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地揮一揮手
居美國華盛頓, 就職政府部門, 花甲年歲,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正文
| 徐老三夾在張春橋和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之間那陣， 想必他很有幾天沒睡好覺，不懷疑老三的個人操守， 也不懷疑老三確實是真心想著緊跟毛主席， 讓他作難的應該說一麵的市委是正兒八經頂著“中國共產黨”旗號的正牌貨， 雖說張春橋也是共產黨員也是市委書記， 畢竟不是代表一級黨組織， 曆史的經驗告訴大家，“組織”可不是好惹的， 但是， 話又得說回來， 那時的阿狗阿貓甚至大到上海局級的大阿狗大貓， 對“毛營”的事也不一定老比三清楚， 他是行走在封疆吏帳前的刀筆，張春橋連著江青絕對是清楚的， 江青連著誰那就大夥都知道了， 這種架勢之下， 徐老三或出於政治投機或出於“立黨為公”， 選擇了反對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的造反立場， 不過後來在市委前麵加上了些定語諸如“黑”又如“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 不管咋說， 那種“反對”是之前之後都會”吃軋頭“嚴重會判刑挨花生米的， 但那一短暫時間內，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 中央文革（其實就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仨人）的親自指揮下， 反”黨“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曆史選擇了徐老三當上了老三。--轉載者 我是怎樣起來造反的 徐景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張春橋處理完“安亭事件”回到北京去了，我在上海又感到彷徨 起來：我怎麽辦？我們市委寫作班怎麽辦？…… 張春橋在上海總共隻逗留了兩三天，我和他隻在文化廣場的後台匆匆見上一麵，雖然 我見證了簽字同意“工總司”“五項要求”的曆史時刻，但我根本沒有機會和張春橋深談 ，更不用說向他請示我們這個班子的去向了。即使向他請示，他也隻能原則地回答：要到 群眾中去，要和群眾站在一起。這些話十月間他和姚文元在北京見到朱永嘉時就說過了。 當時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摸情況，總算見到他們一麵，傳回來了這樣的幾句話。 我很惶惑：什麽樣才算到群眾中去、和群眾站在一起呢？在上海市紅衛兵接待站接待北京 紅衛兵，或是在市委機關延安西路大門口值班，顯然不能算到群眾中去，連“安亭事件” 以後我陪同張春橋在文化廣場接見工人造反派，也仍然不能算和群眾站在一起，因為在別 人看來，我充其量隻是張春橋的一名聯絡員。 何況，市委仍不斷找我，一忽兒要我代表市委文革小組去處理“漕溪北路”事件，一 忽兒讓我列席市委常委會準備為曹荻秋市長起草檢討，有時還要讓我代表市委領導去文化 廣場參加群眾大會接受批判。我感到厭煩和苦悶，內心不願再為市委做“擋箭牌”，可是 我一時又找不到出路。市委寫作班的同事們和我一樣，大家都知道閉門寫作已經不能適應 外界風雲激蕩的政治形勢了，可是我們怎麽辦？前景不明，人心渙散，曆史組“羅思鼎” 小組的成員大部分回到複旦大學去了，文學組“丁學雷”小組的青年們也紛紛返回作家協 會，大家都隻能用自己的方式分頭參加到這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去。 ◇ 複旦紅衛兵到市委寫作班抄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市委寫作班發生了一件大事：複旦大學的紅衛兵貼出大字報 ，要求被市委派往北京的朱永嘉回複旦大學參加運動。複旦大學黨委報告了市委，市委找 我，我就電話通知朱永嘉返回上海。胖胖的朱永嘉，江蘇無錫人，原來是複旦大學畢業生 ，留校研究中國古代史，又是共產黨員，擔任過複旦大學曆史係的總支委員，分管統戰工 作和學術研究。一九六四年和幾個複旦大學曆史係的教師一起調到丁香花園，後來成為“ 羅思鼎”寫作小組的組長。當時，正值全國學雷鋒的高潮，他們寫作時就以雷鋒的話“做 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為諧音，取筆名為“羅思鼎”。在張春橋的領導下，市委寫作班 “羅思鼎”小組為姚文元撰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做了許多工作。可是，現在複旦大 學的運動深入了，曆史係的兩派紅衛兵為了爭奪批判係領導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 旗幟，把矛頭對準了朱永嘉。 朱永嘉回校後，曆史係的紅衛兵召開大會，批判他參加撰寫的、用“羅思鼎”筆名發 表的《從“投獻”看吳晗的“自我批評”》、《＜論清官＞質疑》等文章是“明批暗保” 的黑文，執行的是彭真搞的“二月提綱”的路線，並抄了他住在複旦大學宿舍的家，可是 抄不到什麽東西。十一月二十六日，一支氣勢洶洶的紅衛兵隊伍衝進武康路二號，要市委 寫作班把朱永嘉的“黑材料”交出來。我是寫作班的黨支部書記，心想我們前一時期是張 春橋、姚文元領導的，怎麽能抄家抄到這裏來？我當然要對此負責，不肯交材料。紅衛兵 看了我們貼在會議室裏的批判市委的大字報，說你們寫作班是“老保”，專門保市委。他 們拿不到材料，就衝上二樓去，把曆史組的門強行打開，把朱永嘉等人的辦公桌撬了，把 所有批判《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原始材料裝進麻袋揚長而去。 這樣事情就鬧大了。當時我們認為，張春橋、姚文元領導的市委寫作班居然也成了抄 家的對象，而且來抄的是複旦大學的造反派“紅革會”，這怎麽得了！當天趕來的是郭仁 傑，他是山東來的南下幹部，曾任複旦大學哲學係總支副書記，後來調去華東政法學院， 大批判過程中又調到市委寫作班任黨支部副書記和哲學組組長。他當時已從寫作班返回複 旦大學，是複旦大學的中層幹部中造反比較早的，與“紅革會”關係非常密切，“紅革會 ”請他當了顧問。現在，複旦大學“紅革會”衝到武康路造寫作班的反，他也趕過來，對 我們說，你們應該支持小將的革命行動；對紅衛兵，他也做一點工作，希望他們把搶走的 材料送回來。他表示：小將們來抄家事先他並不知道，複旦大學“紅革會”也不太了解寫 作班、朱永嘉等和張、姚的關係，意思是誤闖“白虎堂”了，他想對兩邊做工作起一些調 節作用。我埋怨他：你一忽兒裝紅麵孔，一忽兒裝白麵孔，但是你不想想，紅衛兵把批《 海瑞罷官》的好多文字材料搞走了，我們怎麽向領導交待？我擔心資料裏麵有很多保密的 東西，隨便搞走外泄，會造成嚴重的後果。所以，我馬上打電話把這件事報告了姚文元。 ◇ 姚文元來電保護“羅思鼎”小組 張春橋、姚文元的反應從來沒有像這次那樣迅速和果斷：十一月二十九日，張春橋找 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商量，張春橋感到：名義上是搞市委寫作班，整“羅思鼎小 組”，實際上矛頭是對著他的。他們都感到事態嚴重，姚文元表現得特別激動，提出必須 馬上表態。他們商量以後，決定由姚文元直接打電話給上海市委寫作班。對此，我的筆記 本上有著當時的詳細紀錄： “二十日晚，姚文元給丁電話（當時我對外都叫“丁學雷”），聽說複旦大學黨委頑 固地執行資反路線，搞羅思鼎小組，揪朱永嘉（注：姚文元不提紅衛兵，隻講複旦黨委） 。張春橋、姚文元非常驚訝，關鋒、戚本禹十分氣憤，戚本禹還說要到複旦來貼大字報（ 注：這是電話原話）。有幾個問題你記下來：第一個問題要追根的問題，你話要講得硬， 追根就是應該追到本單位、本校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才是根子。第二，去年十 一月份以來，《文匯報》的方向是正確的、革命的（注：因為《文匯報》搞了《海瑞罷官 》的批判，而現在複旦大學要批發表了“羅思鼎”文章的報紙）。第三，朱永嘉的問題為 什麽要突然批判？要追根子就是想追到張春橋。（要我記下原話回答他們）你可以轉告複 旦大學，整朱永嘉是錯誤的，我跟春橋同誌商量了，複旦大學要追“羅思鼎”小組的根子 ，你去告訴他們好了，根子就是張春橋，根子就是姚文元！我在北京，誰要揪，到北京來 揪好了！” 這是我在整個文革期間聽到的姚文元的一次最強硬的表態。因為當時複旦大學有些人 把貫徹毛主席意圖、為張、姚服務的寫作班子，說成是執行了彭真的錯誤路線，這使張、 姚怎麽能夠容忍？怎麽不跳起來？同時，張春橋、姚文元還懷疑是上海市委的某些領導人 在背後策動這件事。所以，他們作出了如此強烈的反應，而且整個中央文革的“秀才班子 ”幾乎都表態了，一致非常重視這件事。這在後來王力所寫的回憶錄裏也有記載。 我當時接了電話感到很興奮：姚文元和中央文革的態度如此強硬，對上海市委寫作班 的評價這麽明確，完全可以把寫作班和朱永嘉有力地保護下來了。姚文元在電話裏還跟我 講，要用“丁學雷”的名義，對複旦大學所有紅衛兵說，“羅思鼎”小組在對《海瑞罷官 》的批判中做了很多工作，方向和路線是對頭的，跟姚文元的合作是很好的。還要我說， 寫作班在前一個時期，是張春橋直接領導的，跟楊西光沒有關係。那天姚文元給我打電話 ，我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他到北京以後給我打的最重要、最交底的一個電話。他這樣說， 完全把我們作為張、姚自己的嫡係部隊，高度信任，全力支持。 接完電話後，我馬上向郭仁傑以及“羅思鼎”小組成員吳瑞武、王知常、朱維錚作了 傳達，把姚文元電話記錄原原本本地告訴他們，要他們記下來後詳細地告訴複旦大學黨委 和紅衛兵。我還在華山路市委接待站約見複旦大學造反派紅衛兵，向他們宣讀了姚文元的 來電記錄。當時朱永嘉還關在複旦大學，不知道喜從天降。那天我很激動，我感到姚文元 代表中央文革的來電，給了我們一把“尚方寶劍”，我們再也不用擔心了。 那兩天，複旦大學正在召開批判朱永嘉的大會，兩派紅衛兵都到場，一派是複旦黨委 扶植的紅衛兵，他們也要舉批判的旗子；另一派就是起來造反的“紅革會”和“紅三司” 。會議中間，朱維錚和王知常衝上台去，責問保守派追後台要把矛頭指向哪裏？造反派紅 衛兵衝了會場。吳瑞武接著在會上一字一句地宣讀了我傳達的姚文元來電記錄，指出要揪 朱永嘉、追“羅思鼎”小組的後台的話，後台就是張春橋、姚文元，後台就是中央文革！ 這樣一來會場大亂，保守派對黨委當場反戈一擊，批鬥會再也開不下去了。 ◇ 郭仁傑、朱永嘉陪我到複旦大學“留學” 朱永嘉原來是複旦大學的中層幹部，和複旦大學黨委、曆史係總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 係，很難站出來，張春橋在北京也對他說過：“諒你也不敢造反！”現在，經過紅衛兵這 麽一衝，姚文元這麽一保，朱永嘉被解救出來，反倒“逼上梁山”了。再說，他有了那麽 硬的後台，就在複旦大學宣布造反了。從此，整個“羅思鼎”小組在複旦大學和郭仁傑聯 合起來，一起造複旦大學黨委的反，同時造分管教育的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楊西光的反。 他們在複旦大學造反後，感到市委寫作班再也不能象目前那樣為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 路線”服務了，他們共同商量以後，決定殺回市委寫作班，敦促我起來造反。因為他們的 造反範圍畢竟隻能在複旦大學，而我如果能帶領市委寫作班起來造反，將會在全市和全國 造成較大的影響。 但是，我當時對造反仍是猶猶豫豫，下不了決心。有這樣幾個原因： 第一，我認為上海市委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過程中，包括對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 》的批判中，整體是站在革命方麵的。我覺得：市委主要領導從柯慶施到後來的陳丕顯， 作為第一書記都積極貫徹執行了毛主席的路線，陳丕顯還參與領導了對姚文元批判《海瑞 罷官》文章的討論，這是我親眼所見。而且，周總理也說過“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對這 樣的市委如果要造反，我覺得理由不夠充分。 第二，一九六四年我從市委宣傳部調到市委寫作班以後，市委對我非常重用，我是一 個既得利益者。由於我參與創作了話劇《年青的一代》，撰寫了傳記文學《黨的兒子穆漢 祥》，出版了散文、報告文學集《生命似火》，又寫出了一批評論文章，市委就指定我和 黃宗英、何占豪、舒巧等人代表上海的青年文藝工作者訪問越南，見到了胡誌明主席。我 從原來的副科長，變成市委寫作班支部書記，從原來宣傳部文藝處的一般幹部，變成市委 直接領導下的市委文革小組成員。市委讓我參加重要的會議包括列席市委常委會，讓我出 席上海市的國慶宴會。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在文化廣場舉行的上海市紀念魯迅逝世三 十周年的大會上，市委又讓我以“丁學雷”的名義，代表上海革命文化界做了長篇發言。 市委對我的確不薄，如此重用，我不能忘恩負義，感到一下子難以和市委決裂。寫作班的 大量批判文章發表以後，在社會上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文化界、文藝界都知道徐景賢是 寫作班負責人，又是“丁學雷”的頭。我對自己已經到手的一些既得利益，舍不得丟掉。 第三，長期以來黨內有一種思維定勢：群眾運動起來以後，牛鬼蛇神必然要自己跳出 來，當時的市委領導也說過：這次文化大革命後期，上海也好，全國也好，要抓他幾十萬 個右派。我擔心，這一次文化大革命會不會像反右派那樣，先發動大家鳴放、造反，到最 後來一次總算帳和大反擊，抓一大批右派。如果誰帶頭的話，說不定將來會劃成右派或者 什麽分子。文革剛開始的時候，北京的蒯大富等人不都已被說成是跳出來的反革命分子了 嗎？我經曆過反右運動，所以在我的思想上一直是心有餘悸的，這也是我對造反一直處於 猶豫不決狀態的原因之一。 第四，十多年來黨一直教育我要遵守黨的紀律，特別是因為我在黨的高級機關工作， 更覺得要注意保守黨的機密，注意黨內外有別，注意一言一行的影響，顧及黨的利益。至 於首腦機關像省、市委這一級能不能造反，這在全國是沒有先例的，市委的領導人也一再 強調這些觀點。長期以來共產黨的教育所灌輸的這些觀念，更使我變成了黨的“馴服工具 ”，所以，在造反的問題上顧慮重重。 由於我的猶豫不決、舉棋不定，郭仁傑就和朱永嘉以及“羅思鼎”小組的幾個人，多 次到武康路二號來找我談話，反複強調他們已經豁出去了，沒有再回頭的可能了，你呢， 直到現在還沒有亮出旗號來。“我們現在需要一麵從市委裏麵殺出來的旗子”，這是郭仁 傑的原話。他還說，你在武康路二號寫作班隻能到靜安公園看看大字報（市委在靜安公園 搭了一圈很大的大字報欄，各種各樣的大字報貼在那裏），但公園裏兩派的觀點都可以貼 出來，看不到尖銳性、揭露性的大字報。你有沒有看到學校裏那種如火如荼地批判資產階 級反動路線的形勢？最後，他動員我到複旦大學去“留學”。 那幾天，正好市委辦公廳副主任蘇超急著找我，要我去給曹荻秋市長起草檢討，我就 給寫作班的值班人員作了布置：凡是市委通過保密的紅機子來電找我，就說我外出了，不 知道去哪裏了！其實，我真的到複旦大學“留學”去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郭仁 傑等人陪我一起觀看了複旦大學校園裏的大字報。複旦大學的“南京路”全部被大字報貼 滿了，一直貼到學生食堂。那些大字報確實與靜安公園裏的不一樣，學校的情況與北京的 文革運動互為呼應，首都來的消息非常多，大字報對市委的批判一針見血，使我受到很大 震動。看完大字報，郭仁傑、吳中傑、朱永嘉又陪我到朱維錚住的第六宿舍日本式小樓前 的院子裏小坐喝茶。郭仁傑是“紅革會”的顧問，吳中傑是“紅三司”的智囊，他們都算 是複旦大學教師中的老造反。吳中傑是複旦大學中文係的教師，他的妻子高玉蓉參加過市 委寫作班，所以和我相熟。他們幾個人就輪流勸說我“揭竿而起”。 之後，郭仁傑等又陪我到校園裏第一教學樓的大教室裏，向我介紹認識了“紅革會” 的負責人馬立新、勞元一，“紅三司”的負責人安文江，他們現身說法，講了自己當初怎 麽受壓製、後來怎麽起來造反的曆程，還送我兩句話：“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 親。”他們說，我們紅衛兵本來感到北京那麽遙遠，黨中央那麽遙遠，但造反以後，到北 京去，毛主席接見我們，做我們的紅司令，給我們作指示，指揮我們戰鬥，我們就覺得毛 主席特別親，假如你老徐起來的話，你一定也會有這樣感受的。看了他們的大字報，聽了 他們的介紹，又想到姚文元這次來電話給我們撐了腰，我開始有所觸動了。在一千二百號 樓的教室裏，我和哲學係、中文係正在開會的紅衛兵們見了麵，聽了他們的發言，我也作 了一個簡短的表態，我說自己是到複旦大學來“留學”的，複旦大學確實像“解放區”一 樣，紅衛兵小將就像高爾基所說的，是暴風雨行將來臨前的海燕，我要虛心地向你們學習 。 ◇ 寫作班開會對我“逼宮” 從複旦大學回來以後，郭仁傑、朱永嘉催促我召開寫作班全體成員會議，討論我們麵 臨的形勢和應該走什麽路。就在武康路二號二樓的玻璃棚洋台上，寫作班的全部成員十多 人一起開會，發言非常熱烈。這些成員分別來自高等院校、文藝協會，電影係統和社科院 、黨校等，隻有我一個人是市委機關的。大部分人的發言是勸說我、啟發我，也有人的發 言是炮轟我、對我“逼宮”的。他們為什麽一定要爭取我呢？因為如果寫作班從市委機關 裏殺出來造反，其中連一個市委機關的帶頭人也沒有，對外就算不上市委機關內部造反。 而且我是市委文革小組成員，又是寫作班的黨支部書記，我能起來反戈一擊，對上海市委 將是致命的打擊。郭仁傑在會上一定要我下最後的決心，他分析形勢說，我們寫作班何去 何從？現在是關鍵時刻，關鍵的關鍵是看徐景賢怎麽樣。他還指著我說，你要觸及靈魂， 不觸及不行，這樣才能割斷和市委千絲萬縷的聯係。應該說，在促使我決心造反的過程中 ，郭仁傑起了最主要的推動作用。 其次影響我比較大的兩個人是朱永嘉和程綺華。朱永嘉當時給我分析，我們寫作班分 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在張春橋、姚文元領導下做了一些工作，方向是正確的；後一階段， 張春橋、姚文元到北京中央文革去了，我們在市委控製下站到了群眾運動的對立麵，基本 上都是充當滅火器、擋箭牌。朱永嘉說徐景賢既不同意市委的一些做法，又不同意北京紅 衛兵和上海造反派的一些做法，說我是折中主義。朱永嘉還“現身說法”，他說：我這次 站出來是靠張、姚，沒有他們的擔保，我是出不來的。現在寫作班沒有別的路好走，看樣 子隻有走造反這條路，靠市委靠不住，隻有靠張、姚，靠中央文革，靠毛主席。 程綺華是一個解放前的地下黨員，她是從黨校哲學教研室調到寫作班哲學組來的，為 人正派，我比較信任她。她因為經常去市委黨校，對外麵整個大氣候感受較深。她當時也 對我作了幫促發言，她說我們後期實際上執行了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製群眾，包括 你還為曹荻秋寫檢討。她說你想想看，你變成什麽樣子了？你本來是寫大批判文章的，現 在去給曹老頭寫檢討，你不是變成資產階級保皇派了嗎？當時《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 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兩種選擇嚴峻地擺在人們麵前。程綺華等人直 截了當地說：“丁學雷”被你糟蹋了！你還打著“丁學雷”的旗子，“丁學雷”現在究竟 做點什麽事情？ 當然，他們的發言雖然尖銳，還是說理的，我比較聽得進去。也有人的發言那就毫不 客氣了，簡直是指著鼻子痛罵。罵得最厲害的是曆史組的王知常，外號“小老王”。他原 來在南京軍區當兵，後來考進複旦大學曆史係成了調幹生，所以年齡比較偏大，戴了一副 深度的近視眼鏡，頭頂都有些禿了，朱永嘉當過他的老師，但兩個人年紀相差不大。王知 常畢業後留在複旦大學當教師，主攻近代史，知識麵比較廣博，記憶力特好，調到寫作班 曆史組以後，我稱他為“萬寶全書缺隻角”。這次在複旦大學衝擊會場、解救朱永嘉的過 程中立了功，就擺出一副“老造反”的架勢，說起話來霸氣十足，他在會上站起來衝著我 說：“要說造反，我們造得最早，批《海瑞罷官》就是造反，我們不是比聶元梓還早嗎？ 可是，你這個支部書記把寫作班帶到哪裏去？後來，我們整天在市委門口值班，遭人圍攻 ，曆史組被抄，朱永嘉被綁，整個寫作班成了市委的擋箭牌、消防隊。你這樣做對得起誰 啊？對得起春橋、文元同誌嗎？對得起我們嗎？你再這樣‘老保’下去，我們一拍兩散， 對不起，隻能在對你的批鬥會上見！”說罷，他還氣得雙腳在地上跳了跳，把樓板踩得咚 咚作響。我隻好聽任他“發格”，埋頭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做記錄。當時，有一句流行語叫 做“觸靈魂”，聽王知常這種發言，可以說是真正的“觸靈魂”了。 這樣，十多個人人人都發言表態，一圈兜下來，局麵比較明朗了：寫作班的曆史組、 哲學組全部主張造反，文學組的陳冀德、吳聖昔等讚成造反，作家協會來的吳立昌和電影 廠來的劉景清開始時不讚成造反，主張繼續寫文章，後來看到大勢已去，就保留自己的意 見。最後，就等著我一個人表態拍板了。 ◇ 我終於下決心和市委決裂 寫作班的會議持續了兩天，第一天開了一個下午，第二天上午、下午、晚上一直開到 下半夜兩點多鍾，連續對我“炮轟”。夥伴們要我狠觸靈魂，有的人演“紅麵孔”，有的 人扮“白麵孔”，分別對我又勸、又逼、又拉、又打，說穿了一句話，就是敦促我決心打 出造反的旗幟。 經過兩天的幫助，我的思想鬥爭非常激烈，會議結束後通宵不眠，反複思考利弊得失 。我顧慮黨的機製還是強大的，萬一自己出頭露麵和市委對抗的話，風險很大，將來可能 會有很糟糕的下場，我這十幾年來在市委機關裏所做的努力將付諸東流，既得利益不去講 了，自己的聲名也毀了，所以總是難下決心。但是另一方麵，從我多年的感受來看，我對 當時黨內的很多情況相當不滿意，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我對黨內的特權思想不滿意。斯大林逝世以後，揭露出蘇聯許多黨的高級幹部 大搞特權，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除了住宅以外，都有別墅，帶了家屬一起度假，大搞特 殊化。我認為中共在建國以後，和蘇共的情況差不多。我有機會受上海電影製片廠之約， 外出訪問寫電影劇本，又受上海《解放日報》的委托，讓我做它的特約記者，到外地采訪 寫報告文學。我到過雲南、四川、湖北等地，又去過杭州、南京、蘇州、無錫、揚州等城 市，發現這些地方的黨委都建造有高級的招待所，專給中央領導人和各地的負責人居住， 這些招待所占有最好的地塊，設施齊全、環境優美，四周都有廣袤的園林，首長和他們的 家屬在這裏休息宴請，或是小病大養。招待所備有大批的服務人員為首長們服務。所有的 高級招待所都是警衛森嚴，老百姓連接近一下都沒有可能，更不用說打聽內情了。上海在 這方麵也決不後人，除了專門建造的給中央首長居住的四一四招待所和四一五招待所以外 ，還有虹橋俱樂部、興國路招待所、瑞金花園招待所、太原路招待所、嶽陽路招待所…… 有一個市委的領導人生了病，就占用了西郊的最好的招待所，還為他專門進口了最好的醫 療設備，組建了最強的醫療班子。這些特權階層的享受和老百姓的生活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所以，毛主席提出發動文革的理由之一是：有些黨的高級幹部進城後脫離群眾了，工資 高，有洋房，有汽車，有服務員和廚師，貪圖享受，而且對群眾擺架子，群眾對他們心裏 有氣，所以要衝擊他們。這些話我最聽得進去。 其次，我對黨內的等級製度不滿意。長期以來，我感到黨內等級森嚴，什麽東西都要 講等級。我結婚時申請住房，先是叫我們住到部長家後麵的仆人住房裏去，隻有六平方， 沒有窗戶，進出還要走仆人的專用樓梯，我很生氣，拒絕接受。後來，分配給我的房子非 常小，因為當時我還不是科級，不能住稍微大一點、朝向好一點的房子。夏天熱死，冬天 冷得要命。明明其他房子都空著，但因為級別不夠，就不能分給你。而那些部長們，則住 著成套的大洋房，還有花園，我為此憤憤不平。舉凡衣、食、住、行，都要講等級，食堂 吃飯分大灶、中灶、小灶，甚至發展到用什麽辦公桌，坐什麽椅子，都要講等級。我想： 參加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平等，怎麽現在等級越來越森嚴，封建餘毒越來越厲害。所以， 當毛主席號召要反對黨內的不平等作風，主張上下級平等、官兵平等的時候，張春橋跟著 寫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文章，鼓吹軍事共產主義的好處，曆數等級製度的弊病 ，我是十分讚成的。 除此之外，我對文化大革命以來上海市委的表現更不滿意。這個市委自恃一貫革命， 一貫正確，對於革命的群眾運動抱著嚴重的抵觸情緒。凡是北京紅衛兵或是上海的群眾對 市委提出比較尖銳的意見，或是貼出批評、炮轟的大字報，市委就要派專人外調，追查別 人有沒有政治曆史問題，企圖把他們打成反革命或是右派。他們把保市委的人封為左派， 調動工人、農民和一些勞動模範站出來保市委，挑動群眾鬥群眾。市委又把我們這些機關 工作人員推到第一線，而領導人自己卻躲在幕後策劃指揮，把我們作為擋箭牌和滅火器。 市委領導人還把一批知識分子作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拋出來，把一批民族資產階級分子作 為反動資本家拋出來，到後來實在混不過去，就把一些部、局級和大專院校的黨員幹部作 為修正主義分子拋出來，而自己卻想蒙混過關。我認為市委執行的是一條打擊群眾、壓製 群眾、挑動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毛主席提倡的放手發動 群眾、依靠群眾、和廣大群眾站在一起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背道而馳。 我通宵不寐，反複考慮，覺得自己對這個黨、對上海市委還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應 該通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黨內的特權思想、等級觀念和幹部製度等好好地焚燒一下， 把市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真相揭露出來，特別對那些犯有走資派錯誤的幹部，來 一次衝擊，正像毛主席所說的，是十分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 姚文元是寫作班“全民造反”的靠山 在思想上逐步想通以後，我的心裏還是不夠踏實，因為寫作班的重大行動還沒有得到 張春橋、姚文元的首肯。所以我決定給在北京的張春橋、姚文元打電話匯報一下。我給張 春橋打電話沒有打通，我給姚文元打了幾次電話後才打通，我將寫作班開會的情況向他作 了介紹，說我們寫作班打算起來造反了，征求春橋同誌和你有什麽意見。 姚文元聽了不直接表態說我們支持你們，隻是說，你們願意革命，我們總是讚成的。 他不用“造反”而用“革命”兩個字，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說，你們始終要把矛 頭對準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又提到中央在開過工交座談會，馬天水代表上海市委 在會上發表不同意見，說什麽文化大革命使生產都受影響了。在這個會上，馬天水受到了 林彪的嚴厲批評，張春橋做了馬天水工作，動員他不要與市委持同樣態度，應該認識到文 化大革命會對生產起很大的促進作用。姚文元說，從中央工交座談會看出，上海市委對文 革的態度是錯誤的，對待群眾的態度也是錯誤的。他的意思是市委那段時期執行的是資產 階級反動路線，壓製群眾，包括壓製北京紅衛兵和上海紅衛兵造反。所以，他提醒我要把 矛頭對準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還說要爭取馬天水，讓馬天水從市委裏分化出來。 另外，他告誡我要多注意做輿論方麵的工作。因為當時上海剛剛發生過《解放日報》事件 ，即“紅革會”要求把他們編的造反報紙《紅衛戰報》與《解放日報》同時發行，《解放 日報》不同意，紅革會就衝擊並占領了《解放日報》社，使《解放日報》停刊幾天，“工 總司”又衝進去支持紅衛兵，事情鬧得非常大。上海當時分成兩大派，一派要看《解放日 報》，一派要看《紅衛戰報》，前者是多數人，後者是少數人，分頭在全市遊行、發傳單 。事情來得比較突然，老百姓說：《解放日報》是黨報，為什麽要同《紅衛戰報》一起發 行，從群眾的輿論看是大部分人不支持這個行動。姚文元大概感覺到這是個問題，所以他 指導我說要多做輿論工作。實際上他是為我們出主意，我們如果“揭竿而起”宣布造反的 話，在輿論方麵要做得周到一點，爭取群眾。 在打出造反的旗幟之前聽到姚文元的表態，我就放心了。我想：他們現在在毛主席的 身邊工作，是毛主席信任和支持的，他們同意我帶領寫作班和市委決裂，我就有了強有力 的後盾和靠山，足以抵禦市委的壓製和打擊了。與姚文元通過電話以後，我正式召開寫作 班的全體會議，宣布我接受大家的批幫和督促，正式決定造反了。我向大家傳達了和姚文 元通電話的內容，並說希望寫作班全體造反，不要像別的地方形成兩派。會上大家讚成我 的意見，再也沒有人說不要造反了。接著，大家繼續討論究竟用什麽方式亮出我們的旗幟 ，這就具體進入到寫作班造反的籌備階段。 關於市委寫作班全體造反的問題，當時和事後有一些造反組織曾經提出過疑義，因為 當時幾乎沒有一個單位是全民造反的。人們的認識不一致是正常現象，所以各單位也不存 在統一行動全民造反的現象，因此有的組織曾經說你們寫作班全民造反，肯定是假造反， 哪一個單位是全民造反的？實際上，寫作班的造反確實是一個特例：寫作班的地位比較特 殊，張春橋曾是寫作班的直接領導，姚文元又在寫作班撰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他 們兩人現在又擔任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和組員，就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揮下工作。寫作 班和他們有這樣的曆史淵源，現在他們真正成了寫作班的背景和後台，因此當時大家最後 都讚成舉旗造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通過什麽方式宣布造反、向市委開火了。我們議論了多次，覺 得市委寫作班的造反和紅衛兵、工人造反派不同，應該揭露出市委機關的內幕，亮出那些 市委領導違背毛主席革命路線、“暗箱操作”壓製群眾運動的真相，方能震動全市，並取 得各路造反派的信任。這個揭露和反戈一擊的任務，首先就落到我的頭上了。因為我是市 委文革小組的成員，又是“禦用”的市委寫作班子的頭頭，一向受到市委的信用，還可以 列席市委常委會，了解許多黨內機密，所以我如果能站出來和市委決裂，在全市將會起到 重大的影響。所以，郭仁傑、朱永嘉等人建議說：你要準備一個重點發言，在全市人民和 機關幹部麵前亮相，我們這些人裏麵隻有你一個人十幾年來一直在市委工作，也隻有你有 條件作這個發言，你拋出這個“重磅炸彈”，才真正是市委“心髒爆炸”、“後院起火” 了。 但是，光是我一個人代表寫作班作重點發言還顯得有點勢單力薄，我們覺得應該聯合 市委機關內的其他造反力量共同行動，才能造聲勢。據我們了解，當時市委機關內部也有 一些小組織、小派別起來造反，比如複旦大學“紅革會”支持市委辦公廳下麵的黨刊編輯 部的革命造反戰鬥隊，造了《支部生活》領導的反，後來又宣布要造市委辦公廳的反，但 他們始終在機關內部活動，外麵的人根本不知道。市委教衛部、宣傳部和市委黨校也有少 數人跟外麵串聯，但都沒有打出過旗子。紅衛兵們向我們建議，你們寫作班要把市委機關 裏各部、委、辦的造反派都串連起來，各自準備自己部門的發言，然後開一個萬人以上的 大會，可以放在文化廣場開，正式宣布從市委機關內部殺出來直接造上海市委的反，這樣 就轟動了。以前上海還沒有一個造反組織能夠把市委主要負責人統統叫到會場接受批判， 他們開會批的都是個別領導人，比如複旦大學要批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就把楊西光叫去 批判；工廠裏要哪個工業部部長到場，就通知部長去。市委書記處書記很少去哪個會上聽 意見，第一書記陳丕顯更是以生病為理由從不在公眾場合露過麵。市委機關幹部如果打出 造反旗幟，一定要把市委書記、市委常委特別是市委第一書記叫到會場來聽取批判，這個 影響就大了。 我對這樣的建議很聽得進去。我曾經參加過很多紅衛兵召集的會議，看到過他們的批 判架勢，感到他們有經驗，唯一不讚成的是他們動手武鬥，揪頭發，搞“噴氣式”。關於 他們提議的要把所有市委書記、市委常委都叫來挨批，我想隻有我們市委機關幹部起來造 反才可以做到這一點，因為當時的書記、常委們都已惶惶不可終日，每天東躲西藏，而他 們的藏身之所隻有我們這些機關幹部知道，如果我們決定什麽時候開會，他們是躲不過去 的。我覺得紅衛兵的主意不錯，我決定采納他們的建議。 （未完待續） 摘自徐景賢：《最後回憶》 http://www.cnd.org/CR/ZK15/cr805.gb.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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