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百折不撓之換房未遂記（ZT）

那時電線木頭上經常可以看到一些自己寫的換房條子（那時不叫小廣告， 也不是牛皮癬）， 為上班近點而換房， 為鄰居關係太糟而換房， 急得走投無路換房的話大致就會吃點虧， 所以有時會寫上“大換小”， 其實這時的大小最多不會相差2-3個平方米， 現在的房子這點麵積可以忽略不計， 但那時兩三個平方相當於一個“人均麵積”啦。說到因鄰裏關係不好而換房的最“出彩”宣言是“阿拉是拿儂一點辦法還沒有， 我怕你們， 扯哪我吃點虧， 去調一家江北人來， 看儂還有啥本事！！！” 對不起， 不是我又偏見， 這是真實故事。--轉載者

 

在我的印象中，調房子的過程艱難而又曲折，當時就有一句戲言：“調房子比找對象難”。的確，找對象是一對一你情我願的事情，而調房子是一家子對一家子的問題，隻要家庭成員中有一人投反對票，那便全盤否定了。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上海大概算得上是全國住房最困難的城市了，平均3平方米/人以下的蝸居家庭比比皆是。 那時候上海人常常被外省人嘲笑精於算計，原因之一可能緣於在如此逼仄的環境裏照樣可以“螺螄殼裏做道場”，為自家創造一個舒適妥帖的小小空間吧。

 

那時還沒商品房的概念，但改善居住條件又是許多人家的“剛性需求”，怎麽辦呢？於是，調房子便成了上海人的一個重要手段。這個市場相當鬧猛，絕不亞於今天火爆的房屋交易。

 

我家當時也是這支調房子大軍中的一員，隻是幾十年的調房心願，漫長的看房曆程，最終連一次房子也沒換成。不過，房子沒調成功，收獲還是有的，我媽的一些老友都是在調房子的過程中相識的，而他們的後代有不少也成了我的朋友，至今仍有往來。

 

在說調房子的經曆前，先來介紹一下我家的格局：我家住在愚園路909弄，那條弄堂臨近江蘇路。聽父母說，他們是用幾條“小黃魚”（黃金）向二房東“頂進”底樓一層樓麵的。父母原本住在江蘇路安定坊前樓的一間房裏，後來我出生了，父母覺得空間小了，這才搬來了909弄。

 

幾年前我得知安定坊5號就是作家、翻譯家傅雷的舊居，不知我家那時住的是幾號？跟傅雷是不是貼隔壁的鄰居？我問過至今健在的老媽，可惜她也吃不準了。

 

909弄是新裏結構，三層樓高。當年，二房東一家住在二三樓，我們住一樓兩間房。老早沒有建築麵積這一說，每間房都是實打實地計算，我們的前間有21點幾平方米，後間18點多平方米，一共差不多40個平方米。再加房前有個小花園，後麵有個小天井，在當時的居住條件下，我們一家三口人住得算是寬敞的。

 

有人會問既然住得如此舒適，調啥房子啦？是呀，我們和二房東相安無事地住了十幾年，沒承想就在某一天的下午，二樓的木樓梯“劈裏啪啦”響個不停，接著就是二房東直著嗓門跟對方大聲地理論了好幾分鍾。我媽拖住我不許探頭張望，當時還以為他家又被抄了，可等到燒晚飯時，我看到了奇怪的現象：一直緊閉的大門敞開著，門外有許多看熱鬧的鄰居，一樓的走廊裏堆滿了舊家具和包袱，還有好幾個陌生人上上下下地搬東西……

 

鄰居告訴我二樓前間被人搶了，“嘖嘖，這是塊‘肉’啊。”她的話語裏滿是惋惜。看來，搶房子的早就看準這塊“肉”了，而且還看準了二房東沒有抵抗力。沒料到前間剛被搶去幾天，二樓後間又被一家人搶去了，現在的二樓一下子多出了11個大人小孩，原來我們兩家合用的衛生間頓時變得臭哄哄的，而一樓合用的廚房也被塞進了煤球爐。居住格局被完全破壞了，我父母於是萌發了換個環境的想法。

 

說是調房子，可怎麽個調法？對父母來說是個新生事物，而對他們“啟蒙”的是父親的一位遠房親戚。那位我要叫他什麽哥的人有一句“經典名言”——“你要是能把死的說成活的，房子肯定調得成”。

 

1970年代初，這位哥婚後便擠進女方在彭浦新村一套30平方米不到的二室戶裏。用了“擠”這個字，那就真是擠了。那二居室裏住著女方的父母和外婆以及還沒成家的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如今再擠進一個夫婿，還要辟出幾個平方米給他們做新房，各種矛盾便滋生出來了。

 

他第一次換房子就遇到了好機會，對方住在淮海西路一套公寓裏的5樓，33平方米的一間朝南房間，開門就是個百把平方米的公用大曬台。遠親對父親說，從看了房子第一眼後他心中就有藍圖了：朝南的層高3.5米以上，搭個大閣樓等於上下二層，可以解決居住的大問題了。而那個大曬台雖然是公用的，隻要先下手為強占領它幾十平方米，搭建幾間房，從奴隸到將軍，矛盾頓時化解。

 

雙方看過房子後，遠親覺察出對方的猶豫。不用說，從徐匯區上隻角搬到閘北區下隻角畢竟心理上是有落差的，而且人家的房子多少挺刮，和新村工房的低矮相比，真正是從小姐到丫環了。但遠親抓住了對方的軟肋，那就是他離異後又覓到對象要結婚，然而前妻和孩子們與他同住在一套公寓的另外兩間，抬頭不見低頭見，他需要擺脫老環境。遠親“曉之以理”的結果，便是他們同時去了房管所開了調配單，然後完成了交換。

 

遠親的第二次換房更有成就感。搬去淮海西路後他在曬台上搭了一南一北兩間臥室，廚房衛生一應俱全。可畢竟在曬台上建房，夏天熱得要命，冬天又冷得要死。優勢是廚房和衛生間獨用，地段又好。

 

這一次他是三家連環調成的。遠親先找到了陝西路的對象：三樓34平方米的朝南正房間，全是落地窗，外加7平方米的亭子間，鋼窗蠟地非常有氣派，雖然衛生間與隔壁人家合用，可那家人不大回來。他中意陝西路，但人家不要他的房子。遠親不氣餒，在他得知了陝西路的要求後，他便去交易市場找下家，在蹲點了好幾個星期後，終於找到了在人民路有三間一套工房的人家，而人民路也喜歡遠親淮海西路的公寓房。就這樣，人民路搬到遠親家，遠親搬去陝西路，而陝西路的到人民路，皆大歡喜。

 

遠親告訴父親，要想住得好，無非是犧牲麵積換獨用，或者犧牲獨用換麵積，再不然犧牲地段換大房。他分析我家的條件有優勢也有劣勢，優在地段好，賣相好，還有加分的地方：公用麵積大，樓層高，可搭建閣樓。最大的劣勢是煤衛合用。所以像我們家是需要犧牲麵積換獨用的。

 

遠親走後，我父母做出了兩個決定，一是決定將後天井的小衛生間和後房間打通，變成獨用的大衛生，也避免了和二樓合用變了味的衛生間；二是有空就去複興中路跳水池對麵的黑石公寓，那邊有個自發的換房市場，有需求的都會去那裏尋找機會。我的遠親房子越換越好就是在那裏“蹲點站崗”的結果。

 

那段時間，吃過晚飯後我們一家三口便行動了。我媽在煤氣灶上搗漿糊，我在32K大小的紙上用“藍印紙”覆蓋著抄寫自家房屋的情況以及換房的要求，然後坐在我爸自行車後座上，跟他一起乘著夜色在電線杆上張貼換房廣告，順便也看別人早先貼上去的招貼，有合適的房源趕緊抄下聯係方式……

 

不過，貼廣告的方式很短命，過一二天再去看，原來的廣告要麽被覆蓋住了，要麽被撕走了。於是新一輪的搗漿糊、抄寫、張貼再重新來一遍……相比之下，周日的黑石公寓大門口真的很熱鬧，擠滿了黑壓壓的急於換房的人群。至今回想起來，這情景有點像人民公園“相親角”。大家麵對麵地談條件的確要比在電線杆上貼廣告來得直接。談得攏的當場就去對方家看房子了。

 

在我的印象中，調房子的過程艱難而又曲折，當時就有一句戲言：“調房子比找對象難。”的確，找對象是一對一你情我願的事情，而調房子是一家子對一家子的問題，隻要家庭成員中有一人投反對票，那便全盤否定了。

 

我家曾和中山公園附近的一家人談妥了換房子的事，誰知半路殺出個程咬金，這家的二兒子死活不同意，使得兩家人共同的努力打了水漂。後來才知原因，他家有隻兩三平方米左右的大壁櫥給二兒子搭了鋪單獨睡覺，要是搬到我家他就沒這個特權了，他自然不同意。

 

調房中我家還碰到過萬分沮喪的事，我們和興國路的一家子興衝衝地去房管所辦理手續，工作人員說這塊地段屬於特級地區，不是隨便誰想進就能進的。當時我父親屬於被審查對象，哪能讓他混進“特區”呢？

 

調房子盡管沒調成，但回憶起當年調房子的故事仍然回味無窮。上海人為解決居住困難在換房中的智慧絕對令人佩服，“三調”、“四調”不稀奇，我甚至於聽說有位老兄當年無房結婚，硬是靠著“七調”才有了間婚房。光是七戶人家來來回回看房這個“工程”就有多麽紛繁複雜了，這麽活絡的頭腦使我聯想起水中遊刃有餘的魚兒。

 

調房，是當年草根階層自行摸索出的資源整合的好辦法，充分顯示出本埠的民間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