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健中： 一個中國土地改革先驅者的自白（ZT）

土地改革， 其實並非誰家專屬的，
有識之士也有很早就鼓吹的， 不過他們主張的平和方法， 未必一定要流血呀—轉載者

 （胡健中(1906~1993)，原名經亞，字絮若，筆名蘅子。原籍安徽和縣，寄籍浙江餘杭(今屬杭州市)。以民間報紙姿態，為國民黨作宣傳。由於辦報有方,聲名漸著,被當時新聞界譽為"南北二胡"(北為《大公報》的胡政之)。抗日戰爭全麵爆發,繼續在浙江省金華、麗水、雲和等地主持報紙工作。民國32年(1943年)秋到重慶接任《中央日報》總社社長,兼任《東南日報》社長。民國35年(1946年)夏辭去《中央日報》職，來上海創辦上海《東南日報》,成立東南新聞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任常務理事、總經理兼社長。1949年4月攜妻去台灣,曾任《中央日報》發行人、社長，中央電影公司董事長。1993年9月26日逝世於台灣。

晚景淒涼

民國時期浙江《東南日報》社長鬍健中，為人精明，能寫善辯，曾一度任《中央日報》社長。大陸解放前夕，朋友曾勸胡健中學《大公報》王芸生的榜樣，也留在大陸，但胡健中卻決定將《東南日報》遷至台灣出版。

1949年初，他派經理劉子潤把《東南日報》上海版的機器設備裝上"太平輪"，運往台灣。不料"太平輪"在舟山洋麵與"建元輪"相撞，"太平輪"本已超載，一撞馬上就沉沒。胡健中又想把杭州版的機器設備運到台灣去，但遭到秘書嚴芝芳的暗中抵製。最後，胡健中隻好與幾位報社高級領導人匆匆赴台，離開了他生活和工作過幾十年的杭州。

機器沒有運去，人也去了沒幾個，怎麽辦報?更要命的是，當時在台灣省主政的陳誠，堅持外地"避難"遷台的報紙，一律不準復刊。加上後台老闆陳果夫、陳立夫在台灣的失勢，胡健中縱然有天大的本事，在台灣報壇稱霸的夢想也難以實現。而沒有自己掌握的報紙，中央委員、立法委員的空銜又有多少含金量?

胡健中在政治上不順，在生活上也多坎坷。1986年，與其廝守一世的妻子王味秋病逝後，他當年的情人斯小姐從美國回台灣與其同居。不幸的是，時間不長，斯小姐便患病要靠輸氧維持生命。胡健中請了3個護士來照料她，自己也每天去探望，但不久她便與胡健中永別了。據說，胡健中的私囊後來全被斯小姐的兒子花光。這些錢財不僅是胡健中留以養老的，有許多還是當年《東南日報》幾百號人的血汗。

屋漏偏逢連夜雨，胡健中的財產被捲走後，曾得到"立法院"支付退休金600萬新台幣，這筆錢本來也足可使他安度晚年。不料，胡健中任董事長的一家公司破產，該公司所欠債務"責無旁貸"地落在了他頭上，有關方麵擬將其600萬新台幣的退休金全數充公。後幾經交涉，"立法院"網開一麵，將600萬新台幣凍結，而將其7萬元的年利息作為生活費給他。算起來，這錢還不及台灣一個普通公務員薪水的一半。

貧病交迫，舉目無親。他隻好住到原來的司機家中，以期得到照顧。因為患的是絕症，口齒不清，漸至難以說話。1993年9月26日，他寂然病逝於台北。

胡健中原籍安徽和縣，太平天國時期，其曾祖為避戰亂，移居南京。胡健中本人也是在南京出生的，但他卻認為自己是杭州人。

1991年初，王味秋早年在杭州女子師範學校的同學王映霞赴台訪問，住在胡健中家裡。他和王映霞敘談往事，非常懷念風光明媚的西湖。他問王映霞西湖怎麽樣了，天竺、靈隱仍然照舊麽?平湖秋月呢，還是那麽清靜風雅?我們以前常去吃飯的鏡湖廳還在嗎?樓外樓、天香樓還有麽?他還念念不忘《東南日報》:"東南日報館是否還在那裡?"

"我很鄙薄許多男女以持有美國綠卡為榮，在過去我卻持有杭州綠卡，並保存了多年在杭州的納稅的憑證。"這是胡健中在他的《西望長安》中表述的對杭州極深的感情。他說他在杭州先後住了20年，"在西湖畫舫的欄桿上染有我的指紋，在北高峰和六橋、天竺留有我的足印，而馬跡車痕也有很多是我留下的。我和杭州的關係太深了，我認為我有充分資格做杭州人，最低限度，我應該是杭州客家人"!他十分遺憾地說:"可惜我老了，行動不便。真能回去看看，那該多好!"

得悉胡健中想回杭州來看看，他當年的舊友和浙江有關方麵都表示歡迎，並稱他的病也可以在杭州醫治……而在他去世後，他在台北的靈堂上，有幾隻花圈特別引人注目，因為它們來自海峽對岸的杭州等地。）

 

 

 關於我鼓吹土地改革（二五減租－即三七五減租）的事，起於民國十八年，到現在算起來，已經有四十九年的歷史。在此漫長的歲月中，我很少對人談起過。有些事也漸漸淡忘了。最近，因爲貴刊連載蕭錚（青萍）先生的大作，提及我曾在杭州因鼓吹二五減租而被捕下獄，同時復承貴刊徵詢其事，因此，我想不妨藉此機會來談一談。

   
我的原籍是安徽和縣，和縣與含山縣緊鄰；我家在和縣及含山兩地均有祖遺的田地，說起來我該是所謂地主階級。既是地主階級，何以要違反自身的利益去主張土地改革，主張二五減租呢？這其中是有其思想上的背景的。

   
第一，我加入中國國民黨很早，遠在民國十一年，我在上海求學時，就由本黨一位鄉前輩徐謙（季龍）先生介紹入黨。入黨前後，我曾涉獵過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義和理論書籍，及馬列一些著作。國父在民生主義中所昭示的耕者有其田的道理，使我心折，對我發生很大的影響。這可以說是我鼓吹二五減租的第一個背景。

   
第二，民國十四、五年間，我曾在江蘇海州灌雲縣省立第八師範教過一年書。（當時我的名字叫胡經亞，健中之名是民國十五年在南京危城中改的。）那地方有錢的人很富有，窮人很窮。正如漢代董仲舒所說：「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財富分配不均，貧富極爲懸殊。記得我上課點名時，時常發現有學生缺席，問其原委，都說被接財神（綁票）接去了。因爲貧苦的農民無以爲生，便挺而走險，淪爲盜匪。這一事實，使我瞭解了財富分配和土地改革的重要性。這是我主張二五減租的第二個背景。

   
第三，在灌雲任教期間，我認識了海州一個「盜亦有道」亦可稱爲英雄人物的匪首孫繡章。（關於我認識孫繡章的傳奇，在臺灌雲籍的國大代表王公嶼、臺大客座教授程石泉諸先生都略知其事。同時，十年前皇冠雜誌曾訪問我，並詳載其事經過，但我未允許該刊登載我的名字。）因爲我認識孫，所以得以無所畏忌地深入農村。中國舊小說中所描繪的城堡、莊主、惡霸和貧苦農民大眾等我都親眼目覩。因爲我對農村較有了解，我認爲要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必須實行土地改革，這是我鼓吹二五減租的第三個背景。

   
前麵我已經說過我的原籍是和縣，我有一位姑母嫁到含山，她的夫家有一個親戚是含山大地主，名叫陳和卿。說到程家的土地之多，小時候常聽老姑母說：如果從太陽升起來時走，走到日落西山，你所經過的田地，幾乎有十分之一都是陳家的。再談到他放高利貸的情形，老姑母說：他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將現款以四五分利放出去，迨秋收後要借錢的農民以糧食來還他的債。還過之後，農民已經所餘無幾了。結果，貧的越貧，富的越富。佃農永遠是佃農，小地主最後也終於被大地主兼併了。這種情形演變下去，必然會造成社會革命。我從小就知道這種情形，所以我之主張從速實行土地改革，是其來有自的。這也可以說是我鼓吹二五減租的第四個背景。

   
以上是講我鼓吹土地改革思想上的背景，下麵我要談一談當年浙江實行二五減租及其衝突的情形。

   
民國十六年我到杭州。次年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改組。當時省黨部中央人才濟濟，多爲青年才俊之士。省黨部組織部長是周炳琳（後爲北大法學院長）；宣傳部長是許紹棣（現任立法委員）；訓練部長是曾任臺大教授的李超英；常務委員是葉溯中（已故立委）。他們對國父遺教皆有深刻的認識和信仰，和我一樣都力主實行二五減租。

   
十八年，許紹棣先生任杭州「民國日報」（即「東南日報」的前身）社長，我任總編輯。這時浙江省已經開始實施二五減租。我除了任總編輯外，還在一所由許紹棣先生任校長的高級商業學校教英文。該校即前駐韓大使邵毓麟先生的母校。我白天上課，晚上當總編輯。當時浙江省主席是黨國元老張靜江（人傑）先生。他爲人極有魄力，銳意建設，要建築浙贛路的杭江段（杭州至江山）。但是經費無著，就想向地主籌款，打算預徵一年田賦。地主對此提出了相對要求，那就是取消二五減租。張氏急於建功，即答應了地主的要求。但是省黨部、縣黨部、農會等機關團體群起反對，我也是主要反對者之一。民國日報在社論及新聞方麵更力加駁斥，一時如火如荼。尤其葉溯中先生，他以省黨部常委資格常到報社來，幫助我們寫文章反對。當時社中有一位編輯，即現任立法委員的劉湘女先生，他文筆犀利，在編排新聞時，標題非常刺激生動，於是觸怒了省主席張靜江先生。適逢此時嘉興中國銀行被搶，我寫了一篇文章，論列其事。大意是說；因爲財富分配不均，貧富懸殊，貧民所得不足以維生計，挺而走險，去劫銀行。見微知著，應該知所警惕，而歸結到必須實行二五減租。張主席對過去省黨部等機關團體的反對本已不耐，經此刺激，等於火上加油；盛怒之下，認爲我是有意煽動人民反抗政府。甚至有些人竟至歪曲事實，懷疑我是共產黨。張氏於是勒令報紙停刊並逮捕我。

   
還記得，我是在十八年春季被捕的；當時我正在高商上課；負責逮捕我的人是先總統蔣公侍衛長俞濟時先生的令兄俞濟民；他任杭州公安局督察長，帶了自行車隊，約有二、三十人，荷槍實彈，如臨大敵。俞濟民到校逮捕我時，我正在上課。我在高商除了教英文之外還教三民主義。我想：我不能讓學生們看不起我，我要表現的言行一致，從容就逮。其時有個四年級學生跟隨我到半路上，（那個學生叫徐幼祚，來臺後一直都和我保持聯繫，最後任最高法院推事，於今年春季去世。）抵公安局後，局長（名李子裁）對我還算客氣，未將我打入地牢。是夜我輾轉不能成寐，原因是有兩件事使我心中不安：第一，我在公安局樓上遠眺，看到有一處大火，估計起火地點，就在我家附近；第二，我擔心：以張主席的性格，他很可能在一怒之下，不經審判就將我執行死刑。

   
事發後，浙江省黨部函電交馳，向中央求援，中央也深恐張氏不經審判將我槍斃。於是乃電令浙江省政府，將我解京法辦。張氏因無法抗命，祇好將我解京。押我的解差就是貴刊（一九三期）曾刊過他的照片，爲張作霖執行搜查俄國大使館的沈維翰，他目前人還活著，並在臺北任律師。

   
抵京時，天已夜晚，沈將我送至中央黨部，以夜晚關係，中央黨部拒收。經沈交涉，始將我收下，並出收條乙紙，上書「收到胡健中乙名」，並未冠以犯人字樣。當時他們把我關在中央黨部的留俄學生招待所中。與我同住在所中的人還有一個後來成爲風雲人物的名人，他就是在汪偽政權中因爭權而遭人毒死的李士群（他是汪偽政權中第一號特務頭子）。

   
這時中央組織部長是陳果夫先生，他的祕書餘井塘先生是我好友；宣傳部長是葉楚傖先生。我在所中關了兩天，第三天，葉先生傳訊我，他的修養和態度都很好。見麵後頭一句話就問我：「你是怎麼搞的嗎？」我反問他：「請問葉部長：推行黨的政策，宣揚黨的主義是否有罪？」他笑了笑說：「你不要考我好不好。」接著他又說：「你們沒有錯，不過少年氣盛，弄得張先生受不了。」我問：「葉部長要怎麼辦我？是由黨來審問，還是送法院？」他笑笑說：「我知道你的老家在南京，你先回家休息兩天再說罷！」

   
猶記我走出中央黨部大門時，先父桂山公已經聽到我被捕的消息，他憂急如焚，跑到中央黨部來探視我，至此父子重逢，見我已被釋放，喜極而涕。至今回憶，隻有悲痛！

   
後來，此事經陳果夫先生、葉楚傖先生、餘井塘先生等人從中斡旋，益以許紹棣先生的奔走，再加上浙江省黨部的強烈抗議，總算緩和下來。兩週後，中央派戴季陶先生赴浙調停。結果是：二五減租不取消，祇是應改採較緩和的辦法。

   
爲息事寧人起見，中央不要我再回浙江，要我到新加坡一個報館去工作。當時我表示，新加坡這個地方我不反對去，但是此時此刻我是不去的，因爲這等於是發配充軍。我對葉先生說：「我可以不做總編輯，但我有回杭州居住的權力。吾舌未斷，吾筆猶在，一息尚存，必爲土地改革奮鬥到底！」

   
一個月後，張靜江先生氣漸平了，同意杭州民國日報復刊，也不反對我回杭州去復職。

   
以上所說是浙江實行二五減租的一段經過，現在再讓我略談二五減租的成效。

它的成效是很顯著的。二五減租實行後，經調查，農民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別的不說，隻說一點。過去，佃農的子弟很少有進中學的，二五減租實行後，就有很多人進了中學。可惜我手邊已沒有調查所得的統計數字。不過從另一方麵看，它的代價也太大了。除蕭青萍先生回憶錄中所述之犧牲者外，據我記憶所及，其中第一個犧牲的人我認爲應該是沈定一（玄盧）。沈是浙江蕭山人，他加入過共產黨，後來退出了，他曾隨先總統蔣公赴俄考察。他也竭力主張在他的家鄉實行二五減租，態度非常激烈。後來他被人刺殺了，死因至今不明，我想很可能是遭了封建殘餘勢力的毒手。其次就是諸暨縣黨部的常委傅文象和縣長張寶森兩位同誌。二十三、四年左右，他們在諸暨辦過一個教員暑期講習班，約我去演講。事後他們陪我去遊五泄寺。當夜住宿寺中，因爲蚊子多，終宵未眠，乃暢談推行土地改革的事，他們都是二五減租推行的健將。不久，傅又被人刺死，張後來升任溫州區行政督察專員，積極勦匪，共匪佔領溫州後他竟被共匪淩遲處死。至今念及，猶感悲憤！

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央在盧山舉行一個談話會，商談和戰大計，我也被邀參加。會後乘江輪返南京，與我同船的兩位朋友，如今均已作古，一位是政大教授程其保（稚秋），一位是交通銀行總經理趙棣華（趙是現任中國鋼鐵公司總經理趙耀東先生的令尊）。當天晚上，在我睡眼朦朧中，突然有人將我推醒。我一看推我的人是老友張沖（懷南）。張先生是奉中央指派對共黨聯絡的人。張推醒我後，說有人約我到外麵去談談。問他是什麼人，他也不說。原來他當時是帶周恩來、林祖涵、秦邦憲三個共匪首腦去謁見先總統蔣公，已經見過，乘船回京的，中日戰爭既已爆發，不得不亟謀國共合作，以共同抗日。不過共黨別有用心，陰謀藉抗日之名以壯大其勢力罷了。我正與張問答間，程、趙二君也醒了，於是我們一同到船外甲板上。張爲我介紹了周等。那天周說了很多話，因爲與本題無關，這裏不提，不過有兩句話我迄今還記得。他說：「你們在浙江實行的二五減租很有實效，我們很感興趣。」後來在重慶我每次碰到周恩來，他都提起二五減租的事。

抗戰勝利後，宋子文先生任行政院長，徐可亭先生（堪）任糧食部長（或財長，記不清了。），徐的次長是後來在臺大任主計長的龐鬆舟先生。約在卅六年底，有一天宋子文先生要徐部長到上海來看我，問我在當時是否可以實行土地改革，談話由龐鬆舟作記錄。當時談的很多，總括的說，我認爲當時的客觀的情勢已經不允許實行土地改革。他問我先由四川實行如何？我說：你是四川人，四川有許多軍閥地主，你是知道的，如果此時實行土地改革，一定會造成混亂。土地改革原則固佳，可惜時不我與。龐先生今猶健在，他的紀錄可能還在他的私人檔案中。

從二五減租，使我聯想到台灣的三七五減租，它的收效更宏。臺灣所以有今天的社會安定，工業發達，經濟繁榮大部份原因是由於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的實施。爲了實施三七五減租，陳故副總統兼行政院長曾到舍下來不恥下問，但我對當年浙江的遭遇一概未提，僅僅力贊其成，希望他大力推行，義無反顧。檢討臺灣三七五減租和土地改革的成就，我覺得第一應該歸功於先總統蔣公的高瞻遠矚，睿智英明的訓示；第二應歸功於陳故副總統兼行政院長推行的膽魄和毅力；第三應歸功於開明地主的合作；第四應歸功於實行減租和土地改革幹部的努力，而這些幹部很多是蕭青萍先生在政大訓練出來的高足。

三七五減租和土地改革，若在其他國家實行，措施一有不當，難免不流血；但在臺灣卻和平地一麵將地主轉變成工商業資本家，一麵又能使耕者有其田。這種成就真是了不起。說來慚愧，對如此重大的事功，我卻除了向陳故副總統兼行政院長略貢蒭蕘外，就再談不到別的了。

復次，我要談一點與二五減租有關的插曲。

我從南京返浙後，不久被選爲浙江省黨部的候補監察委員。當時的監委第一個就是張靜江先生，其他有鄭文禮、周駿彥、王孚川諸公。每次開會，張先生總不理我，有時甚至以脊背向著我。他對過去的事猶耿耿於懷。如此，幾乎持續了一、二年之久。其實，張靜江先生之所以要答應地主取消減租，目的乃是籌款築路，用意也是未可厚非的。後來亡友曾養甫先生任浙江建設廳長，在他任內完成了杭州至今華段的鐵路。舉行通車典禮時，曾邀我到金華去，在典禮中演講，我說：「杭江鐵路之完成，張靜江先生是功不可沒的。」當時除了曾氏和許多來賓外，在場聽到我這話的還有參加典禮的兩位經濟學家：一位是馬寅初，一位是爲貴刊寫回憶錄的衛挺生。後來，此一段鐵路延長了與粵漢路接軌，成爲東南各省交通的大動脈，對抗戰貢獻極大。在演講時，我確信已經忘了張先生對我那一段不愉快的歷史。我也常對朋友譬喻張先生與國父的關係，說他們好似馬克思之與恩格斯。因爲恩格斯曾經資助過馬克思，張先生也資助過國父的革命工作。

三十七年春間，陳立夫先生奉命參加世界道德重整會議及考察美國民主體製及其運行，我與政大教務主任陳石孚兄二人，被邀任顧問。到了紐約，立夫先生約我去看張靜江先生，我一點芥蒂沒有，便追隨立夫先生去看他。當時張氏住在一個高樓公寓中，眼睛更壞了，幾已看不見人。見麵時，他坐在一個藤椅上。立夫先生見到他後即高聲說：「我是立夫啊！」張先生頭一句話就激動地問：「果夫好嗎？」立夫先生又說：「胡健中也來看望你。」這時，他伸出手來，和我握在一起。他百感交集，老淚縱橫。這一幕令我極爲感動。我想他的流淚並不一定是因爲我去看他的緣故，也許因爲他想到國家多難，前途茫茫，因而引發傷感，而不能自已！

我想談到這裏可以停止了。事近半個世紀，我很少對人多談。還有一點我覺得也值得一提。當時除了浙江省黨部等機關團體外，浙江農會爲了營救我也派出兩位赴京請願的代表。一位是傅雲先生（現任台灣農機公司董事長），另一位是魏紹徵先生（行政院考核設計委員會主委魏鏞的父親）。魏氏在二年前還寫過一篇文章敘述浙江二五減租的事。四十年前社會上知道土地改革重要性的人很少，隻有程滄波先生在上海時是新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聲援我！
  
有關二五減租的文件現在我手上一點都沒有了，大部分都因太平輪海難永沉海底了。卅七年底東南日報大部分器材資料均交太平輪運台，我私人也有五千冊中西書籍和資料在內，其中一部分是關於二五減租的，結果太平輪遇難沈沒，所有器材書籍資料及報社八位同人和眷屬都冤沉海底同歸於盡了。
 
蕭青萍先生在文中說我是早期因主張二五減租而被捕入獄的人，那是不錯的。我確忝爲中國土地改革的先驅者之一，但我很慚愧，違難來臺後，除了曾向陳故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及在中央常委會略貢蒭蕘外，就沒有其他任何具體的貢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