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宋永毅：曆史的悲劇人物和悲劇性的曆史：讀《張春橋家書》有感

毛時代的中共高層人物大都不是堅定的“革命理想”主義者。 他們或者並不真正懂得他們要“無限忠於”的毛澤東思想， 抑或隻是利用這一口號來謀求個人的權力和家族的私利。和他們相比， 張春橋無疑是一個異類。如果說今天“張春橋”的名字還在公眾中有什麽難以磨滅的記憶，一定是他在1981年公審中以罕見的沉默表達的對法庭的藐視。這一形象不僅構成了對審判的公開挑戰，還表明了他至死不渝地忠實於毛澤東和他的思想。當然，在“你死我活”的中共政爭潛規則下，張春橋還是被打著毛澤東旗號的法庭以反毛澤東的罪名判了“死刑緩期執行”，成了一個極具諷刺性的曆史悲劇人物。此外，中共還嚴密地封殺了一切來自張春橋方麵的信息，使他最終成為一個被臉譜化了的反麵人物消逝在公眾視野裏。

這一禁忌，直到最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張春橋家書》的出版，才被轟然打破。該著作不僅以張春橋被囚於秦城監獄後的53封家書向公眾展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曆史人物， 更以他女兒張維維的長篇訪談，披露不少鮮為人知的文革內幕。 這些，對於今天的學界構築一個多維的、接近於真相的文革史，都有著重大的意義。此外，《家書》還揭示了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完全是一段悲劇性的曆史， 它不僅在毛的政敵和民眾中造成了數以千萬計的人間悲劇， 還在他的最忠誠的助手及家庭中， 製造了淒慘的悲劇。張春橋在文革中的崛起，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一躍而成為政治局常委和毛最看得上的“接班人”，主要是得益於他對毛澤東思想真髓的理解和發展。盡管張自我定位為毛的學生， 其實他也是毛澤東的文革理論體係的創立者之一。毛澤東並不是先有了他的繼續革命的理論，才在對照檢查中發現劉少奇的問題，進而發動文革打倒得劉少奇的。而是先下決心打倒劉少奇， 才製造出了一套文革的理論體係。而一小批極左派的精英理論家，包括陳伯達、張春橋、戚本禹、王力、關鋒、姚文元等，則是這一理論體係的實際構築者。例如，聞名中外的毛澤東有關無產階級專政下必須繼續革命的“六個理論要點”，就是王力等人（包括張春橋）從毛澤東的片言隻語中引申和係統化出來的。由此便不難理解為什麽文革中出現了不少這些文革派理論家比毛澤東本人更狂熱於毛主義、甚至而被毛打倒的奇怪現象。如“王關戚”的倒台便是一例。再如、張春橋在上海一月革命後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 ， 準備按毛在《十六條》中的方針搞真正的“巴黎公社式的選舉”，結果馬上被毛喝停了。簡言之，相比較頗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張，毛則是一個葉公好龍的多變政客。

看完《家書》，恐怕最為震秫人心的是：在“四人幫”被抓之前，張春橋就已經敏感地認識到了自己可能被害的危險，這個位極人臣的毛可能的“接班人”甚至連一杯辦公室裏的水都不敢喝 — 下毒的可能來自汪東興和他掌握的中央警衛部隊。而當張春橋和其他文革派的重臣請求毛撤換汪時，毛輕輕的一句“我用慣了他”便回絕了。曆史的發展完全證實了張的擔憂，在抓捕“四人幫”中起了最關鍵作用的就是汪東興。此外，毛一方麵認定張是他最理想的接班人，另一方麵卻選了華國鋒做實際的接班人。 因此，其實是毛為華國鋒日後一網打盡最忠誠於他的張春橋和文革派奠定了最重要的權力基礎。 在我看來，不就抓捕的是非而論，張春橋等人的悲劇的關鍵來源卻正是他們無限忠誠的毛澤東和他的文革。說毛最終葬送了最忠誠於他的文革派其實一點不為過。盡管張春橋在生前可能不會承認這一點， 但是《家書》卻給讀者留下了發人深省的思考。

張春橋在1981年被判決後， 在秦城監獄中被允許看報和聽海內外廣播。因此，在他的家書中也有不少評論時政的段落。可惜的是，張春橋泥古不化於自己的“主義”， 對文革並沒有什麽應有的反思。這種思維停滯的後遺症在長期坐牢的風雲人物中並不鮮見，可稱為革命造成的“活化石”現象。 對一個“理論家”而言， 至今還用早已過時的文革的理論來分析改革和“蘇東波”後的國際情勢，至死還憧憬著再來一次二十一世紀的文革和共產革命， 絕對是一種被革命異化了的現象，隻能給人啼笑皆非之感。

張春橋在他同級的高級幹部中，生活上廉潔的也可算是首屈一指的，在個人婚姻上也算是比較重感情的一個。他妻子文靜是一個有過變節行為的女幹部，但張一直沒有和她離婚。直到張得知毛澤東可能會進一步重用他，才開始違心地考慮和文靜離婚，托人在上海另挑選對象。後來卻因為政治風雲突變，打斷了他們的被迫離婚。張春橋在晚年被監視性地“保外就醫”後，文靜則義無反顧地放棄了自己的自由，來到他的身邊照顧他、並攜手走了完人生。從這一點上來說，張春橋的婚姻倒是因禍得福了。然而，讀者卻可以從中看到為張春橋所忠實於的“革命”的殘酷和可怕：它不僅在政治上吞噬了它最忠誠的兒女，還差一點吞噬他們的愛情和婚姻。

充當毛澤東的助手發動文革，張春橋當然是站在曆史的對立麵上，應當對這一場民族災難負有相當的罪責。但作為一個悲劇性的曆史人物，他卻不應當被簡單地臉譜化，而應當獲得公正的評價。

原載香港《明報》“讀書”專欄 2015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