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拉戰車(還好不是隔壁)：馳騁在先秦時代戰場上的坦克 (ZT: 國家人文曆史)

馬拉車打仗， 若是一馬拉一車，馬傷亡人車都完蛋，這種三馬四馬拉一車， 雖可以多拉幾個戰士也能跑得快些， 但一馬出事全車倒黴， 所以性價比不高。隨著騎兵的發展， 戰車效果減弱， 而騎兵有隨著坦克的出現而功效不大了，其坦克的老祖先就是這類馬拉戰車。
越厲害的武器， 越能殺人， 所以人似乎是最蠢的動物， 絞盡腦汁為的殺和自己一樣的人， 什麽時候地球上戰爭消失了就好了。－－轉載者



春秋戰國戰車乘戰複原模型，這種車稱為“蘋車”，屬於防禦性戰車。戰車上的三名甲士，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車之首，右方甲士執戈（或矛），主擊刺，並有為戰車排除障礙之責，居中駕馭戰車的則是禦者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淩餘陣兮躐餘行，左驂殪兮右刃傷。

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兮擊鳴鼓。

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淩。

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屈原《九歌·國殤》

 

與其他詩篇的浪漫主義情懷不同，《九歌·國殤》描寫了一場當時激烈戰鬥的場麵。當敵人來勢洶洶欲長驅直入時，楚軍將士個個奮勇爭先。但見戰陣中有一輛主戰車衝出，這輛原有四匹馬拉的大車，雖左外側的驂馬已中箭倒斃，右外側的驂馬也被砍傷，但他的主人，楚軍統帥仍毫無懼色，他將戰車的兩個輪子埋進土裏，籠住馬韁，反而舉槌擂響了進軍的戰鼓。一時戰氣蕭殺，引得蒼天也跟著威怒起來。待殺氣散盡，戰場上隻留下一具具屍體，靜臥荒野。

 

這是先秦時期典型的一幕戰鬥場景。當時的華夏諸國基本以戰車（又稱兵車、甲車）作為進行戰爭的主要武器，馬拉戰車馳騁在先秦時代的戰場上長達千餘年之久，車戰也一度成為中原戰爭的主要形式。 

貴族的戰鬥

 

殷商以降，戰車成為中原戰場的主戰兵器。西周和春秋時期的戰爭，對陣雙方一般把軍隊分成左、中、右三隊，每隊都把戰車列成整齊的陣形，每部戰車後麵跟著徒兵，配合作戰。車上的武士，一人駕車，一人用弓箭，一人用長兵器，都和更早的商朝情形相同，隻是長兵器有了變化，出現了戟。春秋時的戟，是矛和戈的結合。矛是直刺的器械，戈是鉤殺的器械，合成一樣兵器，可刺可鉤，使用起來，比單純的矛或戈方便得多。

 

河南安陽，殷墟遺址車馬坑，到了殷商時期，可以確認戰車已經登上中國的戰爭舞台，在商代後期的殷墟裏，僅車馬坑一項，就已發掘出了30座以上，出土的殷代車輛，已多達數十輛

 

早在周武王伐紂時，太公望（薑子牙）指揮的周軍主力就是“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而諸反商諸侯兵會於牧野者，更有戰車四千乘之多。在畢其功於一役的牧野之戰中，周軍大破商軍17萬（一說70萬），戰車顯示出了巨大的威力，這可以從《詩經·大雅·大明》對戰車的頌美之辭中得到證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至於《詩經》中其他一些描繪西周時代戰爭的詩篇，說的也幾乎都是車戰。從這些詩篇中可以看出，當時車戰的規模小者數百乘，大者上千乘。最大的一次是周宣王南征，曾出動戰車三千乘。這在當時世界上也是罕見的。此前使用戰車最多的是赫梯人，據說他們在公元前1372年與埃及的戰爭中曾動用戰車2500輛，以此觀之，中國在西周時代對戰車的使用規模已超過世界其他國家。

 

到了春秋時代，《左傳》隱公元年說：鄭莊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這是春秋時期見於記載的第一次車戰。從此，五霸迭興，戰禍不已，車戰的規模愈演愈烈，公元前666年，楚伐鄭，出動戰車共計600乘。在公元前634年的城濮之戰中，晉、楚兩個春秋時期的超級大國為爭奪霸權正麵對決。晉文公一次投入兵車700乘，就以壓倒優勢的車陣擊敗了楚軍。就連中小諸侯國的軍事行動也不例外，前607年，鄭、宋間的大棘之戰中，鄭國一次就俘虜了宋國的戰車“四百六十乘”。到了春秋晚期《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鄭國以700乘兵車伐陳，已與晉城濮之戰時的兵車數量相當。而衛國在春秋末期，與齊伐晉時，也曾派出兵車500乘。

 

山東臨淄後李車馬坑1990年被發現，1號坑內共有10輛車，32匹馬，出土時車的銅飾和馬具都未取下，由於這座車馬坑保持了最完整的原始狀態，對研究春秋時代車的駕挽方法有重要參考價值，圖為山東臨淄後李1 號車馬坑殉車綜合複原圖

 

毋庸置疑，戰車上的甲士，是戰車的戰鬥力所在。戰車上的三名甲士，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車之首，稱“車左”，又稱“甲首”；右方甲士執戈（或矛），主擊刺，並有為戰車排除障礙之責，稱“車右”，又稱“參乘”，這是因為古人也與今天的人一樣，大多習慣右手用力。因此，車左射箭比較方便，左手持弓，右手引弦搭箭；而車右執戈、矛、戟等長兵器擊刺、勾殺，用力也很順。“車左”和“車右”各司其職，使用不同的武器，效能大為提高。至於居中駕馭戰車的則是禦者，隻隨身佩帶衛體兵器短劍，專門負責操作戰車的行動。

 

當戰鬥開始以後，雙方的戰車一進入彼此弓箭的射程，兩名甲首就開始對射，目標自然首指戰馬，次及禦手和戰士，因為戰車是軍隊戰鬥衝鋒的核心，戰馬又是戰車的動力來源，因此削弱敵方戰鬥力的有效方法就是打擊戰馬。對射如不能阻止對方的前進，車右就要在兩車交叉駛過的短時間內（雙方戰車相向衝鋒，不能麵對麵地撞上，那樣就會人仰馬翻，所以是從右邊錯轂交錯而過），同時揮戟奮擊，與對麵的敵手進行交鋒，這時的戰車車輿設計就是針對這種交鋒情況，戰鬥的車輛沒有車篷，車輿比較低矮，適合甲士揮舞戈、戟，有的車輿上還設有金屬護板，保護車內甲士的下半身。揮舞的長柄戈、戟，不僅可以觸及車右或主帥，還可以觸及中間的馭手。這時兩位車右除攻擊對方，首要的任務是保護馭手，因為馭手沒有兵器，且不能分散注意力進行自衛。如果一次交鋒未決勝負，雙方即回車重新開始，事實上在大規模車戰的混戰中，能衝過一輛又一輛敵車而不被擊毀，有能力回車再戰的，無疑是這場戰爭的勝利一方。

 

可想而知，無論是負責交戰的車左、車右還是駕駛戰車的馭手，都必須經過長期的、協同的嚴格訓練。這也就使得戰車甲士成為貴族（王、公、卿、大夫和士）們的專利，《詩·周南》中就稱這些“赳赳武夫”為“公侯幹城”“公侯腹心”。實際上，當時每個貴族男性成員，都要受孔子所說的禮、樂、射、禦、書、數“六藝”的訓練。其中的射（射箭）和禦（駕車技術）就是車戰甲士必具的技能，甚至樂中的“武舞”，也是操練一整套方陣隊列的軍事訓練。在六藝之中，射箭技術是古代“士”最重要的練習項目。據《左傳·昭公元年》記載，鄭國大夫徐吾犯的妹妹是個美女，引起了貴族子晳和子南的同時追求。兩人同意公平競爭，讓女孩子自己挑。子晳打扮得漂漂亮亮，溫文爾雅；而子南則“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結果當然是美女愛英雄，妹子最後嫁給了子南。

 

戰車時代的消逝

 

就在春秋後期戰車達到了它的極盛時期後不久，形勢急轉直下，自戰國以降，車兵就不再是戰場的主角，戰車也不再起到戰爭的核心作用了。

 

這是因為戰場地理環境發生了變化。相對於步兵，戰車雖然在衝擊力和速度上都顯示出很大的優越性，但是它對地形的適應性很差。畢竟戰車無論駕四匹或兩匹馬，都是一個龐然大物。雖然車體不算太笨重，但由於占地麵積大（9平方米），所以隻可在開闊地上縱橫馳騁；水網、丘陵、林莽、沙漠地帶均不利於車戰。所以《六韜》就說，“車，貴知地形”，書裏更總結了車戰的十種“死地”，諸如地形險阻、道路崩塌、側鄰河川、地麵卑濕，地有積水，坡度太大、土質黏滯、野草叢生等等，皆不宜展開車戰。丘陵山林或水鄉澤國，更是戰車之絕地。甚至連種植莊稼的田隴走向對戰車行進都有影響。比如公元前589年齊晉鞍之戰，齊敗求和，晉國提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就是要求齊國將境內所有田地道路改為東西走向，以方便晉國戰車從河北東向進攻。

 

然而，隨著中華文明疆域的不斷擴展，戰爭突破了中原地區的狹小範圍，從豐草長林的塞北、到江河縱橫的江南，山川險隘無不成為兩軍廝殺的戰場。在戰爭越來越多地發生在這些不利地形中時，戰車昔日機動迅猛的優越性喪失殆盡，它的作用不但越來越微弱，有時甚至會阻礙戰鬥的進程。

 

因此，公元前541年，晉將魏舒的戰車部隊與狄人的步兵在山西山區作戰時，為了克服地形障礙就不得不“毀車以為行”，放棄車戰，改行步戰了。而地處江南的吳國晚至前584年晉國巫臣出使吳國，才算學會射法、禦法和車戰陣法。饒是如此，日後的吳、越爭霸，仍舊是以步兵為主，並不倚賴戰車。吳王闔閭伐楚之所以長驅直入，五戰入郢，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擁有一支輕甲利兵的先鋒隊，它由500名大力士和3000名善奔走的能士組成，長途奔襲，將楚軍追趕得沒有喘息的空隙。越國步兵的戰鬥力同樣很強，在笠澤之役中，越軍與吳軍夾河對峙，越軍以兩翼步兵佯攻，掩護越王率主力偷渡，一舉大敗吳軍。這次戰鬥中越王的中軍就是6000“私卒”組成的步兵。

 

到了戰國時期之後，諸侯兼並戰爭規模進一步擴大，必須征召大量人員補充軍隊。各國軍隊數量以十倍十幾倍地增長，“戰國七雄”各自的軍隊動輒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如蘇秦對魏國兵力的估計就是“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斯徒十萬”。這些戰士都來自農民，平時沒有經過車戰必需的長期係統訓練，各國也根本沒有能力將如此龐大的軍隊訓練裝備成戰車甲士，因此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必然是步兵。此外，隨著城邑戰略地位的提高，攻城滅國成為大國兼並的直接目標，敵對雙方對要塞的爭奪日益頻繁，這就更加需要大量輕裝捷足的步兵而非對攻堅戰幾乎毫無用處的笨重戰車了。

 

繪畫，描繪西周時期的戰爭場麵。殷商以降，戰車已經成為中原戰場的主戰兵器。戰車上的武士，一人駕車，一人用弓箭，一人用長兵器，都和更早的商朝情形相同，隻是長兵器有了變化，出現了可刺可鉤的戟，使用起來，比單純的矛或戈方便得多

 

與此同時，騎兵的出現，更打破了戰車在野戰中的壟斷優勢地位。古代中原戰場無騎兵大抵有3個原因：乘騎之馬不如駕車之馬比較容易調教；馬具簡陋,尚無鞍、鐙，難以駕馭馬匹；華夏民族上衣下裳不便騎馬。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大膽改革，“胡服騎射”，使中原曆史上有了第一支大規模的騎兵部隊。戰國中期，趙國幾乎稱霸北方，這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胡服騎射”的結果。趙國騎兵部隊的建設和運用，則是當時騎兵發展的一個縮影。戰國早期的《孫臏兵法》就對剛剛出現的騎兵優越性亟口稱讚：“夫騎者，能離能合，能散能集。百裏為期，千裏而赴，出入無間。”騎兵不但兼有戰車疾、猛的戰術特點，而且還具備恰是戰車之短的長處：其輕便靈活，較少受地形限製；其個體較小，減少了中矢的目標，其裝備簡單，一馬便可以武裝一名騎兵，而戰車四馬一車才能武裝三名車兵。騎兵耗費少而戰鬥力強，又能適合多種戰術需要，使得古老的戰車相形見絀。

 

正是騎兵在漢武帝時期最後將戰車趕出了中國的戰爭舞台。武帝發動的幾場對匈奴的戰爭，俱是以騎兵取勝。其中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一次戰爭，漢軍出動十萬騎兵，“私負從馬”14萬匹。在中原軍事史上，一次出動這麽多騎兵還是亙古未有的。以此為標誌，戰爭的曆史不再是甲士們的豐碑，而成為新興的步兵、騎兵的偉業了。顯赫一時的戰車不再成為作戰武器，而降為運輸工具了。

（參考資料：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呂傑鋒《美索不達米亞與中華古戰車的事理比較研究》；何平立《略論春秋戰國時期車戰盛衰之原因》；孫機《中國古代馬車的係駕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