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丁凱文 毛澤東的“削藩”－簡論１９７３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曆史“的撲簌迷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真是假來假作真， 記載的人傾向嚴重解釋的人自說自話， 轉載的人糊裏糊塗， 讀的人預設立場，幫忙的幫閑的自以為幫實則幫了倒忙的， 五花八門嘛人都有--不信，等著瞧， 好比陸定一暗指毛公”總是覺得資本主義要複辟是自己對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沒有信心“，毛陸二公都對了，錯的是我 ---轉載者

 

１９７３年底，毛澤東著手實施了軍隊係統內部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這不僅是文革期間中共進行的一次軍隊係統大軍區司令員的重大調整，也是中共自１９４９年建政以來進行的唯一一次如此重大的調整。為何此時的毛澤東要對軍隊係統作如此重大的調整？以往的官史對此未作詳細的解釋。２０１１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以及同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六卷，僅僅對此事作了極為簡短的敘述。２００３年出版的《毛澤東傳》對此有較為含蓄的說法：“在‘壯心不已’的毛澤東看來，反修防修仍是國內壓倒一切的大事。他擔心那些跟隨他轉戰南北的將軍們‘少文’，希望他們能夠像讀懂古典小說《紅樓夢》那樣讀懂中國的現實政治”。〔１〕筆者則認為，毛澤東搞的這次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真實意圖在於“削藩”，打散、消弭軍內隱然形成的對文革極左派的掣肘力量，以保證軍隊的效忠和文革大業在其生前和身後的延續性。

一、林彪事件後軍內係統的重新洗牌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淩晨，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的林彪與夫人葉群和兒子林立果突然出走，隨後不久，他們所乘的２５６號三叉戟專機墜毀於蒙古的溫都爾汗。這一突發事件使毛澤東措手不及，對於如何加強對軍隊的掌控，毛澤東想到了葉劍英。“九一三事件”發生的當天，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葉劍英，要求葉劍英立即趕到人民大會堂。這顯然是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央軍委以葉劍英製約軍委辦事組黃吳李邱等人的重要部署。周恩來指定葉劍英負責處理林彪事件的善後事宜及戰備事項，並讓葉劍英轉移到西郊玉泉山九號樓待命應變。〔２〕９月２４日，中共中央決定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１０月３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由葉劍英主持，成員有謝富治、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陳士榘、張才千、劉賢權。

毛澤東自井岡山鬥爭起家之後，在軍中最為信任和依賴的主要是三個人：彭德懷、林彪、葉劍英。中共建國後，毛澤東也主要是依靠這三個人在不同的時期為其主持軍隊的日常工作。彭德懷和林彪相繼倒台後，毛澤東將負責軍隊事務的大權交給葉劍英執掌，這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毛澤東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４日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人員講話時，特別提及葉劍英。毛稱：“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麽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３〕這是毛澤東首次變相地為葉劍英“二月逆流”作了平反，將當初葉劍英等人與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抗爭歪曲為與林彪的鬥爭。由於林彪的意外倒台，葉劍英被毛澤東冷落多時後在晚年有機會再次被毛啟用，重新開始了中央和軍隊高層的政治生活。

在這一曆史時期，毛澤東對軍隊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第一，清洗軍隊係統中被認為是林彪一係的人馬。９月２４日，負責軍委辦事組的四員大將：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和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被周恩來宣布停職審查，隨即分別關押在北京市衛戍區。與此同時，中央軍委對總參、總政、總後、空軍、海軍、各大軍區等分別采取措施全麵清洗林彪係統的人馬：如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閻仲川、解放軍總政副主任黃誌勇、軍政大學政委張秀川、空軍副司令員曾國華、海軍副司令員吳瑞林、國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總後副部長王希克、民航總局政委劉錦平、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新疆軍區司令員龍書金、武漢軍區政委劉豐、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韋統泰等等，一大批軍隊幹部遭到清洗。

第二，清算林彪曆史上的“罪行”，肅清林彪在軍中的影響。文革中林彪被譽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更被樹立為毛的接班人，還被寫進了中共九大的黨章。為了消除林彪的影響，毛澤東在軍中開展對林彪的批判，尤其是那些曾經與林彪長期共事的老帥們更要帶頭表態批林。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０日，中共中央轉發的批林整風文件，印發了一批老帥們的揭發材料，如朱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肖克等人的書麵材料。這些材料都是從曆史上給林彪羅織“罪名”。軍中大老們出麵對林彪的揭發批判，大都是曆史為現實政治服務，基本上是張大其辭，無中生有的歪曲史實，但是這些批判內容出自軍內元老，因此對批林一事有事半功倍之效果。

第三，毛澤東文過飾非，嫁禍於人，將軍內老幹部文革中受到的打擊統統歸罪於林彪。除了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給葉劍英的“二月逆流”一事平反外，毛澤東還將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和政委廖漢生的倒台歸於林彪的誣陷。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０日，毛澤東借著出席陳毅追悼會的機會宣稱陳毅是個好人，如果林彪上台會搞掉這些老幹部。不僅如此，毛還“不經意”間提及鄧小平，把鄧列為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通過出席陳毅追悼會向外界釋放出一個信息，即那些黨內老幹部，特別是軍隊裏的許多幹部還是好的，是擁護毛的，他們在文革中雖然受到衝擊，但是還要看到他們的主流，對於他們還要一分為二。至於他們文革中遭受的不幸，那都是林彪搞陰謀的產物。毛澤東利用這一機會作出了姿態，目的在於收攏人心，安撫一下文革中這些受苦受難的黨內軍內元老。

第四，一批黨內、軍內的元老得到解放。 林彪事件後由於軍隊一大批幹部受到牽連，不少人被審查、批判、靠邊站或者倒台，軍隊係統由此出現了真空。為了穩固自己的權力，毛澤東不得不解放一批文革中被打倒的軍隊幹部穩定局勢。１９７２年春起，毛澤東相繼就一些黨內、軍內幹部和家屬的申訴作了批示，如原海軍政委蘇振華、原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原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賀誠。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原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等。１９７２年底，經毛澤東同意，周恩來召集了中央有關會議，宣布開始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軍隊由總政治部負責落實軍以上幹部的政策。周恩來還規定，被解放的幹部的審查報告必須送政治局最後討論決定。關於軍隊的幹部，周恩來直接與總政副主任田維新和總幹部部長魏伯亭商議。經過一番艱難的周折，最後有１７５位解放軍將領得到“解放”，重返了工作崗位，如蕭華、楊成武、蘇振華、梁必業、陳再道、鍾漢華、秦基偉、李成芳、吳克華、王建安、楊勇、廖漢生、烏蘭夫、劉震、劉誌堅、餘立金、黃新廷、莫文驊、郭鵬、杜義德、郭化若、傅崇碧、王尚榮、顏金生等人。

經過這一輪的軍內洗牌，林彪係統的骨幹人馬基本上被清除殆盡。然而，毛澤東卻不得不麵臨一個新的問題：作為自己嫡係的林彪及其將領們被清除了，而重新起用的這一大批文革中被衝擊和打倒的軍隊將領們在鹹魚翻身後真的會擁護毛澤東的文革大業嗎？此外，軍人在文革中由於“三支兩軍”而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麵，亦是毛澤東不得不認真考慮的問題。毛澤東自林彪事件後曾重病一場，此時的毛必須要考慮自己身後文革大業的持久性和永續性，而掌控好軍隊是各項的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這大約可看成是毛澤東實施“削藩”的遠因吧。

二、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近因

筆者認為，毛澤東實施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近因源自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期間三位大軍區司令員的信件風波。這其中包括了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這裏我們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該信件的原委。

林彪在１９７０年８月廬山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點了一把燒向文革極左派張春橋的火，引起了大多數中央委員的共鳴，全會上掀起了批判張春橋的高潮。８月２６日，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寫了一封給毛澤東的信，信裏提了四條意見：一是犯錯誤的人必須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檢討請罪；二是，犯錯誤的人不能參加中央工作，下放到基層參加勞動，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三是，這些人也不能參加人大常委；四是，對錯誤思想要進行批判。韓先楚和楊得誌看過此信後也表態支持，分別寫了類似的信。當時這三封信由處理大會會務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轉給了周恩來。〔４〕

但是，此時廬山會議的風向已經轉變，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會議開始轉為批判陳伯達。周恩來此時不願這三位司令員卷進去遭殃。周再三思考後將此三封信轉給葉群，並附了條子說“到此為止，存你處”。事後葉群對吳法憲、邱會作說：“我撿到三個險球，你們要守口如瓶，我一定要保住三個司令。”〔５〕據邱會作回憶：“許世友、楊得誌、韓先楚三個人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寫的信，是周總理交給葉群，葉群讓吳法憲、李作鵬和我看了。葉群有—次同吳、李、邱三個說：‘這三封信是周總理轉過來的，並交代信就放在我這裏，不要再轉手了。’葉群又說：‘這是三個險球，如果落在‘最高’手裏，特別是落在江青手裏，還不知道要起什麽風波呢？’”〔６〕因此許世友等人的三封信並未轉給毛澤東，而在毛家灣的林辦壓了下來。

然而，在１９７２年初，江青在批林整風運動中參加了中央對山東有關問題的處理，江青在會上獲得了一條重要的消息。這條消息來自山東省內部反映的一個情況，即在廬山會議期間，參加會議的省領導向中央寫信，建議處理當時在廬山犯錯誤的人。江青從解決山東問題的會上獲悉有人寫信提到“犯錯誤的人”的消息後，便馬上尋找了那幾封信。信件涉及到周恩來、王良恩、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誌等人。江青對此批示道：“這幾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態信！”與此同時，江青找到毛澤東大吐苦水：“他們整我的材料，封閉我，我是林彪專案組成員，但情況不告訴我，材料不報給我，還在背後搞黑材料。”“主席啊！我是受林彪迫害的，你知道，林彪是要置我於死地！”“總理也參與這件事。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誌那些人，合夥給林彪政變寫的效忠信，要整我、整春橋，總理轉送的。但在清查中他把轉給林彪的效忠信壓下了，你都不知道。”毛澤東對此表示了不悅。毛說：“許世友、韓先楚是大老粗，馬列主義水平不高。我過去就說過，他（許）隻知道挖煤，不知道抓路線……”有了毛澤東的表態，江青馬上找來張春橋秘密商議。很快，她在中央會議上提出要追查幾位老將給林彪寫效忠信的問題。中央政治局在她的吵鬧之下，決定派代表與老將們談話，先弄清情況。接著，她又給中辦負責人寫了一封信：“一定要徹查這幾封信是如何到林彪那裏去的！”〔７〕

１９７２年底，中央發出通知，要求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誌三位大軍區司令員和有關領導分批進京。他們在指定的賓館一住下，就有中央派來的代表找他們談話。這些談話，主要按照中央確定的口徑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信上寫的“犯錯誤的人”指的是誰？第二，信為什麽會跑到林彪的手裏？第三，為什麽三個大軍區司令員信的內容大致相同？廬山會議以後，張春橋成為反林彪的“英雄”，是毛澤東的紅人，深得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如果許世友等人的信是針對張春橋，那就屬於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分裂黨中央。如果此信有意寫給林彪，擁護林彪在廬山批張的講話，就是上了賊船，起碼屬於嚴重的政治錯誤。如果許、韓、楊三人搞了“串聯”，就是非組織活動，為黨的組織原則所不允許。……王洪文是負責談話的中央代表之一，同許世友、韓先楚、楊得誌的談話主要針對“你們有責任把自己的事情講清楚。據了解，為寫信碰過頭的大軍區領導還有好幾個，中央對此事清楚，主要看你們的態度！”由於壓力太大，許世友身體不好住進了３０１醫院，在京七天，卻有五天住院。〔８〕１２月３１日晚許世友在中央的同意下回南京修養。

許世友、楊得誌和韓先楚所麵臨的局麵異常嚴峻，壓力極大，弄得不好就可能步上黃吳李邱的後塵。許世友在京這幾天不僅交代秘書李文卿說一人做事一人當，不會連累別人，甚至還讓李回南京後趕緊下部隊，遠離政治漩渦。許世友對李文卿說：“你還是出去工作吧，免得連累你。鬥爭複雜，有忠無奸不成戲，這是老話。”〔９〕實際上許世友此時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

由於中央未查出三位將軍串聯寫信的證據，楊得誌和韓先楚二人先行解脫了。５月初，毛澤東特別請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和韓先楚一起到南京做許世友的工作，做通了許世友等人的思想工作。１９７３年５月１４日，許世友以個人名義寫了給毛澤東的檢討信，檢討信的主旨是，許世友與林彪僅僅是工作上的一般關係，廬山會議上寫的那封信屬上當受騙，由許世友個人承擔責任。５月１７日，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許世友與會並將檢討信交與李德生轉呈毛澤東。韓先楚的檢討信印發給政治局，許世友的檢討卻沒有音訊。〔１０〕

５月４日，毛澤東在接見韓先楚時曾說：“路線出感情，你和許世友同誌對我還是有感情的。過去的事算了，以《國際歌》為界。”所謂“以《國際歌》為界”是說，以毛澤東的南巡為界，那時的毛南巡談話，每到一處就要軍政大員們一起唱《國際歌》，目的就是要把各路“諸侯”的思想統一到毛澤東倒林的戰略部署上來。據紀登奎事後的回憶，毛澤東發了話，毛說：不要再追究了，許世友是個粗人，你們不要指望他會像你們那麽細致。林彪已死，隻要這些人搞不起來，就不要打擊麵過寬了。〔１１〕實際上，毛澤東放了許世友、楊得誌、韓先楚三人一馬。到此為止，許世友等三位上將的信件風波總算有驚無險地過去了。

自林彪事件後，軍隊裏已經進行了大清洗，如果再將這幾位上將也一並打為林彪死黨予以清洗，顯然不利於軍隊穩定的大局。但如果以為毛澤東就此罷休了也是過於樂觀，僅僅過了半年，毛澤東就搞了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許世友，韓先楚、楊得誌都被調離原有的地盤，其軍內的勢力也就大大削弱了。

三、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過程

經過一番思考，毛澤東終於對軍隊人事出手了。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發話說：“我提議，議一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你（指葉劍英）是讚成的，我讚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我先找了總理、王洪文兩位同誌，他們也讚成。”之所以要搞這樣的調動，毛澤東給出了一個理由：“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幾年，主要問題是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毛還說：“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以後改了吧。”〔１２〕

為了實施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毛澤東多次找政治局委員們談話。１２月１３日，毛說：“你們議了些什麽，行得通嗎？”“在一個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調動，又不開除你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軍區司令員，照樣做官嘛，照樣革命嘛，換個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而且要議政。不議政，軍隊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綱來。”１２月１４日，毛再次找政治局委員們談話，談話中不僅兩次提議大家一起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還說：“大軍區司令員調動，你們商量了嗎？看有沒有這個必要？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調動也有問題。”〔１３〕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在１５日開會，商定了中央軍委會議出席者的名單，並研究決定大軍區司令員在地方一律不兼職。當天，毛澤東又同政治局有關成員、北京軍區領導人、以及沈陽、濟南、武漢軍區領導人談話。此後幾天，政治局成員按照分工同各大軍區負責人分別就對調一事談話。１７日，各大軍區負責人全部到京，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分別同他們談話。當晚中央政治局聽取了談話報情況匯報。１８日，周恩來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問題的講話，並通報了幾天來政治局成員分別做工作的情況。１２月１９日和２０日，中央軍委開會討論對調問題的具體實施。〔１４〕１２月２１日，毛澤東接見了中央軍委會議成員，共４３人。毛澤東說：“你陳（錫聯）司令，濟南的楊得誌同誌，南京的許世友同誌，這幾個同誌呢，在一個地方搞得太久了。這個李德生同誌、曾思玉同誌、丁盛同誌倒是搞得不那麽久呢！你們帶個頭呢。省軍區、軍分區、人武部就會照樣去做。” 〔１５〕

１２月２２日，中央軍委發布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實行對調的命令。該命令說：“經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北京與沈陽、南京與廣州、濟南與武漢、福州與蘭州八個軍區司令員相互對調”。即，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調任為沈陽軍區司令員，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調任為北京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調任為廣州軍區司令員，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調任為南京軍區司令員；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調任為武漢軍區司令員，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調任為濟南軍區司令員；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調任為福州軍區司令員，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調任為蘭州軍區司令員。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沒有調動。

毛澤東要求軍委的調動命令下達後，各軍區司令員在１０天之內到任新職，每人隻能帶１０人以內的工作人員，許世友當時隻帶了自己的秘書、醫生和管理員赴廣州軍區任職。１２月２６日，李德生由紀登奎、吳德陪同飛赴沈陽。同一天，楊得誌從濟南飛往武漢任職。其他各大軍區司令員也都在年底前分赴各地任職。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到此告一段落。

毛澤東此時為何要實施全國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以往官方史書對此皆語焉不詳。自從林彪事件後，毛澤東曾患重病，身體狀況已經大大下降。毛澤東不得不考慮他的身後中國政壇的走向，並及時作出安排，而如何處理好軍人從政的問題則是重點問題之一。１９７３年７月間，毛澤東通過姚文元找了上海市委寫作組重印《史記》中一些人物傳記，其中包括《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灌嬰列傳》、《鯨布列傳》和《陸賈列傳》。〔１６〕這幾位漢朝人物都曾經是漢高祖劉邦的功臣宿將，除鯨布一人因“謀反”在劉邦生前被剿除外，其他幾人都是劉邦身後安邦定國的人物，極具代表意義。毛澤東熟讀史書，要參考這些曆史典故，從中尋求解決之道。

前述“三位上將信件風波”對毛澤東觸動很大，雖然許世友、楊得誌、韓先楚都作了檢討，毛澤東也發了話“以《國際歌》為界”，不再繼續追究這三位將軍，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毛澤東就徹底放心了，這幾位將軍在軍界有相當的實力和地位，毛澤東在世時不會生事，但是毛去世後他們是否會站在文革極左派一邊卻是一個大問題，這也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毛澤東名義上搞的是全國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但是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卻沒有調動，許世友、楊得誌和韓先楚這三個“問題人物”不得不離開自己原有的地盤，孤家寡人的到另一個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地方任職。

此外，中共召開十大時，毛澤東提議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為副主席，但是許世友卻表示，中央副主席隻要周恩來一人即可，或者隻要三個老同誌。〔１７〕也就是說，許世友反對王洪文擔任黨中央副主席。許世友的反對自然引起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執意扶植王洪文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麵對軍界的不同聲音，還是要有所考慮。毛最後又從軍隊當中選了李德生任中央副主席，也算是搞了平衡。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雖然順利“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毫無中央工作經驗，被軍中譏諷為“兒童團”，根本無法駕馭軍內的“驕兵悍將”，毛澤東看到問題的症結，如何解決則是一個大問題。最終，毛澤東提出“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以和平的方式“削藩”，將這些大軍區司令員調離原工作崗位，且隻調司令員，不調換政委，他們在新的地方也不再兼任地方黨政一把手，將這些人調離他們經營多年的地盤，打散其勢力，使之不再構成對文革極左派的威脅，這就基本上解決了“藩鎮割據”、“擁兵自重”的局麵。

１９７４年１月，中共中央決定由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蘇振華組成軍委六人小組，負責處理軍委日常工作，軍委六人小組對內對外不行文，一律以中央軍委名義開展工作。〔１８〕從這個六人小組的組成來看，文革極左派的王洪文和張春橋僅排葉劍英之後，在軍中有了一席之地。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刻意扶植文革極左派逐步實現對軍權的掌控。

四、調開李德生的另一番深意

李德生是中共十大當選的黨中央副主席，兼總政主任和北京軍區司令員。毛澤東此時為何要將李德生調去東北地區擔任沈陽軍區司令員。這的確是耐人尋味的。筆者認為，毛澤東實施的這次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除了將許世友、楊得誌和韓先楚調離原有軍隊崗位之外，另一層更深的含義是針對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

李德生原本是毛澤東十分中意支持文革運動的軍隊幹部典型。１９６７年李德生作為解放軍１２軍軍長在安徽省支左，得到毛的好評，１９６８年李出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１９６９年李德生又成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１９７０年出任解放軍總政主任。李德生並非林彪派係人馬，但是李平日謹言慎行，與江青、張春橋等文革極左派保持了一定的距離，與軍委辦事組的關係尚可。１９７１年的批陳整風期間，李德生被毛澤東當作一枚棋子，“挖牆腳”而取代鄭維山出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後來在“９１３事件”期間代表周恩來坐鎮空軍，直接處理林彪專機外逃的事件。日後李更參與中央專案組處理林彪專案的審查工作。故李德生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毛澤東的信用，在１９７３年８月的中共十大上李德生成為黨中央副主席，躍上了人生的頂峰。顯然，此時的李德生也是被毛澤東當成接班人之一來培養和重用的。

為何剛剛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在僅僅四個月的時間內就被調出北京到沈陽任職？李德生自己回憶說：“特別是黨的十大之後，江青等人對我當選為黨的副主席，而她並未進入常委，極為不滿和記恨，……而對我工作中的無理幹預，故意刁難越來越多，矛盾越來越尖銳，鬥爭越來越公開化，直至在批林批孔中，江青‘放火燒荒’，公開點名批判我，提出‘打倒大軍閥’，逼我承認上‘林彪賊船’，著著都欲置我於絕境。”〔１９〕李德生隻是看到了問題的表麵現象，而非認識到更深層次的原因。

王洪文在秦城監獄中向邱會作披露了其中的原委。王洪文說：到了黨的“十大”的時候，毛主席把李德生提升為黨中央副主席，這就對張春橋的提升和對我（王）的使用有了影響，成了新的障礙，是潛在的威脅。那時我們就把李德生和林彪的關係擺在毛主席麵前，要搬開他。毛主席認為李德生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放軍高級幹部中能衝破束縛，最早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造反的人，有代表性。毛主席給了李德生一個麵子，讓他自己辭職，把他放到了東北。那裏有毛遠新他們，李德生“有職無權”，不怕他搞什麽事。而李德生被整怕了，順從地接受了，事情也就平息了。〔２０〕

筆者認為，李德生畢竟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啟用的軍隊支持文革運動的一個典型，且一直予以信用。在毛澤東的眼裏，李德生一直以來也無大錯，且李並非林彪係統的人馬，在扳倒林彪係統時更被毛所重用。文革極左派們雖然強烈要求扳倒李德生，但是毛澤東考慮得更全麵和長遠，在這種局麵下尚不宜打倒李德生，將其換個位子，調到其他地方任職，整體而言利大於弊。據李德生回憶，李德生在沈陽軍區也處於十分被動、尷尬的境地，毛遠新身為沈陽軍區政委就曾組織對李德生的批判。除了軍區黨委辦公室和保衛部的一些人外，大多數人都與李德生保持距離，李不得不經常下基層“蹲點”或讀書打發時光。

李德生雖然在１９７３年底被趕到沈陽，但是他的厄運並未終止。 １９７４年８月２６日到９月１０日，王洪文在京西賓館主持召開各大軍區負責同誌會議，分別“批評幫助”李德生、許世友、韓先楚等人。李德生是“重點的重點”。王洪文在會上說：“對於批林批孔 中各地揭發的問題，主席（指毛澤東）說，‘除若幹同誌外，有少數同誌或多或少有些問題’，這個‘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李德生被追查的問題有：參與林彪的第一個號令，銷毀黃吳李邱的黑材料，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９日林彪接見總政副部長以上幹部的問題，紀念軍委擴大會議十周年的問題，廬山會議問題，解放軍報刊登林彪的照片問題，１９７１年幹部工作會議問題，林立果講用報告問題，“北兵南調”問題，“９１３事件”中的直升機外逃問題，“９１３事件”後“捂蓋子”問題，插手總政等。〔２１〕會上王洪文、毛遠新給李德生上綱上線 ，逼得李德生不得不作了檢討，承認自己的“罪行”。９月８日，毛澤東在李德生的檢討上批示：“已閱，改了就好。”

一些論者在談及“四人幫”和毛遠新對李德生的批判、攻擊時，都將其歸結為這些人的個人行為。包括李德生自己也認為“四人幫”攻擊他的目的是“顯然要從我這裏打開一個突破口，找到攻擊周總理、葉副主席的‘炮彈’”。〔２２〕其實，“四人幫”和毛遠新的背後就是毛澤東，沒有毛的縱容、許可，這些人怎麽可能在這樣的會議上圍攻身為黨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和許世友、韓先楚這些大軍區司令員？這與１９７１年２月張春橋、毛遠新等人在全國計劃會議上圍攻、狠批軍委辦事組如出一轍，惟有造成強大的批判聲勢和浪潮，才能逼迫被批判者低頭檢討，然後即可采取組織措施撤換這些人。這也是毛澤東對待其對手們所采用的一貫手段和策略。

在中共執政的曆史上，還從來沒有一個黨中央的副主席被任命到地方任職。毛澤東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４日與政治局有關成員談話時說：“至於德生同誌走了，還兼不兼總政治部，我說，不要兼了吧！”〔２３〕毛澤東一句話就解除了李德生總政主任的職務，實際上是為張春橋出任總政主任鋪平了道路。李身為中共中央的副主席卻隻能在沈陽任大軍區司令員，失去了在中央工作的權力。不僅如此，毛澤東還要進一步剝奪李德生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１９７４年秋冬之際，紀登奎與李先念二人奉命一起找李德生談話，紀登奎說：“德生同誌，你應該明白，你是黨中央的副主席，我們兩人隻是政治局委員，按規矩，我們是沒有資格和你談這個話的。要你辭職，這是毛主席的意見。”〔２４〕既然毛澤東發了話，李德生也就不得不“主動辭職”了。李德生向中央提出辭去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和黨中央副主席職務。最後毛批示：有錯改了就好，同意辭去黨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保留政治局委員。〔２５〕李德生成為中共建國以來任職最短的中央副主席――僅一年零四個月。

然而，禍兮福所倚，李德生這次走黴運卻在“四人幫”被粉碎後得到補償，成為李受“四人幫”迫害的明證。文革中被毛看中提拔的人最終都黯然下台，如華國鋒、紀登奎、汪東興、陳永貴、吳桂賢等人，惟李德生是個例外，成為文革新貴中唯一一個最終還能“風光離休”的中共大員。１９９０年，李德生在國防大學政委一職上榮退。

五、幾點總結

第一， 緊抓軍權自始至終貫穿於毛 澤東文革運動的整體過程之中，在文革不同的曆史階段，毛澤東慣用一撥軍人取代另一撥軍人，以保障文革大業的順利進行。比如，１９６５年底以葉劍英、楊成武取代羅瑞卿，１９６７年１月以鄭維山取代楊勇、廖漢生， １９６７年夏以軍委辦事組取代軍委常委會，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後又以李德生取代鄭維山，林彪事件後再以軍委辦公會議取代軍委辦事組。這次毛澤東不過就是故伎重演，以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方式將那些毛心中不太放心的軍隊將領們調離他們的老巢，而且隻調換司令員而不調換政委，這樣就一舉打散他們多年來形成的盤根錯節的勢力。與以前調動有所不同的是，這次被調換的大軍區司令員們沒有被打倒， 而是易地為官，命運遠遠好於被打倒的羅瑞卿、楊勇、廖漢生、鄭維山，以及黃吳李邱等人。

第二，大力培植文革極左派，使他們逐漸掌握軍權，是毛澤東文革中又一項重要的戰略部署。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一介文人，與軍隊素無淵源，雖然在文革中為毛澤東衝鋒陷陣，在打倒劉少奇及其勢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九大之後卻沒有掌握更大的實際權力，他們的活動受到林彪和軍委辦事組的限製。林彪的倒台使得他們有了掌控軍隊的空間，但在實際的過程當中並非十分隨順。比如，江青在１９７０年就想讓張春橋出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但是卻被林彪出麵提早一步任命李德生為總政主任，擋住了張春橋。這次毛澤東搞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將李德生趕出北京到沈陽，就是為張春橋騰出總政主任的位置。張春橋遂於１９７５年１月成為軍委常委兼總政治部主任。王洪文則在中共十大後成為軍委辦公會議成員，１９７５年初成為軍委常委。這都是毛澤東一步步扶植、重用文革極左派掌控軍權的結果。

第三，文革中的“三支兩軍”使得軍隊勢力膨脹，在“軍管”和“支左”的過程中控製了地方政權，各省、市、自治區的革委會和地方黨委大都由軍人當政，地方政權高度集中於軍隊手中。林彪事件後，毛澤東有感於軍隊勢力尾大不掉，要求軍人逐漸淡出地方的黨政係統，地方權力交還給地方的黨政幹部。毛澤東通過對調大軍區司令員的方式，不僅將他們調離原有崗位，更不許他們再兼地方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毛澤東實際上以和平的手段削除了“藩鎮割據”、“擁兵自重”的局麵。從長遠上來說，毛澤東要消除軍人有可能形成的對文革大業的阻礙。

第四，軍隊由於執行毛澤東的“三支兩軍”的方針政策，難免與地方發生衝突和矛盾，特別是支持一派打擊另一派，且往往是支持了“保守派”打擊了“造反派”。這就引起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不滿，軍人常常受到來自中央的指責。但是，形勢比人強，有時為了政權的穩定，在造反派和軍隊的矛盾衝突中，毛澤東又不能不有所妥協，有選擇地支持了軍隊一方。 全國局勢穩定之後，軍人的作用已然完成，他們應該在適當的時候退出地方的黨政係統，有利於解開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以及造反派之間的複雜矛盾。軍隊出任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一把手的人，或因有人去世更換，如譚甫仁、謝富治，或因林彪事件受牽連而撤換，或因軍人調離原職而更換。從１９７０年底到１９７５年，至少有十一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一把手由軍人改換為地方幹部。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也可視為這一環節中的重要一環。

第五，一些地區的領導人調換後，才能在新的領導下開展工作，貫徹中央的指示，糾正當初執行的某些過激政策，同時也是為了進一步清除那些被認為屬於林彪一係的人馬和影響。 比如，許世友在南京任職期間，搞了不少冤案，據廖漢生回憶：“僅以軍師職幹部為例：被以‘５１６分子’名義從領導職位上搞下來的幹部就多達３２人，其中軍職１３人，師職１９人，被所謂辦學習班交代問題的１６人，其中初步平反的１０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５人，未分配工作的還有趙俊、黃振東等多人；進行‘背靠背’審查的１０人，其中軍職１人，師職９人；還有一些幹部有所謂‘曆史問題’……”。〔２６〕 丁盛到任後力所能及地做了平反工作。廣州軍區被認為是林彪原四野的地盤。許世友出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後，為了表功和洗刷自己與林彪的關係，把廣州軍區原１１位黨委常委中的８個人打成林彪“死黨”予以迫害，後來許世友在廣州搞得實在不成樣子，中央才出麵予以製止。所有這一切都與毛澤東心目中堅持的文化大革命的大局息息相關。

注釋：

〔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６７８頁。
〔２〕《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２９頁。
〔３〕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２０１０年版。
〔４〕李文卿《近看許世友》，解放軍文藝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６月版，第１９３－１９４頁。
〔５〕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冊，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２１頁。
〔６〕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下，新世紀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版，第８３８頁。
〔７〕赤男《林彪事件後三位上將的信件風波》，載《黨史博覽》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８〕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４頁
〔９〕李文卿《近看許世友》，解放軍文藝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６月版，第２３５－２３６頁。
〔１０〕李文卿《近看許世友》，解放軍文藝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６月版，第２３７－２４０頁。
〔１１〕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４頁。
〔１２〕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６７２頁。
〔１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６７３頁。
〔１４〕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３７－６３８頁。
〔１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６７５頁。
〔１６〕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０頁。
〔１７〕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５頁。
〔１８〕《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７３頁。
〔１９〕李德生《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５９頁。
〔２０〕邱會作遺稿，丁凱文對程光的訪談。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３日。
〔２１〕祝庭勳《李德生在動亂歲月－－從軍長到黨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９２－４００頁。
〔２２〕李德生《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７７頁。
〔２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６７３頁。
〔２４〕紀坡民《聽父親紀登奎談往事》，載《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６日。
〔２５〕祝庭勳《李德生在動亂歲月－－從軍長到黨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０３頁。
〔２６〕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解放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６３頁。


□《新史記》 總第２３期，２０１４年１２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