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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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175)
“鬥毆的套路
筆者清理了能找到的所有道鹹同時期的《巴縣檔案》案卷，發現川幫和茶幫的鬥毆其實還挺有套路的：
首先，輕易不打，一打就停不下來。
筆者在53年的檔案中，一共清理出川茶兩幫的31次毆鬥事件，其中有27次都集中發生在6年之內（當然，這個統計肯定不準，但目前的資料能告訴我們的大概也隻有這些）。最頻繁的時候一個月之內就發生4次。而剩下的47年，至少沒有多少報案和打官司的記錄。看起來，即使是人們印象中凶悍暴力的幫派組織，在打架這件事情上也不是那麽任性的。
但是一旦打起來，後果就嚴重了。比如同治三年到五年（1864-1866），雙方一口氣打了兩年。一開始茶幫隻是攻擊了川幫的個別店鋪，但是川幫毫不示弱地“問候”了茶幫的所有店鋪，於是茶幫又以牙還牙地打回來，接下來川幫又糾集一夥人直接群毆茶幫的首領……
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曾提到過一個“名譽金魚缸”現象，就是在緊密的社交網絡中，人們要通過發起衝突和回應挑釁來打造和維護自己的名譽。而這兩年中的川幫和茶幫，就真的像金魚缸中鬥紅了眼的兩條魚。你打我一個，我打你一幫；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誰也不敢先停下來。
第二、盡量避免“真打”。
在川茶兩幫打官司的狀紙中，有很多驚心動魄的描述，比如“各持長矛短刀棍棒蜂擁入行，抄毀房屋，搜人打殺”、“屠張洪發四人均受重傷”等等，但是在每個案卷的驗傷單中，驗出來的都是些輕微的木器傷、石塊傷、擦傷，甚至還有竹扇把戳傷。如果不是忤作出於某種目的偽造驗傷記錄的話，那就隻能說明其實兩幫打架更多地是造個聲勢、擺個姿態，還真不敢輕易把事情鬧大。
第三、情況失控時，要及時“刹車”。
當然，事情也有真的鬧大的時候。比如李鴻義參與的那一輪毆鬥，一開始茶幫的攻勢非常猛烈。打人、砸店、搶劫、擄人，越來越囂張。在三月二十四日最暴力的一次攻擊之後，官府抓捕了幾名茶幫腳夫，其中就包括李鴻義。但也就是在那一天之後，茶幫的態度迅速軟化，不停地為李鴻義求情，先是說他在獄中染病要求保釋，後來又說他患有精神病，所以行為顛狂，與茶幫無關。後來官府同意保釋後，第二天人就“死”了。
後來的事情我們就知道了：茶幫說屍體腐爛了不能驗屍，知縣爽快地答應了免驗，而川幫也沒有提出任何異議，這輪衝突真的就暫時壓下去了。所以筆者可以確定地說，“李鴻義”就是這個案子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大龍套”。在知縣和兩幫討論怎麽處理他的“屍體”的時候，他可能早已登上回湖南的船，一走了之了。但是他莫須有的“死亡”卻在衝突即將失控之際向川幫傳遞了示弱、求和的信號，而川幫和知縣也是心領神會，趕緊自己找台階下。
舊城改造前的千廝門正街
本文中的許多毆鬥就發生在這附近的區域，選自《典藏重慶》
結語
一直以來，“暴力”都是令曆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非常著迷的主題，因為它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窗口，去窺探那個不熟悉的、熱血豪情、快意恩仇的世界。然而不管是羅威廉（T Willam Rowe）筆下遍灑紅雨的湖北麻城，還是裴宜理（Elisabeth Perry）筆下天災人禍交織的淮北農村，還是王笛筆下手刃親人的川西袍哥，甚至是狄亞哥·甘貝塔（Diego Gambetta）筆下的西西裏黑手黨，都向我們呈現了“暴力”作為集體行為的共性：它是人們在特殊社會環境下逐步形成的生存策略。
清代重慶的腳夫也是如此，在生存機會相對充足、政府監管力度適當、公平和信任尚存的時期（嘉慶以前），這個群體並不特別暴力。然而隨著生存競爭日趨激烈、移民社會的群界劃分，以及公權力的悄然退卻，人們越來越傾向於選擇小團體內部的合作，而代價卻是團體與團體之間的撕裂與衝突。但即便是在川幫和茶幫爭鬥最激烈的時候，大部分毆鬥還是策略性的、以生存為目的的行為，而不是為了殺傷對方和破壞社會秩序。畢竟，若能選擇歲月靜好，誰願意鼻青臉腫、混跡街頭？”
從一個腳夫之“死”窺探晚清重慶的江湖世界
－－作者：周琳（轉自《澎湃》）
到了民國期間的四川軍閥， 大大小小幾十個， 打過去打過來， 什麽叔侄開戰，大多都是打著耍的， 但吼得厲害， 就是那個“內戰外行”了。
可是， 一旦到了“國家”層麵上， 這些用上海話說“打打白相相”的四川叫花子兵， 一個二個死命地拚，全國各地的軍閥都有投降日汪的， 連中央軍都有， 好像四川耗子打死也不投降！
看看重慶清朝的棒棒軍幫派之間的“打碼頭”， 就知道四川人的內戰打起來就是意思意思的來源了。
川軍值得尊敬！
內打是自己人，外打是敵人也
當年清軍入川，川人應該也是抵抗得厲害，不然清朝文人不會把張獻忠誣陷成殺人魔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