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12棟裏的“高研”們(作者：費明)

前幾天轉載了八一學校的英雄老子和好漢兒子們，這個是沈陽金屬所的算不算上英雄的老子們和不知道是不是好漢的兒子們，八一的老子們管著金屬所的老子，其實心裏挺吃味的羨慕著，而八一的好漢兒子們就打心眼兒瞧金屬所的兒子們不起了，但是，事隔了這麽幾十年，可能是金屬所的兒子們內心就不那麽恭敬八一的好漢們“不就是有個好老子麽？”什麽時候我也來寫寫工人新村的孩子們的過去和現在，他們過去被八一和金屬所的兒子們兩麵瞧不起，現在又被兩麵看不上，唯獨文革中以短暫的時間裏，稍許地揚了眉吐了氣，沒多久又不如八一和金屬所了。--轉載者

我出生在沈陽市一個科研大院中，幾乎整個童年和少年時期，都是在院內一座被叫做12棟的“高級住宅”內度過的。這是1955年時，研究所按照蘇聯式樣建成的一棟三層高級家屬宿舍。樓房坐北朝南，東西兩個門洞，各有6個單元。每個單元都是3間房、兩個陽台的格局。浴室由研究所的鍋爐房晝夜不停地提供熱水。這樣的條件，在那個時代，是打燈籠難找的特殊待遇。樓的前後，是四個大花園。前麵的兩個花園，每個出口對應樓房的一個門洞。花園的“牆”是由一米高的灌木組成的，裏麵種有2人高的鬆樹、桃樹和杏樹，四角上還有丁香樹。每到鮮花盛開的時節，撲鼻的花香，讓每一位從門樓中出來的人都有一種心曠神怡的感覺。

這棟樓內居住的12戶人家，戶主們基本上是從英，美學成歸國，為新中國效力的年輕科學家，他們是這個研究所的建所元老、奠基人。除了所長外，其他的人分別掌管各個研究室，是相關專業的科研領頭人。入住12棟後的30年中，這12戶人家，經曆了許許多多的風雨，互相間的“恩怨情仇”，足可以寫一部長篇小說。我這裏寫的隻是留在我童年和少年時代心中的一些印象。

1955年，12棟的第一批住戶遷進了剛剛完工的新宅。東邊門洞內的6戶分別是：1樓東邊方家，西邊斯家。2樓東邊曹家，西邊所長李家（李薰--轉載者）。3樓東邊是我們家，西邊譚家。西邊門洞內的6戶為：1樓東邊葛家，西邊郭家（郭可信--轉載者）。2樓東邊又是所長李家（作為所長，也是所內所有“海歸”的領頭人，研究所的創始人，這位李所長他享有擁有2個單元的權利。這兩個單元中間開了一道門，把兩個單元連成一體），西邊是張家。3樓東邊陸家，西邊師家（師昌緒--轉載者）。

李所長，湖南人，英國歸來的哲學博士，矮胖身材，圓圓的腦袋，黑框眼鏡後一雙小眼睛炯炯有神。他喜歡抽煙，有事沒事嘴裏總叼著一個大煙鬥。他的夫人，是湖南的鄉下丫頭，顯得土氣，普通話講得很差，相處這麽多年，我基本上還是聽不懂她的話。李所長有4個女兒，母親也和他一起住。

方先生是英國歸來的博士，身材矮小，精瘦，語言風趣，表情豐富。他的夫人是奧地利籍的德國護士，在英國嫁給他之後，1952年隨他一起來到中國。我們這些孩子們，都習慣於叫她方媽媽。她的中文很好，日常交流完全沒有問題。方先生有兩個兒子，還收養了妻子和前夫生的一個女兒。

斯先生是一個碩士，高高的個子，看上去很結實。他說話，總讓人覺得有些東西沒有表達清楚。他有三個兒子，小兒子是我的小學同學。斯先生的母親、嶽父、嶽母和他們同住。他的嶽父以前是張作霖手下的軍官。

曹先生是國民政府培養出來的專家，在12棟的這些“高老大”（所內人士對這些高級研究人員的戲稱）之中，他年紀較大，不但專業精通，而且對曆史和國學都有相當的研究，是個很有思想的人。我對中國文化最初的了解，就是從他那裏開始的。曹先生身材魁梧，步伐穩健，不喜言談，一副瓶子底厚的近視眼鏡還是沒法讓他看清這個世界。他晚年時幾乎處於失明狀態。他的夫人是我們所醫務室的醫生，熱情，開朗，樂於助人。我們這些樓內的鄰居，幾乎都接受過她的義務治療。曹先生有一兒一女，剛搬進12棟時，他母親和他們住在一起。

譚先生是個沉默寡言的人，我們住在他對門多年，也沒聽到他說過幾句話。他們夫婦有兩個男孩兒，年齡相差不大，看上去好像雙胞胎一樣，非常淘氣。我對他們夫婦的記憶，遠遠比不上對他兒子的印象深刻。

葛先生夫婦非常有名望，是1949年11月從美國回來為新中國效力的一對博士夫婦(葛庭燧和何怡貞--轉載者)。如果從家庭背景上看，這對夫婦比姓李的所長還要有名氣。他的夫人姓何，是民國初年名門大戶的小姐，和錢三強是親戚。她年輕時留學美國，專業水準和她先生相當，和李所長一樣，他們都是新中國的一級研究員。她是12棟夫人們中級別最高的一位。葛先生個子很高，走路時挺胸抬頭，不太喜歡和別人打招呼。作為鄰居，我和他從沒說過一句話。他夫人何女士則相反，不但為人隨和，而且很喜歡和鄰居聊天。何女士個子不高，麵容和善，笑口常開，和他人講話時，總會聽到她那開朗的笑聲。他們夫婦有一子一女，兒子是我們所幼兒園第一批入托兒童。

郭先生心寬體胖，講話聲音很大，挺個啤酒肚子，走起路來有些外八字。他有個異於其他“高老大”的觀念，那就是女子無才便是德。他的夫人很瘦弱，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文革前後神誌有些問題。大家都把她當精神病看。她是這些夫人們中唯一的“另類”。他們夫婦有一個女兒，嬌滴滴的，到最後也沒能把書讀出來，其中的原因，不知是不是郭先生對女人的“低”要求所致。

張先生一家，在12棟住的時間最短，沒幾年就調到北京去了。雖然後來和他見過麵，但對他們一家人的情況，我不是很了解。

我對陸先生一家的情況也不是十分了解，隻知道他有幾個兒子。陸先生文革初期上吊自殺，之後，他的孩子們各奔東西，和其他鄰居們沒有什麽來往。

師先生是個開朗的人，身材高大魁梧，他也是這些“高老大”之中最長壽的一位，至今仍健在。他的夫人很時髦，用那個年代的話說，是很摩登。這二位有一個兒子，樣貌，體型很像父親，大學畢業後去美國留學，留在了那裏。

我的家庭，也是個三代同堂的人家。父親1952年從英國回來後，跟隨李所長來沈陽籌建研究所，他和方先生一樣，是建這個所最早的參與者。其他高研，來的都比他們晚。我的父母1953年結婚，搬進12棟開始，外公，外婆就一直和他們同住。在這棟樓裏，年老的人們經常走動，是很熟的鄰居。

在開始籌建研究所的時候，沒有誰對選址加以限製，全國各地哪裏都可以，隻要這些專家們認為合適就行。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做任何決定都是以大局為重，沒有誰為了個人的利益做出有損科學事業的事，不像現在的有些人，隻要對自己有利，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樣樣都來。當時大家認為，東北的工業基礎比其他地方好，按照建所構想，沈陽市最適合這類專業研究，所以，確定把研究所建在沈陽市城邊一片菜地上。從1952年籌建，到1954年全部落成，一共用了1年多的時間。說到這裏，不能不插上幾句“閑話”。沈陽是重工業城市，長期以來生活水準都比不上其他地方，文革時又是重災區，大家的生活非常艱難，即便是改革開放之後，和其他同類大城市相比，也屬於落後狀態。這種落後，不僅是生活水準落後，還有管理方麵的問題。80年代，所裏有好幾位高研離所，另謀高就。對這樣的狀態，父親曾有感而發：早知如此，當初就應該把研究所建到北京去。盡管是句氣話，也能看得出來，經過30年的坎坷，人們的意識狀態和建國時比起來，有了相當大的變化。

研究所初具規模之後，另外一個研究所也插了進來。這是個研究林業，土壤的研究所，他們姓朱的所長，憑在我們這個所做黨委書記的高女士的關照，和我們所簽訂協議，共用大院的土地資源。這樣兩個所成了鄰居。有趣的是，他們也建了一棟“高級住宅”，位置就在我們12棟的後麵，樣式，格局和12棟完全一致，編號13棟。這兩棟樓，多少年間，都是我們這個大院的“風景線”。多年之後，大家意識到，當年的這個決定是個錯誤，一個無法挽回的錯誤。為了這個錯誤的決定，我們所吃了不少啞巴虧，文革時期，還曾為了爭奪“土地資源”，和鄰居所大打出手，我們的一位“談判官”，多才多藝又能說會道的，南開大學物理係畢業的高材生馮某，被鄰所的人打得在床上躺了一個月。真是不可思議。應了那句話：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說到這裏，需要提一提我們這位高姓的女黨委書記。此人是知識分子，也是“老”革命。解放戰爭年間曾在戰火紛飛的前線生過一個兒子。也就是這個兒子，在文革開始的時候，響應偉大領袖造反有理的號召，與她這個被揪出來的走資派劃清界限。大約是1966年的夏天，在一場全所批鬥會上，這位老黨委書記被人在脖子上掛上了一雙破鞋，工作區內也隨處可見揭發她男女關係問題的大字報。中午批鬥會結束回家後，她又遭到了兒子的再次無情批判。這殘酷的一切讓她喪失了生活的勇氣。當日下午在家中廚房打開煤氣自殺。

土壤所進來之後，院內東北角很大一片地，被他們當作試驗田，用鐵絲網圍了起來。在裏麵種了很多果樹，蘋果，梨，櫻桃……還有兩個造型怪異的大玻璃暖房，裏麵養了很多奇花異草。我們的12棟，剛好在試驗田的西側，離鐵絲網20米左右，從我們的東窗子，能夠清楚地看到裏麵的一切。春暖花開時節，試驗田被各種花卉打扮得很漂亮；秋收時分，果實累累。建所初期，整個大院沒有幾個孩子，這個實驗田裏的果樹很安全，沒有偷果子的人。文革開始之後，打倒一切的風潮也影響了這片土地。玻璃房玻璃不在了，裏麵的花自然也不會再有。各類果樹被摧殘得很厲害，僅剩的幾顆小樹，完全找不到成熟的果實。孩子們一撥撥地鑽進鐵絲網，揪光了能夠夠得著的所有小蘋果，珍珠大的果實又酸又澀，很難吃，但孩子們興趣盎然，不把它們吃光決不罷休。本人也有幸多次參與這樣的活動，還曾被鐵絲網的尖，把屁股劃了個口子。記得有一次，一個五六十歲的工作人員看到了我們這些偷果子的孩子，她對我們說：為什麽不能等些日子，讓它長成大蘋果多好？是啊，為什麽不能等等？在孩子們的心裏，長成大蘋果那是遙遠的事，眼前的青澀小果不也很可愛嗎？

50年代後期饑荒蔓延，研究所的家屬們開始在住宅周圍的空地上種菜。我外婆也在試驗田鐵絲網外的一片空地上種了不少瓜和綠葉菜，據說收成不錯。既滿足了興趣愛好，又能改善生活。

50年代的研究所，呈現出的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科研工作成績輝煌，各個學科的研究工作都有突破性的進展。在科學院下轄的研究所中，本所很有名氣，所慶大典上，還能請到院長郭沫若，實在是很有麵子的事。國務院頒發全國優秀青年科學家獎，我的父親也是受獎人之一。那個時代，大家的工作熱情，可以說是“一天等於20年”。工作之餘，還有不少娛樂活動，在食堂內舉辦的周末舞會，就是其中一項深受大家歡迎的活動。西服革履，旗袍長裙，霓虹燈下，閃亮著年輕人一對對充滿深情的眼睛。舞會最特別的地方，莫過於每支舞曲當中的熄燈時分，幾秒鍾的時間，是人們發泄熱情的好機會。多年之後，每當提起周末舞會的這些情景，我的父母還是忍不住笑。美好的青春時光！

50年代初，我們的研究所還經常接待一些來體驗生活的演員，後來在影片《甲午風雲》中扮演鄧世昌的李默然就是其中之一。大概是1955年，電影《青春的腳步》就在我們這棟住宅的前後樓取外景，當時，一些家屬作為群眾演員還參與了演出。我想，美麗的環境應該是攝製組選擇來這裏拍戲的主要原因。所裏那時的景致，文革後無法再現，即便是今天，也無法再重複那些美麗的花園洋房景觀。那是永遠都找不回來的美好過去。

那個時候，12棟內的各戶人家也經常走動，夫人們之間的來往似乎比先生們更加頻繁。那時女士們都非常年輕，家裏也沒有孩子的累贅，遇到先生出差離家，晚飯後便聚到有老人的鄰居家中，聽上年紀的人說書講古，一來打發時間，二來有人壯膽，免得一個人在家冷清，害怕。張先生的母親很喜歡講一些鬼神的故事，而且描述得非常生動，讓年輕的夫人們聽得直上癮，回家睡覺時，又很害怕，但第二天晚上還想去聽。我的母親經常提起那些年中的這類往事，很平常，但難以忘懷。

李所長的夫人，是個地道的鄉下婦女，當年所長從國外回來之後，對夫人很看不上眼，曾有過離了再娶的心。但這位夫人從湖南追來沈陽，非要和他一起生活，有點胡適夫人的味道。12棟內其他的夫人，對這位所長太太都很同情，大家齊心幫助這個女人，幫她參謀買時髦的衣服，幫她化妝打扮……在大家的努力下，最終他們夫妻白頭到老。

我的父親和李所長的關係很好，他是在這位李先生的帶領下歸國參加國家建設的。這位所長一直把父親看成小老弟，工作之餘，兩家常走動。我的母親和李夫人的關係也很好，這本來是相處得很親密的兩個家庭，如果沒有文革，應該是一世的朋友。誰也沒想到，文革的派性運動，會把這樣兩個家庭變成仇敵（詳情後文再敘）。

我們家的樓下，是曹先生的家，他的母親和我外公外婆的關係不錯，相互間經常串門。我小的時候，很喜歡跑來跑去，午休時間總是吵得這位曹老太太無法休息，害得她經常向我的外婆投訴。

一樓方先生一家，在我們這棟樓內是一個風景，因為有一位金發碧眼的女主人。在那個年代，看到一位外國人很不容易，能和一位會講中文的老外做鄰居更是稀有的事。這位方媽媽，為人開朗熱情，和鄰居們相處得很好，無論大人孩子，都能和她說上幾句。她的3個孩子，除了長相之外，其他方麵和中國孩子沒有不同，連說粗話，都是地道的東北口音。文革初期，當方先生受到衝擊時，他的夫人跑到奧地利的領事館，尋求對家人的保護，也許這樣的做法有效果，方先生的遭遇，比其他“高老大”要好一些，盡管他不但是海外回來的人，還曾是“三青團”分子，照理說應該吃更大的苦頭才是。文革期間，12棟的樓道衛生，由這些住戶輪流承擔，不再有專人負責。這樣，那些沒有工作的家屬們，便成了清潔工。我的外公外婆也不例外，那時他們都是70多歲的老人了，身體狀況也不是很好，做這項工作很吃力。這位方媽媽便經常替我的外公外婆打掃衛生，她清潔的方法很特別，和我們習慣的方式不一樣。當時，我們清潔樓梯，都是先撣水，然後用掃把掃去垃圾和塵土。而她則是用含滿水的大抹布，抹幹淨從三樓到一樓的石灰地麵。這樣的做法比掃地累多了，耗時又耗力，但很幹淨。潮濕的地麵上，一點死角都沒有，而且在清潔的過程中，沒有塵土飛起，很衛生。大概當年她在自己的國家時，就是這樣做的。由於是僑民的關係，文革後期物質缺乏時，他們經常可以得到額外的食品，黃油，罐頭，等等，不知道是從什麽渠道搞到的，讓大家非常羨慕。

三年困難時期，全國的狀況都非常糟糕，沈陽市也不例外。大家都沒飯吃的時代，這些高研得到了來自政府的特殊待遇。那段日子裏，每個高研每個月都有一張（或是兩張，記不清了）優待券，可以憑票帶著家人去指定的賓館餐廳就餐，當然，飯費是要自己出的，以那時的生活水準來說，不但不便宜，而且很貴。那時，一般百姓如果需要在外麵吃飯，能去的地方隻有小飯館，根本沒資格在賓館餐廳就餐。賓館餐廳在那個時代是為特殊階層服務的地方。我們研究所的周圍，隻有正門的馬路對麵，文革風潮過後，有一個很小很小的飯館，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也就是個“門臉”飯鋪的規模，兩張桌子，幾張小凳子，同時有十來個人買飯，就轉不開身了，卻要為方圓若幹公裏的路人和居民服務。每天供應的，早餐油條，豆漿，都是限量供應，來晚點就沒了，每天來這裏買油條的人流，經常排到馬路上去。午餐是一到兩種帶肉的大鍋菜和米飯。到後來，“四人幫”倒台前，這樣的炒菜，裏麵的肉，全都是連皮的肥肉，一點瘦肉都看不見了。困難時期我們家在賓館餐廳吃飯時，總會帶上幾個飯盒，不但吃剩的菜全部帶回家，就連盤底的一點油，也要用饅頭擦幹淨，就差沒用舌頭舔了。這樣的情形，現在的人很難理解，每次聽到我父母述說如何用饅頭擦盤底時，我都會忍不住樂，整個一個叫花子像。

困難時期，這些高研不僅有賓館餐廳優待券，還有所裏的“特供”，那就是提供給各家的活雞等市麵上根本見不到的食品。每次都是由專人在午夜時分偷偷地送貨，這樣做是為了避人耳目，以免他人嫉妒。那個時候，不少高研都在自己家裏養家禽，我們家裏不但養雞，還養兔子。當然時間很短，規模不大，和70年代的家家養雞不能相提並論。

文革開始以後，對12棟的特殊供應被取消，最明顯的標誌是熱水沒了。接下來，就要各戶趕走保姆，帶我的那個老大媽就是那個時候被辭退的。不知是紅衛兵還是造反派，把大字報貼在了我的睡房門上，說我是個資產階級的小姐，那時我才3歲。之後，就是往各家硬塞進一戶人同住。我們的12棟，說是高級住宅，隻因為每單元有3個房間，比同時代的每單元一個房間或者兩個房間的多出了一間。由於裏麵的每個房間都很小，也沒有門廳，兩家人同住一個單元，實在很不方便。這也是後來幾乎同住的每兩家人都鬧矛盾，甚至大打出手的原因。被塞進來的，基本上都是根紅苗正，三代貧農的主兒，和這些知識分子，在生活習慣上不可能相同或相近，鬧矛盾是注定的結果。問題鬧得最大的，是一樓方先生他們。容稍後再敘。其他人的單元如此，李所長也不能再享受兩個單元的特殊待遇了，他保留了我們這個門洞的單元，成了我們名副其實的“近鄰”。另一個單元，被分配給了所革委會副主任，一個當過兵的幹部。直到文革結束，李所長升任科學院副院長上調北京時，也沒有再歸還給他。

文革初期，盡管各位“高老大”對局勢都有不同的態度，但總體上還是認真參與的。隨後，暴力事件發生，讓大家都有了自保的想法。記得一樓的方先生，武鬥開始後到我家來，和我父親商量如何在大門上釘木板。當時，我們每家的大門，都是有一半透明玻璃的門，太不安全，後來，在方先生的建議下，我們買了個麵板（北方的麵板，是能做餃子等麵食的板，很大一塊，和切菜板不是一回事）把好好的一塊玻璃給封上了。直到1981年我們搬離，也沒有拆下來。

前麵說過，我父親和李所長的關係很好，文革初期，所裏分成兩派，當每一個人都要麵對派係選擇的時候，李所長特意來我家串門，他真誠地，嚴肅地，認真地勸告我父親，不要站到保宋任窮的“遼聯”一邊。父親問他為何如此，他說，“遼聯”一派沒有軍隊支持一定失敗。要站就要站到受軍隊支持的“遼革站”一邊，這樣才不會在運動中吃虧。當時，所裏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們，都對宋任窮比較溫和的，對搞建設有益的主張表示讚同，這些留洋的學生，對中國曆史研究不透，甚至可以說是沒有研究，根本不懂得軍隊在動亂中的作用和價值，除了這位聰明的所長之外，所有人都選擇了“遼聯”，為此，在複雜的運動中，喪失了保護傘，吃了大虧。從這次談話開始，我父親和李所長成了對立派係的人。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來臨，由於李所長站在了“正確”的一邊，盡管他是這群“高老大”中排名第一位的人物，但在“遼革站”的保護下，對他的隔離審查，成了實質上的隔離保護，他沒有受苦。為此，我父親的心理特別不平衡，直到1979年科技大會召開前夕，他們之間為了工作不得不溝通之外，整個文革期間，兩人見麵都不講話。不僅如此，我們兩家也如仇人一般，同住一個門洞，打頭碰臉時，不但不打招呼，反而相互跺腳，吐口水，以示對立、鬥爭－－不可思議的一切！

前麵說過，文革前，我們這棟樓的住戶，相互間的關係都很好。鄰裏間走動頻繁，串門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文革爆發後，大家見麵能點個頭就算不錯了。即使不像我們和李所長搞得那樣糟糕，相互間再也沒有往日的和諧氣氛，各自關門過日子，老死不相往來。倒是那個“洋人”方媽媽，依然保持著與人為善的一貫作風，對人還是一如既往的笑臉相迎，接人待物總是一片熱誠。看來老外就是老外，即便“入鄉”，也未必“隨俗”。

當所裏的人們分別站到敵對的兩個派係之後，互相間的對立表現不僅僅反映在鄰裏相處時的惡劣態度上，工作單位裏也是“劍拔弩張”。我母親的研究室，兩派人不但把正常的工作放在一邊，還用科研設備製造武鬥“凶器”。一度還出現了這樣的“奇觀”：兩派的人共用一組砂輪來“磨刀”，而且是麵對麵相互對視著磨。那個氣氛，沒有一丁點兒“人情”可言。大家都是共事十幾年的同事，一夜之間成了仇敵，你死我活的樣子。不可思議！像我母親這樣的“大家閨秀”，受多年“資產階級教育”的知識分子，在這樣的環境下，居然也自做了一把匕首，還帶回家。我外公見到後，說：難道你也要去殺人？被他一說，我母親也覺得荒謬，便扔掉了匕首。那個時候，所裏的高音喇叭天天響，常常響，不但成為早晨6點半的“起床號”，也成為各派召集群眾參加“戰鬥”的最佳通知工具。這個喇叭的聲音，伴隨我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

12棟的這幾位“高老大”，在學術上是各個學科的科研領頭人，行政上，不是所長就是研究室主任。那個時候，他們年輕氣盛，說話做事難免有些盛氣淩人，因此得罪了一些同事，文革時為此額外吃了不少苦頭。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有的人公報私仇，把那些平日裏比較高傲的高研整得很慘，葛先生，師先生就是這樣的“倒黴蛋”。

師先生被隔離審查後，被打得很厲害。專案組要他交待問題，寫的不滿意就打。關押期間，曾有一個星期，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專案組每天下午都在固定的時間（沒記錯的話，應該是15∶00，把他帶到設在木工房的群眾專政指揮部去檢查他的交代文字。其實就是打人，和寫得好不好無關。每次都是脫了褲子用軍用皮帶抽。到後來，打爛的皮肉和內褲粘在一起，脫不下來還要硬扯，實在是受夠了罪。這些打手中，有一個家夥是姓田的木工，膀大腰圓，一臉橫肉，外號田胖子。文革初期，在我們對門的譚先生單元，插進去住了一陣，算是我們的鄰居。他在文革時期沒少打人，為此出了名。凡是文革時期在所裏呆過的，無人不知田胖子這個大名。就像納粹時期集中營的看守一樣，臭名遠揚。師先生被打之後，留下了永久的傷痛。二十年後，每至陰天，仍會疼痛不已。

葛先生被隔離後，也被整得很慘。他的性格比較剛烈，屬於很傲的那種，以至於一隻眼睛幾乎被氣瞎了。倒是他的夫人何女士很瀟灑、豁達，和她先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禮堂召開的全所批鬥會上，何女士和其他臭老九一樣，被掛牌子批鬥，每次散會時，她都不會待他人把牌子摘下來，而是自己動手把牌子甩在一邊，然後像沒事人一樣，大步離去。每天中午，樓內的鄰居們都能看見她在樓前花園內她自己的菜地裏鋤草的身影，無論誰走過，她都會帶著笑容打招呼，和她得意時候的待人接物沒有任何區別。在那個時代，我們樓內，沒有一個被衝擊的人能夠有她這份兒瀟灑，值得佩服。大家夥都把她看成異類，說她的心實在太寬。何女士2008年以90多歲的高齡去世。據說，所裏的一個做記者的子弟，正在撰寫她的大傳。如能出版，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一位女科學家一生的風采。

文革時，住在一樓的斯先生也是出盡了洋相。斯先生是研究焊接的專家，我的母親多年來一直在他的研究室裏做技術工作。文革初期，審查者為了羞辱他，讓他獨立操作軋焊條的機器，對於一個做研究工作的人來說，操作機器，幹技工的活，實在是有些為難。如此一來，他就被說成是徒有虛名，名不副實，這件事被大家當成笑料，廣為流傳。他還曾被五花大綁，掛上大牌子，當著家屬的麵，在整個大院遊街示眾，在工作區的大門前罰站。他是12棟高研中唯一一個被如此當眾羞辱的人。

在所內十幾個研究室當中，並不是每個研究室都是如此般瘋狂。郭先生的研究室就是一個比較平靜的區域。我說比較平靜，是因為這個研究室在嚴酷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沒有人被整死，或是因此坐牢。這一切的原因，大約是因為整個研究室的人員組成中，絕大部分都是“遼聯”這一派的人。既然都是“自己人”，即便是奉命不得不整，也會多少手下留情，決不會往死裏整。這讓郭先生的處境與其他同類人比起來，要幸運得多。

清理階級隊伍告一段落之後，1969年的夏天，所裏的職工幾乎全部下鄉勞動，一走就是幾個月。整個12棟處在家家沒有“大人”的狀態。好在我的外公，外婆和我們住在一起，父母可以放心地下鄉。其他有孩子的人家很多都沒有這樣的條件。曹家當時兩個孩子都隻有十多歲，曹老太太早已去世，好在老大是個女孩兒，14歲左右，可以照顧弟弟。和他們共住一個單元的一家人也是雙職工，兩個孩子和曹家的年齡相仿。這個單元四個大人全部離去，剩下四個孩子當家。這是多麽荒謬的事。多年以後，大家坐在一起，聊起當年的荒唐時光，後怕得不得了。整個研究所，這類孩子當家的家庭很多，好在那個時代的少年人沒有多少“歪心”，要是換成現在，一定會出很多離奇的事件。

下鄉勞動回來後不久，所內相當一部分的被整人士就被逼著到農村插隊去了，當時被稱為“走五七道路”。12棟內的譚先生一家，曹先生一家都下去了。我們很幸運，做好一切準備之後，發現“發配”的名單裏並沒有我們的名字。當時，家裏的空氣很緊張，父母不知道會有什麽樣的生活在等待我們。記得一次吃晚飯的時候，外婆對媽媽說：不行的話，我們（外公外婆二人）回老家（鐵嶺農村）去，隻是不知道孩子該怎麽辦。那時的我，第一次感覺到成為“包袱”的壓力，心裏很不是滋味兒。外婆的話到今天我也不是很明白，為什麽把我當成負擔，難道不能和爸媽一起下鄉嗎？

當年這些“走五七道路”的家庭中，有不少沒有任何農村生活經驗，結果到了鄉下後，鬧出了不少笑話。有一對1965年從美國回來的夫婦，先生姓吳，五十幾歲，沒有孩子。剛從國外回來不久就趕上文革，被整得死去活來。清理階級隊伍時，吳先生當著全研究室職工的麵，跪在地上，被人打耳光，痛哭流涕，還自己批判自己，那模樣十分淒慘。發配到鄉下後，他們夫婦很不習慣用灶來生火做飯，為了清除洗鍋後剩下的一點水，夫妻二人竟然把一口大鍋從灶上抬下來，抬到室外去倒水，讓周圍的鄰居看到，成了笑柄，多年後，大家仍記得這個故事。這樣的笑聲中，隱藏著多少悲哀！

一部分住戶“走五七道路”離開之後，空出來的單元，就被“無產階級”占領了。“高研”們的孩子很少，而且年齡差異很大，所以文革前的12棟，看不到成群的孩子在樓前玩耍的場麵。“無產階級”住戶進來之後，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他們不但孩子多，而且孩子們的年齡相仿。一時間，房前屋後，到處都是小孩子追逐、奔跑的場麵。安靜的環境變得熱鬧起來。我的兒時記憶，大多是這些混亂不堪的片斷。這些“無產階級”子弟，不但大肆破壞樓內，樓外的公物，還利用政治環境來欺負我們這些“臭老九”的孩子。

文革前樓門、走廊的玻璃窗，都是完整無損的，樓前，樓後的花園也很整齊，很有規則。晚飯後，大家經常樓前樓後地散步，那真是鳥語花香的景色。自從文革開始，周圍的一切一天不如一天，到後來，可以說是“換了人間”。樓門沒了，走廊的窗子沒有一扇是有玻璃的。樓後的花壇消失，成了住戶們的玉米地。前後四個花園中的各種樹木都成了殘枝敗葉的模樣，花也沒了。讓我覺得最可惜的是那幾棵繁茂的丁香樹，能長成一人多高很不容易，轉眼間就剩下一些矮矮的樹幹。唯一讓我欣慰的是，前院的桃樹還健在，夏日裏，一個人躲在樹上乘涼，嚼著青澀的果子，耳聽風吹樹葉沙沙作響，這是我童年中最愜意的時光。

後花壇變成青紗帳之後不久，前後樓的花園也成了莊稼地。12棟的住戶們幾乎每家一塊地，種的都是玉米。沒種莊稼的地方，便搭起了一人高的雞棚，一陣風吹來，滿院子雞屎味兒。和花園相比，莊稼地，雞窩似乎更適合孩子們玩耍。我們經常玩的遊戲就是“藏貓貓”，我有一次藏在雞窩裏，回家後滿身的屎味兒，惹得外婆大叫大罵。在孩子們當中，“出身好”的占多數，像我們這樣的一直是被他們欺負的對象。我是獨生女，家裏有很多玩具，拿出去玩時，經常被他們搶走，事發後，還不敢和家長說，怕惹來更多的麻煩，每次發生這種事，都讓我苦惱不已，以至於時至今日還記得那幾個經常搶我玩具的家夥。

不僅孩子被欺負，鄰裏之間相處，我們這類家庭也是被欺負的對象。記得有一年春天，我們家的玉米地被對門的鄰居強占了一大塊，父親很氣憤，但也沒有辦法。那時的我一心想報這個“仇”，便找了一天沒人的時候，把他們的玉米苗全拔光了。站在陽台上，看著鄰居禿禿的玉米地，我的心情別提有多痛快了。

兩類人的住戶，隨著時間的推移，鄰裏矛盾越來越多。文革後期，吵架成了家常便飯，最嚴重的莫過於方先生一家的情況。那個時候，方先生的兩個兒子已經長大了，大兒子生得膀大腰圓，一副農民的體魄。由於他們哥倆兒是混血兒，上級批準他們中學畢業後不用插隊，但這個做哥哥的還是自願下鄉，在農村幹了一陣子。在他們那個單元插住的另一家，戶主身材瘦弱，兩個孩子還小，沒有能“撐起門戶”的男人，相比之下，在力量上不如方先生家有實力。直到現在我們也不清楚這最初的矛盾是什麽，等我們注意到兩家的問題時，事情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先是方家的大兒子對另一戶的男人大打出手，接著，那個男人又磨刀霍霍（是真的在廚房裏磨菜刀），揚言要砍姓方的。讓我們這些作鄰居的著實緊張了一番。最後，他們兩家各走各的門，方先生他們把露台（一樓的“露台”，是一個小花壇，文革後他們自己圍了起來）的門當成正門，另一家則使用單元的大門，從此再不來往。

這類問題，直到“四人幫”倒台，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插入12棟的那些“無產階級”住戶搬走為止，才得以告一段落。那個時候，這棟“高級住宅”，在經曆了文革的風雨之後，已經變得麵目全非，完全看不到任何特殊之處了。

12棟的原有住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段時間裏，幾乎全部搬離。有的搬到院內其他新建的住宅，有的離開研究所，另謀高就。李所長在1979年第一屆科技大會後上調北京，任科學院副院長。我的父親1981年調往北京勞動人事部，組建壓力容器檢測中心，後任勞動部科技委副主任，勞動科學院院長。師先生於80年代中期上調北京，任科學院技術科學部主任。葛先生夫婦80年代初帶領所內一部分人遷往合肥，組建新的研究所。方先生1976年把3個孩子送往奧地利讀書，80年代初攜夫人赴奧地利定居。定居國外最初的幾年，他任職“奧鋼”顧問，幫助“奧鋼”和中國做生意，經常來往於歐洲和中國之間。

歲月滄桑，在12棟迎來建樓50周年之際，這一片土地被重新開發。這棟“高級住宅”被推平之後，在上麵建成了一幢三十幾層的現代化住宅。當年那第一批“高研”住戶們，如今隻剩下師先生還健在。人走了，樓倒了。鮮活的一切變成黑白色的記憶，走入曆史。