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王孝和：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丁筱淨 ）

 王家據說是住在嘉善路棚戶區的一幢石庫門， 從肇嘉浜路進去， 剛剛走完鼎新布廠的圍牆， 對過那一幢就是， 知道得這麽詳細， 因為和他小姨子一起插隊。王的上學實屬不易，窮人家孩子能上英語專科學校， 全靠自己的”要“，也說明”要“是”要得到的雖然很難--轉載者


 “父親的犧牲是我們家最大的不幸，但他的犧牲鼓舞著千萬人為新中國的誕生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父親及千百萬烈士的血肉之軀，奠定了新中國大廈的基石。”王孝和二女兒王佩民在《永遠懷念我的父親——王孝和》中寫道。24歲就犧牲的王孝和，離新中國解放僅一年之隔，令人扼腕。

    漫長的一夜

    1948年4月19日晚上，一個不速之客打破了王孝和家庭表麵的平靜。
    王孝和正與老婆忻玉瑛吃飯，萬一來了。相比平時的諂媚套近乎，那天萬一話格外少。
    “孝和兄，你我關係很好，像親兄弟一般。可是你我走的是兩條路線，你是共產黨，我是國民黨。”
    “我不知道你說的什麽共產黨國民黨的。”王孝和說。
    “我因為待你如親兄弟一般，今晚特地來通風報信，我告訴你，你很危險，明天你趕緊到陸京士那裏自首，就沒事了。”“我自首什麽？我什麽都沒幹有什麽好自首的？”萬一留下一句“你自己考慮吧”就走了。
    王忻二人如常將萬一送到樓下去，後門一開，就看到眼前有好幾個鬼鬼祟祟的特務。王孝和關上門壓低聲音和妻子說:“不好了，有壞人，你再去前門看看。”忻玉英去前門一看，也有好幾個特務，他們知道這棟房子被敵人包圍了。
    回到屋裏，王孝和與妻子說:“阿瑛，敵人怕是要動手了，我們快點做準備工作。”王將所有和共產黨有關的資料拿出來，分成兩份，不用保留的讓妻子燒掉；必須保留的藏在陽台的一個角落裏，用一大堆垃圾蓋住。直到半夜，確定特務全部離開了，忻玉英才將燒紙的灰燼拿下樓倒掉。
    這個難熬的夜晚，忻玉英無數次哭著求丈夫趕緊逃跑。王孝和毅然拒絕:“我不能走，我有工會的工作，我要是走了工會怎麽辦？”
    “我們一夜未眠，他交待了很多話。”84歲的忻玉瑛回憶道，“首先是工作。他說，如果有人來問我，你什麽都不要講。就算對方用金條引誘，也絕不能講；如果對方問平時都有什麽人來家裏，你一個也不能說，他們提起你認識的誰，你就說不認識。”
    王孝和交待忻玉瑛，如果自己真的被抓，讓忻玉瑛將繈褓中的女兒交給婆婆，然後去給別人當奶媽來維持家庭。他特別交代:“如果生活要是過不下去了，就把家裏麵的一切都賣了來維持生計。要是我能夠出來，我一定會努力把一切都還給你；如果我出不來了，你要另外找一個好人成立家庭。你將來要是因為我吃苦，我在黃泉路上也不會安心的。”
    忻玉瑛抱著丈夫嚎啕大哭，王孝和趕緊安慰她:“不會的，不會的，我不會被抓進去的，你丈夫沒做壞事，盡管放心好了。”“他是很愛我的，他甚至連我要找什麽樣的人都幫我想好了。”回憶至此，84歲高齡的忻玉瑛不禁哽咽，仿佛一切就是昨天的事。
    第二天一早，王孝和像往常一樣去上班。盡管心裏非常害怕，但是忻玉瑛還是讓丈夫走了，她做好了最壞的思想準備，送丈夫出門。這天晚上，王孝和平安回家了，但是妻子的緊張一點沒有消散，腦海裏回蕩著一句話:今晚會不會動手？她不住地觀察房子周圍，沒見特務，終於安心了一點。
    第三天，也就是21日早上，王孝和準備上班，10個月大的女兒佩琴正扶著牆學走路。王孝和去逗她，佩琴開心得手舞足蹈，王孝和對女兒說了句“拜拜”，一如往常給了妻子一記飛吻，出門了。夫婦倆都不知道，王孝和這次再也回不了家——他被事先潛伏好的特務抓走了。
    當天中午，楊樹浦發電廠的一名小青年來到家裏找忻玉瑛，問今天王孝和怎麽沒去上班。忻玉瑛緊張地說:“他去了的啊！”小青年說廠裏都沒見到他。小青年走後，忻玉瑛的心跳得厲害，很擔心丈夫被抓走了。當天晚些時候，一封信的到來平靜了她內心的恐懼。忻玉瑛不識字，讓人幫著念，信中寫道:“阿瑛，你放心，我在外麵避風頭。”“我當時馬上就放心了，因為他平時也經常會出去避避風頭，所以這次我一點也沒有懷疑，馬上把信撕了。”
    日子就這樣平靜地過著，幾天後，有人跑來告訴忻玉瑛:“你丈夫被抓了！”原來，王孝和等人被捕的消息被報紙登了出來，很快，住在漢口路的婆婆也知道了消息，婆媳二人一起到楊樹浦發電廠找萬一對質。“那天晚上我就和他講要他去自首了呀，是他自己不去，現在被抓了我有什麽辦法？我跟他是很好的，早就叫他加入國民黨，是他自己不聽我的話。”
    “現在看來，那封信肯定是別人冒充王孝和寫的。”忻玉瑛分析:首先，王孝和是被秘密抓進去的，為的就是不驚動其他的地下黨員，讓他們放鬆警惕，方便反動派繼續抓人(那幾天國民黨一共抓了十幾個人)。他們知道王孝和沒去上班廠裏的人一定會來告訴她，沒有這封信，自己一定會去廠裏鬧，這一鬧，其他地下黨員就會警惕或者撤離，不利於他們繼續抓人。其次，他被抓進去，敵人怎麽可能讓他寫信回家呢？“所以那封信的作用，是讓我安心不去鬧事，方便他們繼續抓人。因此我推測一定不是王孝和寫的。”

    鐵屑事件

    讓我們從頭說起。
    1941年，王孝和還在勵誌英文專科學校，通過介紹人許統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那個敏感的年代，一切黨員活動都是在地下展開的。兩年之後，因為家庭困難，王孝和不得不提前中斷學業，考上了上海郵局和楊樹浦發電廠兩份工作，經黨組織考慮，發電廠需要發展地下力量，所以王孝和放棄了被稱為“鐵飯碗”的郵局工作，來到了發電廠。
    由於說著一口流利的英文，王孝和在這個美商企業裏麵當起了抄表員，當時是三班倒，他經常利用閑暇時間在工會幫忙，開始的時候是負責秘書的工作，做會議記錄。後來王孝和開始在工會報紙上發表一些進步的、幫工人說話的文章，並幫忙成立了工會圖書館，讓工人有條件學習知識。
    1947年“富通事件”發生。富通是當時上海一個比較進步的印刷廠，包括楊樹浦發電廠在內的很多工廠進步工人刊物都在該廠進行印刷。當局暗中查封了富通印刷廠，並且派特務在廠裏等待所有去印刷或取報的工人，將他們統統抓起來。
    工人為此舉行了罷工，要求當局釋放被抓走的工人。當局見勢，變本加厲將沒有抓捕到的登在報紙上通緝，並稱工會幹部都是地下黨人。這一通緝，工會幹部沒法再去上班，楊樹浦的工會就散了。
    富通事件之後，當局派了幾個人到楊樹浦組織了一個“整理委員會”，負責“整理”楊樹浦的工人及工會，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萬一。3個月後，這些人認為時機成熟了，就策劃了一場工會幹部選舉大會，想借此機會將國民黨的人大量安插進工會領導層中。本來已經打好事後唱票作弊的如意算盤，不想選舉當天在地下力量的帶動下，工人代表要求當場唱票。“這一唱票，王孝和等人就當選了工會的常任理事了。”當年王孝和地下活動小組的親密戰友郭予鈞說道。
    1948年1月之後，王孝和正式脫產到工會工作。據忻玉英回憶，萬一三番五次到家中找王孝和談話，希望他為國民黨效命，去陸京士掌管的社會局工作。當時的社會局主張鎮壓工人運動，身為地下黨員的王孝和當然不肯，他說:“我什麽黨都不相信，我是為工會2800名工人工作的，是他們選我出來是為他們服務的，所以我什麽黨都不參加。”萬一一再說:“你是有能力有文化的人，為什麽要為這些沒文化的大老粗去工作呢？”
    麵對上海愈演愈烈的罷工風潮，“借人頭，平工潮”的壓製政策悄悄出爐了。由於組織沒有指令撤離，王孝和一直堅持在工作崗位上。1948年4月1日，楊樹浦發電廠門口氣氛緊張，處於戒嚴的狀態。萬一聲稱在一座直流發電機中發現粗鐵屑，並找人抓來假證人薑阿六，指證王孝和指使他在發電機中放進粗鐵屑。警察局明知這是布下的局，卻非常配合地立即“認定”王孝和所犯罪行。麵對子虛烏有的罪名，王孝和當然不願承認:“我什麽壞事都沒有做，有什麽可自首的？”

    無法營救

    王孝和被捕的事情傳到在北平(即現在的北京)工作的許統權耳中，他決心南下上海營救。許統權是王孝和的入黨介紹人，當時已經作為地下黨員打入北平警察局。一般來說，北平警察局來人，上海分局的人是會聽從他們安排的，許統權當時已經身為少將了，救出王孝和勝算相對更大些。他一到上海，就到上海警察局去了解情況，結果一了解發現事情非同一般:王孝和竟是蔣介石親自下令抓的人。這下，許統權知道自己此行無望了。
    6月28日，王孝和的判決下來了:“王孝和連續教唆、意圖妨害戡亂治安未遂，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共同被判重刑的地下黨員還有吳國楨(死刑)、張世寶(無期徒刑)。判決下來後，黨組織勸說三人家屬上訴，忻玉英便與另外兩名黨員家屬一同去了南京進行上訴。不久之後二審判決下來，吳國楨改判為無期徒刑、王孝和、張世寶維持原判。“後來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的時候大量釋放政治犯，將這兩名被判無期徒刑的地下黨員釋放了。”郭予鈞接著說:“就是王孝和被害死了。”
    9月27日，提籃橋監獄門口水泄不通，那是當局計劃處死王孝和的日子。忻玉英挺著還有三周就臨盆的肚子，抱著一歲多的孩子，領著婆婆聞訊趕來。提籃橋大門大開，準備在門口給王孝和執行死刑。
    忻玉英大哭:“國民黨亂殺人！”群眾們聽到哭鬧的聲音，紛紛來一探究竟。當時王孝和的案子在上海各大報紙都登出來了，群眾怨言很多。一看王孝和的妻子這麽可憐，紛紛同情她替之伸冤。漸漸地人越來越多，將整個提籃橋圍堵起來。
    國民黨見到這種情景，十分害怕，便派人拿很寬的皮帶抽打忻玉英，想趕她走。忻玉英回憶:“我當時懷著身孕憋著尿，胳膊上背上被士兵抽打出一道道血痕，我完全不知道痛，最後都尿失禁了，可是任憑他們怎麽打我，我都不走。”群眾見到這種情景，站出來質問士兵:“你們要殺的是她丈夫，難道要把她也打死？丈夫要死妻子哭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們憑什麽打她？”就這樣，群眾鬧起來了，人越來越多，最後連新聞記者也到場了。
    新聞記者一到場，便問忻玉英王孝和被抓的具體原因、判決情況等，忻玉英將丈夫被冤枉放鐵屑的事情全盤講出。國民黨見到事情鬧得太大，記者又做了詳細采訪，隻好把大門關上，過了一會兒貼出一張小小告示:“今天命令未到，改日處決。”漸漸地群眾散了，忻玉英一家在提籃橋門口守到了晚上，“心裏很怕我走了他們就把我丈夫殺了。”
    王孝和的三封遺書就是在那天寫的，分別寫給父母、妻子與獄中難友。30日，就在忻玉英還沒有放棄上訴決心的時候，監獄為防止27日的舊事重演，無恥地將王孝和拉進特別刑事法庭走形式地進行了“審判”，王孝和據理反駁，不向敵人低頭，還用流利的英語向在場的外國記者訴說特刑庭的罪行。
    法官被反駁得無言以對，隻好在休庭之後宣布立即槍決。槍決的時候，《大公報》記者用相機記錄下了那天的情景:在被押進天井的時候，他大步流星、氣宇軒昂、麵帶微笑，口中不斷喊著:“特刑庭亂殺人！”
    最終，這個年僅24歲的生命倒在了子彈之下，倒在了解放之前的黑暗之中。

    兒子、丈夫、父親

    王孝和自幼家境不好，在漢口路的家隻有5平方左右，“連一張床板都是截了才放得下，白天立起來才能走路，晚上三兄弟和母親就放下床板睡覺。”忻玉英回憶道。
    為了在勵誌英專念書，他半工半讀，下課後在學校當清潔工掙取補貼。回家後，王孝和坐在馬桶上，拿床板放在膝蓋上當桌子做功課。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王孝和的成績一直保持前茅，要是拿到了班上第三，他就會責怪自己的成績怎麽這麽差。1943年，一直在輪船上當鍋爐工的父親因為生病而被輪船公司辭退，家庭唯一的經濟支柱瞬間沒了。王孝和毅然決定中途退學工作，擔起家庭的大梁。
    王孝和與忻玉英的婚姻是雙方家長定的娃娃親。按照老家寧波的傳統，女方到了16歲，男方就得迎娶。時間到了，身在上海的王孝和卻一推再推，就這樣過了兩年，到了忻玉英18歲的時候，雙方父母一再緊逼，王孝和終於給忻玉英去了一封信:“父母做主的婚姻應該要推翻。一碗小菜要是不合胃口，硬吃下去是會吐出來的，我們還是各走各的路吧。”忻玉英的母親聽說之後非常生氣，一定要拉女兒去上海討個公道:他憑什麽不要我們女兒？
    “其實他在上海是有朋友的，是他在勵誌英專的同學。”忻玉英笑著說。得知忻玉英來到上海，王孝和向黨組織請示，組織叫他去看看忻玉英:“如果這個小姑娘是聰明的，倒是可以協助我們工作。”
    王忻二人見麵的時候，王孝和問起她鄉下的情況。忻玉英講述了抗日戰爭時期的苦難以及國民黨統治的黑暗，王孝和回去向組織如實匯報。組織提出要看看忻玉英，“他把我約到中百公司(即如今的第一百貨商店)，說看到我沒穿襪子，要上去幫我買一雙，讓我在下麵等他。”王孝和上樓之後，黨小組領導沈鴻春就下來暗中觀察忻玉英。沈覺得忻頭腦靈活，為人質樸，就給王孝和做工作:“這個小姑娘是很合適的。你的女朋友，她一是識字，不利於幫助我們傳遞文件；二她是資產階級家庭的小姐，我們共產黨是重視農村基礎的，還是質樸的農村小姑娘好。”就這樣，王孝和決定放棄女朋友，和忻玉英結婚。
    結婚前，組織上提出了讓王忻夫妻出來單住的要求，目的是將他們的家作為地下黨活動的新據點。但是在母親傳統的觀念中，兒子應該把兒媳婦“娶回家”，可兒子卻要和新婚妻子搬出去住，這讓王母極其不理解。“本來你是不要老婆，現在要了老婆，倒不要父母了！”因此，王忻二人結婚時，家裏一分錢都沒拿，王母甚至不讓王孝和來家中取走屬於自己的衣物。
    婚後，王孝和向妻子提出了不要孩子的請求。在忻玉英的觀念中，結婚就是尊敬丈夫、孝敬父母、生兒育女、傳宗接代。
    “我問他為什麽不要孩子？他回答，你以後要吃苦的。”年輕的忻玉英不能理解，跑去跟雙方父母告狀。王孝和因此被大罵了一通，沒辦法，第二年佩琴就出生了。“後來他被捕了，在信中寫:阿英瑛，你記得嗎？我說了要了孩子你要吃苦的，你當初不相信。”那時候忻玉英懷裏一個、腹中一個，還整日為了請律師上訴而到處奔走，聽到丈夫的這句話，心酸自不用人說。
    忻玉英堅持每周至少到監獄三次，送些小菜和生活用品，而丈夫王孝和的笑容和接連的獄中來信則是最有效的安慰劑。王孝和入獄之後的第17天，夫妻倆得以見麵。忻玉英在63年後依然對那天的情形印象深刻:“他腳上戴著腳鐐，手被手銬反扣在身後，穿著一個白織布襯衫，上麵有一道一道的血印。他的頭不知道為什麽動不了，頭發很亂散在額頭上，步子蹣跚，一步一頓地向我走來。”
    有段時間女兒佩琴拉肚子，怎麽都治不好。婆婆對忻玉英說，幹脆別救了，讓女兒去吧，這樣就能換回丈夫的命了。忻玉英覺得孩子可能是救不活了，有天晚上心一橫就把孩子放在冰冷的地板上，任她哭鬧。不想第二天醒來孩子還是活著的，不忍心又抱起來了。孩子生病的事情被在獄中的王孝和知道了，他在信中責怪妻子不早些告訴自己，還耐心地指導她如何喂孩子能夠既營養又容易消化。“他是那麽說，但是我哪裏聽得進去？我腦子裏根本沒有孩子，隻有他。”
    王孝和在獄中經常給忻玉英寫信，時至今日，忻玉英還保留著其中的47封。夏天，忻玉英帶著身孕捧著一個大西瓜來探監，王孝和回頭便在信中囑咐:“下次希望您勿再拿這些重的東西來，這對您遠途負重在身體上的損失比我所吃到的要大得多了……”；見妻子瘦了，王孝和便說:“上周五我見您已比從前瘦了，身上一件陰旦士林布旗袍似乎大了些。這您又何苦呢？我一向勸您身體要保重，憂愁不得，不然身體就要弄糟……”在獄中，王孝和甚至連妻子的分娩地點和坐月子地點都一一分析妥善，還對斷奶後女兒的喂養提出了六條建議……
    “我父母結婚的時候一貧如洗，連結婚照上父親的西裝和領帶都是找鄰居借來的。”王孝和的二女兒王佩民說，“我長大以後，親戚們每每提起我父親，都會感慨，我父親是家裏最好的一個男人，負責任，有擔當。”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01期，摘自2011年第29期《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