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林牧：回憶1962年的那場“批習鬥爭”

洪洞縣裏到底有沒有好人？相信還是有， 隻是時而好時而不好（真正的壞人應該還是不多的） -轉載者

 

林牧（1927年—2006年）浙江義烏人，1946年入讀西北工業大學電機係，在校期間參加中國民主聯盟，1953年任西北行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副處長，1960年起任中共陝西省委副秘書長。曾是胡耀邦的助手，文革中受到迫害，期間兩度入獄、兩次被開除中共黨籍並判予八年半勞改。至1978年11月獲平反。先後出任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委副秘書長、國務院科技幹部管理局長、中共西北大學黨委書記。著有回憶錄《燭燼夢猶虛》。


在擔任中共陝西省委副秘書長期間，林牧隨當時的陝西省委書記參與了1962年批判習仲勳的全過程。他以冷靜的筆調回憶了那段曆史。

1961年夏季到1962年夏季，由於各個行業都在放寬政策，不用擔心自己挨鬥，也不用去鬥別人了，是1952年以來政治環境最為寬鬆的一年。每到這種時候，我在童年和少年所養成的對中國文史的興趣，就會複蘇，就會重新揀起來，繼續閱讀和研究。

1962年春夏之交，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身患重病，起先醫生誤診為肝炎、膽囊炎，1964年才確診為肝癌。他到哈爾濱和大連去療養，臨行前給我的任務是：在農業、工業、商業、文化、教育等方麵作一些反“左”的調查， 然後帶上材料到他的療養地去，協助他起草一篇係統總結“大躍進”以來反“左”經驗教訓的報告。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張德生要我先到北戴河會議上去住幾天，了解中央的精神。當時我們估計，北戴河會議會在繼續反“左”、繼續放鬆政策的基礎上，轉入發展經濟文化建設的正常軌道。

到了北戴河，我才大吃一驚。原來，我們把毛澤東的意圖又估計錯了。8月6日，毛澤東發表了“形勢、階段、矛盾”的著名講話。接著，又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中心小組會議上，多次闡明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還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還存在著資本主義複群的危險性，這種鬥爭要貫徹到整個社會主義曆史時期。

他從陝西戶縣楊偉名等三個農村黨員的“萬言書”講起，批評以中央農村工業部長鄧子恢為代表的“單幹風”（未點支持鄧子恢的陳雲、劉少奇的名）；把彭德懷要求重新審查自己曆史的8 萬字的上書，批評為“翻案風”； 把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春季提出的“五年恢複、五年發展”，“爭取快準備慢” 的估計，批評為否定大好形勢的“黑暗風”。毛澤東還提出“右傾機會主義就是修正主義”， “黨內有人搞修正主義”。看來，剛吃了幾天飽飯又要折騰了，一場大的鬥爭山雨欲來，

我把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幾次講話都抄下來，帶到大連，張德生迫不及待地認真閱讀。第二天，德生約我出去散步，我們坐在大連老虎灘海邊的礁石上，德生說：“看來，我們原定的計劃泡湯了，你做了幾個月的反‘左’調查用不上了。”

接著，他又說：“昨天晚上，我翻來覆去睡不好覺。我在想：在民主革命期間，雖然我們遠離中央蘇區，很難看到中央文件，但是，我們的做法往往同毛主席不謀而合。因為黨要生存，要發展，就不能不反對王明等人的‘左’傾機會主義。進入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特別是1956年反‘冒進’和1957年反右派以後，每當我們認為應該反‘左’的時候，毛主席卻要反右。我們緊趕慢趕都趕不上毛主席。這一次，毛主席提出，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時期，階級鬥爭、兩條道路鬥爭長期存在，提出反對‘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我又感到突然，跟不上趟。這是為什麽？ ”

德生的這一番肺腑之言，我感到很親切，有共鳴，當時我心中的疑問同他一樣，我很希望聽他談一談怎樣解決這些疑問。可是，他的答案卻又使我失望。他說：“我想來想去，還是自己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身體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思想還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實際上還是一個缺乏社會主義革命精神準備的民主派。”

最後，德生談到他自己解決同毛澤東思想不一致時的經驗，他說：“當我發現自己思想上有了同毛主席思想不一致的苗頭，沒有別的辦法，就是這樣向下壓， 向下壓。”他一麵說，一麵用力地把兩隻手從胸部壓向腹部。

張德生是一個既有普通人的良知又忠於共產黨，忠於毛澤東的人。毛澤東對他的評價是“和平人士”（有鬥爭性不強的意思）。周恩來對他的評價是“老實人”、“守法戶”。他的肺腑之言，在當時中共多數中央委員中是有代表性的。

為什麽毛澤東在奪取政權以後一貫反右，而中共黨內那些善良、寬厚的領導人如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勳、張德生等領導人卻是一貫反“左”？這個問題，我在20世紀80年代才有較為明確的認識。因為中共所奉行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列寧斯大林主義，它本身就是很“左”的。毛澤東又自比“馬克思加秦始皇”，實際上是列寧、斯大林加秦始皇，更加“左”上加“左”。鄧小平在反對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時說過，“糾‘左’有時就糾正了馬克思主義”。這句話，其實講得比較中肯。

當時，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已經把我改造成為一個具有雙重人格的人。雖然靈魂深處是一個十分厭惡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王國，可是，在行動上隻是一個製造文字的工具。不管我思想上通不通，你說反“左” 我就寫反“左”，你說反“右”我就寫反“右”。反正天塌下來有大個子頂著呢！ 我們小人物不負責任，也負不起那個責任。沒有權利就沒有責任感，有多大權利就有多大責任感。這是我的切身體會之一。

我正在大連那個花園城市尋幽探勝，優哉遊哉！特別是對大連圖書館一批日本人統治時期館藏的中國國內已經失傳的明代小說很感興趣，如饑似渴地閱讀。到了9月10日，悠遊不成了。有一天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通過一位中層幹部給張德生打來電話說：“中央工作會議正在揭發批評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請德生馬上去參加會議。”

德生回答：“我出來養病是經過小平、彭真同誌批準的，現在症狀並未減輕，恐怕沒有精力參加會議。”

第二天晚上，劉瀾濤直接同張德生通話說：“這次會議很重要，你不參加政治上有損失。”

這兩句話，既是關心，又是警告，德生感到形勢嚴峻，才不得不動身去北京參加會議，我以陝西省委副秘書長的身份隨行。

德生一到北京飯店，先向西北小組召集人劉瀾濤報到，劉向他介紹了從北戴河會議到北京會議的情況。原來，在批判彭德懷的“翻案風”時，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提出劉誌丹的弟媳李建彤所寫的小說《劉誌丹》（這部小說剛剛在《光明日報》和《工人日報》上連載），他指控《劉誌丹》小說寫了高崗的事跡，是為高崗翻案的。

毛澤東每當提出新的論點時，總是要抓所謂“反麵教材”和反麵教員，來證實他的論點，何況他對劉誌丹在陝甘寧的威信本來就不高興，閻紅彥的揭發投其所好，自然引起他的興趣。

8月下旬，廬山氣候變冷，不宜於繼續開會了，就把會議搬到北京，著重對陝甘紅軍和陝甘蘇區的創建者之一習仲勳進行揭發批判。在批習鬥爭進入高潮以後，中共中央印發了高崗後妻李力群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揭發習仲勳同高崗“密談”的萬言長信。

為什麽李力群的長信拖了三年才起作用？據我估計：在廬山會議上，習仲勳發言謹慎，同彭德懷的問題沒有牽連，而李力群的揭發是自說自話，沒有人證和物證，不能落實，因此，中共中央沒有當一回事。到了1962年9月，習仲勳成了主要的鬥爭對象，過去那些沒有旁證的揭發材料就變成至寶了。

劉瀾濤要求張德生揭發習仲勳，同他劃清界限。張德生向我口述了八個問題，要我幫他起草一篇發言。那八個問題是：

1、1949年春天，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在洛川召開會議，討論新解放區的工作方針，彭德懷主張以減租反霸為中心，習仲勳堅持以恢複和發展生產為中心。

2、1950年，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以後，副主席張治中在講話中提到蔣介石的時候，都要稱蔣先生。當時西北局黨報《群眾日報》編輯部要修改講話，習仲勳指示：“按張副主席原話發表， 一個字都不能改。”

3、習仲勳離開西北後還經常插手西北的工作，例如，不許拆西安城牆。  

4、在1961年困難時期，習仲勳要求陝西省給中央機關領導人送過幾次富強粉。

5、習仲勳的家鄉陝西富平縣遭災，習仲勳要求陝西省政府為富平調糧撥款救災。

6、西北各省主要幹部的任用都要征求習仲勳的意見。

還有兩條，更是雞毛蒜皮，我記不起來了。




1962年7月30日，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左三）接見印度尼西亞電影代表團，之後不到一個半月被批判。

張德生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領導幹部，我又長期協助他工作，能夠平等對話，在他口述了八大問題以後，我提出疑問說：這幾條意見能不能站得住？新解放區的工作以恢複和發展生產為中心，是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習仲勳提出這個方針沒有錯，何況，我們如果批評習仲勳錯了，豈不是又有為彭德懷辯護的嫌疑嗎？尊重張治中，是毛主席、周總理交待的，習仲勳沒有做錯。習仲勳在國務院分管西北地區的工作，他過問西北各省的工作是履行自己的職權，能不能說是“插手”呢？何況，他不許拆西安的城牆，是功還是過呢？1961年，陝西為中央機關送了幾次富強粉，具體工作是習仲勳辦的，可是，書記處書記和副總理以上領導幹部人人有份，又不是隻給他一個人要的。那時，隻有陝西省還拿得出富強粉，北京附近各省拿不出來呀！

張德生對我說：在重大黨內鬥爭中，中央和毛主席號召揭發批判，我們不表態是立場問題；表態事實必須準確，不能偽造；至於分析批判，是高是低，是對是錯，中央在作結論時是會考慮的。反正我又不知道習仲勳同高崗之間還有什麽牽連，我隻想起來這幾條，你先寫下來吧。

看來，張德生在黨內鬥爭中的態度是求實而不求是，隻顧按事實表明立場而不顧是非 現在，任何一個有正常思維的人都能夠判斷，張揭發的問題，都不是習仲勳的錯誤，特別是不許拆西安城牆，為中國省會以上的大城市保留了唯一一座城牆、城樓、護城河都很完整的600年的古城，立了大功。可是，毛澤東、彭真、柯慶施那麽多大人物都不聽梁思成夫婦維護民族建築瑰寶的建議，把全國的城牆，包括北京城牆和南京的石頭城粗暴地夷為平地了。

張德生還給我分配了一項任務，要我認真閱讀《劉誌丹》小說的全文，並將其中涉及高崗的內容摘錄下來。我把《劉誌丹》小說看了兩遍，然後把寫到高崗的文字摘錄了2000餘字。

小說中，高崗的化名是羅毅，都是在故事發展無法回避的地方讓他出現，而且有意不寫高崗的“出五關，斬六將”，專寫高崗的“走麥城”。這分明是在貶低高崗，怎麽能說“為高崗翻案”呢？我把摘錄的材料交給張德生，不知他是否把那個材料送給西北組的負責人康生和劉瀾濤？反正，從會議的批判發言看，積極批判“利用小說反黨”的諸公，一般都沒有引證小說的原文，恐怕大多數人沒有認真閱讀過那部小說。

接著，我又奉命研究高崗後妻李力群揭發習仲勳的萬言長文。我有幾點懷疑：  

1、在高崗第一次自殺未遂以後，習仲勳受周恩來的委托去給高崗做思想工作。這是一次合法的談話，不是什麽“高習密談”。

2、就高崗和習仲勳共同創建陝甘紅軍和陝甘蘇區的曆史關係來說，高崗頂牛對習仲勳不利，自殺更不利，隻有勸說高崗檢討過關才對習仲勳有利。可是， 李力群揭發習仲勳對高崗說的話，全是煽動高崗不滿、促使高崗自殺的言論。 難道習仲勳是那樣一個沒有政治經驗、不顧個人厲害的蠢人嗎？

3、李力群揭發的是“高習密談”。既然是密談，李力群聽到三言兩語是可能的，怎麽會聽得這樣完全、記錄得這樣完整，竟然可以寫出一萬字來呢？

4、李力群揭發“高習密談”的要害，是“陝北救了中央”。這句話是作為習仲勳反黨定性的主要根據。退一步說，即使習仲勳確實講過那個話，也是符合事實的。當時，不到三萬人的中央紅軍，在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下，且戰且走，走了二萬五千裏，早已疲於奔命。如果沒有劉誌丹、高崗、謝子長、習仲勳創建的陝甘根據地，中央紅軍連喘一口氣的地方都沒有，能夠保存下來嗎？毛澤東對陝甘寧邊區的評價是：“萬裏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可見，他對陝甘寧根據地的功勞是估價很高的。過去，皇帝落了難還要表彰文臣武將和老百姓“救駕有功”。難道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比皇帝還要神聖，如實地說一句“陝北救了中央”，就犯了欺君大罪，成為“反黨集團”了嗎？

5、李力群揭發：高崗死後，習仲勳把一支手槍交給高崗前妻之子高毅，要他為高崗報仇。這個話更加荒謬。高崗死後，高崗的子女能夠進中南海嗎？一隻小小的手槍能夠對付強大的8341警衛部隊嗎？如果要報仇，為什麽不讓住在北京同高崗關係親密的高崗後妻李力群及其子女去報，卻要舍近求遠，舍親求疏， 要讓同高崗關係冷淡的前妻之子高毅去報仇呢？

6、全部揭發材料都是高崗後妻李力群一人編造，沒有任何旁證。毛澤東不是一再提倡“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嗎？隻憑李力群一人揭發，就要在會議上強迫習仲勳承認，習仲勳雖然被迫承認，但卻說了一句：“具體事實有出入。”

至於《劉誌丹》小說，會上的說法是“在習仲勳的授意和支持下，由李建彤炮製了反黨小說《劉誌丹》”。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小說是習仲勳授意和支持的。相反，有一天晚上，我到習仲勳的老師——中國民主同盟中央主席楊明軒家裏去，正好遇到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和弟媳李建彤。劉景範埋怨李建彤說：仲勳不讓她寫，我也不讓她寫，她偏偏要寫，現在連累仲勳出了這樣大的問題，其實仲勳根本沒有看過稿子。

楊明軒老人是西北的老教育家，中共在西北地區的領導人習仲勳、高崗、安子文、劉瀾濤、馬文瑞、張德生、張達誌等，都是他的學生。我在延安和西安為楊明老作過秘書，去北京開會時，常去探望他。西北地區的領導人，有了什麽困難和委屈，也常常向老師傾訴。

把習仲勳“反黨”的問題敲定以後，康生和劉瀾濤就追逼習仲勳交待他的“反黨集團”成員。仲勳起先說，一切責任由我承擔，沒有什麽集團。後來逼供沒完沒了，仲勳隻好把已經被打倒的西北幹部說出來，例如：原最高法院副院長馬錫武，原內務部常務副部長王子宜，原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原青海省委第一書記高峰。

康生疾言厲色地說：習仲勳真狡猾，你交待出來的都是已被打倒的死老虎，要交待尚未被揭露的新成員。習仲勳堅持說：再沒有其它人了。僵持到散會時間已過，劉瀾濤隻好宣布暫時休會，要求習仲勳下去以後必須認真考慮，明天上午一定要交待“反黨集團”新的成員。

這一天晚上，我估計西北籍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及其隨行人員沒有幾個能夠睡好覺的。因為大家都曾經是習仲勳的下級，誰知道災禍會降臨到誰的頭上。    

第二天上午，劉瀾濤向西北小組傳達說：昨晚，中央工作會議各小組向恩來、小平等中央領導同誌作了匯報，談到“反黨集團”成員問題，恩來同誌說：“習仲勳這個人不老實， 過去他對中央說過假話，現在他的話也不能信，不要往下追了。”

聽了傳達，不僅西北籍的中央委員們心裏放下一塊石頭，我們這些隨行人員也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因為頂頭上司如果受到習的牽連，我們這些秘書和秘書長們必然是“覆巢之下無完卵”啊！

西北組集中揭批習仲勳，中南組和軍隊幹部集中揭批彭德懷，其它小組彭習兼批。習的“反黨集團”，會上確定了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三人。劉景範的罪名是他的妻子李建彤寫了《劉誌丹》小說。賈拓夫與《劉誌丹》小說無關，大約是因為在廬山會議時彭德懷讓他看過給毛寫信的稿子，也許還因為在中央工作的西北幹部中，他的職位僅次於習仲勳，是統管輕工業各部的國務院六辦主任。

彭德懷那一方受到批判的，有原總參謀長黃光誠，原總政治部主任譚政，還有中國人民誌願軍鄧華、王平等幾個司令員。由於各組都編會議簡報，外組的情況，我也知道一點，文化部常務副部長錢俊瑞揭發習仲勳的發言令我震驚。他說習對他講過：“高崗這個同誌太心急了，毛主席百年以後，不是你又是誰呢？” 鄧穎超馬上說：“習仲勳能把這樣的話對你說，看來你陷得很深啊！”

我對錢俊瑞的揭發始終持懷疑態度，錢俊瑞同習仲勳沒有任何曆史關係， 又不是朋友和老下級，習仲勳怎麽會把高崗會接毛主席的班這樣的話對他說呢？    

會上的批判發言很普遍，連德高望重的朱德、董必武、陳毅、賀龍、葉劍英都不得不表明態度。陳毅在會上寫的一首詩：“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傳誦一時。

不過，發言中對《劉誌丹》小說內容進行分析批判的，除了始作俑者閻紅彥以外，幾乎沒有。多數人是批判習仲勳的“反黨野心”。可是，高崗所以成為“反黨野心家”，是由於他要拉下劉少奇，自己取而代之，不論是否有毛澤東的授意。習仲勳在國務院當副總理，是分管日常工作的，他沒有濫用權力，去幹與國防、外交、內政方麵的大事，更沒有謀求更高的政治權力，僅僅有李建彤在沒有習仲勳的授意和策劃下，寫了一部描述中共的功臣、元老劉誌丹的小說，就能說習有“反黨野心”嗎？

會議結束以前，中共中央設立了對彭德懷和習仲勳的兩個專案審查委員會，前者由賀龍負責；後者由康生負責；劉瀾濤副之。第二個專案委員會成員中有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兼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

張德生要我代他寫了一封信給中共中央，大意是說：在高崗問題上我是有錯誤的。1952年，原東北局副書記張秀山曾經向我散布議論劉少奇同誌的流言蜚語。我當時覺悟不高，沒有及時向中央報告，1954年四中全會以後才報告。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期間，我曾經給中央寫信，錯誤地控告薄一波在財政部搞獨立王國。由於我有以上錯誤，不宜參加審查習仲勳的專案審查委員會。

這封信送上去以後，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答複：德生的問題，中央知道，不影響他參加專案委員會，他現在的職務也需要參加這個委員會。

張德生對上述兩個問題長期檢討，直到1965年病危時還在檢討，認為這是他終生的內疚（後來又加上批習鬥爭以後，對陝西省省長趙伯平和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記張策進行了過火的鬥爭）。

我自己覺得，張德生對於他在幾次政治運動中錯誤整人感到內疚，那是必要的，那說明他沒有喪失人的良知。但是，對於事關劉少奇、薄一波的兩件小事內疚終生，實在不可理解。劉少奇本人就在《論修養》中講到“哪個人前無人說，哪個背後不說人”。聽到別人議論劉少奇的缺點沒有報告就內疚終生，難道告了密害了別人就不內疚了？！控告過薄一波，即使告得不對，也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公民應有的合法權利。難道因為高崗反對過劉少奇信任的薄一波、安子文，其它人對薄、安有意見，就同高崗一樣了嗎？張德生的終生內疚，是一種慘痛的精神奴役。這也類似戴東原揭露的“宋儒以禮殺人”，共產黨是“以黨性殺人”。

根據我的切身體會，中共黨內有些派性很強的大人物，例如康生、薄一波、劉瀾濤等等，常常拿彭德懷、高崗習仲勳這三個人的“問題”來打壓西北地區的幹部和人民，說什麽“西北是彭高習的反黨老巢”，“彭高習反黨集團在西北流毒很深”，“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很不徹底”等等。因為個別領導人被打成“反黨份子”（至少對彭德懷、習仲勳的打擊是錯誤的，是冤案），就把一個地區的幹部、人民以至山、川、草、木都看作異己力量，誅連了一萬餘人。這是階級歧視、黨派歧視以外的地區歧視，是十分荒謬和惡劣的。

在這次會議上，有一位力抗逆流，對彭德懷、習仲勳不揭發、不批判，而且在私下談話中表示：“仲勳是個好同誌。”他就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陝西省省長趙伯平。像這樣堅持真理不隨大流的“硬骨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隻有一人。除此之外，同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一樣，沒有一個人敢於在批判高潮中說一句公道話。這是集體的荒謬，這是集體的悲哀！

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各地與會人員都在北京過國慶節。西北的領導人回去以後，分別召開傳達和貫徹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的會議，著重批判習仲勳。    

繼續揭批“習仲勳反黨集團”的重點地自然在陝西省。從1962年10月上旬到中旬，中共陝西省委先召開了一周常委會議。議程是：一、傳達中央會議精神；二、閱讀中央會議文件和簡報；三、批判習仲勳；四、聯係本省實際，揭發本省有牽連的人和事。

在批習鬥爭中，陝西省委批判的另一個領導幹部，是省委書記處書記、西安市委第一書記張策。張策雖是劉誌丹、高崗、習仲勳在陝甘紅軍中的老戰友，但他同高崗反劉少奇和《劉誌丹》小說等問題並無牽連。陝西省委批判他的是“翻案風”，翻1959年1月陝西省黨代表大會上批判西安市委分散主義的案。可是，省委批判西安市委分散主義是錯誤的，因此，陝西省委借批判習仲勳的機會，反對張策的“翻案風”，據我看是打擊報複行為。

1962年11月上旬，省委三屆五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開幕，主要議題是揭發批判“習仲勳反黨集團”。在討論傳達報告時，大多是眾口一詞，對習仲勳進行口誅筆伐；可是，隻表態不揭發具體問題的大有人在，個別人還公開提出異議。例如：陝西省戲曲研究院副院長、秦腔音樂家王依群說：“中央有些領導同誌（指劉少奇）把習仲勳等人說成是青紅幫、哥老會、流氓。習仲勳作了7年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難道我們是在流氓領導下取得西北五省革命勝利的？”

大會進入聯係實際揭批陝西的問題時，會議長期沉默，有人明確表示不知道會議的風向，就是說不知道上麵要求揭發誰。省委指定兩個常委把省委常委會揭發趙伯平、張策的問題向大會作了介紹，大會才把鬥爭矛頭指向張、趙兩人。這就是當時的“黨內民主”！揭誰，批準，都是自上而下確定的。上麵要揭批的，下麵不揭不批不行；上麵不許揭批的，下麵想揭批也不行。

陝西省委三屆五次會議開會之前，調來習仲勳一位老秘書T，專門揭發習的問題。T寫好長篇發言材料以後，先征求他的老友、省委常務書記趙守一的意見。趙守一看了材料，提出兩個問題請他考慮。一個是，T揭發習仲勳曾將中共中央一份絕密文件讓他抄寫一份送給蘇聯駐華大使館。另一個是，有一個戲曲演員在一天上午拜訪習仲勳，這個演員走後，T秘書發現習的床上有汙血。

趙守一就前一個問題說，這個問題關係重大，你可要實事求是呢！假定習仲勳要給蘇聯駐華大使送文件，為什麽不用照相拍攝原件，卻要你抄寫一份，你抄的是否原件，難道人家不懷疑？就第二個問題說，你說的那個戲曲演員，是科班出身，從小就在劇團練功，處女膜早就破裂了，不會有血的？

T秘書當時接受了趙守一的意見，刪掉那兩條揭發材料。可是，在“文革”中批鬥趙守一時，他又舉出這兩個事例，來指控趙守一阻止他揭發習仲勳。

T秘書在大會上的公開揭發也很惡劣。他虛構了一些習仲勳不可能對他說的話。例如：他說高崗自比中國的斯大林，習仲勳自比中國的馬林科夫。他畫了一張表，把國務院一些並非西北籍的副秘書長、副部長、辦公廳主任以至處長、秘書都打成所謂“西北幫”，唯獨沒有他自己， 因為據說他是“受習仲勳排斥的人”。以上所有誣蔑習仲勳反黨、裏通外國、拉“西北幫”等不實之詞，在1978年都被否定了。

西北其它省、區也揭批了一批習仲勳的老下級，例如：甘肅省揭批了常務副省長霍維德等人；寧夏揭批了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李景林和副主席吳生秀；青海省揭批了常務副省長張國聲等人；新疆自治區揭批了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武開章和副主席楊和亭、呂劍人。這還隻算省一級領導幹部，一級一級上掛下連的結果，全西北株連了一萬餘人。

其中還有一些普通老百姓。例如：習仲勳的家鄉陝西富平縣淡村，習仲勳鬧革命時的根據地陝西三原縣武字區，趙伯平的家鄉陝西蘭田縣趙家村，都被打成“反黨老巢”，全區、全村的民眾都受到株連。習仲勳家是中農成份，上升為反動富農；趙伯平家原是中農，上升為惡霸地主。

不僅為《劉誌丹》小說提供過素材的人受到株連，而且一切編寫過劉誌丹、謝子長及其它地方性革命曆史的文章、書籍、歌曲、電影、戲劇、畫冊的人都受到株連，似乎不是毛澤東直接領導的革命，都不能說、不能寫、不能畫、不能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