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複雜得很,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時間,會顯出不同的人性。
人的階級性隻不過是“人性”裏的一種而不是全部, 多年的階級教育,很多人把它當成人性的唯一了,或者是更簡單地把人救分成“好人壞人“, 我們都曾如此過, 不過那是小學三年級。
人性的複雜遠遠超過”好壞“,”剝削與被剝削“, 在農村來說以前的階級教育教導了我們農村的”人“就隻能分為”地主富農“和”貧下中農長工佃戶“兩個水火不容的對立階級, 淡然男女還是分的。
這部白鹿原, 若是倒回去多少年,幾頂大帽子跑”毬“不掉, 宣揚人性, 抹黑貧下中農,混淆階級界限,鼓吹階級調和,為地主臉上塗脂抹粉,汙蔑共產黨,攻擊人民軍隊等等, 陳忠和的刑期估計是青海啥地方二十年打底了。
要說如今的當今習老大,政治上到底比毛老大寬鬆多了, 小說近二十年得以出版,現在又被拍成電視劇公演, 足以證明情況是好起來了, 陳也是個老滑頭, 這點苗頭是軋得出來的。
從來, 農村的”人“就簡單地叫做”農人“, 即務農的人,也許有自家的地也許沒有隻能去租, 或幹脆住別人家幹活則是長工(好像有地方叫長年),甚至有一把力氣又一首各式農活手藝就到處打短工掙看得見的現錢,有地的人,家中人口多自己可以種地多人少或懶得做就租給別人或請人(找人,雇人是一個意思)做,還有點是地不算多家中人口也不算少還不懶, 隻是城裏有生意或自己還有別的營生沒時間自家耕種也就租出去或雇人種了,這些人之間的關係,當然可以用階級關係來解說, 相互之間的矛盾當然就是階級矛盾,但,是不是這種階級關係階級矛盾一定要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方式才能解決呢?
未必一定, 雖然可能。
不過, 以往中國農村大多是以宗族姓氏為基礎而群居的,中小村莊一個莊往往就是一個姓的一家人,
甚至連五服都沒出,侄孫子租了叔爺爺的地,堂叔跑堂侄家打長工,不是奇怪的事,難道非得上升到敵對的階級矛盾才算合情合理嗎?要知道叔爺爺氣起來打了侄孫幾下, 在宗族禮法上,孫子, 你就得忍著;堂叔長工幹活不給力, 侄兒大概就不能大呼小叫,明年找個碴客客氣氣請叔叔回家不完了?
千年來中國的農村, 就是以這種方式平穩地度過來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貧富“的關係不是固定不變的, 隨時隨著情況的變化,”十年興衰許多人“。
有地人家, 若是命不好連年多人得病, 特別是主要勞動力喪失勞動力,對這家人的打擊就大了, 家中唯一能賣到價錢多的也隻是地了, 要是不巧其佃戶正好一家勞動力充足五兄弟身強力壯,又能外出打短工掙了些cash, 一家人省吃儉用好不容易湊了些錢,咋就不可能借此機會從原東家手上買些地來呢?時間長了, 風水輪流轉, 誰知下一輩指不定誰到誰家做長工呢?但是,家族的倫理關係沒變,所以雙方在處理這些關係時,business is business, 相互的親屬關係就得處理得十分恰當, 理論與實踐的依據呢?祠堂宗親族長的作用就在於此了。
這種農村的經濟方式, 雖能延續千年,但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很明顯地和整個社會的發展不相適應了,所以外出讀書的人很多都不再繼續走其父輩祖輩的道路,或從事成立的其他職業,或自行做些生意,我們老家的地主,多少有點新思想的也多少做點其他生意,純粹在家靠土地過日子的有一種稱謂”土老肥“,這類人對佃戶長工啥的, 一般就會比較刻薄,因為老話說的”不刻薄發不了家“, 不過發也發不大,
也是老話說的”大富靠命小富靠儉“。
那麽為什麽就那些在外當官做生意的, 有點錢也會回家買一些地呢?到底是個根,好歹也能保個底,萬不得已回家還有口飯吃,再天災再人禍,土地在那兒跑不掉,當然碰上共產黨的土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如該劇, 白鹿原的真正維穩力量是“朱先生”, 白嘉軒不說事事至少大事會去請教(不是請示)他的姐夫哥,而朱某就並非是地主, 另外冷先生, 也是鄉村郎中一個, 也是白鹿原的核心之一, 亦非地主。
以往縣以下政權幾乎沒有, 鄉村的管理,靠的是鄉紳, 鄉紳未必都是地主但一定不是窮人, 階級教育中往往把這個關係簡化成有錢的大地主, 就是鄉間的掌權人物。
文化以及見識, 起到作用不是地多就能辦到的, 而教書先生和郎中, 文化是有了, 也外出見識過, 所以比較有威信。
這就說到了體製!白鹿原體製根本經不起外部衝擊,風調雨順還好。事實上,很多人已經在往外跑。
下一代的反叛幾乎是老一代的愚頑直接造成的。 “白不離鹿,鹿不離白”帶來了極大混亂,還不明裏就亂下藥,用‘鄉約’。
革命的發生跟白鹿原關係不大,革命是“三座大山”造成的,我們中學就學過。當然,革命的來到更是把年青人的思想和生活釋放了。今天看來,是革命把白鹿原改變了(希望如此),要不然,守寡的繼續守寡,上吊的繼續上吊,放瘋的繼續發瘋,。。。
地主富農和貧下中農長工佃戶, 首先是人,然後才能說是有田或沒田,有錢還是沒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