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另一個角度的說法， （ZT）正麵王洪文

還是因為“一月革命”五十周年， 不能不提到王洪文，左右說法都看看， 自己愛相信哪個就說哪個是“曆史”， 這就是曆史的定義-轉載者

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無疑首推王洪文。王洪文是全國第一個被中央文革小組明確支持的跨行業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工總司的發起人和主要負責人。1966年王洪文正 值而立之年，是國棉十七廠的保衛科幹事。國棉十七廠是上海最大的三家紡織廠之一，當時有八幹多名職工。工廠前身是日本人經營的裕豐紗廠；1945年抗戰勝 利後收歸國有，改為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第十七棉紡織廠。1949年後改名國營第十七棉紡織廠（簡稱“國棉十七廠”），七十年代又改名為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 （簡稱“上棉十七廠”）。工廠地處上海東北角楊樹浦，也稱楊浦工業區，是這個工業區引人矚目的大型全民所有製企業。

履曆：農村青年、軍人、上海工人

王洪文1934年出生於 東北吉林長春的一個貧農家庭。他曾經對人回憶過自己小時候家裏的窮日子：“可苦啦！兩三歲那年生過一場大病——其實不是病，那是餓的呀！父親以為我死啦， 就把我丟到了荒郊野外，後來摸摸好像還有點熱氣，又抱了回來。”他1950年入伍，1951年隨所在的27軍80師作為中國人民誌願軍，參加朝鮮戰爭。在 部隊先是當警衛員，後來在師部通信科當通信員，班長級。履曆表上顯示他在誌願軍軍樂隊吹過小號。徐景賢曾問過王洪文，王洪文說是吹黑管。而王洪文妻子崔根 娣的回憶，說王洪文還會拉手風琴，吹口琴。手風琴雖然拉得不專業，但能拉出個調調。1951年6月王洪文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王洪文隨部隊調往江蘇 省無錫市。1956年王洪文進入南京預備軍官訓練團。同年9月，他以副排級預備役少尉從部隊複員，分配進上海國棉十七廠工作。王洪文從一個東北農村的青 年，參軍，複員，成為中國最大城市上海的大廠工人，完成他身份轉換的重要幾步。

小 時候王洪文家裏條件差，隻念過三個月私塾，不識幾個字。他後來對人回憶說：參軍後部隊組織學文化，起初他不願學，有空喜歡上山去打獵。在朝鮮時，有一次家 裏來了一封信，他請人給他念。旁邊的人說：他不肯學文化，不要幫他讀。“這句話很刺激我，這樣我就開始發奮學習，我托人從國內帶來一本詞典，就是這樣學習 了文化。”進國棉十七廠之後，他又堅持讀夜校，讀到初中。在夜校，他認識了同班的女工崔根娣，她後來成為他的妻子。據崔根娣以後回憶說，王洪文的語文特別 好，以後又比她多讀了幾年夜校。進廠後，王洪文最初在四紡車間當揩車工，不久調到二紡車間，成為技術含量較高的保全工，後來又擔任二紡車間的治保主任。 1960年3月，王洪文被借調到廠保衛科做民兵工作；7月，他被正式調往廠保衛科任保衛員，人事關係從工人編製轉為幹部編製，成為工廠的科室人員。編製從 工人轉為幹部，身份從工人轉為管理人員。到文革前夕，王洪文的月工資是64元。

六十年代初期，因大躍進造成國民經濟衰退，上海組織十萬人圍墾長江口的崇明島，國棉十七廠也抽調幹部赴崇明。王洪文1960年9月被動員去崇明參加圍墾兩年，期間因為患闌尾炎，曾回上海動手術十多天。1962年12月回到廠保衛科。

文 革後，對王洪文文革前的經曆，有兩種評價。一種評價是正麵的，都是朋友、同事的回憶：說王洪文很喜歡看書讀報，而且口袋裏老裝著本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 和曆史唯物主義》，有空就讀。這是當時毛澤東推薦給幹部們看的書，工人中絕少有人閱讀這類理論書籍，可見王洪文文革前就對政治比較感興趣，也肯學習。王洪 文的人緣也比較好，1958年二紡車間長日班黨支部改選，他得票較多。王洪文的同事唐文蘭更回憶說：“王洪文這個人過去表現不錯的，不能因為他是四人幫就 把他的過去說得一無是處，這不符合事實。他以後的表現是以後的事。王洪文與其他人的關係也都不錯。”

另 一種評價則比較負麵：說他在朝鮮當通信員時“貪生怕死，不願在前線，一直鬧情緒，吵著要求調後方軍樂隊。”在南京預備軍官訓練團時，“鬧著要複員”。說他 1956年剛進廠時，“吵著要補助，還煽動四五個複員軍人一起鬧補助”，說他進工廠當擋車工時“吵著要當技術工，當上技術工後，又對師傅說自己不想吃技術 飯而想吃政治飯。”說他那次“因改選得票最多，便想當脫產的黨支部書記。後來到廠保衛科，又想當科長。”說他在1960年國民經濟衰退時期說：“我東北老 家沒有吃的，安徽餓死幾萬人。我們工人應該在廠裏做工，怎麽到崇明去圍墾。”說他因闌尾炎從崇明回上海動手術是“裝病”，說他講過：“天災？我看是人 禍！”而且當“黨組織號召黨員分挑困難，節約糧食定量，他卻說：他媽的，叫老子餓著肚子幹活，這是什麽社會主義？什麽政策？要把人都餓死了！”說他收聽 “敵台”的短波，被人發現，自辯說“我聽聽台灣在講什麽”。說1958年那次黨支部改選，他滿以為自己得票多可以當上脫產的專職黨支部書記，但上級決定由 原來的支書連任，他隻當上不脫產的宣傳委員。“王洪文很惱火，經常拒不參加支委會，並事事與支書對立。”等等。

後 一種評價都是文革結束後對王洪文的揭發和批判，有著明顯的時代話語特征。但剝去話語的政治外殼，還是可以大致看出王洪文的性格脈絡：雖然是黨員，政工幹 部，但又不像當時一般黨員和政工幹部那樣“聽話”，那樣“黨叫幹啥就幹啥”；他知道爭取自己的利益，有著自己的人生設計或目標；他關心政治，注意掌握各種 信息，不但閱讀公開發行的報刊，而且收聽不被允許的海外信息；他敢說話，也比別人敢出頭。但是，王洪文畢竟是共產黨員，長期在共產黨嚴密的組織紀律下工作 生活。上麵所列舉的所有負麵評價，即使在當時政治環境中，也不算太出格，那些話充其量隻能算是牢騷話。

不 過，許多當年同事對王洪文有個共同感覺：想當官。當時和王洪文一個保衛科的同事馬驥，文革初期是與王洪文造反組織對立的保守派組織負責人。他認為王洪文平 時為人不錯，隨和，講義氣，喜歡出頭為別人說公道話，在工人中有威信，而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文革後對王洪文的評價，則說他“愛管閑事”。崔根娣的意思是 說王洪文好打抱不平，好幫人調解糾紛、有公共意識。她說：

王 洪文為人熱心，愛管閑事。裏弄裏有位80多歲的老人，與子女吵架想不開喝鹽鹵自殺，王洪文將老人的子女叫去狠狠批評了一頓。為這類事情他也得罪了一些人。 文革起來，他越發起勁了，真是沒日沒夜了，好像廠裏的事，市裏的事，全都要他去操心似的。後來就鬧起了“安亭事件”，嚇得我時時刻刻提心吊膽，整夜整夜睡 不著。我也勸過，可他那個牛脾氣，哪裏肯聽啊，還罵我死落後。

王洪文最初的造反

1966 年6月12日這天，聶元梓大字報廣播後不久，廠醫務室旁的大字報欄貼出一張大字報，標題為《剝開畫皮看真相》，轟動全廠。這張大字報由王洪文起草並領頭簽 名，後麵還有六人簽名，其中五人都是保衛科幹部。王洪文說：“聶元梓大字報是七個人，我們也來個七人”，這七人全部都是共產黨員。

國棉十七廠黨委當時沒有正書記，由黨委副書記張鶴鳴主管工作，王洪文大字報就是針對他的。當時廠黨委規定“貼大字報要經過組織審閱”，這是廠裏第一張未經審閱並針對廠部主要領導的大字報。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王洪文在受審時，交待他寫這張大字報的原因：

我們認為廠黨委執行修正主義的幹部路線。我當時在保衛科工作，有兩個人，應定為反革命，廠黨委未表態。我在第一張大字報《剝開黨委畫皮看真相》上，點了兩個人，黨委停止了我的工作，派人盯我的梢，我思想不通，就寫了第二張大字報，點了三個人，家庭出身不好。……

第二張大字報貼出後，群眾不滿，說我罵廠黨委，是野心家，陰謀家，全廠寫了六千多張大字報。……

寫第一張大字報後，廠黨委和我有對立情緒。有一天，我在屋裏寫大字報，別人把門倒銷上，黨委副書記來敲門，問有沒有人，我心裏想，你們還派人監視我，我不吭聲。書記覺得屋裏有人，叫了武裝部長帶十多人到保衛科搜查，我就火了，罵了黨委書記……

王 洪文說的書記就是張鶴鳴。張鶴鳴是地下黨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幹部，對上海社會環境和工廠的人事關係以及生產環節都非常熟悉。他處理事情也比較實際，不像有 些幹部那樣生硬和革命。在對管理人員的使用上，他啟用和信任有“曆史問題”的“留用人員”，即共產黨執政前的工廠科層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以及其他業務人 員。總之，張鶴鳴的階級鬥爭之弦不那麽緊繃。這是王洪文大字報上所說黨委不抓階級鬥爭的由來。當年與王洪文一起造反，在他第一張大字報上簽名的七人之一唐 文蘭，三十多年後分析王洪文寫大字報的原因：

王洪文為什麽要反張鶴鳴？這是因為 當時廠黨委規定批判八個人，這八個人有的有政曆問題，有的在當時看是反動學術權威。但是廠黨委不許超出這個範圍批判別人。王洪文認為這是劃圈圈、定調子， 所以就貼了張鶴鳴的大字報。另一個副廠長張元放提出，對別的有問題的廠領導也可以貼大字報。我們當時也認為廠黨委領導自己也有很多問題，卻不允許揭發，揭 發了就說你反黨，這樣做其實就是保護他們自己。所以同意王洪文的觀點。

由此看來，王洪文造反，是因為與廠黨委在文革運動的批判對象上有不同意見，文革中這些不同意見被上升到階級鬥爭高度的政治分歧。但實際上，如果再深入分析，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這種“政治分歧”背後的人際關係因素。對於王洪文的行為，還有另一種解釋：

我 們廠在文革中引起爭論的那兩個廠長張元啟和張鶴鳴，張元啟是部隊轉業幹部，文化不高，但資格老，山東人。做起報告，一口山東話，上海工人聽不懂。他作報 告，即使有時下麵聽報告的工人走光，他也照念稿子，繼續作報告。而張鶴鳴是地下黨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幹部，浙江寧波人，一口上海話。我覺得，比起張元啟， 張鶴鳴與工人的關係更密切，二張有矛盾，我看主要原因在張元啟。當時他倆都是副廠長。張元啟想當正廠長，大概因為他資格更老些．張元啟文革前分管人事，教 育和保衛，和王洪文關係很好。文革中他支持王洪文。

兩 個廠長有矛盾，張元啟分管保衛科，分管生產的張鶴鳴就從不去保衛科，以避嫌疑或矛盾。王洪文所以說張鶴鳴從1963年起從沒到保衛科坐過哪怕半小時，這是 不抓階級鬥爭。可見，王洪文貼大字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兩位廠長矛盾影響。分管保衛工作的張元啟，因為工作關係與保衛幹部王洪文比較熟悉，張元啟與另 一個廠長張鶴鳴有矛盾，於是影響了王洪文。

王 洪文6月12日就貼黨委大字報，這在上海工廠職工中是相當早的。王洪文大字報貼出不到一小時，國棉十七廠的上級管理公司——上海棉紡公司的黨委書記立即趕 到，召開廠黨委緊急會議，作三點指示：保衛科大字報是大毒草；1957年反右鬥爭的形勢又來了；反到黨委頭上來了，不能稀裏糊塗，這就是階級鬥爭。廠黨委 找其他幾個大字報簽名者談話，追查誰是起草者。立即，上百張反擊王洪文的大字報貼出。國棉十七廠群眾中最初的兩大派也在這樣的批判和對立中形成。

6 月20日，上海紡織工業局黨委派工作隊進駐國棉十七廠。工作隊在全廠職工代表大會上批評張鶴鳴，肯定王洪文貼廠黨委大字報的行為。隨後，又連續召開各種會 議，揭發批判張鶴鳴。但是，這個工作隊在國棉十七廠沒待多長時間便被撤走，市委又派出一百五十人左右的市委工作隊，於7月20日進駐國棉十七廠。

工作隊的陣容十分強大： 隊長是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施惠珍，另外幾個副隊長的職務也不低，分別是黃浦區副區長張六吉、楊浦公安分局副局長趙戈，上海絲織一廠黨委書記焦鳳嶺，以及上 海市總工會教育部部長餘文光。7月20日，新的工作隊進廠。第一天就召開全廠八千職工大會，隊長施惠珍作報告，據廠裏後來整理的文革大事記說：

這個報告不強調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而強調“搜索一切牛鬼蛇神”，要全廠職王“到深山密林中尋老虎”。這個報告對前一階段王洪文等同誌與舊黨委鬥爭的革命行動隻字不提，對張鶴鳴鎮壓革命群眾的反革命罪行隻是輕描淡寫地提一句。

市委對工廠如何開展文革心中無數，一切靠隊長們自己去摸索，能夠借鑒的隻有四清模式：先發動群眾，待群眾揭發後，再決定運動對象。在工作隊進廠報告後的十天之內：

全廠共貼出2800多張大字報，屬中層以上幹部的占14％，而貼群眾的卻占70％以上。把矛頭指向群眾。……

到1966年9月底，全廠共排出四類對象114個，其中廠級幹部隻有1個，而一般幹部和工人群眾卻有98個，其中已整理書麵的，也大多是工人群眾。在4個月中，全廠150多個車間級以上幹部進行批鬥的隻有4人。

對於王洪文所反對的副廠 長張鶴鳴，施惠珍在報告中說是“壓製大字報的嚴重事件”，但沒有提及前一階段王洪文他們對張鶴鳴的揭發。工作隊為什麽沒有對王洪文他們前一階段的行為表 態？據說他們不知道前麵發生過的事情。因為工作隊派得非常匆忙，兩個工作隊之間沒有交接，他們進廠前不知道王洪文曾經貼過張鶴鳴的大字報，甚至不知道“王 洪文”這個名字。進廠後，才逐漸了解國棉十七廠的情況。工作隊認為兩個廠長的糾葛是“領導核心爭權奪利破壞團結的問題”。對於這第二個工作隊，王洪文 1980年的交待中說：

工作隊由市總工會副主任任隊長，一進廠就支持我，正式宣布要我列席黨委會。起初，我和他們合作，後來，由於他們和黨委觀點一致，我又和工作隊對立起來。

工 作隊進廠後，從一些工人和幹部的反映中，逐步了解到王洪文的一些動向。但王洪文此時沒有公開反對工作隊，所以工作隊采取的策略是：“不受王洪文影響，不受 幹擾，你打你的，我幹我的，不激化矛盾，用事實最後說話。”工作隊進駐後，另一派繼續貼張元啟大字報，王洪文認為這是受工作隊指使。他反對批判張元啟，認 為他“雖有缺點，但抓階級鬥爭是狠的。”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後，作 為民兵連長的王洪文馬上與其他負責民兵工作的人商量，想將廠裏的民兵也組織成紅衛兵。工作隊不希望王洪文掌握紅衛兵，便想出了個辦法：既然紅衛兵是學校青 少年的組織，那麽工廠的紅衛兵也應是青年工人的組織。他們將紅衛兵年齡規定在30歲以下，這是基幹民兵的年齡，上限是30歲。王洪文當時32歲，被出線。

8月19日，國棉十七廠 按《十六條》要求，籌備成立廠文化革命委員會。造反派們提名王洪文為候選人，但王洪文所在的廠部科室兩種觀點爭執激烈。廠部科室不但包括廠保衛科，也包括 其他生產，技術，工資、人事和黨政等部門；廠部科室一派支持王洪文，一派堅決反對王洪文，結果廠部科室的文革委員會始終沒有成立。而要當選為廠文化革命委 員會代表，必須是自己所在部門的文革委員會代表，王洪文於是沒有當上廠文革委員會主任。王洪文和造反派們認為這是工作隊幹擾的結果，工作隊則認為這是群眾 選舉的結果。

北 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時，國棉十七廠工作隊也接到電話，讓緊急抽調幾百名工人趕往市委大樓，與其他工廠的工人們一起組成糾察隊，保衛市委大樓。工作隊的秘 書組副組長找擔任民兵連長的王洪文談話，讓他帶領民兵去市委門前。工作隊此舉顯示，當時他們並沒有將王洪文看作異己。王洪文帶著工人到舊市委門口後，“發 現卻是圍攻紅衛兵，馬上叫大家撤走”。

10月7日，毛澤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指示剛由《紅旗》雜誌的社論提出，王洪文與唐文蘭等六個廠部科室人員便貼出大字報《就目前形勢談看法》，公開打出了反對工作隊的旗幟，對全廠震動很大。不過，工作隊沒有正麵組織對王洪文的反擊：

我 們工作隊與王洪文的矛盾，不是因壓製王洪文而起，而是因為對二張的態度而起。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壓製過王洪文，我們隻是對王洪文一定要打倒張鶴鳴的做法既不 支持，也沒有表態。工作隊那時對於張鶴鳴，認為還要再看大家的揭發，不能馬上表態。不過工作隊也沒有批評過王洪文，我們沒點過保衛科的名，也沒點過王洪文 的名，我們沒說過任何一句針對王洪文的話，沒有做過任何回應。

但 是，王洪文他們還是感到了來自工作隊的壓力。工作隊通過廠文革委員會組織了四次全廠大辯論，辯論的中心是國棉十七廠的文革對象和方向，實際是對著王洪文他 們的。10月10日的辯論中，王洪文被圍住，正在此時，國棉十七廠職校學生廖祖康帶來一幫學生紅衛兵為王洪文解了圍。晚上，反工作隊的工人們在王洪文家聚 會，王洪文提出：“我們現在隻有一條路：到北京去向黨中央告狀。”當即決定派人赴京。第二天，又在廠檔案室工作人員唐文蘭家裏開會，成立了“誓死將無產階 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戰鬥隊”（簡稱“誓死”），成員共三十多人，王洪文被推為負責人。10月12日下午，王洪文等15人赴京告狀，他們離開上海的第二天 早上，國棉十七廠大道旁貼出了他們15人署名的《給全廠革命同誌的一封公開信》：

一小撮資產階級當權派和頑固保皇派如此欺侮我們，難道我們就沒有說理的地方嗎？有！黨中央和毛主席就是我們有力的靠山。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一定會支持我們的，為此，我們暫時分別幾天，到他老人家那裏去吸取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去北京的火車票錢是大家 共同湊的。1966年的10月，還很少有工人敢於離開生產崗位去北京，赴京告狀顯示王洪文比其他工人有更多的造反勇氣。王洪文回來後，被國棉三十廠的工人 造反派王秀珍請去介紹北京形勢；國棉三十一廠的工人造反派黃金海也專程去十七廠請王洪文介紹北京情況。王秀珍和黃金海都很佩服王洪文。王洪文後來受審判 時，對他此次北京之行這樣回憶：

上訪期間，我們參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到北京大學、國棉三廠等很多地方，把當時中央領導人講話抄了不少，有陳伯達、江青、關鋒、王力、張春橋、姚文元等人講話。……

這些對我影響很大。……

回上海，廠黨委已經靠邊站，全廠工作由工作組領導，我對工作組的情緒更厲害了。……

我對人說，在北京，工作組已經被扔進曆史垃圾箱，可是，在我們廠，還是工作組的天下。

在王洪文們赴京期間，廠 裏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一是造反派又拉起一支新的戰鬥隊“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簡稱“永忠”），許多“誓死”隊員也加入了“永忠”；二是廠裏保守 派工人也以保衛科幹事馬驥為首，成立了“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有五千多人參加，得到工作隊支持。國棉十七廠工人已明顯分裂成兩大派。

10月25日，王洪文一 行回上海。回廠第二天正是廠休日，在王洪文提議下，永忠和誓死合並，仍名永忠，王洪文仍被推為負責人，他提出永忠的首要任務，就是趕走工作隊。當天深夜， 永忠全體出動。第二天清晨，上班的工人們發現廠裏到處貼著大標語，尤其工廠大門口和工作隊辦公室門前，貼著針對工作組的對聯，每個字都有乒乓桌的桌麵那樣 大：“焦鳳嶺哼哼哈哈捧上壓下，施惠珍嘻嘻笑笑奸刁儲腹。什麽東西”；“熱淚盼來絆腳石，紙船明燭送瘟神。滾滾滾”；“落水狗禍國殃民，施惠珍罪該萬死。 一對寶貨”。這天夜裏，王洪文又指揮永忠查封工作隊辦公室工作隊員的抽屜。11月1日，永忠貼出《工作隊十大罪狀》大字報，刷出大標語“工作隊靠邊 站！”。11月4日，永忠占領廠廣播台……永忠向工作隊發起了全麵進攻。

王洪文與工作隊的分歧， 在於究竟誰是文革對象，究竟如何開展文革。王洪文依據的是當時《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一係列社論，尤其是《十六條》公布時，王洪文在廠部食堂高興地 說：“好像中央在直接指我們廠的形勢。”在整個造反過程中，王洪文始終努力學習和領會報紙刊登的社論，據徐景賢後來的回憶：

我在和王洪文共事的過程中，多次聽他說過：他在造反的過程中，反反複複認真閱讀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指示和《紅旗》雜誌的社論，甚至深夜不寐，以此作為自己行動的依據。

而工作隊依據的還是十七 年的政治運動模式：運動的主動權要掌握在工作隊手裏。兩套話語體係不斷發生衝突，工作隊那套話語體係運轉得越來越艱辛而且滯後。往往市委的布置或精神，沒 有幾天就和報刊的社論對不上了。到1966年的10月底，全國驅趕工作隊更是已成大趨勢，主管全市工作隊的市委社會主義教育辦公室，隻得讓駐國棉十七廠的 工作隊檢查錯誤。

沒有大亂的“紅色堡壘”：王洪文與國棉十七廠

國棉十七廠雖可說是上海 工人造反派發源地，但文革十年中，廠裏局勢一直沒有大亂，應該說與王洪文不無關係，也與這個廠造反派中共產黨員較多不無關係。王洪文所在的廠保衛科，共有 六名共產黨員與王洪文一起造反。這麽多黨員這麽早造反，在上海其他工廠絕無僅有。國棉十七廠保衛科文革中因此被稱為“紅色堡壘”。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一個 黨員文革後回憶說：

我 們廠黨員造反的很多，而且我們也不像其他廠，派性鬧得那樣厲害，我們廠從沒有武鬥過。開批判大會，也從來不給批判對象戴高帽子，即使是對張鶴鳴，也隻是叫 他站著聽批判，沒有其他侮辱性的措施。後來，幹部們絕大多數都解放，擔任各級革委會負責人，除了少數有政曆問題的幹部掛著。張鶴鳴後來要求去一紡機廠，王 洪文也答應他，讓他擔任一紡機廠的廠革會副主任。

後來造反當上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徐景賢對王洪文的評價，認為他雖然造反，但是共產黨員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在他身上還是體現：

王 洪文長期以來受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教育，思想上“聽毛主席和黨的話”的觀念較深，組織性，紀律性較強，即使在文革初期受到工作組的壓製，給領導貼 大字報的時候，他仍想方設法到北京去向中央文革匯報，尋求黨的高層領導的支持。上海奪權前夕，他都趕往北京，麵見張春橋、姚文元等，目的也是爭取中央能夠 承認自己的行動。

王洪文響應黨的號召起來 造反，在那樣的形勢下，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積極投入運動是必然的，也是黨一貫的要求和教導。與王洪文對立的保守派，四十年以後說起王洪文，說他“到底是 共產黨員，比其他的造反派講策略。”王洪文響應毛澤東號召造反，但他骨子裏並不是個完全藐視權威和規則的人，所以他的造反行為總體上都在當時許可的規則 內。這是許多共產黨員造反派的共同特點，也是以後文革在社會秩序恢複階段時，許多造反派紛紛被整肅，而王洪文仍被接納甚至上升的原因。

工作隊沒有公開組織圍攻 王洪文，隻是不表態，你幹你的，我布置我的。但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上級的不表態支持，實際就是反對；正如下級的沉默，也被上級看作是反對態度。所以王 洪文感覺到壓力。實際上，對於王洪文的行動，工作隊始終密切注視並上報市委社教辦公室，前後共寫了一萬五千多字材料，還寫過一份題為《假左派王洪文大暴 露》簡報，報市委社教辦公室以及工作隊的上級領導紡織局工作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