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死去的父親(王孝和）也難逃厄運（作者王佩民）

死了也不太平啊， 文革期間確實是說王孝和是叛徒，後來他的小姨子和我在一起插隊， 有時也聽她講點有關的事情。那時還有些怪說法， 比如一個同學的父親是江南造船廠的老工人，文革前一直說包括他在內地一些工人， 臨解放時把已經開出吳淞口（中國當時最大的一艘）準備去台灣的一艘浮吊，想方設法又開回來了， 當然被當成是“護廠”有功人員， 文革一來， 不知咋地他老爸被抓到牛棚隔離審查了，有說他們是故意這麽幹以便滲入革命隊伍（？扯蛋吧），另一種說法是在船上的一部分人是真的地下黨， 還有些人是真的想去台灣的， 比如我同學他老爸， 所以揪出來了。荒謬時期的荒謬事。-轉載者

　　　　　　　　　　　　　　　　·王佩民·

　　父親王孝和（１９２４年－１９４８年）浙江鄞縣人，出身於上海工人家庭。１９３８年在上海勵誌英文專科學校學習，結識中共地下黨員許統權，讀了《紅星照耀著中國》等進步書刊。民國３０年５月，參加中國共產黨。民國３２年１月進楊樹浦發電廠發電管理室當抄表員，他組織讀書會，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成為工人們的貼心朋友。民國３５年１月，上電爆發大罷工，他始終積極參加，贏得工人們的信任和擁護，當選為上電工會楊樹浦發電廠支會幹事，分工負責工會的文化、組織和文書等工作。在讀書會基礎上，他建立了工人圖書館，為工會會刊寫稿。由於上電工會在反內戰的民主運動中站在前列，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並於民國３６年９月宣布解散上電工會，通緝工會幹事。經過工人鬥爭，民國３７年１月召開大會選舉工會幹事，王孝和等仍當選為常務理事。國民黨又派出特務以“指導員”、“秘書”等身份駐在工會進行監視，並威脅利誘他參加國民黨。他以“對政治不感興趣”加以拒絕。民國３７年２月，“申九慘案”發生，他代表工會參加“申九慘案後援會”，在廠裏發動工人纏黑紗、捐款，抗議當局的血腥暴行。同年４月，國民黨當局為鎮壓工人和學生的民主運動，以破壞生產和社會治安等名義，在全市逮捕各廠工會負責人。１９日，特務萬一闖進王家要他自首，遭到拒絕。他妻子及好友要他到鄉下暫避，但他考慮到黨和工會的安全仍留下來。２１日清晨被捕，他經受酷刑考驗，保衛了地下黨的秘密和戰友的安全。６月２８日，上海高等特種刑事法庭判處王以死刑。上電黨組織指定專人幫助王妻上訴，獄中黨組織也幫助王研究上訴內容。各界人士紛紛向上海高等特種刑事法庭寄送抗議信。９月２４日，特刑庭維持原判，王在獄中寫了三封遺書：一封給雙親；一封給懷孕的妻子，要她把孩子撫養成人後告訴他父親是怎樣死的，“要繼承父誌，完成未竟事業”；一封給獄中難友，號召戰友們“為正義而繼續鬥爭下去！前途是光明的！”。９月３０日上午，他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刑場英勇就義，押赴刑場時，高呼“特刑庭亂殺人”，時年僅２４歲。

◇　我所知道的父親

　　我媽的娘家就在我爸外婆家的隔壁，所以他們是大人做媒的。按鄉下常規，訂了婚的女兒到１５歲，男方就要送聘禮，１６歲正式結婚。父親一直在上海讀書、工作，一直到媽媽１８歲那年，媽媽家既沒有收到聘禮，也沒有父親的消息，雙方大人都很著急。以後才知道，父親在上海聽人說媽媽在鄉下既信佛又嗜賭。他曾寫信給他的表妹（因我媽不識字），大意思是，個人的終身大事不能由父母作主的，就如一盤菜，你不喜歡吃而要硬吃下去也會吐出來的。他表妹接到信後卻沒有轉告我媽。舊社會，姑娘訂婚後被夫家退婚是很不光采的，鄰居會認為姑娘一定是有什麽不檢點的地方，在背後會有許多閑言閑語。外婆僅一個獨生女兒，知道此事後心急如焚，但此時做媒的父親的外婆已經過世，找誰去呢？就在媽媽１９歲那年（１９４６年），外婆帶著媽媽來到了上海。

　　父親王孝和此時已是共產黨員了，在個人的問題上他也服從組織的。有一次約會，父親讓地下黨的領導同誌在對麵馬路看看我媽，那位領導同誌看了後說，鄉下姑娘好，樸實、單純，對我們開展工作有好處，不識字更有利於我們工作。我爸很聽話，組織說什麽就是什麽，父親決定娶我媽媽為妻。２個月後，父親與母親結婚了。聽從聽組織安排，父親報考了海關、郵局和上海電力公司。結果３個單位都錄取了他。家裏人認為郵電局是“鐵飯碗”，去那裏工作比較好。父親自己很想去海關工作。但最終他還是請示了黨組織。考慮到上電是個動力部門，需要加強力量，黨組織希望他去上電廠。父親毫不猶豫地聽從了黨的安排。１９４３年１月，進了楊樹浦發電廠，在發電廠的控製室當抄表員。那時候電力公司、郵局，還有海關，都是好地方，他就是用外文去應試的。我爺爺以前在太古輪船上（太古輪船是一艘外國船）燒煤的，因為每年夏天要生病的，外國老板就把他踢出來。我爸到海關去與他們交涉，由於英文不懂，他受了一肚子氣，所以他發誓要學英文。父親讀英文的學校就在思南路皋蘭路那裏（二工大後麵。現在這所學校已經沒有了），學校的學費相當貴，都是有錢人讀的。為了完成學業，他半工半讀（上完課後打掃教室）。雖然被有錢人家看不起，但他書讀得相當好，都是第一、第二名。他也是在這個在這個學校入黨的。父親是１９３８年進校的，一直讀到１９４１年，但最後並沒有畢業。組織上讓他去電力公司，就是想讓他加強工人運動。

◇　父親被張春橋定性為“叛徒”

　　沒想到，死去的父親也難逃厄運，被誣陷為了叛徒。

　　１９６５年時任上海市委候補書記的張春橋，利用國民黨特務強加於父親的偽造材料，以市委名義報請中央不再宣傳父親的事跡。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北京鐵道學院貼出第一張大字報，說我爸是假烈士、真叛徒（到現在這份東西我還保存著）。之後，我爸就變成了“叛徒”，而且傳說很多很多，還有說我爸是潛伏特務，沒有死的。我媽那時候住在楊樹浦，楊樹浦鄰居都不相信那是真的，他們到我家裏來問我媽，我爸是否還活著？我告訴他們是她親眼看到我父親落葬的，怎麽會活著？但外麵傳說活靈活現。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在拍攝大型文獻紀錄片《先驅者之歌》時，率先在銀幕上重現了父親的英勇形象。

　　我就覺得他們膽子很大。

　　解放前，我媽是家庭婦女，是不知不覺地幫我爸做事。她沒文化，搞不清楚什麽事情，但她知道我爸是好人，不會做壞事。後來我媽特批離休的，專門有兩個地下黨幹部為她做證明。我父親被捕後，地下黨等於暴露了。地下黨不能做的事情，都由我媽出麵做。我媽以她合法的身份到監牢門口去吵鬧，要國民黨把我爸放出來，說國民黨不講道理，把無辜的人殺掉，引起民憤。這是地下黨要做的事情，但地下黨不能出麵了，我媽出麵名正言順，我媽起了地下黨不能起的作用。

　　楊樹浦發電廠是美國人開的。我爸犧牲以後，據說廠工會與美國人結過帳，每個月按照大月小月發工資，我爸工資照拿，說是養我們兩個人到１８歲。文化大革命時，錢全部凍結了，我們生活費也沒有了。我爸當初被捕時的罪證是破壞發電廠（說是共產黨要借他的手破壞發電廠）。他剛被抓進去時，有人證、物證。國民黨就是用這個借口抓他。說他叛徒是因為被抓進去以後審問了，我爸承認他是共產黨員。那時候地下黨沒有對他說你不能承認，所以他認為自己是共產黨，就承認了。據我的分析，後來大概地下黨轉達給他說你的情況特殊，不能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快點再翻供。因為地下黨的人說我爸沒有承認過，我覺得張春橋可能就利用這一點。

　　我是在整理我爸材料時發現了這件事。實際上那時候發電廠是不會引起全上海一片漆黑的，隻不過是廠裏受到一些影響。解放前夕，地下黨想要牽製國民黨的力量，在上海搞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想要弄點事情出來，所以想在廠裏引起一些大的運動。我爸始終沒有承認共產黨破壞發電機，這是曆史造成的原因。我爸最後犧牲時，他的身份也不能說，隻能作為一般老百姓，所以他的案子很特別、很難說。張春橋說不要宣傳，說我爸不是烈士，說他有變節行為。

　　我到市檔案局查到我爸從監牢寫出來的４６封信。我媽沒有看過這些信，因為我媽解放前是不識字的。這些信都是我爸親筆寫的。我是通過我中學同班同學馬長林（他是檔案局局長助理）看到我爸的親筆信件。我曾想問他要回這些信，他說信不能給你，除此之外你有什麽要求我都可以滿足你。我就複印了兩套，並把複印件全部裝訂好。我爸的字比較潦草，所以我將信件全部輸入電腦打印出整理好。到２００３年，我爸的一些在世的老同事，我也基本上都采訪過了。

　　沈鴻春（音）是我爸的上級，是他跟我爸聯係的。那時我爸實際上是可以走的，上級已通知沈鴻春（音）了，讓他通知我爸撤退。發電廠事件是４月１日，我爸是４月２１日被抓進去的，中間有３個星期的時間。但我爸始終沒有接到上級叫他撤退的通知，他組織紀律性很強，他就是不走。解放後，每次掃墓，我姐看到沈鴻春（音）就罵，因為我爸的命就因在他手上拖了一拖。問他為什麽拖？他說交通員沒有找到，撤退到哪裏去不知道。

　　我爸的老家在寧波的小普陀，我去年去過一次，老家的房子一麵山，一麵水，躲個人，根本找不到。我媽曾是跪下來求他快點逃，但父親就是不走。１９日國民黨特務頭子萬一（音）來了，他說我們政治上走的是兩條路，他說，我和你是兄弟，你快點老老實實坦白。這個人是廠裏工複委的特務，我媽預感肯定要出事，當天晚上她又勸父親快點走。那時候走，可能走不掉，也可能走掉了。父親第二天又去上了一天班。１９日晚上，父親和我媽談了一個晚上，把家裏的事情都安排好，他也肯定知道自己要出事了。他講第二天上班假如出來怎麽樣，不出來又怎麽樣，一一和我媽交代清楚。２１日他早上上班時果然被抓了。１日到２１日，３個禮拜，父親完全有機會可以逃掉，但他就是不逃。

　　沈鴻春（音）後來一直在廠裏，文化大革命時也挨整了。他活著的時候，每年都去掃墓。我那時候很幼稚，但我姐看到他一次就罵一次。那個特務萬一（音）後來是在監牢裏死的。那晚，我媽是跪下來求我爸逃的。那時候她肚子正好有我，不時會有反應。我爸還問她生什麽病了，要去看了。父親關在牢裏時又問我媽，我媽說懷孕了。我媽一直哭，我爸說你不要哭，應該開心，你做第二個孩子的媽媽，我做第二個孩子的爸爸了，我爸很樂觀。

　　我爸一直到１９８８年才平反。“四人幫”粉碎後，我爸活著的同事覺得能夠活到今天也不容易，父親被抓進去以後，沒有出賣過一個人，沒有出賣過組織。他們給我父親動刑時，肋骨都打斷了。我媽第一次去看父親，都不認識他了，人完全變了，身上都是血。但我爸還笑嘻嘻對著我媽。我爸被抓進去前，很多事情都關照好的。他說你無論如何都不能告訴人家，到我們家裏來的是誰。他說，如果你說了，對我沒有好處，隻有不利。父親被他們抓了以後，一次母親到廠裏去吵，正好碰到萬一（音）。萬一（音）就讓我母親看看有沒有誰認識？他說，以後你家裏生活成問題，錢我就叫認識你的人給你送過來。幸虧父親關照過母親，否則就會被他騙了。我媽看到很多來過我家的人，但她說我一個都不認識，就認識你一個。事後其中有一個人看到我媽時說，我的命就在你的嘴巴裏，隻要你一說出來，我就完蛋了。由此可見我爸做事是很地道的，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我爸沒有出賣過一個人，連和我爸單線聯係的人到現在還在，他說假如出賣的話，我第一個被抓進去（這個人是我爸的下線）。我現在還和他保持聯係，把他當自己爸爸一樣，逢年過節就去看他。張春橋說我爸是叛徒，可能就是他剛被抓進去的那段時候（他們打他，而且還有人證、有物證，所以父親可能承認過自己是共產黨。後來地下黨開會，說你的身份不能暴露，馬上翻供）。父親到底有沒有承認自己是共產黨？我也搞不清楚。不過有人說，他的手印是昏過去時按的。

　　我父親１９６５年以後就不能宣傳了。父親沒出賣過一個同誌，當年跟他一起工作的老同誌覺得現在自己在享受待遇，而我父親王孝和卻犧牲了，都覺得於心不忍。所以他們寫工人運動史時，專門組織了一批人，調查我父親這段曆史。他們弄清楚以後一直上報到市裏。１９８８年，江澤民任上海市委書記。電力局的陳局長和江澤民是同學，我們通過他的關係找到江澤民。結果，在我爸犧牲４０周年時，他的冤案終於得以平反昭雪，１９６５年的那個文件隨之撤銷。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９日由中共上海電業委員會、上海市工運史料委員會在延安西路２００號上海文藝會堂召開了《王孝和烈士就義四十周年紀念會》，會上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楊堤同誌宣讀了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同意恢複宣傳王孝和烈士事跡的複函》。市顧委、市總工會、團市委等有關方麵領導及各界代表４００餘人參加了紀念會。江澤民那天正好在中央開會，他也給４０周年紀念大會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我複印了下來。

　　父親犧牲後，是在國華殯儀館舉行大殮的。１９４９年５月還開了一個很大型的追悼會，大概有２００００人參加。追悼會以後，父親葬在虹橋公墓。我們每年掃墓，那裏有一間很簡易的草棚，接待我們，放點水果、點心。每次相關領導都會家屬接見，問問我們有什麽困難。後來，他的墓遷到上海烈士陵園。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有人可能去敲過我爸的墓，但那時候墓地已經空了。外麵傳說我爸的墓都被掘掉了，實際上並沒有掘掉，而是正好轉移了。我去看的，我爸的棺材很好，一點都沒有爛掉，我們在外麵套了一個水泥棺材。裏麵的棺材仍然很好，我爸的名字還很清楚。我曾要求打開看看，但沒被批準，說不能打開。

　　父親的墓從上海烈士陵園搬到龍華烈士陵園時，因為龍華烈士陵園是是將遺骸放入宜興壇子裏的，所以要開棺。我聽說之後，馬上對墓地的人說，我爸活著時我沒有見過，看看屍骨也好。那天就我一個人去（我媽不敢去）。可惜我那時候沒帶照相機，也沒有這種意識。陵園的同誌他們拍了幾張照片，但並沒有拍棺材裏麵。開棺一看，裏麵就一個頭顱，兩根長骨頭；棺材是空的，衣服都沒有，全都風化了，但棺材還是好的，裏麵很幹，有石灰，不是很多。我想，自己沒有看到過爸爸，我看看骨頭也好。

　　地下黨這批人，比在戰場上犧牲的人還要不容易。戰場上的人死是被一槍打死的，而地下黨他們是一點點受折磨而死的。他們在生活中，天天神經很緊張，是提著腦袋過日子的。我媽說沈鴻春（音）真的就是拎著一個包，隨時隨地準備在外麵過夜，生活很不穩定。

　　我媽說，如果我爸活到文化大革命，也會被人家整死。父親比我大２４歲，假如活到現在，應該有８０幾歲。當年介紹他入黨的許統全就是被迫害致死了。“文革”中，他實在受不了，有五六頂帽子戴在他頭上。他後來是打入中統的地下黨員了，我父親出事那會兒，他還到上海來救過我爸，但是沒有救成。我爸的案子，後來大概是蔣介石過問的，問這個案子怎麽樣了，到現在沒有口供？他指令９月３０日之前要弄掉我父親（我是後來在一本雜誌上看到）。

◇　姐姐因父親罪名無法參軍

　　我的家倒是沒有人來抄過。但我姐分配時卻遭遇到很大的坎坷。我姐是（１９）６６屆上海音樂學院附中畢業的。總政歌舞團到音樂學院附中來招生挑了５個人，說這５個人我們總政要了。但因指標還沒有批下來（他們單位是不是可以招生還沒有批），他們怕晚了要不到人，就先要了５個人，其中就有我姐姐一個。等到名額下來，他們對我姐審查後，說我爸是叛徒，不能批準她入伍。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姐就到音樂學院去了。總政不能要她，戰友文工團也不能接受她（凡是部隊都不能要她）。戰友文工團是北京軍區的，我姐夫那時去了戰友文工團工作，而我姐被分配了到人民機器廠裏。但陰差陽錯，由於名字搞錯了，她結果也沒去成，隻能在家裏待分配。有時她去上海海港劇組幫幫忙，拉拉琴。

　　後來山東省《奇襲白虎團》來借人，就把我姐借到了山東。我姐夫是在戰友文工團（在北京），他們兩人分居３年，我姐一直想過去，卻一直過不過去。到了山東後，江青說８個樣板團全部要到北京去集中管理。我姐開心得不得了，因為山東《奇襲白虎團》劇組也過去了，她可以和姐夫在一起了，而且她的戶口也從上海遷到了北京。但待了一年不到，山東人在北京待不慣，吵著要回來，整個團全部又搬回山東濟南。我姐戶口也遷到了山東。結果他們夫妻倆一個在山東，一個在北京。我姐真的很苦，１９７５年，我姐夫查出癌症，姐姐、姐夫結婚３年後，姐夫就因病去世了。姐夫得的是腸癌，年頭生的病，年底就去世了。因為我爸是“叛徒”，姐姐不能到部隊，他們夫妻一直分居。姐夫生病時，姐姐被借到北京工作。姐夫去世後，她仍借在北京中國京劇團。人雖在北京，但戶口還在山東，工作問題一直沒有解決；想調回上海，也一直沒有落實。１９７７年，姐姐在北京，我母親打電話問她上海聯係得怎麽樣？我媽告訴她還沒落實。姐姐在電話裏很失常地說算了，我沒有路可走了。我媽接到這個電話，急得不得了。那時“四人幫”已打倒了，但我爸的問題一直沒有明確。為了我姐，我媽到市革會去哭，說她沒辦法了，豁出去了。我媽說她丈夫為革命犧牲了，現在女兒發生這種事情卻沒有人幫忙，在北京走投無路，我怎麽辦？裏麵接待的人怕影響不好，把我媽拉進去問我媽，你有什麽事情告訴我，我幫你解決。因為母親這樣一“鬧”，我姐調回了上海。那時已１９７７年。我想姐姐的事肯定經過市領導同意的，但那時候我父親的事跡還不能宣傳。

　　我也是老三屆的，分配工作是上中工宣隊一手安排的。可能是因為我父親在他們心中有很深刻的影響，工宣隊對我蠻好。將我安排在了上海工礦。

　　１９６８年，我被分配到在虹橋路的上海電訊器材廠，做電話機。當初是把我分配到儀表局下屬的２６廠，上訊廠拿材料的人看到我的材料後，就把我弄到了電訊器材廠。我還屬於比較穩當的，沒有算叛徒子女。後來聽我媽說，她廠裏就不用她，因為上麵有關照，不能用她。所以她一直是廠裏的技術員。

　　“文革”期間，廠裏應該說對我蠻好的。我們支部書記思想有些左，我經常會對他提意見，他好像對我有些生氣。我很直爽，看到什麽事情不對就要說，可能他覺得我對他不大好吧。我們有幾個同事在說，照理說工農兵大學生選拔應該選你。但當初地下黨本身就受不到重視，地下黨的子女怎麽可能受到重視？而且我這種人太直了，不大討有些人喜歡。

　　我媽曾對我說，你們以後生小孩，要有一個姓王的，還一直灌輸我以後要生兩個小孩。

　　我是１９７４年結婚的，１９７７年有了大女兒。之前，我一直習慣性流產，這個大女兒硬是被我保住的。１９７８年我又懷孕了，我想生下來算了。結果廠裏叫我弄掉。我很老實地告訴他們，我一直是習慣性流產，好不容易有了，我想生下來。那時候是可以生兩個的，但一定要間隔４年。我說你們就看在這個份上，讓我生下來算了。你們假如覺得不能交代，我在組織生活上做檢查吧。但廠裏一定要我做掉，我那時已懷孕七個半月了，我說我不做。

　　我在組織科做事，組織科科長是一個離休幹部，他對我很同情，先讓我去了工宣隊，回來以後就分在組織科，等於是從車間跳出來了。為了我第二胎這件事，又把我發配到金工車間去勞動。但兩個老師傅對我很好很好，不叫我做什麽事情，就叫我坐著。後來他們還讓我教教他們數學。我待在廠裏覺得沒勁，就要求調出來。後來我調到了儀表局測試所。他們那時正好要一個人事幹部，我就去了。

　　父親王孝和在文革之前是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員的榜樣，他的形象深深地刻在工人師傅的心中。盡管文化大革命遭“四人幫”的誣蔑，誹謗，但金子總是會發光的。文革之後，為他平反昭雪，說明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是勇於承認和糾正自己的錯誤的。

□　來源：《中學生的文革歲月》第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