當時那個村子裏有井，有好幾口井，這個婦女就被拽到了其中一口井，老兵把這個婦女一邊往井裏按，一邊對我說：金子，你抬她的腳。於是我就抬起這個婦女的腳，我們喊著一、二、三就把這名婦女扔到了井裏。這個婦女還有個孩子，看見媽媽被扔到了井裏，就一直圍著井台哭著喊“媽媽，媽媽”，他大概才4歲左右吧，個子還不夠高，夠不到井台。 　　 於是他一邊哭著一邊回到家中，搬了一個凳子，爬到凳子上喊著“媽媽”就跳到了井裏。這個孩子就這樣跳到了井裏。當時我們不是都帶著槍嗎，還有手榴彈，日本的手榴彈有這麽大，我記得當時帶了兩個，於是我就往井裏扔了其中一個，轟地一聲引爆了。井裏的母子倆就都被炸死了。這就是我曾經幹出來的事情，在昭和十六年。” 　　戰後，在日本，當年的侵略曆史始終遭到一些人別有用心的掩蓋，右翼學者編寫了美化侵略，隱瞞罪行的曆史教科書，一些政客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等罪行，還有各種讓軍國主義死灰複燃的叫嚷。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參加過侵略戰爭的老兵站出來，對公眾講出自己當年的親身經曆，為曆史作證，反省戰爭。 　　日本老兵們回憶：“我從來沒想過人的腸子有那麽長，四個中國人的腸子全都流到地麵上，流了一地，死了。” 　　“全身被燒的很多，沒法形容。” 　　“在那個地方強奸，強奸完後就殺了，頭也給砍下來了，當時沒有肉吃，讓吃這個肉，大家也都很高興就吃了，因為已經半個月以上沒有吃過肉了。感覺比豬肉好吃。” 　　“他說金子你抬腳，我就抬起這個婦女的腳，在井邊上有圓的井台，我就把這個婦女扔到井裏。” 　　這是一部日本紀錄片中的內容，片名叫做《日本鬼子》，在三個小時的時間裏，14名參加過戰爭的日本士兵講述了他們在戰爭中的暴行。作為反省戰爭曆史的紀錄片，影片在好幾個國際電影節上獲得好評並且獲獎，但在日本國內，影片遲遲沒有得到公開放映，多家電視台都拒絕播放，費盡周折，最後在一家藝術影院，影片才得以麵對公眾。 　　為了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那段曆史，一些老兵參加了各種和平活動，一次又一次地當眾講述自己當年的暴行，金子安次和鈴木良雄就是其中的兩位。 　　金子安次，85歲，入伍前是工人，鈴木良雄，84歲，入伍前在家務農，原本是普通百姓的他們，從應征入伍開始，就開始走上了一條不同的道路。 　　鈴木良雄說：“日本的軍隊，在新兵進入軍隊後，都要進行三個月的新兵教育，在三個月中要進行各種各樣的教育，在新兵訓練結束的時候，一定會有實戰演習，就是把真正的敵人帶來殺死的訓練，一定會有這個的，把活人拉來刺殺。” 　　金子安次說：“開始殺人的時候大家都很害怕的，所以總是刺不中。我們到中國的村子裏去，把村民們拉來綁在樹上。然後在槍上裝上刺刀，喊著‘呀……’就衝上去了。活著就刺，當時他們還在樹上綁著呢。” 　　鈴木良雄說：“誰要是刺中了，就會取得好成績，受到表揚。” 　　金子安次說：“開始的時候我也睡不著覺，不過殺了一個人，又殺了一個人以後，慢慢地我也就習慣了。戰爭的時候，日軍殺中國人，殺得越多，成績就越好。“今天你殺了幾個人”“我殺了兩人。”“好，明天我要殺三個”展開了這樣的競爭。根據殺人的數量，軍銜越升越高。這就是軍隊。所以我們都很興奮，隻要是中國人，不論是幹什麽的，見到就殺。 金子安次說：“我在中國呆了五年，做了很多壞事，比如說綁架，就是抓勞工，強行把中國人帶到日本，這是綁架問題。還有搶棉花、小麥等等，也有這樣的命令。另外還有毒氣問題，這樣的事情我們也做過。在五年之內，可以說什麽壞事都幹過。” 　　　侵華日軍是如何從人變成野獸的 　　侵華日軍在中國犯下了無數暴行，這樣的曆史，在當今的日本社會，在年輕人中間，知道的人有多少呢？一位年輕的日本學者曾經就這個問題，在日本的大學生中做過問卷調查。 　　齋藤一晴說：“從問卷上看到，他們也大體上知道一些，比如南京大屠殺，細菌戰，但是隻是知道這個詞，就是個名詞，至於具體的裏頭的內容，究竟是怎麽回事兒，他們幾乎是不知道的。對戰爭的情況基本就不了解。” 　　步平說：“日本曆史教育，他叫厚古薄今，過去的講得多，近現代的就非常少，甚至都不講。” 　　步平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他主要研究日本問題，與日本人打了多年交道，對日本社會有著很深的了解。 　　步平說：“實際上他沒有這個環境，我們的學生從小不僅是看教科書，我們可以看電視，看電影，看書，看報，我們的周圍的社會環境，父母、爺爺、奶奶都會給他講這個戰爭的問題，他是另外的環境。” 　　20047七月，在北京，我們見到了一位來自日本的年輕人，他一個人來到中國旅行，旅行的路線，是日本軍隊當年犯下暴行的地方。他叫中條朝，是一位大學生。 　　中條說：“小時候，在日本，我曾經有機會看到了一些關於慰安婦的片子，這種片子不斷出現，拷問我們的社會，我當時就想，日本這樣的社會好還是不好呢。 　　中條朝偶然知道日軍暴行的時候，感到非常驚訝，他開始思索這樣的問題，日本社會這樣忽視曆史真相，會給戰爭受害國帶來什麽樣的影響？會給日本的未來帶來什麽樣的影響？大學四年級，學校有一年做課題的時間，他決定利用這段時間，到戰爭受害國進行考察，在考察中把這個問題想清楚，於是，他向親友借了一筆錢，獨自開始了這樣的旅程。 　　中條說：“我沒有親眼看過這些受傷害的人，也沒有去過當時發生這些事情的地方，所以我展開了這次旅程，想親眼看看他們的現狀，然後回日本告訴其他人。” 　　中條朝到北京之前，已經去過了朝鮮和中國東北，在走訪戰爭受害者的時候，因為自己是日本人這樣一個身份，他的內心總是有一種特別的滋味。 　　中條說：“我想去了解他們的情況，但我的心情很複雜，非常困惑，覺得作為日本人去跟他們去見麵很失禮。 　　　　在勞工李良傑家 　　翻譯：“因為他是第一次見這些強製去參加勞動的勞工，所以有一點緊張。” 　　這一天，中條朝訪問的，是當年被強行抓到日本去的中國勞工李良傑。 　　李良傑說：“1944年，9月份，我正在地裏幹活……日本人來到我跟前二話不說，兩個人擰著我的胳膊把我推推搡搡……到了扔到車上。” 　　李良傑說：“那一年我比他小好幾歲，我才十四歲。” 　　在中國聽到的關於日本軍隊的暴行，中條朝從來沒有聽家裏的長輩們講過，他的爺爺，在戰爭時期是軍工廠的工人，沒有出國作戰，那麽，那些上過戰場的軍人，會對自己的家人說起這些事情嗎？ 　　記者問：“跟你的女兒講過這些事情嗎？” 　　金子說：“對於我們曾經用槍殺過中國人這件事情，在日本這種環境裏認真地反省是很難的。不過這裏聽一點，那裏聽一點，我想我女兒是知道一些的，但是作為父親，我沒有直接對她說過，我沒有直接說“你們的爸爸做過這個做過那個”，這種事情是很難說出口的。” 　　強奸，殺人，放火，搶劫，這些在文明社會裏極端惡劣，不可饒恕的犯罪，鈴木良雄和金子安次當年都做過了，在親人的麵前，這樣羞恥的事情，他們從來沒有提起過，他們的妻子，也是在近些年因為丈夫接受采訪，才知道這些，金子安次的妻子，幾年前在鏡頭前這樣說—— 　　金子的妻子說：“每當有記者到我家來這樣采訪，每當這個時候我就覺得他特別可惡，曾經做過那樣的事情。但這就是戰爭，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他也是被強令去做的，難以推卸。所以我很討厭聽這些，我其實也不希望他說這些事情的。” 　　鈴木的妻子，在丈夫接受紀錄片《日本鬼子》的采訪時，才第一次知道丈夫的戰爭犯罪，後來，每次當丈夫接受采訪的時候，妻子都會因為難堪而躲出家門。 　　麵對鈴木良雄和金子安次這樣的老兵，我們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麵由於他們親手對中國人民犯下罪惡，令人怒火中燒，另一方麵，他們能夠參加各種和平活動，接受媒體采訪，一次次當眾講出自己的犯罪，這種勇氣也讓人看到他們人性回歸的一麵。 　　金子說：“我們犯下的罪行顯然是非常大的，而且已經在我們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我們反對戰爭，不是像別人那樣簡單地反對戰爭，不是在道理上反對，是根據我們的經曆而反對，我們曾經在中國做了那麽多的壞事。” 鈴木說：“我覺得對於自己過去犯下的罪行，隻有把它全部講出來，深刻地反省，才能重新做人，心安理得地做一個人。” 　　那麽，在60多年前，是什麽，讓這些原本善良的百姓，變成了禽獸不如的戰爭工具呢？麵對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采訪的日本人，不約而同地將原因指向了戰前的教育—— 　　鈴木良雄說：“隻知道聽上級的命令，根本沒有分析的能力，上級說的話，天皇說的話是不會錯的，天皇就一定是對的，一直接受的是這樣的教育，既沒有分析、反省的能力，也根本沒有想過要分析反省。我想這就是最大的錯誤。” 　　不加考慮地服從天皇的命令，在鈴木良雄他們那一代人中，是從小就被灌輸的觀念和習慣。 　　金子說：“當時我上小學的時候，在學校裏設有神壇，那裏供著天皇的像，每次經過那裏的時候，不能正視，必須彎著腰鞠躬，腰要彎到不能再彎的地步，如果不這樣的話，老師就會生氣訓斥。在乘坐公交車，或者看電影的時候，隻要看到天皇的像，就一定脫帽致敬。就是這樣的情況，一直認為天皇是偉大的，就是因為在學校接受的是這樣的教育，所以說後來，天皇說這麽做那麽做都認為理所應當。這樣的教育持續了6年。” 　　岡田黎子說：“當時的教育是國家主義教育，它否定人性和個人主義，培養的是隻遵從命令的人，而我們就成為了國家發動戰爭的後備軍。” 　　岡田黎子，76 歲，她在14歲的時候，應征參加了毒氣的製造，雖然當時並不知道自己參加製造的是毒氣，但這些年，她還是感到自己對受害者負有責任。她把自己當時的經曆畫了出來，做成畫冊出版，警醒世人。 　　岡田黎子說：“當時學校就教育我們，日本是一個神的國家，做什麽都一定能贏，打仗也是如此，因為是正義的，所以一定會贏。在古代，蒙古曾經侵略日本，但是他們在海上遇到了台風，風非常大，於是船翻了，士兵們最後都葬身海底。這是我們在曆史課上學到的，正因為日本是神的國家，所以神才刮起了大風，造成了這樣的結果。 　　步平說：“日本戰前的教科書，他是先講日本有優秀的文化，做一個鋪墊，然後又講日本是神的國家，日本的國土，那麽多島嶼都是一個個神化身變成島，那麽日本的天皇都是神的後代，他會給你列出一個天皇的後代，天皇的神的體係，從天上什麽什麽神，最後怎麽到天皇最早的天皇就是神武天皇怎麽下來的，那麽神武天皇往後又是怎麽一代下來的，這個早期東西，它本來是一個神話傳說，他把他當成一個曆史史實教給你，先是優秀的文化，又是神，給你打一個烙印，深深的烙印是什麽，日本優秀。我優秀我就有資格領導亞洲，因為我們亞洲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了，要抵抗，誰能領導亞洲，就是我日本能領導，因為我們優秀。” 　　金子說：“日本和日本國民都是非常優秀，而中國人是劣等民族，殺了劣等民族的人，你的靈魂就會得到拯救，所以一定要殺，也因此我們就很坦然地去殺人了。” 　　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年輕的士兵們滿懷著為天皇效忠，為國家效力的自豪感，理直氣壯地走上了侵略的道路，而他們的親人，也懷著同樣的自豪感，把他們送上殺人與被殺的戰場。 　　靖國神社的背後 　　當時還發生過這麽一個事情——1931年12月，一個叫井上清一的日軍中尉接到了命令，要進駐滿洲，一天中午，他回到家裏，發現新婚不久的妻子井上千代子略施粉黛、身著重裝，端坐在蒲團上，用短刀自殺身亡。 　　在遺書裏，千代子這樣說：“我的丈夫，我的心裏充滿了喜悅，恭喜你。在你出征以前，我將離開人世，讓你沒有任何牽掛，請盡力為國工作，拜托的事情隻有這一件。” 　　千代子以自戕激勵丈夫走上戰場的行為，馬上成了日本新聞宣傳的熱點， 迅速被拍成了電影，寫成書，成了日本女性的楷模。井上清一也成為民眾心目中的英雄，當他踏上侵略路程的時候，無數的人到車站為他送別。 　　井上清一在車站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請為我祝福吧！為報答妻子的良苦用心，我不希望生還，盡力發揮偉大軍人的作用。 　　井上清一這個日本民眾心目中的英雄，在中國人的記憶中，卻是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他的照片，保存在遼寧撫順的平頂山慘案紀念館，1932年9月16日，在平頂山村，井上清一舉起了屠刀，發出了滅絕屠殺的命令，致使這個村莊死亡3200多人，幾乎被殺絕。 　　在戰爭後期，日本軍隊裏還出現了神風突擊隊，隊員們都是年輕的誌願者，他們寫下絕命書，懷著對天皇的忠誠駕駛飛機衝向美軍的戰艦。 　　這些懷著必死之心的年輕士兵們深信，為天皇戰死以後，他們就會成為靖國之神。靖國神社，是日本戰前軍國主義教育的最後一環。 　　步平說：“因為在當時他的理論是這樣的，軍人為天皇戰死了，你就不是人了，成了靖國之神了，是神，過去日本的死者，靖國神社沒有成立之前，死者，死人吧不能稱神，進不了神社裏去。為什麽？戰爭死的人，大家都覺得這是個很，非正常死亡，那種人死了以後，他的怨靈，引來災荒引來災害的，後來怎麽辦呢？你說這樣的情況下，如果為天皇死的人都稱怨靈，都去引來災害，那誰還去為天皇獻身呢？他就是因為完全從這個角度出發，為了讓大家去獻身創造出來一個靖國神社說，為天皇獻身的人神，不是普通的人，是這麽一個東西，他專門製造出來這麽一個東西。” 靖國神社，在明治天皇年間由國家興建，供奉著自明治維新以來，近250萬名在曆次對外戰爭中死亡的日本軍人的亡靈。戰爭期間，大量被派遣出國進行侵略戰爭的所謂皇軍，在這裏宣誓，表示為天皇捐軀的決心。而當年日本的天皇也在每年的春季，騎著白馬到這裏參拜。 　　1978年，東條英機等十四個戰爭和戰爭慘案的策動者，也被作為所謂的昭和殉難者，放到靖國神社進行祭拜。又一次表明了靖國神社作為軍國主義精神支柱的性質。 　　步平說：“我另外強調這點，東條英機放進去以後，確實使靖國神社更成問題了不假，但東條英機進靖國神社是哪一年，1978年才把他放進去的，那其實1978年以前，很長一段時間，靖國神社一直是問題，所以你老強調東條英機，所以有的右翼政治家就提出口號，提出一個策略，說我們把東條英機他們拿出來，那我們再參拜行不行，這不等於給我們出了一個難題嗎？其實我覺得拿出來也不行，因為你根本沒改變你的本質問題。” 　　正因為這種軍國主義的本質，到靖國神社的正式參拜，也成了政治人物表明其戰爭態度的標誌性行為。 　　從1985年開始，中曾根康弘和橋本龍太郎，都先後以首相的身份到靖國神社進行正式參拜，現任首相小泉純一郎，更是在2001年對其支持者許下諾言，每年都要去靖國神社參拜，並且，到目前為止，他每年都實現了自己的許諾。 　　李良傑說：“你問問中條，你為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喊他萬歲嗎？” 　　中條說：“沒有。當然沒有。” 　　李良傑說：“那你是我們的友好人士。握手。” 　　中條說：“但是小泉政府如果沒有大眾支持的話，是不能執政的。” 　　李良傑說：“這個說法不對。” 　　中條說：“正因為很多人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不關心，才有很多人支持小泉政府。” 　　李良傑說：“不關心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曆史。” 　　中條說：“李先生你今天說的話很多日本人不知道。” 　　李良傑說：“你們不知道曆史所以不知道什麽是好什麽是壞。” 　　　　小標題：被人道主義感化的日軍俘虜 　　戰前，日本軍國主義通過一係列的教育，讓國民心甘情願地走上了戰場，金子安次和鈴木良雄後來能夠反省自己的戰爭犯罪，與他們有機會接受了另外一種教育不無關係，他們，都曾經作為戰犯，在中國的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了六年的教育改造。在那裏，他們改變了對戰爭的認識。 　　在戰犯管理所，最開始，戰犯們並不認為他們入侵中國是非正義的，他們每天早晨還是要向著天皇的方向敬禮，遙拜。 　　關於如何對待這些戰犯，周恩來總理作過指示，不能讓一個戰犯死亡，不能侮辱戰犯，不能施加暴力，必須讓戰犯發自內心地反省，主動地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 　　在這裏，戰犯們受到了人道主義的對待，管理所為喜歡畫畫的人提供了畫具，為喜歡音樂的人準備了樂器，甚至在糧食緊缺的時期，工作人員每天隻吃兩頓，吃的是高粱飯，而戰犯們卻是每天三頓，吃的是十分珍貴的白米飯。 　　鈴木說：“最讓我感動的是，當時有一名士兵由於對前途失望而試圖自殺，他自殺的方式是跳大糞坑。有一個非常大的、可供幾十人使用的大糞坑，他就想跳下去自殺。可是，有個管理員卻跳入糞坑，把這個士兵救了上來。我正在想他會怎麽做呢？他就用嘴把士兵嘴裏的糞一口一口地吸了出來，吸進去吐出來，吸進去吐出來，就這樣救了那個士兵，這是我親眼看見了。” 　　金子說：“後來我們在中國進行了非常認真的學習，就完全明白了，再也不要發動戰爭了。 　　正是這樣充滿人道主義的教育和關懷，使戰犯們認識到了戰爭的錯誤，在1965年對戰犯進行審判的時候，所有的戰犯都主動交待了罪行。他們當中絕大多數被免予起訴，隻有45名支團長級的軍官、憲兵、特務機關成員被審判。 　　審判結果，45名被告分別被判處八到二十年的監禁，免予起訴的戰犯回了日本，後來，被判刑的戰犯刑期也被縮短，到1964年為止全都返回了日本。 　　從中國的戰犯管理所歸國的士兵們成立了一個組織，叫中國歸還者連絡會，簡稱中歸連，金子安次和鈴木良雄都參加了這個組織。組織裏的成員在一年發行三次的會刊中，寫下了向中國受害者贖罪的文章，還參加各種和平活動。但這些年，每年都有十五到二十多成員去世，其他的人也漸漸年事已高，參加不了活動了，現在中歸連已經不存在了。 　　鈴木說：“現在日本各地陸續出現了各種反戰和維持和平的組織，即使中歸連不存在了，我們也還是可以參加其他組織的活動的。” 　　2004年7月，中條朝來到南京，參觀南京大屠殺殉難者紀念館，並且在這裏訪問了屠殺幸存者倪翠屏，在那場屠殺中，倪翠屏一家死了8口人，她成了孤兒。 　　倪翠屏說：“我嬸嬸出來收衣服，懷著肚子，懷了七個月的小孩子，結果呢，被日本兵看到了，五個日本兵跟她後頭追，五個日本兵，我那個叔叔進門就被他們搶啊，刺刀往身上打，把我叔叔活活打死了我父親身上一共被打了三槍都是血，地下也是血。我還沒有喊我父親，日本兵又給我一槍。” 中條說：“亞洲的受害者要求追究日本政府的戰爭責任，要求承擔責任，而眾多的日本人無視這種聲音，就相當於丟掉了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尊嚴。這其實和這個揮舞著軍刀的日本人是一樣的。” 　　　　日本的右翼與左翼 　　中條朝有一個看法，在戰爭中，日本士兵迷失了人的本性，他們自己的尊嚴也被踐踏，而現在，如果日本民眾對戰爭的態度不轉變的話，等於再次丟掉了人的尊嚴。 　　中條說：“現在，從日本的社會狀況來看，正是在做著同樣的事情。所以為了保護自己的尊嚴，我開始了這次旅程。” 　　中條朝所不願意見到的那種無視曆史事實，放棄人的尊嚴的行為，在日本，正在發生著，比如南京大屠殺，人類曆史上駭人聽聞的暴行，盡管證據確鑿，日本一些政客、學者和工業巨子仍頑固地咬定，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過。2001年，日本右翼組織更是召開集會，宣稱南京大屠殺是20世紀最大的謊言。 　　右翼學者還編寫了所謂《新曆史教科書》，在這部教科書中，侵華戰爭的事實真相被完全抹殺。比如對南京大屠殺的描述，是這樣幾行文字—— 　　2名日本兵在上海被射殺，以此為開端中日之間爆發了全麵的戰爭。日軍設想如果國民黨政府首都陷落的話蔣介石也會投降，所以12月占領了南京。因為日軍的到來，民眾中出現不少死傷者。這是南京事件。 　　對於其他日軍暴行，如731部隊、日軍性暴力侵害等在這部教科書中隻字未提。 　　但這些，還並不是這本教科書的的關鍵問題。 　　步平說：“所以右翼教科書2001年出來的時候，你看看它的體係，和戰前的教科書幾乎一樣的，所以問題在這兒，你看一個是講日本文化日本神國，包括天皇的教育智育，然後呢，日本領導亞洲，建立大東亞共同圈又是這套體係了。” 　　步平認為，批判這種宣揚皇國史觀，煽動國粹主義的教育體係，才是我們反對這本教科書的關鍵所在。 　　步平說：“我們老說，包括很多人，你們挑挑他這裏多少問題，要提給他，要他修改，八個也好，十個也好，一百個也好，你提了，回過頭來他真修改，他把你提的一百個問題，他都給你忽略不談，你還有什麽理由，你覺得能不能通過？照樣不行嗎？他那指導思想在那兒放著呢。 ” 　　近些年，日本還大力發展軍事力量，以維持和平的名義向海外派兵，這種行為，也讓日本的進步人士覺察到危險的信號。 　　表一文說：“現在日本正在試圖修改憲法第九條，使自衛隊隨時都可以向海外派兵。經團聯的會長，也是豐田的會長，就於今年七月主張日本修改憲法第九條，建立自衛隊的派兵體製，從而成為亞洲的盟主。” 　　裱一文，日本進步學者，在日本右翼出版了新曆史教科書以後，表一文等日本學者一方麵對其作了抵製，另一方麵，還倡議發起了一個活動，組織中日韓三國學者共同編寫一部三國認可的近代史教科書輔助教材。 　　裱一文說：“在日本發生了曆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我們對它進行了批判，但我認為不能光是簡單地批判它，批判它扭曲了孩子們的曆史觀，而是應該考慮到底想讓孩子們學習什麽樣的曆史，想讓他們建立起什麽樣的曆史觀，對這點我認為有必要進行提案，也因此我們最後決定編製這個曆史教科書。” 　　在日本學者與中韓兩國學者共同編寫教科書之前，日本的教科書鬥爭走過了一段漫長的曆程。1965年，日本出現了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案。家永三郎，大學教授，日本的著名曆史學家，他編寫的高中曆史教科書被文部省勒令刪除日本侵華的段落，於是家永三郎以日本政府和文部省為對象，提起了訴訟。 　　家永三郎的訴訟持續了32年時間，多次敗訴，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在1997年8月終於有了最終結果，東京高等法院最終認定文部省對家永三郎教科書上“南京大屠殺” 和“七三一部隊”等4個問題的修改違法，宣布家永三郎部分勝訴。此時的家永三郎已經85歲了。2002年，家永三郎去世。 　　步平說：“戰後的教科書一直是一邊進步力量推動他的改善，那邊要讓他改惡，就是抵製他，這兩種力量在不斷的鬥爭，這個鬥爭到改善的趨勢到最高峰的時候是1997年，這個結果就是因為家永三郎訴訟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日本的右翼組織也沒有放棄自己的企圖，這部新曆史教科書的編寫，就是在家永三郎訴訟勝利後進行的一次反撲，所幸的是，由於進步人士的抵製，2001年，在日本的中學中，這本教科書的采用率隻有0.039％，但到了今年，日本學區又一次對教科書進行選用的時候，到八月底為止，這本教科書在日本全國的采用率達到了0.4%，盡管采用率還是很低，但比較2001年，還是提高了10倍。 　　麵對這種情況，步平認為，中國人首先要該做的，是團結和支持日本的進步力量。 　　步平說：“因為進步的力量我們沒有關注，我們沒有團結起來的話，右翼又趁著政治又有傾化的力量它可能又起來，那麽我們和進步力量的團結，抵製它讓它的影響力小，這就是我們的策略。” 　　出於這樣的考慮，多年以來，步平盡自己的力量，為日本的和平人士和進步組織提供中國方麵的幫助，包括參加編寫三國教科書，協助中國戰爭受害者日本律師團在中國的調查，也包括幫助中條朝這樣的年輕人約見戰爭受害者，聯係戰爭紀念館。 　　步平說：“我覺得如果是這種調查如果做得好的話，他回去就不是影響一兩個人的事。在日本要找到這樣的人不太容易，所以我們要影響一個人，可能這一個人就影響很多。” 　　2005年6月，曆經三年的討論，中國學者和日韓學者合作編寫的教科書輔助教材，在三國同時出版了，這本書的日文書名為《開創未來的曆史》。 　　表一文說：“政府多年來一直試圖從曆史教科書中剝奪真理、掩藏真相，對此家永先生站了出來，這是家永先生的遺誌，我們一定要繼承下去，完成它是我們的使命，是我的使命。” 　　鈴木說：“ 每當我想到戰爭的時候，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停的謝罪和反省。” 　　金子說：“正是因為感到有責任，我們才覺得今後不能讓年輕人再次經曆這樣的事情，我們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