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我素
興來每獨往，世事空自知
百家書
小時候我讀的是百家書。
這個“百家”，並非傳統意義的諸子百家聖賢書， 是指三教九流，雜七雜八的的各類閑書。所謂“百家”，還有一層意義是這些書常常借閱自左鄰右舍，張長李短的尋常百姓家。那個年代學校無書可讀，圖書館早關了門，新華書店裏隻有毛選可售。要讀書隻能零零星星通過親鄰朋友間互相借閱。
其實生在我們家算很幸運了。文革之前父親訂閱了很多雜誌和報紙。除了供他自己閱讀的養蜂園藝以及時事雜誌之外，專為孩子們訂閱多年的報刊，計有《紅領巾》，《兒童時代》，《中國少年報》，《科學大眾》，以及不定期的《我們愛科學》。記得當時郵局的人說，我們家訂的報刊，不比當地的文化館少。
父親小時候家境貧寒，靠在學校幫工和校外兼職讀完中學和師範學校。因此敬惜紙墨於他不是實際需要，而是一種信條。他總把過期的報紙和刊物匯總，用麻線裝訂成冊。家裏有一個房間，整整齊齊堆放著十幾年來的各種報刊合訂本。文革初燒書成風，父親隻是燒掉了自己年輕時寫的情歌和書信，所有的舊報刊都保留下來了。父親還時不時為我們買一些書。最多的是科技製作的書，諸如礦石收音機，電動模型之類。
父親母親都是大忙人。教育子女的事，一半交給學校，一半交給這些書刊。他們自己是教師，有數不清的學生嗷嗷待哺，忙起來常常無暇出席自己孩子學校的家長會。家裏庭院大，招花惹草，尋蜂引蝶足不出戶我們就能做到。我那時候沒有什麽同齡玩伴，但並不寂寞。園子裏的花草魚鳥，螞蟻蜜蜂，家裏那些陳年報刊雜誌，規矩了我整個童年。
我常常想，大千世界，人不過一粒塵埃；文明長河，我們見識的隻不過一瞬。真說不清什麽知識有用，什麽無用。我童年時囫圇吞棗地讀過那些養蜂的書，針灸的書，一生中從沒有用到過。那些時事政治的報刊，如《展望》《參考消息》，也沒能給我洗腦。而那些生吞活剝讀的《赤腳醫生手冊》，倒讓我自己對照書上那些含糊不清的症狀描寫，懷疑過自己得了肺結核，癌症，以及無數多不明不白的絕症。直到1977年匆忙參加高考，我以一個初中生的學曆，考了全縣理科第一名，似乎才明白，聖人無常師，凡人更如此。所謂開卷有益，即讀書如堆肥，無論有用無用的書，鮮花野草同漚成腐土，最終都會成為肥料。
後來童年成了少年，外麵卻文化大革命了。首先革了文化的命，不用上學校，訂閱的報刊全停刊了。人大了胃口也大了，家裏的書不再能滿足閱讀興趣。我於是四處借閱，開始讀百家書。
川南自古夷蠻之地，文脈不算豐厚。但不管如何革命，小鎮上的人對文化，對文化人仍然敬重。文化大革命初期抄家焚書一陣風就過去了。人們更把殘存的書籍當成寶貝。不管大人對書怎樣藏著掖著，孩子們之間書籍的相互借閱仍然非常活躍。劫灰散盡，誰都不富足。互通有無，交換平等，不在乎多寡。
小鎮方寸之地，鎮長大不過千戶侯，牽扯起來人人都沾親帶故。我借閱過書的人家，恐怕有近百家吧。借書還書次數多的夥伴，一些因此成了終生好友。但我天性疏落，書借出去常常忘了債主。有時借別人的書又轉借給他人，最終不知所蹤。冤無頭卻債有主，弄出很多尷尬。
借書要還，有時心有戚戚，就把整本書抄下來。那時記性好，抄抄也就記進腦子了，以至於抄完之後覺得無需保留抄本，就送給朋友。我喜歡讀書，卻從不藏書，讀完的好書，放在書架上不安心，一定交給另一個喜歡這書的人，才放得下。這就像買彩票，雖然是敗家的陋習，卻有意想不到的回報。一本家傳的民國版《世說新語》送給一位老師，後來成了我嶽父；另一本手抄的《郭小川詩選》送給了一位相距很遠的朋友，最終成了我妻子。
寫於2016年6月19日，父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