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鋼鐵工業的第一個饅頭在鞍山， 不是58年的“大煉鋼鐵”

表妹夫轉來他們的同學的文章， 其中一段轉載如下：

1965年3月，以湘鋼建設公司(原鞍鋼第二礦山建沒公司，1958年遷往湖南建設湘鋼)為主體，並從全國建設企業中抽調精兵強將，人們從五湖四海匯聚江油，成立了“第四冶金建設公司”，參建國家重點軍工配套企業“長城特殊鋼公司”。因是國家重點科研生產基地，通訊地址為四川省成都市302信箱，在當地被稱為“302”。我的父母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從南京鳳凰山鐵礦調來了江油。1966年8月1日經中央軍委批準，“四冶”成建製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基建工程兵第一支隊”，對外番號為“建字第01部隊”。 當時，隨父母來到江油的職工子弟，就讀於“01部隊附屬中學”。

表妹夫妻都是1958年跟著父母從鞍山去的湘潭， 然後65年去的江油， 70年代初為跳出農村又隨父母轉戰貴州， 兩家父母都是解放初期鞍鋼複建的老人， 鞍鋼初期有三大工程， 還有些“次級”工程， 比如化工隻是鞍鋼的“副產品”， 雖說也有個很大的工地， 畢竟不是主體，我的舅舅就是那個化工工地的主任工程師（國家三級），為鞍鋼的建設為中國的鋼鐵工業的第一個饅頭， 貢獻過他的歲月。

我國的鋼鐵企業中， 出自鞍鋼的人特別的多， 以致鋼鐵企業的“官方語言”， 就是東北話， 我那幾個表弟表妹， 全是講那種話的， 雖然後來在四川下鄉在貴州或廣西工作， 但第一語言還是東北話。

和他們的微信往來中， 常有說到鋼鐵企業的事， 這不， 前幾天毛兄的“一級工程師”博文， 也說到了幾位鞍鋼最早的工程師。

其實， 第一個饅頭的建設， 除了那些工程師之外， 還有很多幹部， 有一篇文章就專門說了這件事，叫做“五百羅漢”進鞍鋼， 順便說一句， 這些老鋼鐵人中， 解放初那些年， 親自參與了建設和管理大工業鋼鐵企業， 還會相信小高爐煉鐵大高爐煉鋼的驢話麽?

在這兒也轉載一下那篇文章。

揭秘 “五百羅漢”進鞍鋼的來龍去脈

 

摘要： 在新中國的曆史上，鞍鋼“五百羅漢”是一個絕無僅有的現象；弄清鞍鋼“五百羅漢”的來龍去脈，有助於再現共和國鋼鐵工業長子的成長曆程，也有助於發揮出共和國鋼鐵搖籃的現實效應……

他們的名字就是故事，他們的故事就是曆史。

日前，一則“鞍鋼‘五百羅漢’後人來鞍鋼共憶崢嶸歲月”的新聞引發關注。所謂“五百羅漢”，指500多名在1948年至1954年間調入鞍鋼的地縣級以上領導幹部。在新中國曆史上，鞍鋼“五百羅漢”是一個絕無僅有的現象。

 

 

1953年2月27日，鞍鋼三大工程之一，煉鐵7號高爐正式動工。

 

1959年秋，鞍鋼無縫廠黨委書記張毅（左一）、鞍鋼副總動力師宋迪夏（左二）和鞍鋼經理助理林蔚森（左三）在鞍山二一九公園果園留影。

 

550名幹部到鞍鋼

“五百羅漢”的出現，緣於當時特定的曆史背景。

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3月，時任遼南一地委書記的楊春茂向中共中央南滿分局書記陳雲打報告，請求上級派人接管鞍鋼。陳雲批複後，時任中共中央南滿分局遼東辦事處經建處副處長的柴樹藩和郝希英被派往鞍鋼。4月4日，鞍山鋼鐵廠成立，郝希英出任廠長。同年11月，遼沈戰役結束，東北行政委員會決定成立鞍山鋼鐵公司，任命李大璋為鞍鋼經理，時任鞍山市委書記的楊春茂擔任鞍鋼監委（軍代表）。鞍山鋼鐵公司成立後，中共中央東北局開始向鞍鋼大規模調派幹部。鍾翔飛是鞍鋼展覽館建館布展主要策劃人之一，對鞍鋼“五百羅漢”這段曆史頗有研究。他告訴記者：“這時向鞍鋼調派幹部，是為了加速鞍鋼恢複生產建設。”據統計，從1948年至1951年底，調入鞍鋼的地縣級以上領導幹部共191名，這些人不少是東北籍幹部，如李大璋是遼寧東溝縣人、吳鐸是遼寧沈陽市人、林誠是黑龍江雙城縣人等。

如果說鞍鋼“五百羅漢”形成的起始點是1948年，那麽，1951年就是一個轉折點。

1951年底，鞍鋼即將轉入大規模建設時期，在這種情況下，僅靠鞍鋼近200名領導幹部，應對鞍鋼生產和基建的組織領導工作，已顯得捉襟見肘。於是，鞍鋼經理李大璋給毛主席打了一個報告：要求國家向鞍鋼調派幹部。毛主席親筆批示：“完全同意，應大力組織實行”。隨即，李富春、王鶴壽等中央領導請李大璋前往北京，共同研究抽調幹部事宜。關於其中的細節，李大璋曾回憶說：“重工業部代部長何長工打電話，讓華東工業部部長汪道涵也到北京去，讓我和汪道涵打交道。他沒來，安子文（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說，他不來也可以，你提名單，提完我們調就行。”

就這樣，黨中央開始從全國各地抽調幹部派往鞍鋼。時任鞍鋼人事處副處長的仲恩榮全程參與了這一時期的幹部調配工作。他回憶，自己曾隨東北局組織部一起奔赴各地抽調幹部，僅在浙江省委就待了半個多月。期間，他們審閱了浙江省提供的100多份名單及檔案，按照中組部規定的條件從中挑選了73名……抽調工作從1951年底一直持續到1954年8月才結束，被抽調的幹部主要來自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5省。關於這些幹部的具體情況，1999年仲恩榮曾經做過一項專門調查，他總結道：“五百羅漢”中有的來自大區一級黨政機關（如袁振、華明等）；有的在地方任過省委部長（如張維明）、省委副部長（如門晉如、張益民）；有的擔任過省政府廳局長（如劉鏡清、趙克明）、市委書記（如閆誌遵、申東黎）、市長（如馬成德、袁明秀）、行政公署主任（如王覺）等等。據統計，這一時期共有300多名地縣級以上領導幹部調入鞍鋼，福建省永安地委書記高一清是1954年最後一批調入鞍鋼的，同時調入的還有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青委統戰部副部長喬石。

從1948年到1954年，黨中央究竟向鞍鋼調派了多少名地縣級以上領導幹部？據鍾翔飛的統計，“是550名左右。”這也才有了“五百羅漢”的提法。

 

 

1949年春，鞍鋼修複一號煉鐵爐。

 

“三大工程”顯身手

在鞍鋼，“五百羅漢”有力地領導著鞍鋼生產建設工作，而鞍鋼“三大工程”的建設，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例。

1953年5月，中國與前蘇聯簽訂相關協定，按照協定規定：至1959年止，前蘇聯將幫助中國新建和改建141項（後增至156項）規模巨大的工程。鞍鋼無縫鋼管廠、大型軋鋼廠、煉鐵7號高爐，是156個項目中最早投入設計與建設的，被合稱為鞍鋼“三大工程”。“三大工程”均為前蘇聯提供設計及成套設備，由中國自行建設和安裝。由此，鞍鋼“三大工程”成為新中國第一項重點工業建設項目。

在鞍鋼“三大工程”中，“五百羅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鍾翔飛說：“從鞍鋼經理層麵，有‘五百羅漢’之一的王玉清（曾為陳雲秘書），他是負責基建的副總經理。王玉清之下，又設有三個副經理，趙北克、王勳、王文，他們分別負責施工、基建設計、基建供應，這三個副經理都在‘五百羅漢’之列”。1953年12月26日，毛主席60歲生日這一天，鞍鋼“三大工程”順利完成，“三大工程”的竣工投產標誌著新中國在工業化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

然而，隨著鞍鋼“三大工程”的結束，“五百羅漢”也陸續離開鞍鋼奔趕全國各地。對於“五百羅漢”的離去，鍾翔飛認為“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他說：“黨中央向鞍鋼大規模調派地縣級以上領導幹部，這是一件事關全局、事關長遠的重大決策，作為時任政務院副總理、中央財經委主任的陳雲，不僅親自過問，也親自落實，以至‘五百羅漢’的最終去向都有著明確的考慮。”1952年3月上旬，陳雲第三次到鞍鋼視察，在談到人員不足的問題時，陳雲指出：“對生產人員考慮過要‘割韭菜’，要割三刀，今年是第一刀。”在鍾翔飛眼中,“這一語道破了‘五百羅漢’及大批生產基建工人、工程技術人員肩負的使命和未來的去向。通俗一點說，黨中央在鞍鋼要‘割韭菜’，不是為了給鞍鋼自用，而是為了給全國用。因而，也就決定了‘五百羅漢’最終必將離開鞍鋼，走向全國。”

從1954年底開始，五百羅漢相繼調離鞍鋼。不過，陳雲所說的“割三刀”在現實中變成了“割四刀”，即“五百羅漢”較大規模地調離鞍鋼至少出現了4次。

第一次是1954年底——鞍鋼實行生產、基建、設計“一分為三”，基建係統和設計係統從鞍鋼整體劃出，分別組建鞍山黑色冶金建設公司（簡稱鞍建）和鞍山黑色冶金設計院。這次由體製改革所涉及的幹部調動數量極大，鍾翔飛估計“‘五百羅漢’至少有一半以上在這時離開鞍鋼。其中，從公司層麵上調出的有鞍鋼代總經理華明、副經理趙北克等人。時任基建工程技術處副處長喬石就是在這時隨部門劃出調入鞍建公司的。”

第二次是1956年國家重工業部改組為冶金工業部後，由於各省市自治區相繼組建冶金廳局，急需幹部加以充實。據仲恩榮統計，鞍鋼共向全國13個省市自治區冶金廳局調派幹部，如鞍鋼副經理王覺調安徽冶金局任局長，第二初軋廠黨委書記餘堅調遼寧冶金廳任副廳長。

第三次是1957年至1960年間。此時，為了加快形成鞍鋼、包鋼、武鋼“三足鼎立”的鋼鐵工業格局，“五百羅漢”中又一批人被調出鞍鋼。鍾翔飛告訴記者：“從現有的資料看，‘五百羅漢’調往包鋼的較多。”據仲恩榮統計，當時鞍鋼共支援了全國38個單位，調出副經理4名，廠礦處長58名。

第四次則在1964年至1969年間。此時，中國西南和西北“大三線”建設拉開帷幕，水鋼基建和生產、攀鋼的生產準備全部由鞍鋼包了下來，“五百羅漢”中剩餘的一部分人員又前往大西南，其中調往水鋼的有鞍鋼副經理陶惕成等人，調往攀鋼的有鞍鋼政治部副主任劉京俊等人。

據鍾翔飛的統計，至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五百羅漢”中行政8級（副省軍級）以上領導幹部和行政10級以上的領導幹部絕大部分調離鞍鋼，行政13級以上的領導幹部在“五百羅漢”中的比重最大，約占90%以上，這些人也大多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調離鞍鋼。自此，鞍鋼“五百羅漢”成為一種獨特的曆史現象，鍾翔飛認為：“鞍鋼‘五百羅漢’在共和國鋼鐵發展史上乃至工業發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裏程碑意義。”

 

 

 

1948年春，鞍山鋼鐵廠監委柴樹藩（左二）和廠長郝希英（左三）等在大白樓上合影。

 

1949年7月9日，鞍鋼舉行開工典禮，鞍山市委書記兼鞍鋼監委楊春茂在開工典禮上講話。

“五百羅漢”或由陳雲“命名”

鞍鋼“五百羅漢”這一稱謂，最早出現於何時？又是誰起的名稱呢？這是一個困擾了鍾翔飛很久的謎題。

經過一番考證，鍾翔飛得出的結論是：鞍鋼“五百羅漢”最早出現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之後就傳揚開來。楊曉明是原鞍山市市委書記兼鞍鋼監委楊春茂的大兒子，他告訴鍾翔飛：“1955年，我13歲，就已經知道鞍鋼‘五百羅漢’了。”原鞍鋼副經理林誠的兒子林鴻誌也對鍾翔飛表示：“我在1955年前就聽父母說過‘五百羅漢’的事，那時我才12歲。”

那麽，鞍鋼“五百羅漢”又是由誰“命名”的呢？

為了找到答案，鍾翔飛在一定範圍內做了調查，最終推測：可能是陳雲。這一推測是鍾翔飛兩個否定性結論之後得出的。

調查之初，鍾翔飛曾猜想，“五百羅漢”的提法也許是出自於“五百羅漢”本身，“一位屬於‘五百羅漢’之列的人，此人既有文采、又善幽默、還愛直言，比如陶惕成，再如王文、馬成德、沙友石，這4個人文化水平較高。不過，調查中這一猜測被一些老幹部的子女否定，理由是：“當年，隨意將一個宗教曆史典故套用到共產黨人身上，不但不合時宜，甚至有點觸犯禁忌。而且這些老幹部多次經曆過各種政治運動，即使膽子再大、嘴巴再敞，也未必敢開這種牽涉到500多人的敏感玩笑。”

調查過程中，鍾翔飛還注意到了一個奇怪現象——盡管老幹部們私下談論的時候都是直呼“五百羅漢”，因為這一稱呼簡潔明了，而一旦落到紙上卻絕對不圖省事，寧可麻煩與囉嗦，也一定采用官方統一表述，甚至王鶴壽（曾任冶金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1964年擔任中共鞍山市委第一書記兼鞍山鋼鐵公司黨委書記）和呂東（曾東北工業部副部長、冶金工業部部長）在寫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回憶文章中，也回避了“五百羅漢”的提法。不僅如此，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在鞍鋼所有的曆史文獻中和所有的老幹部回憶文章中，都沒有采用“五百羅漢”的提法。唯一的例外，是著名劇作家於敏，於敏也算得上“五百羅漢”之一，他在描寫著名作家草明深入煉鋼廠體驗生活的情形時，引用了“五百羅漢”的提法，他寫道：“這位體重不超過百斤的女菩薩，身於五百羅漢之間，想用筆尖挑一挑那些聳天的高爐和火焰一般的煉鋼平爐。”

那麽，鞍鋼“五百羅漢”的稱謂是否產生於工人中呢？鍾翔飛認為“不太可能”。他告訴記者：“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工人群眾可能在某些場合見到並了解‘五百羅漢’，但隻能是個體，不可能知道五百羅漢的整體情況。即使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不要說工人就是一些幹部也對‘五百羅漢’知之甚少。所以，‘五百羅漢’一說出自於工人群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經多方收集資料後，鍾翔飛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推測：可能是陳雲。鍾翔飛認為：陳雲時任政務院副總理、中央財經委主任，不能不過問大規模向鞍鋼調集幹部這一重大事件，而陳雲又特別善於形象化概括，比如當年冶金工業部提出在全國建設“三大五中十八小”鋼鐵企業的方案，毛澤東和陳雲一起聽取匯報，陳雲當場幽默地說：“三皇、五帝、十八羅漢好，符合中國國情。”毛澤東也高興地說：“你們有了十八羅漢，好嘛!”由此，鍾翔飛猜測，“五百羅漢”的提法最早出自陳雲之口。然而，由於資料有限，這隻是一種猜測而已。

在鍾翔飛眼中，弄清鞍鋼“五百羅漢”的來龍去脈，有助於再現共和國鋼鐵工業長子的成長曆程，也有助於實現共和國鋼鐵搖籃的曆史效應。讓他欣喜的是，目前鞍鋼集團黨委高度重視“五百羅漢”的研究，已將“五百羅漢”曆史資料征集、梳理與研究列為重大曆史文化課題，鍾翔飛相信：不久的將來，那些塵封在曆史中的往事將一一再現。

表妹夫妻都是1958年跟

幾張近代現代電爐轉爐平爐煉鋼的照片

好比有火車從上海去北京（現在還有動車高鐵了）， 您還會駕一騾子拉的大轎子車跑這一趟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