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地揮一揮手
居美國華盛頓, 就職政府部門, 花甲年歲,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小百臉兄的攀枝花一文， 兄弟跟了一個貼， 說到三四十年代就已經發現了大型鐵礦，因家父在讀重慶大學是冶金和采礦是一個係：礦冶係， 所以老爸也學過采礦， 探礦地質也是要學的。 記得渡口開發時， 對外雖尚未公開， 老爸已經參加過一些會議， 回來很高興地告訴我們國家要在西昌附近建一個大型鋼鐵聯合企業， 並說早在三十年代後期他上大學時就知道那兒有個極大的鐵礦，抗戰時資源委員會不可能有力量開發， 現在終於見天日了， 一五二五計劃時也許有人提過但當時的條件不允許， 雖然當地的建鋼廠之幾大要素煤鐵水均具備， 但無交通， 所以建不成， 後來為了和三線建設配合， 成昆線和攀鋼同步了。
到底是36年發現的還是40年發現的， 不是個重要事，我外行的想， 36年常先生去過也大概做了些地質普查， 發現有苗頭， 待到40年才去勘探到底是不是個大鐵礦？ 這麽解釋， 大概就通了。--轉載者
究竟誰是攀枝花鐵礦發現第一功臣？
湯克成抑或常隆慶與劉之祥
劉繼順
2014-09-17
走進攀枝花市，金沙江畔密地橋南的常隆慶先生全身雕像、隆慶路和隆慶公園，就會讓我們緬懷常隆慶先生對於攀枝花鐵礦發現的豐功偉績。
1940年發現攀枝花鐵礦之旅
然而，常隆慶先生是否為攀枝花鐵礦發現的第一人，則一直有著爭論。多稱為常隆慶，亦說為湯克成，還有說是劉之祥。讓我們來梳理一下吧！
一、湯克成、常隆慶和劉之祥先生簡曆
目前文獻資料關於四川攀枝花鐵礦的發現者，與湯克成、劉之祥和常隆慶有關。
湯克成(1900-1984)，字淵默，江蘇如皋人。1929年於中央大學地質係畢業後留校任助教、講師、副教授。1939年，任教於西昌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同年任西昌川康銅業管理處探礦工程師。1943年，到重慶任經濟部礦業司第二科科長，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工程師。1950年，任南京地質探礦專科學校教務主任、教授。1958年，赴國家科委負責全國地質礦產科學調查的組織和協調工作。1971年，任中科院地質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劉之祥（1902-1987年7月15日），字芸生，河北清苑人。1928 年北洋大學采礦專業畢業後留校任教。1937年，任西北工學院礦冶係副教授。1940 年，任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副教授、教授、總務長、教務處長、采礦係主任。1945 年12 月-1947 年7月，赴英國皇家采礦學院和美國科羅拉多州礦業學院進修。1947 年7 月，任北洋大學教授、采礦工程係主任、采礦研究所長。1949 年，任北洋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常委、兼秘書長。1952 年，任北京鋼鐵學院采礦係教授，曾任校務委員會委員、校工會主席。
常隆慶（1904年12月3日—1979年7月21日），字兆寧，四川江安人。1930年於北京大學地質係畢業後，分配到實業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工作。1932年，任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重慶北碚，四川實業家盧作孚出資的民營研究機構）主任，兼西康萬壽宮裕元礦產公司工程師。1939年7月，四川省建設廳調常隆慶到西昌行轅任地質專員、西昌經濟建設設計委員會常委，負責工業設計。1945 年，任重慶四川地質調查所長。1950年1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經濟委員會西南地質調查所副所長（所長為黃汲清，第一副所長樂森尋）。1952年，任西南地質局工程師兼重慶地質學校教務主任。1956年，任成都地質學院地質學教授、古生物教研室主任。
劉之祥1928年畢業於北洋大學采礦工程專業，湯克成1929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地質學專業，常隆慶193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學專業。湯克成與常隆慶均係1930年代的中國地質學會會員。
常隆慶為四川人，1932年便回到四川老家先進入民營公司，從事西康礦產地質工作，而後事政府機構；而湯克成和劉之祥是外省人，主要因抗戰爆發後1939年才來到川地，進入政府機構，從事西康礦產地質與礦業開發工作。
目前所能查到的資料，以常隆慶先生的居多，次之劉之祥先生，而湯克成先生的資料少之又少。
二、攀枝花鐵礦—岩漿型釩鈦磁鐵礦的概念
有人說“攀枝花”與“攀枝花礦”是兩個概念，“攀枝花礦”指的是蘭山和尖山兩處鐵礦（是常隆慶與劉之祥1940年發現的），但“攀枝花”則是一個地域非常廣泛的概念（是常隆慶1936年發現的）。在此，首先要弄懂的一點，就是攀枝花鐵礦與礦產地發現的概念。否則，是非難辨。
曾稱之四川鹽邊或寧屬地區的鐵礦有多種類型，采鐵煉鋼尤來已久。區內鐵礦已知的最早記載，見於1912年出版的《鹽邊廳鄉土誌》，其中寫道：“磁石(磁鐵礦)，亦名戲(吸)石，產白水江(即今金沙江)邊，能戲(吸)金鐵。”
在目前稱之的康滇地軸上的昆陽群或會理群（過去稱之為鹽邊係）有三類鐵礦：其一為元古代沉積型赤鐵礦（滿銀溝式和包子鋪式鐵礦），其二為元古代海相火山沉積改造型磁鐵礦-含銅磁鐵礦（濫山式鐵礦和稀礦山式鐵銅礦），其三為二疊紀（海西期）侵入的岩漿型（基性-超基性岩）釩鈦磁鐵礦（攀枝花式鐵礦）。隻有首次發現岩漿型釩鈦磁鐵礦的，才能作為攀枝花鐵礦的發現者；而發現並論及前兩類鐵礦的，不能作為攀枝花鐵礦的發現者。因此，1940年之前，常隆慶先生有關寧屬七縣的鐵礦化著述，是不能作為攀枝花鐵礦發現證據的。
礦產地發現需要有三大要素：其一，要有具體地理位置與坐標，可按圖索驥；其二，有礦體露頭的空間幾何形態，即要有礦體露頭的產狀、長度、寬度和厚度描述；其三，要有礦體特征的描述（產出地質環境、礦物組成，礦石品位，結構構造，礦床類型與礦床成因）及資源量的估算。礦體轉石或者大而無當的籠統描述，是不能作為礦產地發現要素的，隻能作為礦化信息處理。因此，發現“攀枝花礦”（蘭山和尖山兩處鐵礦）和“攀枝花”（整個攀枝花地區的鐵礦）的說法，其實是外行人的說法。
再者，最早到達目前所稱攀枝花鐵礦區的地質與礦業人員，就被說成是攀枝花鐵礦的發現者，也是不負責任的做法。自抗戰以降，中央與部屬研究機構及大學的地學研究人員，相繼進入四川，一為躲避戰爭，二為尋找支撐戰爭所需要的鐵礦和煤礦等戰略資源，沿江到過渡口即攀枝花鐵礦區的，人很多，如雷祚文、袁複禮、戴尚清、蘇良赫、任澤雨等，不能說誰先到過這一地區，誰就是該區礦產的發現人。
二、攀枝花鐵礦發現於1940年，湯克成 VS 常隆慶與劉之祥
1932-1939年，常隆慶雖然在川西許多地區開展地質調查工作，但沒有攀枝花鐵礦區發現的描述。至於常隆慶1936年所著1937年刊印的《寧屬七縣地質礦產》提到“鹽邊係岩石，接近花崗岩，受花崗岩的影響極大，當花崗岩浸入時，金、鐵等類礦物侵入岩石中，成為礦脈及浸染礦床。故鹽邊係中，有山金脈及浸染式之磁鐵礦、赤鐵礦等”，這實屬地質考察報告對於成礦地質背景之一般描述，並無發現攀枝花鐵礦的直接證據，亦不符合攀枝花鐵礦產地發現的三大要素。因此，常隆慶1932年或1936年發現攀枝花鐵礦之說是經不起推敲的，他自己從未如此表達過。
見諸文字報道的，攀枝花鐵礦是1940年發現的。
其一、是9月6日常隆慶與劉之祥發現的
關於這次考察經過，有劉之祥的《兩次冒險遠征—發現攀枝花鐵礦的經過》（中國冶金史料，1985年第1期）回憶文章所述：
1940年，劉之祥先生在西康技藝專科學校任教時，學校和西康地質調查所派他到邊區調查地質礦產。第一次是隻身步行去的，第二次是同當時西昌行轅地質專員常隆慶結伴騎馬去的。劉先生寫道：“這次調查的發起人是西康技藝專科學校（康專）校長李書田（現在美國）和西昌地質調查所所長張伯顏。……並明確由地質所出資，康專出人（劉之祥負責調查，並負有編寫調查報告等任務）。……臨行前，張凱基和常隆慶得知我去西康南部調查，提出要與我結伴同行。由於調查路線比較艱險，我欣然同意。8月17日由西昌出發，張凱基中途返回，隻有我與常到達攀枝花，住在當地保長羅明顯家。”劉之祥先生：“說起攀枝花鐵礦的發現，也很有趣。開始是從一戶人家的院子裏‘發現’的。記得我們由鹽邊縣城向南，經老街、新開田、棉花地，一直到把關河、金沙江北岸，然後沿江南行，經過大水井、新莊，9月5日下午到達攀枝花，住在硫磺溝附近的羅明顯家。傍晚，我在羅家院子內散步，無意中看到地上有2小塊石頭很像是磁鐵礦。撿起一看，果然不錯。第二天早晨，我把這2小塊礦石拿給常隆慶看，他也肯定了確是磁鐵礦。我們找來了主人羅明顯，問他這2塊礦石的來曆，他說這樣的石頭附近很多。早飯後，我們就讓羅帶路出去找礦，走到尖包包，果然發現了鐵礦露頭，測量以後，再走到亂崖，又發現了鐵礦露頭，而且比尖包包的更大更厚。我們不禁欣喜若狂。”《寧遠日報》為此發布了消息。這次地礦調查曆時87天，於11月11日回到西昌。因本次地質調查的發現，重慶教育部獎勵了劉之祥2000元。
1940年攀枝花鐵礦發現調查途中的劉之祥（左）和常隆慶（右）
1940年攀枝花鐵礦發現調查途中，在金沙江吊橋上的劉之祥先生
劉之祥在煉鐵土爐旁
1941年8月，劉之祥發表了調查報告《康滇邊區之地質與礦產》。文中寫道：“此次則限於寧屬南部之康滇邊區……費時八十七日，共行一千八百八十五裏。”“礦產方麵，則發現弄弄坪之沙金礦，及他處之煤、銅、鐵等礦，……最有價值者，當屬鹽邊縣攀枝花之磁鐵礦。”“攀枝花海拔一千四百八十五公尺，位於鹽邊縣之南東，距鹽邊縣九十七公裏，在弄弄坪以東十四點七公裏處，農民有十餘家。”“總計尖包包與營盤山二處磁鐵礦儲量共為一千一百二十六萬四千噸。”
常隆慶則在自傳寫道，1940年“與技專校合作，與技專校教授劉芸生（名芝祥）於八月中旬出發，重點放在鹽邊、鹽源地區……這次我們找到了鹽邊攀枝花鐵礦，作了一些小礦床儲量等研究，大致在十一月底才回西昌，我匆忙地將筆記整理，認為攀枝花礦很有希望，書麵報告寫成之後，又將概況電告經濟部地質調查所，請其派人到攀枝花進行考察。”。具體時間他在自傳中說到：“我於八月出外調查地質礦產，8月24日到梅雨鋪，9月6日到鹽邊攀枝花，發現攀枝花鐵礦，因此年終考績得‘光華獎章’”。1942年6月，常隆慶在《新寧遠》雜誌調查報告專號發表了《鹽邊、鹽源、華坪、永勝等縣礦產調查報告》。文中說：“總計營盤山及尖包包二處鐵礦之儲量，共為八百六十五萬二千噸。”
因此，攀枝花鐵礦是1940年9月6日由劉之祥與常隆慶共同發現的，證據是充分的。
其二：是6月湯克成發現的。
據攀枝花市委黨史研究室所編的《攀枝花開發建設史文獻資料選編》、華夏翰林出版社出版的《攀枝花之最》和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攀枝花開發建設史大事記》所載，攀枝花鐵礦是湯克成於1940年6月發現的：
1940年6月，探礦工程師湯克成受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川康銅業管理處之命，攜助手姚瑞開到西康省鹽邊烏拉調查礦產情況。他們在結束鹽邊縣煤田調查後，從鹽邊返回會理途經攀枝花時，在山穀間偶然看見多量鐵粒，追見鐵礦露頭。於是連續用了十多天時間反複踏勘了攀枝花和倒馬坎，涉足尖包包、蘭家火山等處，繪製礦山地圖，推算兩礦區的磁鐵礦和磁黃鐵礦儲量為1000萬噸左右，並寫成《西康省鹽邊縣攀枝花倒馬坎一帶鐵礦區簡報》，“攀枝花”作為礦名，第一次出現在地質報告中，攀枝花鐵礦由此發現。下迄1940年6月第一次，也是第一份較為係統、準確、具有開創性的公開發表的地質報告。”1942年，湯克成與劉振亞、陸鳳翥等奉資源委員會西康鋼鐵廠籌備處之命，再次到攀枝花礦區進行勘測，經過20天的野外工作，測製了攀枝花礦區1／5000地質圖、倒馬坎礦區1／2500地質圖，寫出了《鹽邊攀枝花及倒馬坎礦區地質報告》，認定鐵礦成因為岩漿分異礦床，估計鐵礦儲量可達4000萬噸。
關於湯克成為攀枝花鐵礦發現者的觀點，有李善邦和秦馨菱於1940年11月1日提交的《西康鹽邊縣第三區攀枝花倒馬坎鐵鈦礦》一文為證：“查該地鐵礦乃湯克成、常隆慶於民國二十八年先後所發見者，尚未詳實調查著成報告，以供外間參考，故知之甚少。” 還有郭文魁和業治錚於1943年10月所著《西康鹽邊攀技花鐵礦簡報》（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一文為證：“此礦首經湯克成、常隆慶調查，後經李善邦、崔克信、陳正諸君先後視察，各人所得結果除李群已於中央地質調查所印有油印報告外，餘多未發表。。。。。。礦物主要為磁鐵礦及少量鈦鐵礦，產於片麻狀花崗閃長岩之間，成扁平體，與岩石片理平行。自礦體至花崗閃長岩之間，含鐵成份逐漸減少。藍家火山、尖包包、倒馬坎三礦區共計儲量約2400萬噸”。
如果確定攀枝花鐵礦是1940年發現的，那麽發現攀枝花鐵礦的先後，就是湯克成、常隆慶和劉之祥。按從先率原則，攀枝花鐵礦的發現者，就應該是湯克成，而非常隆慶和劉之祥。
為了確定常隆慶是攀枝花鐵礦發現的第一人，隻能將攀枝花鐵礦的發現推前至1936年或者1932年，而這是不符合事實與文獻記載的，與常隆慶先生自傳也不相符。
三、1941-1944年，將攀枝花鐵礦確定為釩鈦磁鐵礦者，係李善邦和秦馨攀，陳正、薛承鳳和程裕淇。
1941年3月，中央地質調查所李善邦、秦馨菱到達攀枝花營盤山、尖包包和倒馬坎3個礦區調查，著有《西康鹽邊攀枝花倒馬坎鐵礦》(中央地質調查所臨時報告)。所采礦樣經地質調查所化驗分析，含鐵51％、二氧化鈦16%、三氧化二鋁9%，從此得知攀枝花鐵礦石中含有鈦。
1943年8月，武漢大學地質係教授陳正、薛承鳳複受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李賡揚之邀，利用暑假調查攀枝花鐵礦。對所采礦樣逐個進行鈦的定性分析，擇要進行鐵的定量分析，同時引用李善邦、秦馨菱的分析結果，作出攀枝花礦床為鈦磁鐵礦的結論，並論證了礦床的岩漿分異成因，著有《西康鹽邊縣攀枝花倒馬坎鈦鐵礦》。文中說：“攀枝花倒馬坎鈦磁鐵礦位於鹽邊縣城東南100公裏，東北距西昌200公裏……礦體皆為板狀體，產於輝長片麻岩之邊部，並全沿片麻構造生長，共有數十條。其大者，礦脈長600米，厚30米，傾角30度至50度，主要由含鈦磁鐵礦構成，參改產狀，圍岩，礦物成份及其互相之關係，本礦床為期後岩漿之岩漿重生礦床，礦石平均含鐵品位上等礦45％至50％，次等品位35％左右；二氧化鈦含量約10％；總儲量共二千一百萬噸。”
1944年，遠在英倫三島的程裕祺，獲悉攀枝花鈦磁鐵礦這一消息後，根據當時在南非布什維爾德發現釩鈦磁鐵礦的經驗，寫信給國內同行說，含鈦礦石都含釩。經陳正和薛承鳳鑒定，果然發現攀枝花鈦磁鐵礦中含釩。至此，攀枝花鐵礦正式命名為攀枝花釩鈦磁鐵礦。
四、攀枝花鐵礦發現者：常隆慶
目前公認常隆慶與劉之祥，1940年9月6日，發現攀枝花鐵礦。兩人中，以常隆慶為主，目前矗立在攀枝花市的常隆慶銅像、隆慶路和隆慶廣場，就是例證。
據《攀枝花巨型鐵礦發現之由來—李書田回憶（1987年10月17日於北美南大州速城，作者為康專校長）》：“餘曾於1940年5月30日至7月14日，及1940年8月17日11月11日，分別派伊（指劉之祥）赴寧屬北部和西部進行過兩次地質和礦產調查……第二次調查時同行者有常兆寧君（就是當時西康行轅的常隆慶先生），這次調查發現了攀枝花鐵礦”。“我之所以發起這兩次調查者，純為開發國家資源，遂和西康地質調查所的張伯顏先生共同商決，由西康技專出人（劉之祥），由西康地質調查所出錢，負擔經費。調查出發前，常隆慶先生臨時加入，劉之祥為領隊。在9月6日發現攀枝花鐵礦後，劉之祥先生寫信向餘報告，遂把這一消息通知了西昌的《寧遠日報》，該報刊登了國立西康技專教授劉之祥在鹽邊縣發現攀枝花大鐵礦的消息。”，並有當時文件為證。
康專與西康地質調查所的合作文件
康專給《寧遠日報》的攀枝花鐵礦發現新聞的原稿
由此看來，如果本次果為攀枝花鐵礦的首次發現，其發現權，按慣例確是劉之祥為主，常隆慶為輔。因此，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4月）上記載的是“1940年，北洋大學教授劉之祥在四川鹽邊縣發現了攀枝花大型鐵礦床”。
但為何攀枝花鐵礦的發現權獨歸常隆慶先生，反輔為主，原因不明。據稱在常隆慶先生逝世後，劉之祥得知常隆慶先生為攀枝花鐵礦的發現者，遂撰文《兩次冒險遠征—發現攀枝花鐵礦的經過》申訴，並提供了一些佐證材料。據稱後來由地質專家組成了一個調查組，最終還是確認常隆慶先生為攀枝花鐵礦的第一發現人，不知道依據為何？
從劉之祥和李書田的回憶文章來看，1940年的地質礦產調查是康專與西康地質調查所合作進行的，調查費用由西康地質調查所出，康專出人，劉之祥具體負責，西康地質調查所常隆慶先生臨時加入。由於劉之祥為采礦專業，調查研究重點在礦床品質、采礦工藝、開發條件與開發前景；常隆慶為地質專業，調查研究重點在礦床類型、礦床規模、礦床成因與找礦前景。是不是由於專業不同，調查研究重點不同，而將攀枝花鐵礦的發現權主要歸之於地質專業的常隆慶先生了，或者攀枝花鐵礦發現權調查組主要由地質老人所構成的緣故，不得而知。
五、難得糊塗是正解
1979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視察當地時提醒道：“攀枝花現在建成了，不要忘了發現攀枝花的有功前人常隆慶教授。”這便是官方認可攀枝花鐵礦發現者為常隆慶先生的例證。
常隆慶和湯克成先生逝世前，攀枝花鐵礦的第一發現人之爭沒有起衝突，隻是各吹各的調。
常隆慶、湯克成和劉之祥先生先後故去，當事人已不可能當麵對話共敘友情切磋技藝，也就無從厘清發現先後與主從頭緒了。我相信，他們三位在天堂，是不會計較誰是第一，誰是第二了！常隆慶先生，生前亦並無將攀枝花發現權居為己有的意思，恰恰相反的是非常客觀與尊重同仁的。
倒是我們後人有點小肚雞腸，厚此薄彼了！
後人對於先人業績的認可，有時決定於其後人話語權的多寡。目前薄、習兩家的先老爺子一波與仲勳先生的功績認可與宣傳，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如果我們將常隆慶先生作為攀枝花鐵礦發現的代表之一，在今日鋼城-攀枝花市鋼花燦爛時，緬懷湯克成、劉之祥、常隆慶先生等老一輩篳路藍縷，開拓進取的精神，則是再好不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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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文獻
常隆慶，鹽邊鹽源華坪永勝等縣礦產地質調查報告，新寧遠月刊第1卷第12期煤鐵專號，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十月，1940年
李善邦、秦馨菱，西康鹽邊縣第三區攀枝花倒馬坎鐵礦( 中央地質調查所臨時報告 )，1940
湯克成、姚瑞開，鹽邊縣攀枝花倒馬坎鐵礦成因，地質論評， Z2期，1941
劉之祥，康滇邊區之地質與礦產，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學術叢刊第3號，民國三十年八月，1941年
湯克成，西康省鹽邊縣攀枝花及倒馬坎鐵礦區地質報告，西康鋼鐵廠籌備處， 1942年6月（攀枝花及倒馬坎二鐵礦區均位於鹽邊縣西南......本區主要金屬礦當推磁鐵礦、赤鐵礦及磁黃鐵礦及小許之黃鐵礦、黃銅礦等。兩區鐵礦總儲量可達4000萬噸，磁黃鐵礦約1.5萬噸。”
陳正、薛承鳳，西康鹽邊縣攀枝花倒馬坎鈦鐵礦，1943年1月
郭文魁、業治錚，西康鹽邊攀技花鐵礦簡報，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1943年10月
殷維翰，紀念湯克成先生九十誕辰，《地球》,2-3,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