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張藜：中國科學家的經濟生活與社會聲望：1949—1966年

原作者為避”浩劫“或”探索“之嫌， 隻說到1966年，這樣安全些。-轉載者

[原編者按：2015年12月31日，創新戰略研究院2015年學術報告會邀請到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藜博士，作了題為《中國科學家的經濟生活與社會聲望：1949—1966年》的學術報告。本文根據學術報告內容整理而成。]

這次報告是我在2006年到2008年期間完成的一項研究，後來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第一輯上。

上個世紀曾有一套西方社會學理論被翻譯進來，在國內學術界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即馬克斯·韋伯的分層標準。怎麽樣用一套西方學的理論來對待、分析中國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之下的獨特個案？

“社會階層”，指因經濟、政治、社會等原因形成的、在社會層次結構中處於不同地位的社會群體。馬克斯·韋伯認為劃分社會階層有經濟（財富）、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三重標準。在中國，尤其在1949—1966年間，以“階級”為劃分依據。顯然，西方社會學理論不全適用於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但這無礙於我們借鑒它，來分析中國社會結構的組成及其成員的地位、對社會發展的影響等。

關於中國社會結構/階層的問題，有很多調查報告、研究論著，劃分中國社會階層的標準也不同。雖已公認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階層，國內已有諸多學者從政治學、文化學等方麵對其進行了大量研究且成果頗豐，但這一階層若按教育背景、專業特征等加以細分，每個群體又有差別。此前社會學相關研究的視角，通常停留於知識分子階層，很少深入分析其組成群體。科學史研究則側重科學家對社會、科學的貢獻對科學—社會互動關係的複雜性關注較少。

鑒於此，本文選擇中國當代科學家群體為研究對象，立足於日記、檔案、回憶錄等史料考據，借鑒西方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選擇1949—1966年這一時段，探討中國科學家的經濟生活與社會聲望這一此前學界少有關注的問題，以揭示科學—社會關係的複雜多元性，豐富人們對中國科學家的認識；並以此探討相關的知識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的演變及其得失。

一、經濟生活狀況

經濟（財富）標準是馬克斯·韋伯進行社會分層的判據之一。但在社會主義中國初期，由於實行計劃經濟，知識、勞動與財富間並非對應關係，故不能簡單地以財富多寡來劃分。本節將針對這一時期的實際社會狀況，以“經濟生活”代替韋伯的“財富”標準，從工資、住房和福利待遇來分析科學家在社會中的經濟地位。

1、工資待遇

科學院成立初期，實行薪給製，並多次調整。到了1952年，根據政務院規定，科學院又將研究人員的工資評為13個等級，從1級820分/每月到13級260分/每月不等。1953年7月，科學院又略提高了工資標準。在當時，最高工資為990分的科研人員，若以1954年人民幣為標準，折後為244.8元，可買27.2袋麵粉。同理，1952年最高工資折後為202.8元，可買22.5袋麵粉；1949年最高工資折後為130元，可買13.5袋麵粉；而抗戰前，其最高工資折後為750元，可買200袋麵粉。1954年，據科學院調查統計，院內150名高級研究人員中有50名生活困難，為激勵科研人員，該年11月，科學院公布了新的標準，較大幅度地提高了研究技術人員的工資。

1956年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後，提高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待遇，被寫進了指示裏，該年6月16日，國務院通過改革工資的決定。改革後，科研人員、尤其是高級科學家工資收入明顯提高。1956年，一級研究員月工資達345元，而1955年僅218元；級別最低的研究實習員月工資為62元，1955年月工資為45元。另據資料記載，1957年，城市職工家庭平均每人月收入為21.13元，月生活費支出為18.50元。由此可看出科學家工資的相對值及其相對生活水平。

另外，還須提及兩項針對“有重要貢獻”科學家的專門待遇。

早在1950年，科學院即設立了“特級研究員”製度，級別、工資均高於研究員。目前尚無史料可說明特級研究員如何評定。但1956年改革後，科學院似未再進行過特級評定，特級研究員隻有極少數。另一項待遇為學部委員津貼，1955年6月學部成立即始頒發，每人100元/月，約占學部委員月收入的1/3—1/4，覆蓋麵稍廣。可見1956年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後，黨和政府對高級科技人員所采取的傾斜措施落到了實處。

但這種相對寬裕的狀況未能持續。不久，全國工資改革被毛澤東指為“鬧得烏煙瘴氣”。1957年4月，國務院決定降低國家機關中1—3級工程技術人員的工資，後又降低了大學畢業生的定級工資，並決定1957年一律不再升級。

隨著整風、反右等政治運動的開展，平均主義流行，科研人員尤其是高級科學家的收入受到很大影響。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後，學部委員津貼成了眾矢之的，從1957年開始，先後有62位學部委員主動提出不再領津貼（其中不乏出於實際經濟考慮反對者），科學院據其要求停發。但自1962年4月起，又繼續發放他們的津貼。

而自1957年停止工資升級後，平價消費品的零售價在1957—1962年間平均漲了12.4%，造成職工的實際工資收入下降。1963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調整。科學院按規定對1963年度的工資進行了升級調整，科研人員與行政幹部和工人、高級職稱與低級職稱之間的工資差別大大縮小。

總體而言，1949年後科學家的生活水平雖較1937年抗戰前低很多，但在經過多年戰爭後經濟萎靡的新中國初期，科學家因有特殊專業技能受到優待，享有比一般百姓高的工資收入，尤其是高級科學家。50年代後期，隨著政治形勢日益激進，這一“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被視為階級矛盾的一個表現而逐漸消滅。

2、住房條件

與工資同樣重要的另一項指標是住房麵積。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即實行指令性計劃經濟，由國家分配住房。據1955年科學院製訂的北京區宿舍分配暫行標準，研究人員從特級到16級分別享有68後
m2到5 m2不等的住房麵積。目前尚無充分文獻能考證在當時物質匱乏的國民經濟形勢下其實際執行情況，但根據一些口述史料，仍可對當時科研人員的實際住房情況有所了解。

科學院中關村宿舍區始建於1953年前後，在北區，於1955年建的13號、14號和15號三幢樓，因基建標準較高，故稱“特樓”，一批著名科學家如趙忠堯、貝時璋、錢學森、王淦昌入住其中。可知這一時期至少高級科研人員的住房得到了較好保障。留學回國人員基本也能獲得可容納一家人的居室。單身青年科研人員與3、4人合住宿舍。

1956年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後，全國的科學事業進入了大發展時期，以科學院為例，從1955年到1956年，研究機構由44個增為66個，研究人員由6852人增至12703人，全院職工總人數從8148人增至15385人。而國民經濟“二五時期”，國家將有限資源更多投入到重工業建設中，用於住宅的投資均低於“一五時期”，顯然使得全院人均住房麵積大大下降。但受其影響最大的，多是較低級的科研人員。

3、福利待遇

福利待遇，也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特色”。建院以來，科學院一直對生活困難的高級科研人員給予一定補貼，1954年初，決定另撥專款以補助有特殊困難的院內高級研究技術人員。1956年工資改革後，科研人員的生活水平總體提升較大，但補貼政策仍在執行。到1956年11月，針對工資改革後出現的一些新情況，科學院再次修訂了福利費使用辦法，強調其仍以解決工作人員的生活困難為主。

福利待遇還表現在“物”上。除設立專項補助經費外，科學院還興建各種服務設施，如1950、60年代中關村科學城內各種福利設施的建設，極大改善了廣大科研人員的生活條件。即使在“三年困難”時期，院黨組也通過爭取政府支持等方式盡力保證科學家們的生活所需。對那些有歐美留學、工作經曆的高級科學家而言，初回國時雖要麵臨生活條件上的極大落差，但黨、政府或單位領導的特殊待遇，使其擁有了相對普通民眾較優越的生活水平，這使科學家們對其物質生活有一定的滿足感，並生發對執政黨和政府的感激。

所以，關心科學家的生活，免除他們的後顧之憂，除了能讓他們更專注於科研工作，為國家建設服務外，也是執政黨處理同科學家關係的措施之一，因此具有了政治上的象征意義。

二、社會聲望

科學家的社會聲望，主要表現在其職業地位、社會關係及社會影響力等方麵。社會學研究表明，在常態社會中，科學家的社會聲望一直比較高且穩定，在1949—1966年間的中國社會裏，情況如何？

1、“向科學進軍”

1956年1月21日下午，科學院各學部負責人吳有訓、竺可楨、嚴濟慈、潘梓年來到中南海，向前一天剛結束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與會代表演講。3月29日，中共中央將4個演講稿轉發至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中直黨委、國家機關黨委、軍委總政，“向科學進軍”開始了。

因為國家需要，科學家被賦予了參政議政的權力。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代表總人數為1226人，科學院代表41人，隻有黨組書記兼副院長張勁夫不是科學家。此後每屆人大代表中，科學院都占相當大的比例，中國最著名的科學家基本都名列其中。而1956年5月，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召開，大會代表約5800人，有250人屬於全國教育工會係統的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和科學院。這無疑承認了科學家、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享有同等政治及社會地位，也暗含著政府承認在向科學進軍的過程中，科學家、知識分子作為知識生產者的精英性質。

另一事例則反映出科學家在國家政治、社會事務中的特殊作用，及這一時期高層領導對科學技術的重視。1956年夏秋之間，中共中央擬吸收一批著名科學家擔任中央有關各部副部長職務。科學院黨組認為這有損科研工作，遂致函中央領導，力陳科學研究的重要性，得到周恩來讚同，調任計劃被撤銷。

與此同時，社會對科學家也很尊重，尤其在“向科學進軍”號召發出後，社會上掀起了人人愛科學的高潮。應中央要求，科學院就科學家的社會兼職和活動情況進行過全國範圍的調查，調查結果從另一方麵反映出社會對科學家的尊重和需求。華羅庚（時任數學所所長）因兼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數學會主席、政協特約委員、《數學通報》總編輯等12項職務成為典型，以1955年11月為例，他有16天忙於參加社會活動。這些社會兼職與活動，雖是為了利用科學家社會聲望、提高自身權威性，但也帶給科學家更大的社會聲望和政治地位。

由此得知，在1956年前後，中國科學家的社會聲望處於巔峰期。但如前所述，隻有在常態社會中，科學家的社會聲望才是高且穩定的。1949—1966年間的中國並非常態社會，而且科學家的社會聲望與政治地位密不可分，1957年後曆史的突然轉折便是說明。

2、“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向科學進軍”讓原本離大眾較遠的科學家、科研活動逐漸公眾化，尤其是這一時期提倡科研工作走群眾路線，更是降低了這一職業的神秘感，進而隨著日益激進的政治形勢，掀起了對科學權威性的盲目挑戰和批判。

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相繼掀起，超越常規的“大躍進”，本質上是反科學和反常識的過程，勢必受到科學和常識的質疑，科學家和技術專家便成了必須突破的“障礙”。如果說“反右”運動已從政治上將知識分子歸入另類，那“大躍進”則要從業務和技術上矮化科學家和技術專家，成為一場鋪天蓋地的反智運動。

在“大躍進”浪潮中，《紅旗》稱讚陝西禮泉縣隻上過兩年小學的豐產能手和育種家、27歲的王保京，認為他打破了對科學家的迷信。1958年5月2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報道了三位樣板人物，同時配發了題為《科學並不神秘》的社論。後來又刊登了科學院四位副院長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吳有訓致院黨組的信，他們表示要“努力改造自己，爭取成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1960年4月，中科院第三次學部大會在上海舉行，學部大會本是科學家們討論學術的場所，但“工農勞動模範、技術革新家代表和老科學家們進行了多方麵接觸”，被視為此次大會的“重要特色”，這反映出科學共同體和中國社會的分層結構，在形式和實質上都被打破。

此外，自1958年3月成都會議後不久，各地興建科研機構。到1960年底，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共建了242個地方研究所，工作人員達23342人，大多數研究所無中、高級研究人員，如貴州分院各研究所研究人員多為高中畢業生。

在土專家、農民、中學生走進科研院所時，科學家們卻走向田野。按1957、1958年中央要求，到1959年12月底，僅科學院京區，就下放了1400餘人到農村參加約一年的勞動鍛煉。自1964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科學院有近1/3的機關幹部、科技人員參加了農村“四清”。自“反右”、“大躍進”後，隨著曆次政治運動中對專家、學術權威甚囂塵上的批判，科學家的社會聲望每況愈下。

但也必須注意到，這一時期，盡管整個知識分子階層都經受著思想與身體上的改造，但因國防等國家利益的迫切需求，一些專業特殊實用的自然科學家尚能有容身之所，甚或在政治運動中幸免於難。但這無法改變科學家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整體地位的急劇跌落。1962年廣州會議上，陳毅副總理雖宣布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但科學家這種短暫的“抬頭”，也未能從根本上扭轉其多舛的命運。

因此，在本文所討論的1949—1966年間，科學家的社會地位複雜而矛盾，既曾作為社會精英受到優待，也在激進的政治形勢下被視為社會敵人而遭受攻擊。在某一時期，這兩種身份甚至共存，核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元勳”錢三強即是一例，在領導中國核武器研製的同時被批判。

3、從華羅庚看科學家的社會聲望

華羅庚（1910—1985），江蘇金壇人。早年自學成才，1931年被破格邀至清華大學數學係任教，1948年當選為中研院院士，享有國際聲譽。1950年2月，他在歸國途中，發表了一封給中國留美學生的公開信，號召其回國。3月11日，新華社向全世界播發了這封《公開信》。

華氏在政治上很積極。但在始於1951年底、約持續了半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華羅庚多次在其任職的中科院數學所籌備處與清華大學數學係的聯合大會上做檢查。這讓他對清華大學、科學院黨組產生了很大抱怨。但在1954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尤其是1956年成為人大常委後，他又感到自己被重視，在公開場合表現進步。

除在政治上不斷進步外，華羅庚也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由其倡導、於1956年開始舉辦的中學生數學競賽，開啟了他的科普工作。學術上的成就、政治上的積極和對社會活動的參與，使華羅庚迅速成為科學界的樣板。特別是在1957年“反右”時，華羅庚的社會聲望終使他免於厄運，僅被定為“被右派分子利用”，隻作了幾次公開“檢討”。到1958年，在“大躍進”時短暫的“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中，華羅庚被當作“白旗”受到批判。從此，他放棄了純粹數學研究，轉向了應用數學和數學普及工作，所獲成功又為他贏得了社會聲譽。“文革”初期，華羅庚雖也遭抄家、批鬥，但1967年後，因毛澤東與周恩來的特別保護，他基本無恙。

華羅庚於1950—1966年間的數度沉浮，展示出科學家群體的社會聲望與其政治地位密切相關。

餘論

科學家是知識分子階層的一個專業群體。從50年代中期對科學的倡導、對科學家的宣傳，到50年代末至“文革”開始前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身份，短短十多年間，科學家的經濟生活、社會聲望以及個人命運，就隨其政治命運的改變，經曆數次劇變。而政治權力、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威性的分離，使科學家失去了自由的思想與學術自主性，也使中國的科學活動不能正常發展。

從社會製度來看，1949—1966年間的中國，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在社會道德規範體係上倡導平均主義的利益格局、群眾路線的反權威性以及集體主義的工作方式，而這些是與科學活動的職業特征與需求不相吻合的，這使科學家作為一個社會精英集團，始終處於一種自身價值觀與社會需求不斷矛盾、衝突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