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１９６５：“文革”前最富足的年代·(石劍峰·金大陸·)

難怪當時不少高層幹部對“文革”爆發不理解，憤憤然地說：“因為有飯吃了，所以又要搞了！”   從這句話來看， 大概真的有人希望大家還是別吃太飽為妥？--轉載者

 

１９６５：“文革”前最富足的年代

·石劍峰·金大陸·

經過四年的調整，中國國民經濟至１９６５年時達到了建國以來的最高水平，原子彈爆炸，石油自給，提前還清了外債，“到處鶯歌燕舞”。而在此時的上海，市民平均消費水平也在平穩增長中，對於物質生活的追求始終並未被頻密的政治運動而徹底扼殺。

上海社科院曆史所研究員金大陸認為，“金錢”、“財富”的觀念，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上海市民的意識中。即便經曆了“文革”“階級鬥爭”和“鬥私批修”的思想“洗禮”，仍然不曾消散和退卻。

問：您之前寫了一本關於“文革”期間上海生活的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社會生活史》，那麽從１９６１年國民經濟調整到１９６６年“文革”爆發之前，上海的社會生活是怎樣的呢？比如到１９６５年，上海的社會生活是否也呈現“非常與正常”的狀態？

金大陸：這個話題太大，我僅從當時人們的“金錢觀”來講。１９７６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了毛主席的兩首詞，其中有一句“到處鶯歌燕舞”印象深刻，好像是在說“形勢大好”，實際上“文革”已呈現頹勢。再仔細一看，原來這詞是毛寫於１９６５年的，是指“文革”運動前形勢的。自１９６１年中央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以來，１９６２年下半年起，國民經濟開始穩步增長，至１９６５年時達到了建國以來的最高水平。除了原子彈爆炸，石油自給，提前還清了外債等，具體在社會生活方麵還表現為：票證供應範圍縮小；市場物價回落；給４０％的職工增加了工資；城鄉居民平均消費水平較大提高，比如全國人均１９６２年豬肉供應為４·４斤、棉布１１·１尺，到１９６５年為１２·６斤、１８·５尺等。

上海如何？在上海，從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６５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２５·８２億元到２６·５５億元再到２７·１３億元；城鄉居民存款則從７·３１億元到８·６４億元再到９·９８億元，說明當時人民的生活是比較穩定的，對“金錢”的擁有和支出也是平順的。至於，是否有人利用職權和機會貪占“金錢”？有材料說，１９６５年上海共查處犯有貪汙盜竊和投機倒把錯誤的黨員就達１３０７人。盡管有理念和程序之差異，但人們對“金錢”的追求始終是存在的，關鍵在於“合法”，還是“不合法”；在於是否損害國家、集體和他人的利益。

問：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居民存款的穩步上升，也代表著當時上海市民物質生活開始豐富，但在這背後是否已經湧動著政治潮流？否則從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６６年，僅僅幾個月時間，整個社會就開始集體政治轉向。

金：與此同時，“鶯歌燕舞”的背後卻是“階級鬥爭”的潮流湧動，從警惕中國“出修正主義”，到“四清”運動提出“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文藝界、學術界、教育界批判“封資修”一片蕭然，到江青聯絡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策劃發動“文革”的《評“海瑞罷官”》。包括我們出身不好的在學學生，在入團、升學和日常的活動中，都是明顯感覺到壓力的。難怪當時不少高層幹部對“文革”爆發不理解，憤憤然地說：“因為有飯吃了，所以又要搞了！”

問：您剛才講到，在“文革”前夕，人民對金錢是有追求的，甚至有黨員還貪汙盜竊和投機倒把，人們對“金錢”的追求是始終存在的。但隨著１９６５年的結束，１９６６年“文革”的到來，這種“金錢觀”發生了變化嗎？

金：“文革”爆發的時候，“破四舊”、“抄家”是“革命恐怖”。我們收集了很多抄家的資料，結果發現，“革命恐怖”來到了，有極個別的人的表現是非常特別的。我這個街區有個姓花的地主，那時叫“四類分子”，平時老老實實，不敢亂說亂動。抄家那個晚上，是花地主家住在市區的孫女、孫子帶著紅衛兵來的，進行了摧毀式的打擊，弄得鄰居在旁邊都很害怕。有一些人是非常無奈的，真正感到了恐怖。這個例子是複旦一研究生說的，他的爺爺是上海開車行的，抄家的時候害怕得把黃金都拿出來擺在桌子上，等紅衛兵來拿。但是，有更多的材料證明更多的家庭是轉移財產，是藏匿財產的，方法也各式各樣。前些年《收獲》雜誌有一組“文革”記憶的文章，其中有一女高中生，她的母親後來改嫁給一個老板了，她就將家中的金條藏在這女孩子的私處，弄得兩邊大腿都磨破了。也有報道說大串聯廣場上有丟失的金條。關於抄家物資，初期均登記造冊（北京紅衛兵抄名中醫陳大年家的財產就交到了銀行），中後期則發生比較嚴重的偷盜。

問：在一般的印象中，因為革命或者“文革”，人們對金錢是沒有訴求的，事實是否並非如此？

金：即便“文革”前期，許多事例都證實人們對金錢的認同和追求。下麵講的全是來自檔案的材料：１９６７年時，不少街道工廠揮霍公家的錢，購買電視機、毛巾、保健藥品等；籌辦一個《上海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竟然申請二百多人次的出勤補貼，達五千多元。１９６９年時，上海化工局革委會報告“抄家”物資情況：“全局２００個單位有散失、失竊及私自動用的有１４２個單位，占７１％”，一隻被偷的鑽戒就是從門頂上的肥皂中挖出來的。以上數例均發生於單位體製內，具體表現為假“公”濟“私”、化“公”為“私”、盜“公”為“私”，等等，總之，是通過各種技術性的手段，以“公”為“私”。在此，“公”不僅是大頭，更因為是“公”才具備成批量、集團性地化為“私”的可能，即在當事人的普遍的心態和認知中，“公”成為了“私”的源頭。

再看發生於１９７６年的兩個事例：１９７６年時，因有大量的腫瘤病人及家屬來往於上海腫瘤醫院，其旁邊的上海保健旅社就公然成了“票證交易”的市場。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住在旅社旁的八十四歲的孤老太康翠英，便用家中的煤爐“代客服務”：代燒鴨子四毛錢一隻，代煮蹄膀三毛錢一個，弄得生意火熱，群眾反映康老太每天收入二元多。於是，康老太擴大生產規模，“從一隻爐子擴展到三隻爐子，從清晨到夜晚十多個小時爐火熊熊”。鄰居紛紛效仿，其中一家搭建違章廚房，準備大展“宏圖”。

再據１９７６年６月的簡報，上海《文匯報》記者在一周日的下午，分別在淮海路、延安中路、南京東路現場觀察，兩小時內共發現五處十六人次的攤販現象，這些攤販一般都是男女搭檔，一個叫賣，一個望風，主要出賣自己編印的《菜譜一百種》《家具圖樣》《絨線編織法》和《數學遊戲》等，能賺不少的錢。

有意思的問題是：這可是私人麵對市場的作為，不是揩公家的油，不是吃公家的肥，而是通過自己的勞動，甚至是通過自己的聰明和創造，看準了市場的縫隙，然後勇敢地扒開這條縫隙，從中既滿足和推進了市場的需求，又從市場賺取了錢財。浸潤於在中國最大的工商口岸，浸潤於百年以來中西方混合的市場運作，上海市民對市場有一種天然的敏感和靈巧，勇敢和智慧。

當然，１９７６年的麵對市場，與１９６７年利用形勢倒賣像章、印製地下報刊的情況不同。近十年來的時空跨越，可見前者是謹慎公開的，後者是刻意隱蔽的；前者是服務於市民生活的，後者是倚仗於政治宣傳的；前者具備“勞動致富”的含義，後者屬於投機取巧的行為。其間的內容、手段和境況的變化，大致可反映整個社會變化的意涵。

問：社會秩序的混亂恐怕還為一些人提供了更多機會去爭取個人物質和利益訴求。

金：這就是所謂“革命誘惑”。革命了，便引動各種利益的訴求，且都打著“革命造反”的旗幟，最終發生“經濟主義”風潮。當革命造反洶湧而起的時候，對“對象”的恐怖與對“自身”的誘惑是同時伴隨著的。其實，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反“經濟主義風”之前，上海就有民辦小學教師和華東師大、上海師院、上海外語學院在讀函授生等，籲求“革命資格”的“造反”，目的分明是為了確認“正式編製”的身份認同。所以，“革命”是名義，“資格”是媒介，“身份認同”是實質。

問：普通工人是否也借助“革命”來提高自己的待遇？

金：１９６７年１月前後，上海確實因各方力量簽了一些補加工資、增加福利的條規。結果奪權以後，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發出《關於一九六七年春節不提前發放工資的通知》。其中第八條規定：從今年一季度起，恢複“工資基金管理”製度。就是原來當權派簽的一切條規都不算，但是可以以去年第四季度實際支付的工資總額為基準。在此，什麽叫“實際支付”，什麽叫“總額”，那就是除了工資以外，保留你的獎金。到１９６７年９月，市革委會勞動工資組下達《意見》，明確規定“按季、按年發放的獎金，節日加班工資等，仍可按原來規定發放”。再到１２月份的時候，市革委會工資組有關《請示報告》稱：各單位再按“文革”前，即１９６５年獎金發放水平，但不得增加。年末使用的職工缺勤的獎金，因缺勤病假是要扣獎金的，怎麽辦？就是到年底的時候綜合地發放，但是對“保守派”不再停發獎金，扣除的也不補。同時規定各造反派負責人，都要把獎金維持在原來的狀態，原是工人水準的，就拿工人獎金，原是幹部水平的就拿幹部的。這就告訴我們，上海在“文革”期間，是保留著獎金這一塊的。當然，各行業的獎金水平也不一樣，如市屬交通運輸局年七十一元，區屬集體所有製房修隊年四十五元，菜場年六十元，清潔管理站年三十五元。一般情況每人每月五元至六元。

到了１９６８年初的時候，對部分資本家、小業主，在獎金上仍然是扣掉的，因為這是“忠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立場問題。但對所有的群眾，仍然是要回到１９６５年的水平。例如楊浦區房修隊革委會通過憶苦思甜、個別談心，將１９６６年提高全年獎金額五十五元，改為１９６５年水平的四十五元。我認為這並不是少要獎金，而更多是集中於政治上的得失考量——或許確實認同、服膺這條革命的紅線；或許受製於已變化的身份、角色的限製；或許判斷政治上的“得”將大於經濟上的“失”。總之，革命造反的政治判斷，在是否忠於毛的路線的托舉下，占據了上風。如果說這種選擇屬於革命造反的大勢下的“正常”，那麽，這種“正常”中，既有“順應”的一類，即順從政治趨勢；又有“應對”的一類，即利用政治趨勢。

當然，這是“上海視角”，因常年政治運動不斷，長期不增加工資，以至這份獎金格外重要。許多上海人是把這份獎金納入正式的收入計劃，上海人講“照牌頭”，請病假算準天數“克扣克”，為什麽？為了不能“敲獎金”。所以獎金雖然名義上是額外的，是附加的，客觀上卻是實體性的，計劃內的。不知道“文革”時期的北京、天津或者外地的企業是否保留著獎金製，想必是保留的。所以，研究“文革”期間的工資、獎金製度，對全麵理解“文革”社會很有價值。

我這裏想說的是：至“文革”中後期，關於遺留下來的經濟問題，已是在認可並尊重原有工資的框架和體係中，進行柔性的處理了，不再是“文革”初期強暴的侵占和剝奪。這種政策的調整，說明情形變了，境況變了，但根本的革命原則變了沒有呢？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變了沒有呢？應該都沒有，所以這是一種靈活的處理。

問：越到“文革”後期，人們對金錢的追求是否越來越公開化？或者說，到那個時候，人們開始直接討論金錢問題？

金：可以這麽說。這裏我舉一個有趣的例子。１９７５年１２月，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市二中學召開“批判右傾翻案風”現場會，其中有份材料《一堂生動活潑的政治課——記一場“金錢與原則”的辯論》（送審稿），相當典型地記錄了“文革”後期，這種思想衝突。現摘錄第一回合的辯論：

辯論會開始，紅衛兵首先發言：“人活著就是為了吃飯，為了鈔票，這是資產階級的人生觀，我們革命青年絕不應該有這種思想。”
小丁反駁：“你活著要吃飯嗎？要吃飯就要鈔票，所以鈔票是人的第一需要，你們懂嗎？”
紅衛兵：“那麽你是為鈔票而活著囉？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那樣隻圖鈔票的話，我們拿什麽來建設共產主義？”
小丁被問住了，有同學支持小丁：“建設共產主義，也靠鈔票！”
紅衛兵：“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在一張白紙上畫出了最新最美的圖畫，這究竟靠正確路線還是靠鈔票？”
同學：“畫圖要有筆，買筆靠鈔票，現在國內外鈔票就是決定一切的！”
紅衛兵：“那在你看來，鈔票和原則哪個重要呢？”
同學：“鈔票重要。在社會主義社會，就缺少不了鈔票。不然，你廢除一下看看，兩個鍾點之內會發生什麽情況？”
紅衛兵：“確實，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還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商品經濟和貨幣交換，現在我們還不能廢除它，因為它還發揮著作用。但是，我們必須看到貨幣的危害性。”
這時，下課鈴響，第一次辯論結束。全班支持小丁觀點的有六個同學。

我想問的是，此辯論有可能發生於１９６５年，或者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嗎？不太可能！有可能發生於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嗎？有可能，但不宜公開。現在，此辯論發生於１９７５年１２月，且以“公開辯論”的形式出現，那麽是不是社會變得寬鬆了？認知變得有彈性了？從政治的角度回答：不是！——反而是九年來的所謂“革命思想教育”，強製、浮誇而空洞，普遍地使人們失去了認同和信任。同時，“商品－貨幣”的現實時時刻刻影響著人們生活。我的結論是：近十年來的“文革”思想路線和價值判斷，已喪失了集體認同的群眾基礎。

□ 原載《東方早報》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４日第B０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