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溪水赤城山——懷念父親（ZT， 作者：張海惠）

原來她的伯父， 就是把流體力學的人害苦了的易公家訓先生啊，他老人家的書實在深奧，特別簡練，推導過程幾乎被省略了，學起來累死人--轉載者



我有兩個父親，同生於1929年。一個是貴陽花溪人，一個是河北赤城人。

 

即使是在紙上，我也對“繼父”這個詞兒很有抵觸。我覺得那是個沒有感情色彩的稱謂，更怕冥冥之中傷他的心。因此，文中我用父親和爸稱呼他們二人。 

 

父親與母親攝於1956年。

 

父親

 

第一次和父親見麵是1979年春，我21歲。人民大學曆史係78級的學生。

 

我本姓易，原名易若曼。據父親講，名字是祖父起的，他希望我長大了像居裏夫人（取居裏夫人名字Maria第一音節諧音）那樣，做個科學家。

 

易家祖籍湖南，鬧“太平天國”期間遷徙至貴州花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曾祖父和祖父先後留學日本，各主修農藝和桑蠶紡織。回國後，他們辦過實業，但最終都以教育為業。

 

祖父娶貴州肖姓教育家的女兒為妻，婚後二人共育有四個子女，即伯父、大姑、二姑和我父親。1945年，伯父赴美留學，以後成為著名流體物理學家。一生所獲榮譽甚多，包括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密歇根大學建校150周年所頒傑出教授頭銜，以及美國物理學會流體力學獎等。

 

祖父在西南農學院教書。兩個姑姑畢業於四川大學和貴州大學，後分別在北京和貴陽工作。父親1947年考入清華大學，主修經濟。後加入共產黨，投身地下工作。北平解放後，是北平警察局接收小組成員之一。

 

1957年，除了在美國的伯父外，祖父、大姑和我父親均被打成“右派分子”。二姑因在一次重要會議前騎車摔倒，磕破了嘴，因無法講話而暫時逃過一劫，誰知1959年還是被添入右傾之列。

 

我曾打聽他們當年被打成右派的理由，印象是祖父因考慮自己年事已高，婉拒加入共產黨而惹的禍。在中學教曆史的大姑則被指在課堂上講到“太平天國”高層腐敗，有影射之嫌而獲罪。而我父親則因被指有關鎮反擴大化的言論，加之28歲的他，火氣旺盛，給了批判他的人一拳頭，因而被定為極右類，發送北大荒勞改。

 

我出生在1957年5月。據母親說，7月間的一天，父親早上出門上班，當天便再未回家。後被告知在那天的揭發批判會上，他因言獲罪，又打了人，於是立即被北京東城區公安局收押，接著便被直接送往北大荒了。

 

之後幾年了無音訊，我母親獨自帶著我在壓力和艱難中度日，最終為了我選擇了離婚。在我5歲的時候，帶著我嫁給了我爸。

 

1978年，我21歲，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1979年初，寒假返校後，同窗和同舍好友劉曉霞（我一直稱呼她老劉）問我家裏有沒有什麽事情發生，我一時困惑。

 

後來才知道，因老劉的父親當時擔任山東省的高級領導幹部，已經從內部得知了即將為右派分子平反的消息。而我則全然不知國家即將有重大事情發生，還會直接影響到我的生活。

 

一天課後，同桌的宋毅告訴我，係辦公室李老師在找我。李老師是非常和藹的人。推開門，她熱情地招呼我坐下，鏡片後的一雙慈目緊盯著我看，還給我倒了杯水。記得我當時有些不知所措。

 

接著，李老師用緩慢而輕柔的語氣，清清楚楚地告訴我，組織上已經給我父親平了反，我父親回到了北京，要見我！

 

那天，我不記得自己是怎麽走出紅一樓李老師辦公室的，隻記得手裏攥著李老師給我的聯係父親的一個好朋友，同樣也被打成右派的孫伯伯的電話號碼。

 

我決定去見父親，但打算暫不告訴母親和爸，因為我不確定他們會是怎樣的反應，也不想讓他們為難，更是在潛意識裏覺得，在感情上有些對不住爸。

 

初春的一天。我去前門附近父親當年的機關，與父親見麵。在傳達室登記後，守門人讓我在一間挺大的接待室裏等待。記得接待室裏有十來個人，也有一兩個與我年齡相仿的女子。接待室的門開了關，關了又開，我腦海裏勾勒著各種父親的模樣。

 

要知道，21年，我從來沒有見過父親，連一張照片都沒有！永遠忘不了那一刻，父親出現在門口的那一刻，我沒有任何猶豫－－他就是父親！父親環視一圈，同樣毫不猶豫地徑直朝我走來。就是從那天起，我相信親人間有感應的存在。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任何一個小說家都編不出來的。我倆沒有抱頭痛哭，卻相視而笑，當然，眼睛是濕潤的。突然，父親用他的右手拉起我的左手，用左手指著我，邊走邊向屋裏每一個人幾乎是喊著說：“我女兒，我女兒，這是我女兒！”

 

我與父親攝於1980年代。

 

傍晚時分，我倆在前門大街邊走邊聊，父親依舊牽著我的手不肯放，不顧側目的行人。我邊走邊打量著父親，暗自感慨基因的強大，我那外八字腳原來是從父親那兒繼承下來的，還有那張圓臉和不怎麽挺拔的鼻梁！

 

那晚，我們在大柵欄一家安靜的小餐館邊吃邊聊了近四個小時！父親給我講了1957年夏天，他離開家那天早上之後，幾十年間發生的所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北大荒天寒地凍，窩窩頭凍得像石頭，拽在牆上反彈回來，把額頭砸個包，再掉在地上，居然沒有碎！

 

——每天的重體力勞動，沒有足夠的食品和營養，有人餓死。

 

——精神苦悶至極，有人瘋掉。

 

——他曾和幾個勞改犯稀裏糊塗地在冰上滑過了中俄邊境。

 

——離開北京時，什麽書都不許帶，他隻被允許帶了兩本字典，一是英漢辭典，一是俄漢辭典。正是這兩本字典幫他度過那些苦不堪言的日子。讓原本在清華大學就打下很好英文底子的他，在幾年勞改生活中英俄文水平大漲。

 

……

 

他侃侃而談，連比劃帶說，那麽苦的日子，讓他說的像是別人的故事。終於，我等到了他提及我和我母親，我繃不住了，趴在桌上哭了起來。

 

父親出事的時候，我才兩個多月，隻拍過一張滿月照，卻不可能讓他天天帶在身上。那個平常的早上，因為走得匆忙，父親穿了一條有一小片我的尿漬的褲子離開家（父親是個十分講究穿戴的人）。

 

就是這條褲子，他竟然保留了幾十年沒有洗！在北大荒，每每夜深人靜時，在草屋的昏暗油燈下，他常一個人把那條帶著我尿漬的褲子拿出來，捧在手裏發呆，聞一聞，摸一摸。

 

1962年，父親被準允短暫回京看望母親和我。而那時母親剛剛再婚三個月，沒有出來見找上門來的父親。鄰居高奶奶把我父親勸走了：你走吧。她剛嫁了人。曼曼挺好的，你放心吧……

 

那天，父親坐在二裏溝東口的鐵道旁，在呼呼駛過的火車鳴笛聲中嚎啕大哭。

 

父親拍拍趴在桌上哭泣的我，說“過去了，都過去了，都過去了。”

 

我真是搞不懂，他怎麽能這麽平靜地給我講這些情節！

 

父親也講了他後來的生活，一個當地善良的阿姨，搬著鋪蓋卷嫁給了他。阿姨的道理很簡單：我不懂什麽右派不右派，如果右派就是老易這樣的，那右派就都是好人。後來他們生了個兒子。

 

1972年，中美關係解凍後，去國近三十年的伯父作為第一個美國華裔傑出學者訪華團成員訪問中國，向周恩來總理表達了對家人命運的關切。周恩來立即指示統戰部調查，遺憾的是，其時祖父已經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離世。

 

因統戰部的介入，被遣返回鄉的大姑被調回北京，而父親在勞改當地的生活條件也有所改善，直至1979年春天右派平反，他才帶著全家重回北京。那年他50歲。

 

那天晚上，我回到人大紅一樓宿舍已經接近12點了。宿舍已經熄了燈，老劉為我留了門。黑暗中，她摸索著拉了拉我的手，我激動地擁抱了她。她拍拍我：睡吧，明天再說。

 

1996年夏天的一個上午，住在美國新澤西的我突然接到了小我14歲的弟弟的越洋電話，告訴我父親去世的消息。

 

弟弟說，父親腦溢血後失語，無法用語言表達完整的句子。好幾次他向弟弟比劃，從嘴裏蹦出不連貫的詞：曼曼……姐姐……

 

弟弟在電話那頭兒說，我在電話這頭兒抽泣，那條帶著我尿漬的褲子總在眼前晃動。

 

爸爸攝於1960年代。

 

爸

 

爸隻念了高小，卻是第一批留蘇的中國海軍技術人才。

 

爸出生在河北赤城，一個叫雙山寨的地方。爺爺遊手好閑，抽大煙，年紀輕輕就丟了性命。於是，奶奶也就隻生了爸這麽一個兒子，早早便守了寡，和婆婆一起拉扯爸這棵張家獨苗。

 

婆婆，也就是爸的奶奶雖沒文化，卻十分精明能幹。在延慶到張家口的道邊開了間大車店，靠給來來往往送貨拉腳兒的人提供歇息的地方賺錢。婆婆記賬，張羅生意，奶奶燒水做飯。生活雖不富裕，但也不愁溫飽。

 

兩個女人起早貪黑，掙錢苦熬，為的就是讓我爸念書。老太奶奶認準了孫子將來不受苦就要念書，識文斷字。孫子是她的命。有一次，爸和玩伴兒們背著奶奶踩高蹺，玩兒畢，剛解下一隻蹺便被老太太撞見，跑不得，挨了結結實實的一頓揍。老太太想自己打得再狠，也不會比踩高蹺來得危險，她嚴禁孫子踩那玩意兒。

 

到了入學年齡，爸就被老太太送去念私塾。因聰穎勤奮，深得私塾先生賞識，特送名“璽”，取“國寶”之義，希冀他日後成才。可惜，才高小畢業，老太太就病逝，大車店也關了張。爸不得不開始掙錢，養活老娘。

 

爸後來參了軍。解放以後，從陸軍轉入海軍，又被送到莫斯科學習，專攻魚水雷業務，成為中國海軍第一代魚水雷專家。

 

這樣的家庭，兩代女人的辛苦，造就了爸對勞動人民的深厚感情，善良、淳樸、忠厚老實，成了描述他性格的關鍵詞。

 

聽母親說，她一個人帶著我的那幾年，我很怕出去玩兒。偶爾出去，遇有不更事的孩子說我是個沒爸爸的孩子，就哭著往家跑。後來，幹脆沒有母親在身邊就不跟外邊的孩子玩兒，推都推不出去。

 

有段時間，母親忙工作，把我全托在幼兒園。隱約記得有一天，母親和一個穿著軍裝的叔叔去幼兒園看我，叔叔還給我糖塊兒。清楚地記得有一天，母親問過我想不想要個爸爸，我說要。

 

不久，我和母親的二人之家就變成了五人之家，我有了爸、奶奶和姐姐。我認出爸就是那個去幼兒園看我，給我糖塊兒的叔叔（爸的前妻因意外離世）。

 

爸對我們的教育，處處折射出他成長環境的影響。

 

——能得100分，就不能得 99。

 

——對勞動人民要有感情。

 

——好東西要想著別人。

 

——幹活兒有個幹活的樣子。

 

——必須孝順。

 

——和氣對人。

 

——要會忍。

 

——少和男孩子接觸。

 

——要會節省。

 

……

 

爸爸和我攝於1963年。

 

“文革”期間，我和姐姐上小學，學校搞活動，要求穿軍裝。爸愣是熬了整整一夜，讓我倆趕上一大早穿著合身的“軍裝”，參加了學校的活動。高中畢業後我上山下鄉，是爸親自裝的箱子。

 

從小學到中學，別人都是一個家長去開家長會，而我經常是有爸和母親一起出席家長會。那時我不懂這是爸對我的一種保護。在那個講出身的年代，爸的軍人身份像保護傘一樣保護了我，表格上那“革軍”兩個字，不知讓我免受了多少欺負！參加紅小兵、紅衛兵，入團都沒有受到影響。 

 

1979年春天，得知父親回到北京要見我，我按捺不住激動去和父親見了麵，潛意識裏卻總有種不安，覺得對不住爸。幾次思想鬥爭，自問該不該向爸“坦白”，每每都說服自己繼續瞞下去，不去傷爸的心。可最終還是被這種“背叛”折磨的無法安下心來，幾乎到了影響學習的程度，我下決心：坦白。

 

在人民大學上學期間，我一直住校，隻在周末才回到海軍大院的家。一個周六的晚上，吃過晚飯，收拾好廚房，我跟爸說：爸，我想跟您說件事兒。爸說，好啊，說吧。進了屋，爸坐在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我沒有坐，選擇站在他的對麵。

 

爸，我，我去見他了（我沒敢說去見我父親了）。

 

哦（爸好像已經有預感，或者是根本就已經知道了。我緊張得不行，不知怎麽往下說。）

 

我用腳蹭著地，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

 

爸平靜地問：他是哪年的？

 

我沒反應過來：什麽？什麽哪年的？

 

你爸，他今年多大年紀？

 

怎，怎麽了？（我還是緊張，完全不明白爸為什麽問這麽個無關緊要的問題）

 

如果，如果他比我大，從今兒起你就改叫我叔叔；如果他比我小，就叫我伯伯吧。還有，名字也可以改回去。

 

事先我設想了爸種種可能的反應，完全不是這樣的！我愣了、傻了，接著眼淚就下來了：爸！你這是怎麽了！你不要我啦！我告訴你不是為了你說這個……瞞著你，我內疚，但不能不告訴你……你怎麽能說這個！不要我啦！……我就是要姓張，跟你的姓，不改，就不改……我完全語無倫次了。

 

爸沒有料到我的反應如此強烈，也有些意外和不知所措：好，好，隨你，就隨你……

 

到了晚年，我和也在美國的姐姐多次邀請爸媽來美國玩玩兒。爸始終不肯，說“不想去美帝國主義那兒”。1999年，他終於同意和母親一起來美國小住。在美期間，我發現了爸的變化，總忘事情，總找東西。

 

回國後不久，很不幸，他被301醫院確診為中度老年癡呆。之後的十幾年，每年回國，我眼見著爸的病情越來越重，終於有一天他不認得我了。

 

爸爸、兒子、媽媽和我攝於1988年。

 

2014年5月的一個清晨，妹妹突然打來國際長途：“二姐，爸走了”。盡管那年已經是爸被診斷出老年癡呆後的第14個年頭了，我還是覺得突然。妹妹說，“二姐，人已經走了，你忙，就別回來了，一切我們代勞了。”

 

掛了電話，心底有種強烈的感覺：不行，我必須回去送爸，見他最後一麵。從登上匹茲堡的飛機，到辦完事兒，從北京返回，落地匹茲堡，前後不超過72小時。

 

在返程的飛機上，一向上了飛機就呼呼大睡的我，第一次怎麽都無法入睡，百感交集。

 

和送走父母的所有人一樣，都有一種從此便是沒爹沒娘的孩子的惆悵和感概，也有一種別人沒有的別樣心情。

 

記得我曾跟一位好友談及對兩個父親的感覺，那朋友問我，若兩個父親同時重病臥床，你對哪個牽掛更多一點兒？我嗔怪朋友問的是個不通人情的問題，當然都牽掛。

 

但我在心底裏承認，在那塊最柔軟的地方，牽掛更多一點兒的是爸！

 

和父親的感情，是那種割不斷血緣的、天生的，有感應的那種。即便從未見過麵，也能一眼認出，毫無陌生感，互知你我的那種。

 

而對爸的感情，則是那種每每想起就眼眶發熱、鼻子發酸的那種。總覺得欠他的，心疼他、牽掛他，怕怠慢他，怕傷害他，怕這怕那……因為他對我有大恩，我不能不報，而且怎麽報都不為過！

 

我曾理性地分析自己的脾氣和秉性。我確實繼承了父親的很多外形特征和性格特質，但我性格中受爸影響的部分也是顯而易見的，畢竟，我們一起生活了幾十年！

 

父愛如山，沒有父親和爸就沒有今天的我。

 

花溪水，赤城山，我的愛。

 

轉自《新三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