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兩次急轉彎（上）

文革的每一步， 到底是老毛的偉大步驟， 還是隨機應變走到哪兒是哪兒？ -轉載者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兩次急轉彎——分別是１９６７年７—８月 從武漢“７２０事件”、“揪軍內一小撮”到下令抓捕王關戚和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 運動的突然爆發到戛然而止。談談這兩次急轉彎的背景，轉彎的具體過程以及表象掩蓋下 的真正原因。 ◇　我們先說第一個急轉彎。 （一）武漢“７２０事件”的背景。 　　第一小點：軍隊文革大的背景 　　軍隊的文革，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１６條”明文規定在總政治部統一安排下進行 。到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造反派“紅縱”某負責人在天安門城樓 向林彪告狀，說軍隊院校文革條條框框太多，林彪當即叫來總政副主任、全軍文革小組組 長劉誌堅，下令立即起草一個規定，讓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樣搞法”。 　　林彪交待：規定起草後直接送中央文革修改，定稿。這就是有關軍隊院校文革的“緊 急指示”，主要內容是兩條：一是軍事院校和地方院校一樣搞法；二是要當眾銷毀工作組 時期整學生的“黑材料”。 　　這個“緊急指示”一出台，全國立即掀起了一個查抄“黑材料”的高潮。軍事院校造 反派不甘落後，頻頻為追查“黑材料”衝擊領導機關，搶、砸檔案室。問題是，檔案室是 一個高度敏感的地方，不僅有很多機密文件，還有一套嚴格的管理製度。可造反派可不管 你那麽多！這樣，有人要衝、有人要保，製造了很多矛盾衝突。軍隊首腦機關的工作大受 幹擾。 　　１９６７年初，中央文革對劉誌堅不滿，改組全軍文革。誰來接任組長呢？江青推薦 了徐向前元帥，並由江青擔任第一副組長。我個人認為，江青之所以推薦徐帥，是看重徐 帥不爭權、不好事的性格——１９４９年以後，徐一直安於被邊緣化的現狀。按照江青的 “小九九”，徐帥還像以前那樣掛個空名，她就可以借機在軍隊發號施令，擴大影響。孰 料徐帥接任後，卻非常積極，江青的如意算盤落空了。 　　比如，在總後邱會作問題上就和葉劍英的意見相左。上麵說到的上海二軍醫大“紅縱 ”，在京城那也是名震四方。他們把總後勤部攪得天昏地暗，把部長邱會作鬥的半死。葉 帥知道後，把邱保護在西山。造反派找不到，就向全軍文革告狀。徐向前打電話讓邱回總 後接受批判，邱問徐：你是用什麽身份？如果個人身份，我拒絕；如果以軍委副主席身份 ，我服從。徐說，以軍委副主席身份。邱隻有服從。還有人勸阻，邱說，因為我，兩個元 帥都鬧意見了，我還能不去嗎？ 　　結果邱回去以後，被打得半死。利用午休看管人不注意，在煙盒紙上寫求救信，托人 送給他老婆胡敏。胡找到葉群。最後還是葉群拿著林彪的手令，才把邱會作救了出來。從 此邱把葉群的解救日視為再生之日，死心塌地為林家賣命。既給他帶來了林彪提攜的飛黃 騰達，也遭受了“９１３”之後的牢獄之災。 　　徐帥上任後還發現，軍隊各級首腦機關被造反派衝擊得七零八落，這怎麽行？ 　　得出台個規定，不能隨意衝擊軍隊領導機關。徐將這些意見報告林彪，林一直不答複 。後來徐帥急了，幹脆闖宮，直接乘車到了林彪駐地。林不能不接待了。兩個人就在林的 駐地，擬了個七條命令。又經周恩來、聶榮臻等修改潤色，毛又加了一條，領導幹部教育 好自己的子女。於是“軍委八條命令”正式出台。 　　此時各地軍頭對衝擊軍隊首腦機關的反軍派，正無可奈何呢，要求軍隊“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啊，“軍委八條命令”猶如久旱逢甘霖。有了尚方寶劍，各地幾乎是不約而同 ，大抓反軍派。各地造反派頻頻向中央文革告急。 　　到了１９６７年４月，中央軍委又出台了“１０條命令”，這時幾位老帥已經因“二 月逆流”靠邊站了。“１０條命令”規定軍隊“不準開槍”，“不準隨意捕人”，“不準 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不要進行群眾性的“請罪”運動。也不要強迫群眾 寫檢討”……這下子再次把軍隊的手腳捆住了。 　　第二小點：武漢軍區的具體情況。 　　武漢軍區的具體情況是，“八條命令”下達後，他們抓了５００多名“反軍派”，解 散了武漢工人造反組織“工總”；“１０條命令”下達後，造反派要求為工總平反，釋放 被抓的群眾。 　　１９６７年３—４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和政委鍾漢華參 加。陳再道在會上發牢騷，說中央文革不了解情況，偏聽偏信，聽不進軍區的反映，請示 也不回複。他建議，要麽中央文革在各省派出大員，具體指導該省的文革運動；要麽各地 派聯絡員到中央文革，建立一條互通的渠道。不知為什麽毛和中央文革不予采納。今天看 ，如果真按陳再道的建議辦，少發生多少衝突和武鬥啊？武漢的“７２０事件”也就不會 發生。 　　可能是受到了某種壓力，中央文革４月１９日開了一次聯席會，聽取武漢軍區意見， 形成了幾條“共識”。大意是：武漢軍區沒有犯方向路線錯誤；武漢軍區３月份逮捕５０ ０多人並非錯誤行動，但要逐一複查，確定無罪的應當釋放；還有一條是工總不應當恢複 ，因為是“１０條命令”前解散的。中央文革決定４月２１日由戚本禹接見武漢造反派， 做他們的工作，此前要保密。 　　這是一個對軍區十分有利的方案，陳、鍾兩位喜出望外。把江青叮囑要保密的話丟在 腦後，立即打電話告訴了在武漢的其他軍區領導。那些人又把這“北京來電”公開了出去 ，大字報貼了滿大街。中央文革的眼線遍布全國啊！都是打著某報記者站的名義，第二天 即２０號，就把情況捅上來了。江青聞之大怒，收回了先前的承諾，責令陳、鍾撕掉筆記 本上的有關記錄。所以，沒有等到戚本禹接見武漢的造反派，這幾條“共識”就作廢了， 僅生存了不到３天。 　　陳、鍾４月底回到武漢，形勢與其走時已大為不同。保守派和東山再起的造反派都在 進行全市“大聯合”，武鬥日漸升級。６７年６月底，我和另兩位同學扒火車去東北，在 鄭州一上車就碰到幾個武漢的學生。他們說武鬥死了不少人，用長矛直接捅，十分恐怖， 他們都是逃出來避難的。 （二）武漢“７·２０事件”爆發 　　第一小點：毛澤東親自出馬 　　毛澤東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要到武漢去的。自從１９６６年７月毛回到北京，撤了工作 組，召開了“８屆１１中全會”、炮打了劉少奇的司令部，然後是批判“資反路線”，８ 次接見紅衛兵，號召全國奪權，擊退了“二月逆流”……已經整整一年。可以說“堅冰已 經打破，航線已經開通”，他可以放心的離開北京了。 　　毛雖然聲稱要到武漢去“保陳再道”，但我認為毛還另有目的——就是把北京留給中 央文革，放手讓康生、江青等人從肉體上折磨、摧殘劉少奇，而他本人則“不在現場”。 甚至還可以裝模作樣批評幾句，事實上他也真這麽做了。因與今天的主題無關，不展開講 了。 　　但毛大大低估了解決武漢問題的難度。自以為以他至高無上的權威，“金口玉言”一 出，各方還不得“熱烈擁護”、山呼萬歲？毛的解決方案大體上有幾點： 　　一是武漢軍區支左支錯了，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做檢討；二是解散工總是錯誤的， 應為其平反；三是武漢“二司”、“三新”等是造反派；四，“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等 等。這和４月份曾經達成的“共識”已經是天淵之別了。 　　如此巨大的落差，陳再道根本不能接受，還和周恩來拍了桌子。無奈，周隻有領陳、 鍾去見毛。毛說得很輕巧：犯路線錯誤有什麽了不起啊？現在到處都是方向路線錯誤，檢 討一下就完了嘛！一看這是毛的意見，陳、鍾再不通也不行啊！沒法子再往上打官司了嘛 。但心裏還是不服氣，彎子根本就轉不過來。 　　陳再道、鍾漢華口服心不服，部隊的中下級幹部——由於支左和各企業的“百萬雄師 ”已經有很深的關係——心不服口也不服。 　　第二小點：“７２０事件”爆發 　　此時，武漢爆發危機的各項條件都已具備，隻差一根導火索，而王力恰恰把導火索點 燃了。他做了兩件事：一是送周恩來回京，從機場回來就直接到造反派中，透露了中央解 決武漢問題的精神。造反派如獲至寶，把王力講話的錄音到處廣播。二是王力在隨後的武 漢軍區師以上幹部會議上，口出狂言：“你們這些師以上幹部，對文化革命一點也不理解 ，像小學生一樣，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課，從ＡＢＣ講起……” 　　說起來，王力講的也不錯，這些軍人誰能知道毛為何要發動文革？目的是什麽？問題 是，台下這些老軍人都是一批久經沙場、從槍林彈雨中走過來的，在他們眼裏——你王力 算老幾？不就是一個搖筆杆子的“秀才”嗎？一絲戰功未立，跑到這兒來教訓起我們了？ 　　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直接導致了“７２０事件”的爆發——７月２０號淩晨，部分 軍人衝進王力所住的賓館，要和王力“辯論”。王不敢出頭，後來看謝富治、陳再道與那 些人談得不錯，就壯著膽子下來。恰逢又有一撥人衝進來，還錯把陳再道當成了王力，上 去就是一槍托。陳捂著腦袋大罵：媽那個巴子，老子是陳再道！這撥人強行將王力架上汽 車，拉到軍區等處“辯論”，實際上就是批鬥。 　　因為王力住處和毛相鄰，群情激昂、衝進賓館的軍人讓毛非常緊張，以為發生了兵變 。汪東興下令隨行的８３４１部隊子彈上膛，架起機關槍，隨時準備開火。實際上，除了 陳再道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沒人知道毛就在武漢，更不知道毛就住在旁邊。 　　事情傳到北京，引起一片慌亂。都認為武漢發生了“西安事變”。周恩來二話不說， 立即返回武漢。江青一度要模仿“西安事變”時的宋美齡，深入“虎穴”，但最後還是沒 去，而是和林彪聯名給毛寫信，委托總後勤部長邱會作為信使，“頭在信在”，必須親手 麵交毛。毛澤東自己也把情況估計得很嚴重，懷疑是陳再道和“百萬雄師”策動的一場“ 叛亂”。 　　７月２１日，在周恩來、楊成武等人的安排下，調動毛的專列故布疑陣，聲東擊西， 而毛本人則破戒乘飛機逃往上海。 （三）“７２０事件”後的極左狂潮 　　第一小點：毛澤東的看法 　　盡管“７·２０事件”並不是“西安事變”——毛毫發無損，也沒有人限製毛的自由 ，但確實讓毛丟了麵子。周恩來在事件發生兩天後說：“主席很生氣，他老人家沒有料到 會這樣，我們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這種情況……”！（徐海亮《７２０事件在文革中的位置 》） 　　事件後，毛最初的看法是部隊問題嚴重。他給江青的信中說“現在有百分之七十五以 上的軍分區以上的幹部支持右派”，毛提出“大量武裝左派”。江青也借“河南一個群眾 組織”之口，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在這兒有必要提一下，這個口號的“專利權人 ”就在我們群裏——袁庾華先生。他多次說這個口號是他提出、後被江青采納的。至今也 沒有看到任何人來和他爭搶，應該就是他的“專利”了吧？ 　　毛提“武裝左派”，就沒想到，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是“左派”。軍隊肯定認為自己支 持的是“左派”，或者直接發槍，或者明搶暗送；對立麵也自認為自己是“左派”，你不 給我發，我就自己去搶！接下來的武鬥就從棍棒、長矛迅速升級為步槍、衝鋒槍、手榴彈 。江青鼓吹“文攻武衛”，誰都稱自己是在“武衛”呀！每次和外國開戰，不都是說“自 衛反擊戰”嘛。兵法上也說“以攻為守”、“進攻就是最好的防禦”——“武裝防衛”和 “武裝進攻”在實際執行中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麽區別。 　　第二小點：大抓“軍內一小撮” 　　７月２２號，周恩來營救出王力。北京舉行盛大集會歡迎“謝富治、王力光榮回到北 京”。為了拔高規格，王力所乘飛機先到但不降落，在北京上空盤旋，等周恩來的飛機落 地，加入歡迎王力的隊伍。王力受到了“英雄凱旋”般的禮遇。 　　７月２５號，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大會，聲討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 派，慶賀謝富治、王力勝利歸來。原本不打算參加的林彪突然改變了主意。他在天安門城 樓上對蒯大富和韓愛晶說：從前我們要做文章，但沒有題目，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 我們要抓住大做文章。 　　蒯大富還問王力：“現在是不是到了要解決軍內問題的時候了？”王力連連點頭，點 名徐、葉兩帥，點了南京、福州兩個軍區，說毛主席、林副主席對他們不滿意。 　　蒯大富、韓愛晶會後立即召開“清華井岡山”和“北航紅旗”兩總部的聯席會議，蒯 大富在會上說：“林副主席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麵軍的，他們力量大人 多，高級幹部多。‘７２０’事件就是四方麵軍陳再道搞的，後台是徐向前。林副主席提 出的‘帶槍的劉鄧路線’就是衝這些人來的。林副主席對我說要做大文章，就是要揪‘軍 內一小撮’，把反對他的力量全部打下去，為他當接班人掃清道路。” 　　７月２７日，林彪主持會議，決定撤銷陳再道和鍾漢華的職務。楊成武回憶道：“在 這關鍵時刻，林彪說了一句關鍵性的話：‘武漢不單是武漢的問題，而是全國性的問題’ ，提出‘我們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揪軍內一小撮’……” （《楊成武將軍自述》，遼寧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版，第２９４頁。） 　　同一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 信中明確提出，“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漲開始了”！ 　　８月１日，各報都轉載了《紅旗》雜誌１２期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 ，社論寫道：“不久以前，武漢地區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勾結 起來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鎮壓。”“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 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鬥爭的大方向。”《紅旗》雜誌１９６７年 第１２期。） 　　在連篇累牘的輿論轟炸下，各地造反派都認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轉向軍隊， 把“軍內一小撮”揪出來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階段”、“第三戰役”，是兩個司令部的最 後決戰。因此更加無所顧忌地衝擊軍事機關，大肆搶奪武器彈藥，全國範圍內的流血武鬥 進一步升級。 　　外事口造反派也乘“７２０事件”後的亂局，組成千人“揪陳大軍”，在外交部門口 “安營紮寨”。８月７日晚，戴著英雄光環的王力，約見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聯絡站”代 表，公然煽動他們奪外交部的大權。 　　８月１９日，外交部造反派不顧周恩來的多次批評、警告，宣布“奪取”部黨委大權 ，將副部長姬鵬飛、喬冠華關押在地下室，每天強製他們到王府井鬧市賣造反派的小報。 這兩個人大部分外國記者都認識啊，外電評述：外交部奪權，意味著周恩來政府的徹底垮 台。 　　也就在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文革即將進入“新階段”——也就是大揪軍內一小撮的階段 ，老造反派要立新功，以前揪地方幹部落後的，也希望借此機會趕上之時，突然傳來了王 力、關鋒被抓的消息，傳來了毛在王力“８·７”講話上批“大大大毒草”和《紅旗》雜 誌１２期社論上批“還我長城”的消息。當時我恰好在北京，以為是謠言。王力為文革立 下汗馬功勞，又剛剛在“７２０事件”中獲得殊榮，怎麽可能會抓他？直到消息被證實， 還不敢相信。 （四）促使毛急轉彎的背後因素 　　第一小點：武鬥急劇升級，全國幾成武鬥戰場 　　我們仔細品味毛澤東在文革中的決策，發現與文革前絕然不同。毛慣於一般號召，缺 乏實施細則，不具操作性。比如號召解放軍“支左”，卻沒有“左派”的標準；“軍委八 條”，沒防止軍隊濫抓；出個“１０條”補救，卻又導致各地造反派衝擊軍隊首腦機關， 搶奪武器彈藥等等。可能與文革前的劉少奇等人善於將毛的一般號召細化，使之具有操作 性。打倒劉鄧後出現空缺——毛是“甩手掌櫃”，林彪則奉行“毛主席劃圈我劃圈”，中 央文革一幹人更缺乏實際的行政經驗。 　　在“武裝左派”、“文攻武衛”口號下，全國各地硝煙滾滾，槍炮不斷。廣西搶奪援 越物資，連蘇聯過境的援越武器也不放過，屢屢引起蘇、越抗議；四川“三線”兵工廠多 ，不用搶軍隊的，直接去工廠倉庫、甚至生產線上拿。 　　毛的武漢之行非但沒有抓出指導全國的“典型”，反而引發了武鬥大升級，全麵內戰 開始。 　　第二小點：政府失控，火燒英國代辦處 　　各部部長早就打倒得差不多了，周恩來都不得不替呂正操當鐵道部長，親自過問運輸 、車皮這樣具體的事項——事關國計民生、百姓生活。但，還總能勉強支撐下去。但外交 部被奪了權，影響就大了。 　　中國的外交原本就左，文革開始奪權時，周就一再告誡，外交政策一直是毛主席掌控 的，外交大權不能奪，造反派隻能監督。陳毅因“二月逆流”靠邊後，造反派的發言權越 來越大，很多事情姬鵬飛、喬冠華不敢頂啊！駐外使館也都奪了權，大使被打倒，工人或 級別很低的外交人員當權，使館有活動都是他們出麵，讓外國元首感到受了侮辱——不對 等啊！至於隨意攔截行人，強行發放“小紅書”等荒唐事情就更多了。 　　“７２０事件”之後，極左狂潮達到頂峰。外交事件頻頻發作，發生了衝砸印度、緬 甸、印度尼西亞三國駐華機構的行動，但以“火燒英國代辦處”最為激烈，影響也最大。 　　這件事的起因在香港：大概在６７年的４￣５月份香港左派開始模仿大陸搞文革，遭 到港英當局的鎮壓，衝突日趨激烈。三家左派小報公開鼓吹自製武器或搶奪警察槍支，被 當局查封。一次未經批準的遊行示威，遭香港警察阻止；中方民兵越界支援，也被港英警 察包圍。中方邊防軍為援救民兵，開槍打死了數名英國警察。 　　此事經新華社報道：港英當局打死打傷群眾數百名（事後證明死一人，傷幾個人）， 《人民日報》冠以“血腥屠殺”字樣，激起國內狂熱反英風潮。造反派掌權的外交部直接 對英國政府下達“最後通牒”，要求４８小時內釋放被抓群眾，解封被禁的左派報紙。港 英當局沒有理睬“最後通牒”，派駐港英軍進駐警署取代警察，早先還調來了航空母艦。 　　８月２２日，４８小時到期，看英方沒有答應條件，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造反 派，衝進英國駐華代辦處大砸一通，還不過癮，幹脆放火燒了英代辦處。周恩來聞訊大驚 ，立即派衛戍區增援，並出動宣傳車告誡好人撤離，留下的是壞人，但造反派根本不理睬 。倒是英國代辦聽到廣播後，主動帶領多名工作人員尋求衛戍區的保護，還有７、８名工 作人員翻牆逃出，到外交公寓和芬蘭大使館避難。 　　第三小點：軍隊失控，有分裂的苗頭 　　文革開始後，已先後有北京軍區司令楊勇、政委廖漢生被批鬥關押；海軍副司令、東 海艦隊司令陶勇死得不明不白；武漢的陳再道、鍾漢華又遭難。各地軍頭無不憂心忡忡。 　　“７２０事件”之後，報上大肆鼓吹“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抓“軍內一小撮”。 地方幹部抓“黨內一小撮”，已經讓多少人家破人亡；現在輪到了抓“軍內一小撮”，前 景不寒而栗。 　　恰在這個時候，名滿全國的造反派蒯大富、韓愛晶在林彪的暗示下，又挑起了一方麵 軍和四方麵軍的舊怨，要揪陳再道的後台徐向前元帥，還組織抄了徐帥的家。江青、葉群 合謀抄了四方麵軍另一重要將領徐海東大將的家，大有把四方麵軍將領悉數打倒的趨勢。 出身於四方麵軍的將領更為緊張，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幹脆擅離崗位，躲進大別山深處。 　　一、四方麵軍原本就有很深的暗傷。毛雖然一再強調要搞“五湖四海”，其實最偏重 一方麵軍。４９年以後，無論是海軍司令、空軍司令、總參謀長乃至國防部長，無不出自 一方麵軍。其他“山頭”隻能任副職。延安時期四方麵軍的丁武選曾在大會上痛訴所受不 公正待遇，引發會場上一片委屈的哭聲，好不容易才壓了下去。如果此時再撕開舊傷疤， 整個部隊就不是去支持毛打倒劉少奇了，鬧不好還引發一、四方麵軍火拚，這是毛澤東所 絕不能允許出現的。 　　第四小點：周恩來的適時出擊 　　進入１９６７年，周恩來逐步有了危機感。２月下旬，江青抓住周一點疏忽，指責他 “目無林副主席”；“二月逆流”有人指稱周是後台；中央文革戚本禹公然把周排除在毛 的司令部之外；江青也當麵稱周為“舊政府留用人員”。進入５月份，神秘組織“５１６ 兵團”在中央文革默許或縱容下，宣講周“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毛和劉之外）第 三司令部的人”。他們到處散發反周傳單，張貼反周標語。 　　此時，江青又拋出了“伍豪啟事”，在周頭頂懸上一把“達摩克勒斯之劍”。有人說 ：不做虧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門。你不是叛徒，怕啥？說這話的人是對那時險惡的政治環 境太不了解了。看過一個資料：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曾在葉劍英麵前發牢騷：說我是這， 說我是那，他們有證據嗎？葉帥歎了一口氣：如果需要證據，就不是文化大革命了。 　　周恩來知道，某些造反派如“５１６兵團”把矛頭對著自己，以及外事口造反派蓄意 打倒陳毅，背後都有中央文革的影子。“不停頓地打倒一切”，導致全國性的混亂已經無 以複加，總根子也是中央文革。而穩定北京乃至全國的局勢，就必須對中央文革小組采取 某些措施，但沒有毛的首肯顯然不行。 　　周恩來隱忍不發，他在等待。“火燒英國代辦處”為周的反擊提供了最佳時機。我甚 至都懷疑是周有意為之——聽任奪了外交大權的造反派犯錯。他知道，外交上的嚴重混亂 ，是毛澤東決不允許的。眼看條件成熟，周抓住機會果斷出擊。 　　８月２５日淩晨，周恩來單獨約見才從上海毛澤東處回京的代總長楊成武，談了對近 來一係列事件的看法。周特別指出王力的“八七”講話，煽動造反派奪外交部的權，並連 鎖反應到外貿部和國務院其他部，還有火燒英國代辦處以及借口揪劉少奇把中南海圍得水 泄不通，宣傳上又提出“揪軍內一小撮”。他憤慨地說：“這樣下去怎麽得了？”周還把 一份王力“八七”講話交給楊，要他轉送毛澤東看。 　　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周掌握的時機可以說恰到好處。毛澤東僅思考了一個晚上，即 做出了反應。他在王力的“八七”講話上批了：“大、大、大毒草。”在《紅旗》雜誌１ ２期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上批道：“還我長城”！ 　　第二天即８月２６號，毛令楊成武立即飛返北京，直接向周恩來傳達：抓捕王力、關 鋒，（戚本禹暫且觀察一段時間）追究“揪軍內一小撮”的責任。周迅速召開“碰頭會” ，傳達毛的指示，現場對王、關采取措施。突如其來的打擊，令中央文革措手不及。陳、 康、江一個個忙不迭地推卸責任，囂張的氣焰大為收斂。 （未完待續） □　來源：《文史講堂》微信群 http://www.cnd.org/CR/ZK19/cr1007.g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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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看該作者沙發  發表於: 前天 12:15       　　　　　　　　　　　　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兩次急轉彎（下） 　　　　　　　　　　　　　　　　·劉建業· 〔上接ｚｋ１９０５ｃ〕 　　第五小點：毛究竟感受到了什麽？ 　　毛澤東能夠如此快速的做出反應，說明周恩來的反擊僅僅是一個契機，毛自身應該也 有與周相似的感受。“７２０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但其表現出來的民心、軍心卻不能忽 視。他看到了軍隊對文革的疑懼、集體怠工和反抗，看到了對原四方麵軍將領的懷疑與攻 擊——軍隊原本是要為毛“倒劉”保駕護航的，絕不能因軍隊山頭之爭的暗傷導致分裂。 他應該也感受到了外交危機，假如真的需要因香港問題與英國開戰，軍隊還能打仗嗎？像 許世友躲到大別山，找都找不著。 　　此外，我本人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份還聽到過“聯省自治”的傳言。我哥哥當時在華南 工學院上學，同學中廣東人和華僑居多。他們聽香港的廣播，說許世友、韓先楚等人要搞 “聯省自治”。這些廣播如果被毛知曉，肯定會影響他的判斷和決策。 　　綜合這些現象，我想，正在駕馭著文革這艘大船的毛澤東，一定是感受到了大船傾覆 的危險，不得不“急轉彎”。讓王關戚做為替罪羊，以換取軍隊的忠誠。王力後來喊冤： 說他的“８·７講話”基本上都是毛澤東的原話、原意，這應該是事實。王力被抓以後， 毛規定不準任何人提審王力，正源於此。問題在於毛澤東本人的立場變了，一是要有個說 法，二是要找替罪羊，為前一段的混亂負責，就不得不對王關戚“揮淚斬馬謖”了。有人 回憶，把王力、關鋒關押後，看到江青哭了。有人評論：江青痛失車馬炮，應該也是事實 。 　　清華大學“４１４”的理論家也很敏感，他們提出：文革的航船轉向了，毛澤東掌舵 繞過了暗礁。他們準確地看到了毛這次急轉彎的原因——如果不繞一下，很可能就要觸礁 了。 　　毛澤東１９６７年９月下旬回到北京，王海容急忙前往打探。毛念了兩句詩：“時來 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就把她打發走了。王與外交部的劉華秋弄清楚詩句典出 後，理解為王、關完蛋了。其實是毛自身心境的寫照——不是他想抓王關戚，而是形勢逼 迫不得不抓，即使是像他這樣自負甚高的“英雄”，也有“運去不自由”的時候。 ◇　接下來是講座的第二部分——“批林批孔”從突發到戛然而止 　　１９７４年初突然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不僅普通百姓感到突然，連中共二把手 周恩來都感到意外。不久，大家都看出了苗頭，原來“批林批孔”是“批周公”啊！然而 詭異的是，也就在運動熱火朝天的進行之時，卻又戛然而止，讓人大惑不解。今天，我也 冒昧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我們首先還是先說背景。 　　“９１３事件”之後，毛澤東雖然是慶幸躲過了林立果的刺殺，但也麵臨一個難題： 那就是如何向百姓解釋他和林彪的關係。不是老說“英明”嗎？為什麽沒能看出林彪是個 野心家、陰謀家呢？如果說你早就看出了林彪是壞人，可你又為什麽把他立為接班人，還 破天荒寫進黨章？ 　　為此，毛不得不拿出文革之初寫給江青的一封信，想向大家表明，早在文革初期，毛 就看出了林彪是“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個人相信原先確有這麽一封信，不過發表 時根據需要做了大量的改動。除此之外，毛還公布了對他本人殺傷力極大的“５７１工程 紀要”。 　　當時李德生、紀登奎都反對公布，把他們的意見反映給周恩來，周說：主席可能另有 考慮。在隨後的一次接見四川省革委、成都軍區領導人時，周當著眾人問毛：這個要不要 發？毛當即回答：必須下發。“５７１工程紀要”公布以後的效果大家想必都很清楚了。 　　也就在毛澤東絞盡腦汁，致力於撇清與林彪關係之時，周恩來卻借尼克鬆訪華，在外 交上大放異彩。基辛格創造了一段話：“既然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此不持異議”，解決了當時中美聯合公報最大的難題。但 我們大都不知道周恩來也創造了一個詞，解決了很多西方大國與中國建交的障礙。 　　以前西方大國為什麽不能與中國建交？主要障礙是要求他們承認“隻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原則。後來周恩來創造了一個詞兒——“注意到”，隻要對 方“注意到”中方這個立場即可。 　　這種方式最早出現在與加拿大建交公報裏。中方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惟一合 法的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加方“注意到中方的這一立場”。“公報”沒有堅持要 加方一定承認、而隻是“注意到”中方的立場。這個先例一開，澳大利亞、日本等等很多 西方大國都爭先恐後與中國建交，國際上對此評價很高：稱之“周恩來外交”。 　　毛自己是灰頭土臉，周卻在內政外交上連連得分，大有功高蓋主之勢。但這還不是最 重要的。關鍵是“９１３事件”之後，周恩來主導批判林彪的“極左”。而實際上，毛、 林和文革極左是一個共同體，批林極左不可能不涉及到文革中的極左思潮、極左做法，這 些東西可不是林彪的專利，甚至可以說林不是這個專利的主要所有人。 　　對此，毛澤東不得不親自出麵幹預，封殺了周批判極左思潮的主張，欽定林彪是“極 右”。可林彪原本是文革“左家店”的二掌櫃，卻硬要去批他的“極右實質”，實在是有 些生拉硬扯。盡管靠著毛的權威，硬是把批左壓了下去，但毛也深知，在政治上難以讓人 心服。而且周的主張在黨內外大有市場，很可能會成為今後對文革秋後算賬的旗幟。如果 不及早根除這股勢力，非但文革遲早會被斷送，毛本人最後也難逃脫被清算的命運。 　　毛當年發動文革，最主要的就是因為害怕有人在他身後作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清算 他大躍進餓死數千萬百姓的罪行。現在，劉少奇雖然已經從肉體上徹底消滅，再也不會死 灰複燃了；但保衛文革的“成果”又成了新問題。他別無選擇，隻有發動一場保衛文革“ 成果”的聖戰。而這一次，毛心目中“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非周莫屬。 （二）毛周關係簡單回顧 　　毛周關係決不像官方史學所描繪的那麽親密，從毛澤東終其一生，從未踏入過西花廳 一步，即見他們之間的私人關係。我們都知道，周曾經是毛的上級，而且兩次將毛從領導 崗位上拿下來，尤其是後一次，寧都會議，撤掉了毛的紅軍總政委，由周取而代之，讓毛 去做蘇維埃主席。雖然並不完全是周主導的，但毛畢生耿耿於懷，不肯原諒。 　　被共產國際確認為中共領袖不久，毛便開始了“延安整風”，整肅張國燾、王明、張 聞天等，接下來還要整肅周恩來，被前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製止（共產國際當時已宣 布解散）。毛寫了９篇文章，讚揚劉少奇，諷刺挖苦周恩來，還沒來得及發出來就“胎死 腹中”，這也讓毛很鬱悶。 　　１９５８年的南寧會議，毛對周就毫不客氣。指責他：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 反‘反冒進’”。“反冒進”不是馬克思主義，“反‘反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毛拿 著上海的元旦社論問周：恩來，你是總理，你寫得出寫不出這樣的文章？他幾乎是指名道 姓地批評周恩來：離右派隻有５０米！毛有意用柯慶施取代周恩來。 　　高壓下，周提出自己是否適合再擔任總理的問題，毛沒有挽留，隻是讓中央書記處研 究。結果，中央書記處集體意見仍要周擔任總理。整個１９５８年，周在各種會議上檢討 自己“右傾保守”達１３次之多。 　　我本人在１９６８年曾看到過一個原汁原味、沒有修改潤色的毛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 上的講話，其中提到：周恩來這次表現不錯，沒有跳出來。 　　文革醞釀階段，周也是毛要整肅的目標。據林彪《工作筆記》，１９６４年１２月毛 的生日宴會，毛曾借著酒勁對林說：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都排斥姓毛的，把我逼 急了就鬧個天翻地覆。林彪當時也認為，劉、鄧、周都是毛要打倒的對象。周能夠從被打 倒的對象，到後來躋身於“無產階級司令部”，而且與毛纏鬥一生，還最終能夠得以善終 ，可以說是奇跡。當然，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這裏不展開說了。 　　特別讓毛憤憤不平的是，周恩來卻總是能夠博得黨內外的好感乃至國際上的盛譽。他 也曾幾次動過整周的念頭，但都被周的太極軟功所化解，到頭來總是不了了之。隨著漸入 垂暮之年，毛深感安排後事之急切。而要根絕他生前身後否定文革的隱患，解決貌似恭順 、實則心懷異見的周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 （三）毛悄然開始了“倒周”的布局 　　毛要“倒周”，不僅有個人恩怨，更為重要的是要保衛的“文革成果”，尤其是身後 不會被顛覆。為此，他悄然啟動了幾個步驟： 　　１，鄧小平複出 　　毛澤東駕馭群臣的策略，均是讓其相互製約。“八大”之後，分別由劉（６２年後） 鄧主管黨務、林彪（５９年後）主管軍隊；周恩來主管政府，其實還有康生、謝富治主管 的秘密情報係統。相互製約、互不越界，最後都要到毛那裏去匯總，毛始終是仲裁者。 　　文革後，劉鄧被廢黜，林彪輔以江青仍然製約周恩來。但，“９１３”之後，周的威 望不降反升，而江青一幹人份量太輕。左思右想，當時的中國政壇上隻有鄧小平有足夠的 資曆、威望和能力能夠挾製或者進而取代周恩來。再加上鄧原本屬於毛派，在曆次黨內鬥 爭中都是站在毛一邊。１９５８年曾按照毛的意思“疊床架屋”，以中央書記處挾製國務 院。隻不過１９５９年之後開始刻意與毛拉開距離，對毛敬而遠之，卻和劉少奇配合默契 ，令毛很是氣惱。在文革的狂熱中，鄧小平被定為“第二號走資派”，但毛始終對他網開 一麵，處處將其與劉少奇加以區別。 　　重新啟用鄧小平是一部險棋，但也是一步高棋。毛對鄧的重新啟用分成兩步：首先將 其從流放地江西接出來，恢複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十大”上當選中央委員。在隨後的考 核中，令毛十分滿意，一句話就升任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摻進”周恩來主持的國務 院和葉劍英主持的軍委，同時製衡周、葉二人。 　　２，把王洪文提拔為“準接班人” 　　“９１３”之後，毛澤東內心深處最理想的權力架構應該是江青任黨主席（或者是選 一個傀儡，由江青掌舵），張春橋任總理。但江青誌大才疏，經常依仗特殊身份撒潑耍賴 ，積怨甚深。再說，江青成也身份、敗也身份，身份固然可以令其頤指氣使，別人不便計 較；但身份也注定她不便名正言順的就任中共主席。而張春橋則因１９７０年的廬山會議 幾成公敵，讓他擔任總理，阻力太大。 　　不得已，隻有退而求其次，毛看中了曾任上海“工總司”頭頭的王洪文。既是造反派 頭子，能與文革榮辱與共。王又是張春橋一手扶植起來的，對張言聽計從，也意味著對江 青言聽計從。既可以做江、張的傀儡，有沒有江、張麵前那麽大的阻力。 　　主意已定，毛借漢高祖劉邦“非劉姓為王，天下共擊之”的典故，說：我們是無產階 級專政的國家，為什麽不能推出一個姓“工”的？“十大”之前，特意將其從上海召到北 京考察；“十大”上推薦其做中央副主席，位列毛周之後第三。毛澤東的用意很明顯，就 是要昭告全國，將來我的接班人是王洪文，而不是很多人認為順理成章的周恩來。 　　３，政治局開會批周 　　這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卻極少見諸媒體。官方史學往往閃爍其詞，所以有必要多說 幾句。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周恩來和來訪的基辛格結束了最後一次會談，１４日淩晨 基辛格就要飛返美國。晚宴後，基辛格突然提出，臨時再加一次會談。請示毛來不及，拒 絕了也不禮貌，周就與基辛格臨時增加了一次會談。 　　會談中基辛格提出了中美軍事合作，美國向中國提供核保護傘。按說這是一件多好的 事兒啊！看看日本、看看韓國，省下大筆軍費開支，把錢用於國計民生。但，周恩來不敢 當家，需要請示中央，實際就是請示毛，承諾基辛格登機前答複。這次會談中方由唐聞生 做翻譯。 　　然而，當周想向毛請示時，卻被告知毛睡覺了。周知道，睡覺對毛是一件大事，經常 會因被打攪而發火。再加上毛剛剛經曆了一次休克，身體還沒能完全恢複，周也不便貿然 去把毛叫醒。一時間急得團團轉，直到基辛格要走了，周才不得不答複，但話說得很活： 雙方各指定—個人繼續交換意見。應該說，並沒有超出他的權限。 　　毛澤東似乎正在等待著周恩來邁出這一步。基辛格１４日淩晨走，當晚毛便召集唐聞 生、王海容核對周與基辛格會談的記錄。反應如此之快，不能不讓人懷疑是事先設下的圈 套。隨後，王、唐二位“小姐”又秉承毛意，不動聲色找周進行了核實。接下來，王、唐 開始四處放風，說總理在這次會談中闖了亂子，被蘇聯的原子彈嚇破了膽，沒有請示報告 主席，就向美國承擔了搞軍事合作的義務，接受了美國的核保護傘。 　　１１月１７日，毛澤東親自出馬，為蓄意已久的批周敲響了開場鑼鼓。他嚴厲批評這 次中美會談“並不怎麽樣”，說：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 核保護傘。根據毛的決定，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 主要是批周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 　　後來自稱是毛一條狗的江青，一馬當先向周開炮。一會兒說周“左”了，“主張兩個 拳頭打人”，沒有執行好聯美整蘇的方針；一會兒又逼周交待，與美國人的會談中幹了什 麽見不得人的事。後來江青上綱越來越高，指責周恩來“喪權辱國”、“蒙騙主席”，“ 給美國人下跪”，逼迫他承認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 　　周恩來忍無可忍，當場對江青拍了桌子，說：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 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看周恩來不服氣，毛澤東隨即下令擴大批周會議的規 模，並親自擬訂了列席會議的人員名單，除了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鵬飛、喬冠華、 黃鎮、仲曦東和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外，又專門欽點鄧小平出席。地點也由 釣魚台改到人民大會堂，由王洪文主持，王海容、唐聞生擔任聯絡員，每天向毛匯報會議 情況。 　　１１月２５日至１２月５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周進行前所未有的批判鬥爭。開場由 唐聞生原原本本傳達毛澤東批周的最新指示和近期對外交工作的批評，足足講了八個鍾頭 ，調門非常之高，許多用語與毛對劉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樣。如毛澤東宣稱：周恩 來對蘇聯怕得不得了，如果他們打進來了，他要當蘇聯人的兒皇帝！原本是批周擅自接受 美國的核保護傘對付蘇聯；這會兒又變成了要當蘇聯人的兒皇帝，真是不知其中是什麽樣 的邏輯關係。 　　會上對周無限上綱、圍攻批鬥的場麵，特別是江青指著周的鼻子大罵的陣勢，讓一些 剛剛進入政治局的工農代表如陳永貴、吳桂賢等人心驚肉跳，不寒而栗。往日誰見了周恩 來都會主動熱情地打招呼，如今幾乎所有人都對周盡力回避，即使正麵相遇也表現冷淡。 ” 　　據目前披露出來的資料，江青稱“這是第１１次路線鬥爭”（第９次劉少奇；第１０ 次林彪），還把毛１９７２年初病重時向周交權之事誣周要“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喬冠華、章含之夫婦為解脫自己，對周落井下石；王海容、唐聞生“兩位小姐”動輒嗬斥 ，疾言厲色；最後是鄧小平為了獲得毛的信任，對周講了幾句重話：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 隻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 警惕這一點。鄧由此重獲毛的信任，很快躋身於核心領導層。 　　江青以“幫助小組”的名義，責令周恩來必須自己動手寫出檢討，其它任何人都不能 插手。周在沒有秘書幫助，沒有任何其他信息來源的情況下，隻有俯首認罪，對會議上各 種責難和捕風捉影的誣陷“照單全收”，強迫自己喝下種種難以下咽的汙水。為了打消毛 的疑心，周在檢討的末尾還明確提出他本人隻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應交別人主持。” 　　在周恩來把各種各樣的“屎盆子”、“尿盆子”統統扣在自己頭上之後，終於換得了 偉大領袖高抬貴手。毛發話會議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 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麽講，實際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 自己（指江青——作者注）才是迫不及待。” 　　這次“批周”會議的記錄，文革後鄧穎超和葉劍英聯名打報告，由胡耀邦銷毀。因周 臨終前對鄧穎超有過交代。我想，周恩來夫婦擔憂可能因為“批周”會議上綱上線太高， 且大多不實，而周為了過關，在檢討中“照單全收”。容易引起不知底細的後人的誤判。 　　後來的事情更具戲劇性——毛對周說：總理，你受苦了。並指著王海容、唐聞生說： 就是她們兩個，整我，整總理，在我頭上拉屎撒尿，將來就是要說她們整總理。讓王、唐 二人為其背黑鍋。王、唐二人私下說：“他做臉，我們做屁股”，“他要我們去批總理， 批完了，他給總理台階下。” 　　４，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發生在“批周”會議結束後不久，震動了整個中國。為確 保無人敢於抗命，毛把閑置多年的“總司令”朱德請出來，故作姿態地稱朱德是“紅司令 ”。此外，還加上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共同助威。各種資料對此都描述得很多，也很 詳細，不再贅述。 　　奇怪的是，毛澤東當眾又說了些貌似無的放矢的話：“如果中國出修正主義，大家要 注意呀！”——文革發動前夕他曾屢屢這樣說過，那時暗指劉少奇，現在說又是針對誰呢 ？毛還話裏有話地說：“我還可以打一仗呢”，“一打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 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上述４點——鄧小平複出並重握大權，王洪文成為準接班人，政治局批周會議和八大 軍區司令員對調，是“批林批孔”運動前的中國政治生態，也是毛暗中所進行的“倒周” 部署。接下來，“批林批孔”就要開場了。 （四）“批林批孔”爆發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日大年初二，江青突然召開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由 遲群、謝靜宜宣講早在１月１８日已經備好、２４日周恩來尚不知情的中共中央７４年１ 號文件，並對周、葉（劍英）進行不指名的攻擊。次日又召開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批 林批孔”動員大會，如法炮製前一天的進程。 　　我當年就在北京當兵，雖然不知內幕，但深感來者不善。尤其是周恩來在會議上所做 的檢討：對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不知道”，中央和國務院係統“抓晚了”，“落後了”， 更讓人不解——難道要開展這麽大的一個運動，身為中共二把手的總理都不知道？這太不 正常了吧？ 　　與江青召開“動員會”同時，報刊上開始了鋪天蓋地般的“批林批孔”宣傳，充滿著 火藥味。堂堂《人民日報》居然出現“屁話”這類極為粗魯的語言。《解放軍報》被剝奪 自己的內容，“照排”《人民日報》長達１７８天之久。 　　江青儼然以批林批孔運動的負責人自居，對政治局頤指氣使，發號施令。她到處以個 人名義寫信，送材料，指派親信黨羽四處點火發難。各地文革中的造反派——主要是未能 從文革造反中獲益，或最初曾經獲益、後又被拿下去的人物——聞風而動，重新拉起山頭 ，紛紛起來揪鬥當地“翻案複辟”的代表人物。這些造反派雖然人數不多，能量不小，鬧 得生產下降，人心惶惶，大有第二次文革爆發之勢。 　　“鄭州思想沙龍”創辦人邵晟東老師曾經談過他個人的一段經曆。“批林批孔”開始 時，也曾有人動員他：這次運動矛頭是對著周的，如周下台，得跟著下一大批，會空出許 多位置，是個好機會，慫恿他積極參與。已經看透了這次運動的邵斷然拒絕了那人的說項 。 　　這個期間，江青等人又挑起了一係列“事件”，件件都是射向周恩來的暗箭。 　　如“黑畫展覽”，鑒於文革極左——即使是對外交往的窗口也都是“紅色海洋”，全 是毛像啊語錄牌啊，不適於尼克鬆訪華後逐步活躍的對外交往。周恩來要求創作一批供國 內各大賓館裝飾的中國畫，還可以將部分用於出口。結果被江青批為“美術界的複辟逆流 ”的典型，還舉辦了“黑畫展覽”。 　　“蝸牛事件”則是四機部派人去美國考察、引進彩色顯像管生產線時，接受了美方贈 送的一個小禮品——玻璃蝸牛。江青等人認定是美方譏諷中國電子工業“爬行”，接受了 禮品就意味著“喪權辱國”。後經調查，就是人家的一個風俗習慣。但江青這麽一罵，不 得不照顧她的麵子，取消了與美方簽訂的合同。讓中國人晚了好些年才看上彩電。 　　電視片《中國》是意大利著名左派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的，因為介紹中國比較客觀， 有一些“落後麵”。江青在政治局觀看影片時邊看邊罵：這是與帝國主義開辦的合股公司 ，究竟是愛國還是賣國！外交路線上出了大問題，出了修正主義、投降主義，壞人自然都 進來了。 　　周恩來接受楊振寧、李政道等人建議，指示物理學家周培源寫了一篇關於基礎研究的 文章，被張春橋等人誣為複辟，直稱要揪其後台，不管是誰，不管多高的職務，雖然他們 明知是周。 　　此外還有批判“無標題音樂”、晉劇《三上桃峰》以及湘劇《園丁之歌》。說起《園 丁之歌》也有點故事： 　　江青對其持否定態度，理由是劇名就不合適，園丁應是共產黨，怎麽是教師、知識分 子呢？劇中還有一句唱詞：“沒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擔來承當”，江認為這是對無產階級 和勞動人民的汙蔑中傷，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逼著湖南省委批判這個戲。 　　這幫湖南人也挺壞的。等毛澤東來湖南休息時，他們讓毛看。毛一看，不錯啊，還鼓 了掌。借著毛的權威壓江青。到了１９７６年２月，江青“擅自招開１２省市打招呼會議 ”，還不忘大罵湖南省的有關人員。 　　這段時間內，還爆出了河南的“馬振扶事件”，北京“小學生日記”以及張鐵生“白 卷事件”等等。 　　除了有意尋釁，製造出這一係列事件外，江青還指揮她的一班人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 輿論宣傳工具，連篇累牘地刊載所謂“評法批儒”的文章。以“梁效”（北大清華兩校的 諧音）與上海的“羅思鼎”最為有名。他們借古諷今，指桑罵槐，大搞影射，批“周公” ，批“大儒”，批“宰相”，蓄意將矛頭指向周氏。 　　因為不便在黨報上做得太露骨，上海專門創辦《學習與批判》雜誌，由張春橋、姚文 元一手操控，在文字上更加赤裸裸。例如“圓滑的老官僚”，“他善於擺平關係”，“最 後各方麵都不得罪”甚至有“端著胳膊”這樣直白影射周恩來的文字，生怕老百姓不知其 所指為何人。江青在天津小靳莊為一周姓婦女改名字“周克周”，同時露骨的說：“要用 你這個‘周’去克他那個‘周’”。老百姓都看明白了，“批林批孔”就是“批周公”。 （五）“臨門一腳”，突然生變 　　１９７４年７月，毛澤東離開北京，先後赴武昌、長沙等地，用《晚年周恩來》的作 者高文謙的話說，他要“離開京城這塊喧囂之地”“—個人靜下心來認真考慮一下”“倒 周”的成敗得失，衡量一下風險與收益。這也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決定前的習慣。 　　至此，毛已經做好了“倒周”的一切準備：組織人事方麵有王洪文、鄧小平取代；批 周會議後周恩來的問題已經半公開化；八大軍區司令對調造成軍隊混亂，不可能“幹政” ；輿論上更是鋪天蓋地的宣傳，此時隻需把“孔老二”、“投降派”等任一標簽與周恩來 劃等號，周就要步劉少奇的後塵了。 　　然而，彷佛是天降奇跡，毛澤東突然來了一個１８０度的大轉彎。１９７４年１０月 ２０日，毛澤東明確表示：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 文一起管。毛不僅驟然中斷了已經箭在弦上的“倒周”之舉，還把“四屆人大”的主導權 直接交給了周恩來。這有點像一場足球賽，好不容易把球帶到對方球門附近，馬上就要射 門了，卻突然中止了！不管是國內關心時政的百姓還是國外的“中國問題專家”，真是一 頭霧水。 （六）毛澤東突然察覺到了危險 　　在４５年後的今天，在獲得了大量資料之後，我個人推測，是毛澤東突然察覺到了危 險：一個潛在的危機可能正在北京醞釀。盡管毛並沒有證據，但他敏感地覺察到了風險。 他隻能果斷采取措施，將“批林批孔”運動刹車，安撫潛在的對手，化解尚在萌芽之中的 危機。 　　那麽，是什麽因素導致了毛的這次轉變呢？個人認為有兩點： 　　１，周恩來主持的國慶招待會 　　１９７４年９月３０日晚，周恩來抱病主持國慶招待會。當麵容消瘦的周恩來出現在 國慶招待會上時，人們都站了起來，使勁鼓掌，不斷地呼喊：“周總理！周總理！”全場 沸騰，掌聲雷動，經久不息。前排的爭相上前握手，後排的也都破例站在椅子上，招手、 打招呼……周在招待會上所作簡短的祝酒詞，被熱烈的掌聲打斷十餘次之多。 　　我個人當年看過周主持國慶招待會的新聞紀錄片：周連續做了五、六次手勢，都壓不 下去那熱烈掌聲，我當時就感到非常震撼！ 　　國慶招待會強烈的擁周場麵，讓毛澤東心中很不是滋味。他太明白招待會所透露出來 的“擁周”信息了。此時如果還罔顧黨心民意，執意“倒周”，極有可能激起強烈的反彈 ——後來發生“４·５運動”證明了他的預見——他已進入垂暮之年，再也沒有膽略去冒 如此大的風險了。他不能不暫且把“倒周”擱置起來。 　　四天以後－－－－７４年１０月４日，毛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議 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至於誰任總理，或者說周恩來怎麽安排，毛都沒有表態 。 　　此時的毛澤東，或許僅僅意識到“倒周”之事還需從長計議。非但沒有決定再次由周 擔任總理，而是恰恰相反。他心目中認為最急迫的還是：抓緊提升鄧小平的權柄，加快“ 以鄧代周”的步伐。 　　２，王洪文秘密的長沙告狀 　　如果說，國慶招待會上所出現的強烈擁周場麵，令毛非常震撼，不得不中止“倒周” 計劃；那麽，王洪文的秘密長沙告狀之舉，倒是讓毛突然間警醒——一個潛在的危機或許 正在形成！ 　　按照官方說法：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８日，王洪文在與江青等人密謀一夜後，背著中 央政治局大多數人，秘密飛到長沙毛澤東處告狀。王洪文稱當時的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 味道”，周恩來“住在醫院裏，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那裏的有鄧小平、葉 劍英、李先念等人”。毛澤東當即批評了王洪文，要他回去後要多找周恩來和葉劍英談談 ……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對這段“官方說法”，長期以來似乎無人深究。然而，事情果真這麽簡單嗎？ 　　個人認為，在這貌似平和的表象背後，隱藏著一個巨大的秘密：那就是，正是王洪文 的長沙告狀，讓毛澤東突然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 　　王說：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廬山會議，就是林彪企圖將自己的意誌，借 會議被煽動起來的氣勢，強加給毛的一場“未遂政變”。好在毛當時就在廬山，可以及時 采取對策。然而這一次，他身在外地，鞭長莫及，一旦北京事發，那後果難以想象！ （七）危機真的存在嗎？ 　　或許有人會問：你說的那麽玄乎，真有那麽嚴重嗎？ 　　這是個好問題。在一個口口聲聲要“依法治國”，卻連自己製定的“檔案法”都不遵 守，應該開放的檔案依舊做為“國家機密”，想獲得相關證據是很困難的。但也不是沒有 任何蛛絲馬跡可尋。下麵幾條可作參考： 　　１，王洪文“長沙告狀”之後，“批林批孔”即戛然而止，與其來勢洶洶的開端形成 鮮明的對照。“批林批孔”的實質就是要改變“９１３事件”後的權力格局，但事實是， 幾乎沒有任何改變。如果能說得上改變的話，鄧小平權力更大、“四人幫”的權力更小了 。這顯然與運動發起者的初衷完全不同。 　　２，毛澤東刻意加強了對“嫌疑對象”葉劍英等人的籠絡。 　　例如，毛澤東讓王海蓉、唐聞生將他“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的意見帶回北京時，特 意說：“這是葉劍英的意見。我讚成照他的意見辦”…… 　　１１月６日，李先念在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北京的工作時說到，“小平的問題解決了， 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指示”，毛澤東卻說：我擁護葉劍英同誌的意見。 　　這和一年前政治局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態度已經明顯不同。 　　３，鮮為人知的是，在王洪文、周恩來去了長沙之後，毛還秘密召見江青去長沙。但 官方至今對此緘口不言，媒體也鮮見有披露。 　　毛為什麽在召見周、王之後，又特意召江青到長沙？毛和江都談了些什麽？我們至今 一無所知。但從江青此後采取了比較合作的態度，不再處處尋釁，我個人推測，毛很可能 會告訴她前一段的風險，以及眼下暫退一步、將來再找機會反擊的戰略。 　　４，陳永貴回憶，葉劍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過：“抓四人幫是順從民心和天意的 ，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間，許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誌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時 候，把江青、張春橋這些人抓起來，然後再和主席商量。我們考慮再三，覺得沒有把握。 除非周總理和我們配合，我曾經試探過總理的口氣……他很厭煩和我討論江青的問題。” 　　凡此種種，如果不是因為毛意識到了某種潛在的危險而暫退一步，又能用什麽理由解 釋呢？１９７５年底，毛又發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一定意義上說，不就是 要把當年“四屆人大”上被迫交出的權力再奪回來嗎？ 　　去年１１月，我赴京采訪了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先生，談及這段曆史，他說了一句話 ：鄧小平複出，（公安部長）李震之死，政治局“批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和“批林 批孔”，五件事其實是一件事。什麽事？你自己去琢磨。他的意思實際上和我的思路不謀 而合，這一件事就是“倒周”，也可以說是要改變“９１３”之後的權力格局。 　　這五件事中，我唯一沒有提的是李震之死。身為公安部長，掌管著“刀把子”的人， 竟然死在戒備森嚴的公安部大院內！說“他殺”，用了頂尖的技偵手段、頂尖的技偵人才 ，都無法獲得任何證據予以支持；說“自殺”，又找不到自殺動機。用周恩來的話說：李 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他沒有任何自殺的 動機。 　　李震之死，有太多謎團難以解釋，當年在北京城也是轟動一時。我個人看法，自殺是 肯定的，動機則是至今還沒能為我們所知因素——假如真像紀先生所言，五件事是一件事 的話，李震之死一定與高層的權力鬥爭有關。那就太敏感、太黑暗，不便在這兒講了。 　　至此，毛澤東在文革中兩次急轉彎已經講完了。熱切希望網友們質疑並提出寶貴意見 。需要說明一下的是，在兩個轉彎中，第一個主要參考資料：王紹光的《超凡領袖的挫敗 》和徐海亮《７２０事件在文革中的位置》；第二個主要參考資料：高文謙的《晚年周恩 來》。

[華府采菊人]

到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造反派“紅縱”某負責人在天安門城樓
向林彪告狀，說軍隊院校文革條條框框太多？

知道這位是誰嗎？應該是陶鑄的女兒陶斯亮吧， 所以文革後她的“那封信”，別人的孩子其實也能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