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一個上海，不一樣的想象（作者: 闕政【 來源 : 新民周刊 】）

我說過很多次我家在上海是住工人新村的， 我是在工人新村長大的， 我的同學朋友居多也是工人新村的工人子弟，有如這篇文章裏所說工人新村有意無意被遺忘了， 很多人一開口就是”阿拉弄堂“， 其實他家是住日暉新村的， 似乎住過工人新村丟人， 要說從1951年到80年代， 上海的住宅， 恐怕最大比例的人是居住在工人新村裏的。

至於居住條件， 無非住房麵積廚廁所衛生，交通方便等等， 那個上下隻角是個虛指標， 工人新村是比不上花園洋房蠟地鋼窗新式弄堂， 但和老實石庫門弄堂一比， 至少不用拎馬桶了， 雖說廚房廁所大多是合用， 但第一總還有啊， 再說即便高級公寓花園洋房裏的住戶， 又真有幾家是獨用廚廁的呢？還有更重要的就是人均麵積， 住過石庫門的自家有數， 一句”阿拉地段好呀“掩蓋了其他。記得江灣那塊幾所大學的教授宿舍， 也和工人新村是一樣的房子， 不過他們除了文革期間， 都是一家一套獨門獨戶，外加複旦大學宿舍還十分倒黴地是寶山縣戶口， 一級教授還能被四川北路哪個建於20年代石庫門裏的居民視為”住工人新村的鄉下人”呢， 還有可能這位教授不會講上海話。--轉載者。

 

     華燈初上，外灘鱗次櫛比的歐式建築群閃爍著光輝，予人重回十裏洋場的錯覺；新天地南裏北裏的石庫門掩映在樹蔭下，又恍惚讓人體驗了一把老上海的市民生活。遊客無論中外，來上海總免不了來這兩地“發思古之幽情”。許多商家也正以此為機，人為營造出所謂的“懷舊”氣氛——浪奔浪流裏，滿足的卻隻是對於老上海的想象——就像二三十年代的廉價月份牌一樣，成為上海的又一個“標簽”。

　　而真實的上海，卻不僅有歐式高樓、花園洋房、老式石庫門，更有洋派公寓、新式裏弄、棚戶區、滾地龍，乃至被人遺忘多年的工人新村。在百年歲月裏，各國殖民者、各地來滬的人，都留下了他們不同的足印，為上海的城市建築添過磚，加過瓦。上海，也是一座名副其實的“萬國博覽會”。

　　

萬國博覽會：多國租界的產物

 

　　外灘建築群並非一日建成。從1864年的“上海總會大樓”，到1916年的“有利大樓”“亞細亞大樓”，再到1948年建成的“上海市總工會大樓”，曆經近百年滄桑。

（上海陝西南路上的金亞爾培公寓，是典型的花園洋房。）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的都市空間經曆了一次集中性的大飛躍——1932年，有著“東方第一樂府”美稱的百樂門舞廳落成開業；1933年，“跑馬總會大樓”建成、中美合資的“大光明戲院”耗資百萬完成重建；1934年，高19層的“百老匯大廈”竣工；1936年，“大新公司”開業，四大百貨公司從此比肩上海灘。也是在此時，公共租界的南京路，法租界的霞飛路，虹口的北四川路，一起組成了中國商業文化與娛樂文化的宏大圖景。

　　上海本就是中西高度融合之地，多國都曾在上海設立租界，更為它的城市建築帶來一波又一波不同的影響。“近代的上海，一塊是英美共同管理的公共租界，代表著基督新教文化，講究簡單實用和效率；另一塊是法租界，更多的是拉丁文化，注重藝術和情調。英美租界商業發達，大銀行大商場多集中於外灘、南京路一帶；而法租界重生活情調，從八仙橋到徐家匯，以霞飛路一帶為中心，幾百幢歐化風格的別墅、公寓，幾萬歐美外僑都雲集於此。”華師大中文係教授羅崗告訴《新民周刊》，“不僅如此，這裏還有猶太教、東正教文化的傳統，在二戰期間，上海是全世界唯一不需簽證、容納猶太難民的城市。猶太人聚集區，一個在虹口的提籃橋地區，另一個是靜安區以西摩路教會堂為中心的陝西北路。在外國僑民中，猶太人最會做生意，他們擁有上海租界的大部分財富。但俄國的文化傳統也不容低估，十月革命之後，大批俄國貴族逃到上海，形成一個可觀的白俄群落，在新樂路上，白俄們有自己的東正教堂，在汾陽路上還樹立起了普希金銅像。而在虹口的公共租界，當年又是日本人的天下。最高峰的時候有10萬日本僑民生活在上海，在今天的四川北路溧陽路一帶，形成強烈的東洋風格，被稱為‘小東京’。”

　　所以，假如試圖用一兩種建築形式來“代表”上海，是注定會失敗的。複雜的建築構成也正是上海灘讓人眼花繚亂以至迷醉其間的魅力之一。當以魯迅為精神領袖的左翼文人潛伏在虹口公共租界弄堂深處針砭時弊時，張愛玲正住在她大隱於市的公寓頂層，寫著《公寓生活記趣》：“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厭倦了大都會的人們往往記掛著和平幽靜的鄉村，心心念念盼望著有一天能夠告老歸田，養蜂種菜，享點清福，殊不知在鄉下多買半斤臘肉便要引起許多閑言閑語，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層，你就是站在窗前換衣服也不妨事。”

 

老式石庫門：江南士紳的基因

如今，石庫門被公認為是上海城市建築的“母體”。但在羅崗看來，石庫門遠不止代表市民階層那麽簡單，它其實是租界時期上海第一輪房地產開發的標誌。

（2017年新春的田子坊充滿了年味，這也是上海剪紙藝術大師李守白為田子坊度身定製的新春石庫門弄堂藝術空間。）

“石庫門這種住宅形式的出現跟太平天國戰爭有很大關係。太平天國革命席卷江南之後，江浙一帶有許多富人，為了躲避戰亂，紛紛帶著細軟逃到上海的租界。他們手裏有大量的資金，戰爭年代生意不能做了，就想投入到房地產。一開始英國公使還不準，最後達成妥協，就在租界建造了第一批石庫門房子。”羅崗說，“石庫門是英國人投資的，但房客都是江南富人，所以石庫門的內部格局很像江南一帶的民居，高牆深宅，進門有一個天井，天井兩邊是廂房。但是上海當時已經是寸土寸金之地，他們不可能像在江南鄉下一樣把房子造出三進四進，就隻好向天空擴展，形成了一樓二樓三樓。整體上仿照的是歐洲的聯排別墅，一家緊挨著一家，對著門形成一條條弄堂，於是成就了上海民居的典範——石庫門。”

　　可以說，石庫門本就是西洋建築與中國江南民居融合的產物。兩種原本毫不相幹的風格，在石庫門上相融無礙。等到幾十年過去之後，上海的老式石庫門又再度發展成為新式裏弄——曾經“白牆黑瓦”的江南味道，演變成了更加洋派的“蠟地鋼窗”，空間布局上也更自由，一部分天井還被改造成了露天小花園。

　　

滾地龍：另一個貧民的世界

 

　　在十裏洋場繁華似錦的銷金窟之外，老上海也有自己的黑暗角落。1930年代接連不斷的戰亂不僅吸引來大量的江南士紳，也讓內地城鎮、鄉村的大量貧民流向上海謀求生計，給上海的城市空間增添了新的景觀——濃煙滾滾的工廠區，肩挑背扛的碼頭旁，逐漸形成了一個又一個居民點，這就是所謂的“棚戶區”。

（解放前的棚戶區。）

棚戶區多集中在閘北與普陀地界，為貧窮的勞工隨意於泥地之上搭建而成。據史料記載，1949 年5 月上海解放時，全市200 戶以上的棚戶區就有322 處，其中2000 戶以上的4 處，1000 戶以上的39 處，500 戶以上的36 處……可見有多少窮人都住在了用竹竿、葦席搭建而成棚戶區中。這種棚戶區還有個名字叫“滾地龍”，因為門戶低矮，出入需要彎腰低頭，形似滾地。這些滾地龍，夏不能避暑熱，冬無法禦風寒，雨天潮濕漏水更是家常便飯。

　　“當時的工廠雖然也有一些專門供工人居住的工人宿舍，但是主要集中在楊浦區。而且據我查到的資料顯示，不少是通過當時的工人運動爭取來的，而不是一開始就給他們的。即使如此，有能力給工人提供宿舍的企業也很少，所以這樣的工人宿舍絕對數量很小，絕大多數人仍然住在棚戶區。此外，還有大量的旱船、草棚、水上閣樓，也被當作工人的棲身之地，星羅棋布地分散在上海的各個角落。”羅崗表示，“偶爾有條件好一些的，比如英國電車公司的職工，可以負擔得起，租住在石庫門的一間廂房或是亭子間，就像《七十二家房客》裏演的那樣。”　

 

工人新村：被遺忘的曆史

 

　　燈紅酒綠的租界和貧窮落後的華界之外，還有沒有中間地帶的存在？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這個中間地帶，卻一直有意無意地被人遺忘。

　　“我們發現‘魔都夢’ ‘上海熱’，都是在重新想象作為消費主義城市的上海。而從1949年到1979年的社會主義時期的上海，好像被有意遺忘和壓抑了——這也是“上海懷舊”的主要特征。那麽這30年間，作為社會主義城市的上海，真的是一片空白嗎？”

（曹楊新村是解放後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

正是懷著這樣的疑問，羅崗開始了他對於上海另一建築生態：“工人新村”的研究。

　　“解放前，上海沒有專供工人居住的大型社區。雖然解放前上海的工業發展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平，但工人的居住問題沒有很好地解決。”羅崗說，“1949年以後，‘工人階級’在理論上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它在主流意識形態中的位置必然會投射到城市的空間麵向上，直接影響到社會主義對城市發展的重新規劃。”

　　但他並不認為“工人新村”僅僅是國家給予工人階級的一種福利。“這不僅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同時也關係到城市形態的變化——1949年之後，上海從消費型城市向生產型城市轉變，上海變成全國重要的輕工業基地，‘上海製造’開始名揚全國，這些都對上海的城市改造提出了新的訴求。”

　　而工人新村的出現，不但提高了工人的幸福指數，給人以“當家作主”的感覺，更是契合了城市轉型的需要。

　　“早在1949年和1953年，上海市政府就已經兩次邀請蘇聯專家為上海城市的改建和發展提出相應的規劃方案，主要都是參考了蘇聯社會主義城市的發展模式，力圖實現由消費型城市向生產型城市的轉變。”羅崗查閱了許多史料後發現，“1951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派工作組去普陀區調查工人住宅問題，在調查報告中把問題說得很清楚：普陀區在6.2平方公裏的境域內，由於過去數十年來長期處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麵，市政建設極為畸形，工人居住不但普遍地十分擁擠，既缺少空氣，更沒有陽光。工人夜班回來得不到很好的睡眠，而且絕大部分的工房都已超過使用年限，破爛不堪，時有倒塌危險……並且建議市政建設首先以普陀區建築工人宿舍這個內容為重點。”

　　正是以這份報告的內容為基礎，上海市政府確定了一個以“建造工人宿舍”為重點的改善勞動人民居住條件的方案。195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工人住宅建築委員會，潘漢年副市長受陳毅市長委托，具體負責籌建工人新村的領導與監督工作。從1951年8月起進行建房的前期工作，共征用真如鎮東廟前村土地225畝，9月正式開工興建工人新村。次年5月，首期工程完工——共建成樓房48幢，計167個單元，建築麵積32366平方米。因這個建房基地靠近曹楊路，故定名為“曹楊新村”，首期完工的住宅，稱為“曹楊一村”。

　　選址曹楊並非一時興起——事實上，根據當時市政府的一份《擬定普陀區曹楊村工人宿舍建設計劃初步總結》來看，上海對於第一個工人新村建築地點的選擇，還考慮過“閘北西區” “浜北王家弄” “中山西路天山路兩側”三處，但詳細列出優勢與缺點之後，還是決定選在曹楊路以西——“曹楊路兩側都是農地，雖不在普陀區之內，但接近普陀區邊緣，以距離計算，到國棉一廠僅約3.6公裏，到大自鳴鍾也僅4公裏許。公共汽車僅需20分鍾，步行不到一小時，不能算過遠。空地多，環境好，可隔離工廠煤灰並可疏散普陀區的人口。西邊麵積大、將來北接真如鎮，南接大夏大學（今華師大），是很理想的居住區域，估計可以利用的土地達三千畝左右。”就這樣，最終劃定了“東到鐵路線，南到季家厙，北到俞家弄，西到杏堤路”的區塊。

　　曹楊新村新建的工房，均為兩層立柱式磚木結構，五開間，坐北朝南或坐西向東。每個單元建築麵積為275平方米，居住麵積173.4平方米，可住大戶4戶，小戶6戶。大戶居住麵積為20.4平方米，小戶居住麵積為15.3平方米。每層均辟有公用廚房，為5戶合用。廁所設在底層，為同一個單元內的10家住戶共用。根據當時的住宅分配標準，新建住宅總共可安排1002戶居民，所以也被稱為“1002戶工程”。

　　當時上海還誕生過一句口號：“一人住新村，全廠都光榮。”因為首批房子隻能改善1002戶居民的居住條件，所以第一批入住曹楊一村的工人，基本上都是勞模級別。

　　值得一提的是，曹楊一村建設的不隻是住房，還有配套的一係列公共設施——有小學、圖書館、公共浴室、老虎灶、菜場、消費合作社、診療所、大禮堂，還有必要的政府管理部門、房管所、公安派出所。甚至在建造伊始就考慮到了未來長遠的發展——預留了銀行、郵局、托兒所、公園、文化館等公共設施的建築基地。而上海的第一班通宵公交車，也是往來於曹楊地區的，因為有很多工人要上夜班，需要提供方便的交通條件。這些規劃雖然是針對工人新村的，卻極大地影響了上海這座城市，為這座城市增加了以前沒有過的新元素。

　　從50年代初到80年代，曹楊新村從1002戶發展到3萬餘戶，麵積不斷擴大，人口不斷增加，而這些都在最初的總體規劃中已有所體現。除了曹楊新村以外，當時的上海還規劃了其他八個類似的工人新村，其建設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令人驚歎，開創了上海城區建設住宅新村的道路。

　　其實上海並非全國最早建設工人新村的地方，晚於南京。上海的工人新村也不像《二十四城記》中成都的“420軍工廠”家屬院那樣，將工人的工作場所與家庭生活無縫銜接起來。曹楊新村並不隸屬於任何一家或幾家工廠，而是由市級層麵統一規劃安排，因此居民並非來自一家廠，更有小社會之感。

　　許多年後，許多城市的工廠家屬院都隨著工廠的關閉潮而破落、荒廢，產權歸屬不明，乃至成為一塊“飛地”；唯獨曹楊新村依然健在——從一村一直建設到九村，最新的房子在1990年代才告建成。90年代還有許多東歐國家來曹楊新村取經，電視台時有“外國人在曹楊的一日生活”等節目播出，將此地視為工人新村的標本和樣板。

　　

一種對於城市生活的全新設想

 

　　“如今看來曹楊新村的建設是很有點烏托邦色彩的。”羅崗表示，“它帶來的不僅是住宅條件的變化，還營造出一個全新的生活空間。”

　　雖然按照現在的標準，曹楊新村的房子煤衛不能獨用，私密性上略顯不夠——作家金宇澄曾居住於工人新村，在《繁花》中亦有描述其中不愉快的體驗。但當時新村的空間設計目的，就是為了打破了“公”和“私”的界限。合用的衛生間、合用的廚房，再加上戶外大量的公共空間、配套設施，都提供了“公”與“私”交融的可能性。

　　“這實際上是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對於城市生活的設想。”羅崗認為，工人新村正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塑造一個新的鄰裏關係和生活世界，“有一部老電影叫《今天我休息》，是一部很好看的喜劇，講的是戶籍警察馬天明相親的故事。這部戲的外景就是在曹楊新村拍攝的，它的一個要的特征就是：把外景變成了內景——馬天明本來是要去相親的，但是他以‘今天我休息’為借口，在新村的人家中可以走來走去，穿堂入室，這裏幫人家扶一把梯子，那裏幫人家救一個人，最後救上來的農民被發現是自己相親對象的父親……看似沒有關係的陌生人，互相扯出了關係，這在公寓、新式裏弄房裏是根本做不到，也沒法想象的。”

　　在羅崗看來，從前的中國鄉村是熟人社會，講禮俗；而城市是陌生人社會，講法理。一個鄉下人初進城，往往找不著北，城市於他形成巨大的壓迫，根本無法融入其中，和如今的年輕人宣布要“逃離北上廣”是同一種心情。而工人新村卻無中生有地創造了一種新型的人與城市的關係——在一個工人聚集的小型社會裏，每個人都感覺自己很有歸屬感，屬於這座城市，而不是被這座城市無情壓榨之後再被拋棄。“1949年前的新村和曹楊新村最大的區別，就是沒有工人的主體地位和新的生活方式的想象。”

　　上海大學的蔡翔教授從小在曹楊新村長大。“以前我還常去他家聊天。他和我談過一個很重要的觀察和體會，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孩子其實有兩種：一種是弄堂裏的孩子，一種是工人新村的孩子。這兩種孩子小時候所居住的空間和周邊的環境給他們留下的記憶是不同的，在性格上也有一定的反映。”羅崗說，“弄堂裏的孩子可能住在城市中心，各方麵的條件比較便利，但大多數弄堂裏的房子空間比較狹小；而工人新村的孩子居住的空間比較大，這種空間還不僅僅指房子裏麵的麵積大小，主要是他居住環境的公共空間比較大、業餘生活比較豐富。”

　　當年，經過了曹楊新村的成功試驗後，工人新村這一城市新空間逐漸從曹楊地區擴展到了全上海——比如楊浦區在1952年以建設職工住宅發展起來的控江、鞍山、長白、鳳城等新村，如今也已構成了城市東北部人口稠密的集聚點。

　　到90年代末，工人新村慢慢變得式微，原因說起來也很簡單——工人下崗大潮是其一，房地產的商品化是其二。“工人新村的告一段落，實際上最大的原因就是福利分房製度被取消，商品房取而代之成為主流。”羅崗告訴《新民周刊》，“上海從生產型社會重新回到消費型社會，工人新村自然不可能繼續發展了。”

　　“今天我們當然不可能說再去建造一批工人新村，但是它曾經重構出的那種鄰裏關係，曾經創造出的新型城市生活空間，還是很值得我們思考——我們需要的究竟是一個基本的居住條件，還是一種有意思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